权威指南 规范引领|《原发性肝癌诊疗指南（2026年版）》
如何引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医政司.原发性肝癌诊疗指南（2026年版)[J].中华消化外科杂志,2026,25(4):423-482. DOI:10.3760/cma.j.cn115610-20260409-00187. Department of Medical Administration, National Health Commiss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Guideline for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primary liver cancer (2026 edition)[J].Chin J Dig Surg,2026,25(4):423-482. DOI: 10.3760/cma.j.cn115610-20260409-00187. ● 本文发表在《中华消化外科杂志》2026年第25卷第4期，欢迎阅读、引用 中华消化外科杂志\n 樊嘉院士
作者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医政司
中华消化外科杂志2026年4月第25卷第4期 Chin J Dig Surg, April 2026, Vol.25, No.4\n·423·\n·指南与共识·\n 原发性肝癌诊疗指南(2026年版)\n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医政司\n Guideline for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primary liver cancer (2026 edition)\nDepartment of Medical Administration, National Health Commiss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n[Key words] Primary liver cancer; Diagnosis; Treatment; Guideline\n【关键词】原发性肝癌;诊断;治疗;指南\n 一、概述\n据中国国家癌症中心发布的数据,2022年全国原发性肝癌发病人数36.77万，占全球病例的42.5%，位列各种癌症新发患者数第4位、发病率位列第5位;2022年因原发性肝癌死亡人数31.65万，死亡人数和病死率均位列第2位;人群肝癌5年相对生存率为14.4%，诊断时为中期和晚期比例达50%以上$^{[1-3]}$。原发性肝癌主要包括肝细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肝内胆管癌(intra-hepatic cholangiocarcinoma,ICC)和混合型肝细胞癌-胆管癌(combined hepatocellular-cholangiocarcinoma,cHCC-CCA)三种不同病理学类型，三者在发病机制、生物学行为、病理组织学、治疗方法以及预后等方面差异较大，其中HCC占80%、ICC占14.9% 4。本指南中的“肝癌”仅指HCC。 \n为推进我国肝癌诊疗规范化，原卫生部于2011年10月首次发布《原发性肝癌诊疗规范(2011年版)》。随着医学实践与科研进步，国家卫生健康委在2017年、2019年、2021年及2023年完成四轮系统性修订，形成《原发性肝癌诊疗指南(2024年版)》。该指南不仅系统整合了我国肝癌多学科诊疗(multi-disciplinary team,MDT)经验与科研成果，更为规范临床实践、优化医疗资源配置、提升患者生存质量提供了权威指导。自《原发性肝癌诊疗指南(2024年\n版)》发布以来，全球在肝癌的诊断、分期及治疗方面出现了许多符合循证医学原则的高级别证据，尤其是适应中国国情的研究成果相继问世。为此，国家卫生健康委委托中华医学会肿瘤学分会，联合中国抗癌协会肝癌专业委员会、中国医师协会介入医师分会、中国医师协会外科医师分会和中华医学会超声医学分会等组织全国肝癌领域的多学科专家，结合肝癌临床诊治和研究的最新实践，再次修订并更新形成《原发性肝癌诊疗指南(2026年版)》(以下简称《指南》)，以更好地规范肝癌的诊疗行为，反映肝癌诊治的最新进展，提升肝癌患者的总体生存(overall survival,OS)率,进一步推动落实并达成《“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中实现总体癌症5年OS率提高15%的目标标。 \n证据评价与推荐意见分级、制定和评价方法学(grading of recommendations, assessment, development and evaluation, GRADE),是目前使用最广泛的证据评价和推荐意见分级系统 ${}^{[5]}$ 。GRADE系统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为证据评价，根据证据中的偏倚风险、不一致性、间接性、不精确性和发表偏倚，GRADE系统将证据质量分为高、中、低和极低四个水平 ${}^{[6]}$ 。第二部分为推荐意见分级，GRADE系统考虑医学干预的利弊平衡、证据质量、价值观念与偏好，以及成本与资源耗费等因素来制定推荐意见，并且将推\nDOI:10.3760/cma.j.cn115610-20260409-00187\n收稿日期 2026-04-09\n引用本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医政司.原发性肝癌诊疗指南(2026年版)[J].中华消化外科杂志,2026,25(4):423-482.DOI:10.3760/cma.j.cn115610-20260409-00187.\nCitation:Department of Medical Administration, National Health Commiss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Guideline for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primary liver cancer(2026 edition)[J].Chin J Dig Surg,2026,25(4):423-482.DOI:10.3760/cma.j.cn115610-20260409-00187.\n\n ·424·\n中华消化外科杂志2026年4月第25卷第4期 Chin J Dig Surg, April 2026, Vol.25, No.4\n荐意见分为强推荐和弱推荐(有条件推荐)两种$^{[7]}$。医学干预的利弊差别越大，证据质量越高、价值观念与偏好越清晰越趋同、成本与资源耗费越小，则越应该考虑强推荐，反之，则应考虑弱推荐(有条件推荐)。本指南中的循证医学证据等级评估参照了上述GRADE分级的指导原则，采用了《牛津循证医学中心分级 2011版》(OCEBM levels of evidence)作为辅助工具来具体执行证据分级(证据等级1~5)(附录1)。在从证据转换成推荐意见的方法上，指南专家组主要参考了上述的GRADE对推荐意见分级的指导原则，同时结合了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SCO)指南的分级方案 ${}^{[8]}$ 对推荐意见分级作了相应的修改(附录2)。最终将推荐强度分为三个等级，分别是强推荐、中等程度推荐和弱推荐(指南正文中分别用推荐A、推荐B和推荐C表示)。强推荐(推荐A)代表专家组对该推荐意见反映了最佳临床实践有很高的信心，绝大多数甚至所有的目标用户均应采纳该推荐意见。中等程度推荐(推荐B)代表专家组对该推荐意见了最佳临床实践有中等程度的信心，多数目标用户会采纳该推荐意见，但是执行过程中应注意考虑医患共同决策。弱推荐(C推荐C)代表专家组对该推荐意见反映了最佳临床实践有一定的信心，但是应该有条件地应用于目标群体，强调医患共同决策。 \n 二、预防、筛查和监测\n (一)肝癌的预防\n预防和筛查监测是降低肝癌发病率和病死率的重要手段。据推算，若年龄标准化发病率(age-standardized incidence rates, ASIR)实现每年2%~5%的降幅，到2050年全球可减少880万~1730万的新发肝癌病例，770万~1510万人将不会因肝癌死亡。全球60%以上肝癌，可通过减少相关风险因素加以预防 ${}^{[9]}$。\n<BeginOfPara>接种乙型肝炎疫苗是预防乙型肝炎病毒(hepa-titis B virus,HBV)感染最经济有效的方法。中国新生儿乙型肝炎疫苗已全部实施免费接种。各级医疗卫生机构应不断提升儿童乙型肝炎疫苗全程接种率和新生儿乙型肝炎疫苗首剂及时接种率。在12h内，尽早为乙型肝炎病毒表面抗原(hepatitis B virus surface antigen,HBsAg)阳性产妇所生婴儿接种乙型肝炎疫苗、注射乙型肝炎免疫球蛋白，加快全面消除HBV母婴传播。积极促进病毒性肝炎感染者早检测、早发现。针对重点地区和重点人群，探索通过健康体检、自我检测等方式，提高病毒性\n<EndOfPara>肝炎检测发现率和诊断率。医疗机构动员符合治疗条件的患者接受规范抗病毒治疗 ${}^{[10]}$ ，并提供随访及相关不良临床结局监测等服务，不具备条件的要及时转诊。为病毒性肝炎患者及其家属提供健康教育和咨询服务，提高符合抗病毒治疗患者的治疗率、治疗依从性和治疗效果。在华东、华南等地区气候温暖湿润区域，积极防范黄曲霉毒素和蓝藻毒素暴露，注意粮油食品干燥和通风保存、避免木质厨具、餐具霉变。倡导通过饮食调整、运动锻炼等生活方式干预贯穿代谢功能障碍相关脂肪性肝病(metabolic dysfunction-associated fatty liver disease,MAFLD)治疗的全过程，提升MAFLD的分层管理和治疗能力及水平。卫生健康、中医药、疾控等部门应坚持经常性与集中性宣传教育相结合，积极宣传肝癌防治知识，倡导不吸烟、限制饮酒、合理膳食、科学运动等健康理念，提高科学健康知识的传播力和可及性。 \n (二)肝癌中、高风险人群的筛查和监测\n由我国学者研发的适用于多种慢性肝病和多种族的肝癌风险评估模型aMAP评分(age-male-albi-platelets score),可便捷地将肝病人群分为肝癌低风险(aMAP评分0~50分)、中风险(aMAP评分50~60分)和高风险(aMAP评分60~100分)人群,各组人群肝癌的年发生率分别为0~0.2%、0.4%~1.0%和1.6%~4.0% ${}^{[11]}$ (证据等级2,推荐B)。此外，基于多变量纵向数据(aMAP评分和AFP)和循环游离DNA(cell-free DNA,cfDNA)特征构建的两种新型肝癌风险评估模型aMAP-2和aMAP-2 Plus,可进一步识别出肝癌年发生率高达12.5%的超高风险人群 ${}^{[12]}$ 。肝癌早期预警模型(ALARM)，可提前3~12个月预警约95%肝癌的发生 ${}^{[13]}$ (证据等级2,推荐B)。\n<EndOfPara>对肝癌的中、高风险人群(aMAP评分50~100分)筛查与监测[超声检查(常规彩色多普勒超声)联合血清甲胎蛋白(alpha-fetoprotein,AFP)、异常凝血酶原(protein induced by vitamin K absence/antagonist-II, PVIKA- II或 des-gamma carboxyprothrombin, DCP)检测],有助于肝癌的早期发现、早期诊断和早期治疗 ${}^{[14]}$,同时可以显著降低肝癌病死率(15)(证据等级1,推荐A)。肝癌的中、高风险人群快速、便捷识别是实施大范围肝癌筛查的前提,而对人群肝癌风险的分层评估是制定不同肝癌监测策略的基础。在我国,肝癌的中、高风险人群主要包括:具有HBV和(或)丙型肝炎病毒(hepatitis C virus,HCV)感染、\n 中华消化外科杂志2026年4月第25卷第4期 Chin J Dig Surg, April 2026, Vol.25, No.4\n·425·\n过度饮酒、MAFLD、饮食中黄曲霉毒素B1的暴露、其他各种原因引起的肝硬化及有肝癌家族史等人群,尤其年龄>40岁的男性 $^{[9]}$ 。HBsAg阴性但乙型肝炎核心抗体(hepatitis B core antibody,HBcAb)阳性的患者也应纳入肝癌中、高风险人群的筛查范围。加大中、高风险人群检测发现力度，建议18岁以上人群终生至少进行1次乙肝检测。\nMAFLD是我国常见的慢性进展性肝病，应该加强筛查和防治。MAFLD的诊断基于以下3个标准:影像学诊断脂肪肝和/或肝活检发现≥5%肝细胞大泡性脂肪变性;存在1项及以上代谢综合征组分;排除过量饮酒(每周乙醇摄入量男性>210g,女性>140g)。能量密集型饮食和久坐少动生活方式及其催生的肥胖、代谢综合征、2型糖尿病是MAFLD的主要危险因素。MAFLD患者应该筛查并监测肝纤维化，合并进展期纤维化的MAFLD患者应该筛查肝癌，明确诊断肝硬化时还应筛查食管静脉曲张和肝脏失代偿事件 $^{[16]}$。\n肝癌中、高风险人群应至少每隔6个月进行1次肝癌监测 $^{[11]}$ (证据等级2,推荐A);对于肝癌超高风险人群,每隔6~12个月进行1次增强影像学检查[如增强磁共振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加强监测,有助提高早期肝癌检出率。 \n肝癌筛查应重视将肝癌风险预测评分作为有效工具，在政府主导下，多方参与、“三医”联动、资源下沉，根据各地发病情况及当地资源开展大规模的社区、医院一体化的精准筛查新模式(早筛查、早期预防、全程管理) $^{〔17〕}$ (附录3),从而有效提高肝癌早期诊断率，降低病死率。\n 要点论述:\n(1)预防、筛查和监测是降低肝癌发病率和病死率的重要手段。\n(2)接种乙型肝炎疫苗是预防HBV感染最经济有效的方法。\n(3)为病毒性肝炎患者及其家属提供健康教育和咨询服务，提高符合抗病毒治疗人群的治疗率、治疗依从性和治疗效果。\n(4)倡导通过饮食调整、运动锻炼等生活方式干预贯穿MAFLD治疗的全过程，提升MAFLD的分层管理和治疗能力及水平。\n<BeginOfPara>(5)借助肝脏超声检查联合血清AFP、PIVKA-II进行肝癌的早期筛查，建议对肝癌的中、高风险人群(aMAP评分50~100分)至少每隔6个月进行1次筛查。\n 三、诊断\n (一)肝癌的影像学诊断\n各种影像学检查手段各有特点，应该强调综合应用、优势互补、全面评估。\n 1.超声\n超声检查具有便捷、实时、无创和无辐射等优势，是临床上最常用的肝脏影像学检查方法。\n灰阶超声检查可以用于检出肝内占位性病变，鉴别其是囊性或实性，初步判断良性或恶性。典型肝癌灰阶超声表现为肝内实性占位，圆形或椭圆形，周边常可见低回声的声晕。小肝癌有时内部可见高回声区，这是肿瘤部分脂肪变的结果。灰阶超声还可观察到合并肝硬化的表现，如肝脏体积缩小、肝表面凸凹不平及门静脉高压等。少数弥漫型肝癌与肝硬化难以区分。同时，灰阶超声检查可以初步判断是否有肝内转移灶、肝内血管及胆管侵犯情况等。肝内转移灶多表现为肝内肿块周边或肝内其他部位出现大小不等的实性结节。门静脉、肝静脉及胆管癌栓表现为管腔内实性回声。癌栓完全充满门静脉管腔时周边可出现细小侧支循环形成，呈“蜂窝样”改变。肝癌直接侵犯周邻脏器如胆囊、右肾时，灰阶超声也可出现相应影像学改变。 \n彩色多普勒血流成像可以观察病灶血供状况，辅助判断病灶良恶性，显示病灶与肝内重要血管的毗邻关系以及有无肝内血管侵犯(证据等级2,推荐B)。肝癌在彩色多普勒血流成像上表现为病灶内部血流信号增加。脉冲多普勒检测在病灶内部可见动脉血性血流信号，阻力指数多>0.6。门静脉、肝静脉及胆管出现癌栓时可在癌栓内检出动脉性血流信号。\n超声造影检查可以实时动态观察肝肿瘤血流灌注的变化，鉴别诊断不同性质的肝脏肿瘤 $^{[18-24]}$ (证据等级2,推荐A)。超声造影剂多使用微泡造影剂经外周静脉注射，微泡内部为惰性气体，其安全性高，过敏反应极少见。目前常用超声造影剂有注射用六氟化硫微泡和注射用全氟丁烷微球。前者为纯血池造影剂，可用于血管相成像;后者可被Kuppfer细胞吞噬，形成血管后相图像。血管相阶段包括动脉期(注射造影剂30s以内)、门静脉期(31~120s)、延迟期(>120s)。血管后相阶段一般定义为造影剂注射10min后。典型肝癌超声造影多表现为病灶动脉期非环形高增强，增强时间早于病灶周围肝实质，门静脉或延迟期减退为低增强，即“快进快出”增强模式 $^{[23-24]}$ (证据等级1,推荐A)。与\n ·426·\n中华消化外科杂志2026年4月第25卷第4期 Chin J Dig Surg, April 2026, Vol.25, No.4\nICC和肝转移癌比较，肝癌造影剂廓清多出现于造影剂注射60s后且廓清较轻微，而前二者多出现于60s内且廓清更显著$^{[25]}$。肝癌超声造影表现与病灶大小和分化程度相关，直径>3.0cm的肝癌多表现为上述典型增强模式，但少数<2.0cm者超声造影表现趋于不典型，高分化者造影剂廓清慢而低分化者廓清较快。\n超声造影可用于区分再生结节、低度异型增生、高度异型增生、早期肝癌及进展期肝癌等不同阶段 ${}^{[26]}$ (证据等级2，推荐B)。有肝癌中、高风险的患者推荐采用超声造影肝脏影像报告与数据系统(CEUS liver imaging reporting and data system,CEUS LI-RADS)提高肝癌诊断的特异性 ${}^{[27]}$ (证据等级2，推荐A)。CEUS LI-RADS诊断肝癌的符合率在LR-3类为14%~39%,LR-4类为68%~86%,LR-5类为95%~98%。因此，LR-5类病灶基本可以临床诊断为肝癌 ${}^{[26,28]}$ 。 \n肝癌在超声造影延迟期或血管后相多表现为低增强，与周围肝实质分界明显。因此超声造影可用于肝内多发微小病灶的检出 $^{[17]}$ (证据等级2,推荐B)。当肝内病灶延迟期或血管后相表现为低增强时，可在10min后再次注射超声造影剂，观察病灶动脉期有无增强，进而判断病灶的有无及性质。血管后相造影剂(如注射用全氟丁烷微球)因为显影时间长(30min至2h),尤其适合用于病灶的检出 $^{[24,29]}$ (证据等级2,推荐B)。超声造影检测肝癌病灶大小、数目、肝内脉管转移的能力与动态增强计算机断层成像(computed tomography,CT)或MRI扫描的能力相近，因此也可以作为肝癌分期诊断的重要补充。\n超声造影可用于肿瘤消融的术前规划、术中实时引导、消融后即刻评估局部疗效;消融后即刻评估有助于迅速发现未完全消融的残留病灶，及时补充治疗 $^{[23,30]}$ (证据等级2,推荐A)。超声造影也可用于肝癌消融术中及术后并发症的观察，如肝表面穿刺点的活动性出血，术后肝脓肿、胆汁瘤、动脉瘤、肝实质缺血性梗死等的识别。超声造影同样适用于消融术后的影像学随访，可在早期识别局部肿瘤进展或肝内其余部位复发，为疾病控制争取时间 $^{[31]}$ (证据等级2,推荐A)。注意肝癌残留或复发不一定会出现门静脉期或延迟期造影剂廓清，此外还要与治疗区域周边的反应性充血相鉴别。 \n定量超声造影可测量造影剂到达时间、达峰时间、渡越时间、峰值强度、血流灌注量等指标，可用于评估系统抗肿瘤治疗(化疗、靶向治疗、免疫治疗\n等)后的疗效以及早期预测患者对系统抗肿瘤治疗的反应性，辅助临床决策 ${}^{[32-33]}$ 。基于超声造影的超分辨超声成像技术，可更清晰显示肝癌微血管(直径可小至0.05mm)，有望提高对肝癌的诊断及疗效评估能力 ${}^{[34-35]}$ 。\n超声联合动态增强CT、MRI的影像导航技术，在肝癌精准定位中具有重要价值，尤其有助于常规超声检查难以显示的隐匿性肝癌的定位 $^{[30,36-37]}$ (证据等级3,推荐B)。超声融合影像导航在肝癌消融术前计划、术中监测及安全边缘判断、术后即刻评估疗效中也具有一定价值。融合导航中使用超声造影能进一步提高评估准确性 $^{[37,38]}$ 。\n超声剪切波弹性成像可以定量测量肝肿瘤周边肝实质的纤维化/硬化程度，进一步评估肝脏储备功能 $^{[39.41]}$ (证据等级 3,推荐 B)。肝脏超声脂肪定量技术可定量分析并能以百分比形式显示肝脏脂肪含量，结合超声弹性等技术可评估MAFLD患者的肝脏状态，为MAFLD相关性肝癌的预警提供辅助信息 $^{[42.46]}$ 。\n术中超声(超声造影)在肝外科手术中的应用也越来越普及，可敏感检出隐匿性微小病灶、判断手术切除范围和切缘情况 $^{[47]}$ 。高频超声有助于发现肝包膜下或位置较表浅的隐匿病灶 $^{[17]}$ 。超声影像组学对鉴别诊断肝癌、预测肝癌微血管浸润等生物学行为及选择治疗手段等有一定的意义 $^{[48]}$ 。通过融合患者临床和肿瘤影像信息，可建立肝肿瘤智能诊断和预测模型;有望为临床选择消融或手术治疗提供科学、合理决策 $^{[49,51]}$ 。肝脏超声检查受限于检查者的经验，MDT的开展有助于超声检查者和术中超声操作者积累经验。 \n 2.CT和MRI\n动态增强CT、MRI扫描是肝脏超声和(或)血清AFP、PIVKA-Ⅱ筛查异常者明确肝癌诊断的首选影像学检查方法(附录4)。肝脏动态增强MRI具有无辐射、组织分辨率高、多方位多序列动态增强成像等优势，且具有形态结合功能(包括扩散加权成像等)综合成像能力，成为肝癌临床检出、诊断、分期和疗效评价的优选影像技术。动态增强MRI对直径≤2.0cm肝癌的检出和诊断能力优于动态增强CT ${}^{[52-53]}$ (证据等级1,推荐A)。动态增强MRI在评价肝癌是否侵犯门静脉、肝静脉主干及其分支，以及腹腔或腹膜后间隙淋巴结转移等方面，较动态增强CT具有优势。\n采用动态增强MRI扫描评价肝癌治疗疗效时:\n 中华消化外科杂志2026年4月第25卷第4期 Chin J Dig Surg, April 2026, Vol.25, No.4\n·427·\n对于非放射治疗，包括局部治疗(如手术/介入/射频等)及全身系统治疗，可使用改良版的实体瘤疗效评价标准(modified response evaluation criteria in solid tumor,mRECIST)结合T2WI及DWI进行综合判断;对于内、外放射治疗，可采用LI-RADS TRA v2024评价标准，同时强调需结合T2WI及DWI进行综合判断。\nCT/MRI(非特异性钆类对比剂)动态增强三期扫描包括:动脉晚期(门静脉开始强化,通常注射对比剂后约35s扫描)、门静脉期(门静脉已完全强化,肝静脉可见对比剂充盈,肝实质通常达到强化峰值,通常注射对比剂后60~90s扫描)、延迟期(门静脉、肝静脉均有强化但低于门静脉期,肝实质可见强化但低于门脉期,通常注射对比剂后3min扫描)。肝细胞特异性 MRI对比剂(轧啸酸二钠, Gd-EOB-DTPA)动态增强四期扫描包括:动脉晚期(同上)、门静脉期(同上)、移行期(肝脏血管和肝实质信号强度相同,肝脏强化是由细胞内及细胞外协同作用产生,通常在注射Gd-EOB-DTPA 2~5min后扫描)、肝胆特异期(肝脏实质信号高于肝血管,对比剂经由胆管系统排泄,通常在注射Gd-EOB-DTPA 12~20 min后扫描;肝功能正常者、一般肝胆特异期12~15min扫描,而肝功能明显降低者、一般只需延迟20 min即可)。 \n肝癌影像学诊断主要根据动态增强扫描的“快进快出”强化方式 ${}^{[55-57]}$ (证据等级1,推荐A)。动态增强CT和MRI动脉期(主要在动脉晚期)肝肿瘤呈均匀或不均匀明显强化，门静脉期和(或)延迟期肝肿瘤强化低于肝实质。“快进”为非环形强化，“快出”为非周边廓清。“快进”在动脉晚期观察，“快出”在门静脉期及延迟期观察。Gd-EOB-DTPA通常在门静脉期观察“快出”征象，但移行期及肝胆特异期“快出”征象可以作为辅助恶性征象。\nGd-EOB-DTPA增强MRI检查显示:肝肿瘤动脉晚期明显强化，门静脉期或移行期强化低于肝实质，肝胆特异期常呈明显低信号。但仍有5%~12%分化较好的肝癌，尤其是直径≤2.0cm的肝癌，肝胆特异期可见肿瘤部分呈吸收对比剂的稍高信号 ${}^{[58]}$ 。Gd-EOB-DTPA增强MRI尤其适用于合并肝硬化的患者，同时有助于与高度异型增生结节等癌前病变相互鉴别 ${}^{[59]}$ 。\n对于肿瘤直径≤2.0cm肝癌的诊断，强调尚需要结合其他影像征象(如包膜样强化、T2加权成像中等信号和扩散受限等)及超阈值增长(6个月内\n病灶最大直径增大50%)进行综合判断 $^{[60]}$ (证据等级3,推荐B)。动态增强MRI扫描包膜样强化的定义为:光滑，均匀，边界清晰，大部分或全部包绕病灶，特别在门静脉期、延迟期或移行期表现为环形强化。\n将影像学上测量直径≤1.0cm的肝癌定义为亚厘米肝癌(subcentimeter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scHCC)。根据文献报道，scHCC局部切除术后5年OS率为97.3%,明显高于直径1.0~2.0cm的肝癌(5年OS率为89.5%) ${}^{[61]}$ 。在中、高风险人群中，排除T2极高信号血管瘤病灶及“靶征”病灶后，推荐使用Gd-EOB-DTPA增强MRI诊断scHCC ${}^{[62.67]}$ ,其诊断敏感性为72.1%(95%CI=64.8%~78.5%)。诊断标准:动脉晚期强化+门脉或移行期廓清;如动脉晚期强化不理想者，建议需结合细胞外对比剂MRI增强进行综合评估 ${}^{[62.67]}$ (证据等级2,推荐B)。 \n目前CT平扫及动态增强扫描除应用于肝癌的临床诊断及分期外，也应用于肝癌局部治疗的疗效评价，特别是观察经动脉化疗栓塞(transarterial chemoembolization,TACE)后碘油沉积状况及肿瘤存活有一定优势，同时有助于决定是否需要再次TACE治疗 ${}^{[68.70]}$ 。基于术前CT的影像组学技术也可以用于预测首次TACE治疗的疗效 ${}^{[71]}$ 。同时，借助CT后处理技术可以进行三维血管重建、肝脏体积和肝肿瘤体积测量。三维可视化重建技术可以进行肝脏分叶分段处理，术前模拟手术，辅助医生制定最优手术方案。\n基于肝癌动态增强CT和(或)MRI信息，并结合临床数据挖掘建立融合模型有助于改善临床决策(患者治疗方案选择、疗效评价及预测等) ${}^{[72]}$ 。对于术前预测肝癌微血管侵犯(microvascular invasion，MVI),影像学征象特异性高,但敏感性较低,人工智能(包括影像组学和生境分析等深度机器学习模型)是术前预测MVI的可能突破点 ${}^{[73-75]}$ (证据等级3,推荐B)。\n 3.数字减影血管造影\n数字减影血管造影(digital subtraction angio-graphy, DSA)是肝癌血管内介入治疗前必须进行的检查，常采用经选择性或超选择性肝动脉插管进行。DSA检查可以清楚地显示肝动脉解剖和变异以及肿瘤血管、染色，明确肿瘤数目、大小及其血供丰富程度$^{[76]}$。DSA联合锥形束CT(cone beam CT,CBCT)可更清楚显示肿瘤病灶、提高小肝癌的检出率，明确肿瘤供血动脉分支的三维关系、指导肿瘤\n ·428·\n中华消化外科杂志2026年4月第25卷第4期 Chin J Dig Surg, April 2026, Vol.25, No.4\n供血动脉分支的超选择性插管 $^{[77]}$ (证据等级2,推荐A)。经肠系膜上动脉或肺动脉的间接门静脉造影,可以评价门静脉血流和门静脉主干或一级分支癌栓栓塞等情况。\n 4.核医学影像学检查\n(1)正电子发射断层成像(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PET):包括 PET/CT和 PET/MR融合影像。目前, PET常用的显像剂为氟-18-脱氧葡萄糖( ${ }^{18}$ F-fluro-deoxyglucose,'${ }^{18}$ F-FDG), ${ }^{18}$ F-FDG PET/CT或 PET/MR全身显像的优势在于:①对肿瘤进行分期，通过一次检查能够全面评价有无淋巴结转移及远处器官的转移 ${}^{[78-79]}$ (证据等级1,推荐A);②再分期,因PET功能影像不受解剖结构的影响,可以准确显示解剖结构发生变化后或者解剖结构复杂部位的复发转移灶 ${}^{[80]}$ (证据等级2,推荐B);③对于抑制肿瘤活性的靶向药物的疗效评价更加敏感、准确 ${}^{[81-82]}$ (证据等级2,推荐A);④指导放射治疗生物靶区的勾画、确定穿刺活检部位 ${}^{[80]}$ ;⑤评价肿瘤的恶性程度和预后 ${}^{[83-85]}$ (证据等级2,推荐B)。 ⑧F-FDG PET显像对肝癌诊断的敏感性和特异性有限，可作为其他影像学检查的有益辅助和补充。采用碳-11标记的乙酸盐("C-acetate)或胆碱("C-choline)等显像剂PET显像可以提高对高分化肝癌诊断的敏感度,与 ${}^{18}$ F-FDG PET显像具有互补作用 ${}^{[86-87]}$ 。镓-68() ${}^{(68}$ Ge)或 ${}^{18}$ F标记的成纤维细胞活化蛋白抑制剂(fibroblast acti-vation protein inhibitor,FAPI)PET显像可有效提高对于肿瘤间质成分丰富的肝癌原发灶、转移灶的诊断灵敏度，对 ${}^{18}$ F-FDG PET显像具有补充作用 ${}^{[88-89]}$ (证据等级3,推荐C)。 ${}^{68}$ Ge标记的磷脂酰肌醇蛋白聚糖 3(glypican-3,GPC-3)PET/CT显像由于肝脏本底背景低，有望提高肝癌的诊断及分期敏感度 ${}^{[90]}$ 。PET/MR具有软组织分辨率高，且可行多参数成像的特点，对肝癌病灶显示更加清晰，同时因为没有CT辐射相较PET/CT的普适性更好。\n(2)单光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成像(single photon emission computed tomography/CT, SPECT/CT):SPECT/CT已逐渐替代SPECT成为核医学单光子显像的主流设备,选择全身平面显像所发现的病灶,再进行局部SPECT/CT融合影像检查,可以同时获得病灶部位的SPECT和诊断CT图像,97℃-Tp-D-FAPI SPECT/CT显像可用于肝癌诊断 $^{[91]}$ 。 \n (二)肝癌的检验、检测\n 1.常规检验、检测\n (1)血常规\n了解有无贫血、肝癌破裂出血等可能。白细\n胞、血小板等早期无明显变化;晚期或合并严重肝硬化者，可出现白细胞、血小板减少，增加出血、感染等风险及严重程度。\n (2)凝血功能检查\n多个凝血因子在肝脏代谢，因此，当晚期肝癌出现肝功能障碍时，可出现凝血障碍和出血。\n (3)尿常规\n早期肝癌患者尿常规检查常无特殊;晚期肝癌致肝细胞明显损害或胆道系统阻塞时,尿胆红素可出现强阳性。\n (4)粪隐血试验\n部分患者可出现粪隐血试验阳性，可能与门静脉高压胃肠道黏膜瘀血、破损、溃疡有关。部分晚期患者可因门静脉高压致食管胃底曲张静脉破裂大量出血，粪便可呈红色，镜检可见血细胞。\n (5)病毒性肝炎标志物\n乙型肝炎和丙型肝炎与肝癌发生发展有密切关系。因此，检查肝炎病毒标志物，对临床诊断和治疗方式的选择有重要意义。HBV血清学标志物通常包括:乙型肝炎病毒表面抗原(hepatitis B virus surface antigen,HBsAg)、乙型肝炎病毒表面抗体(antibody to hepatitis B virus surface antigen,HBsAb)、乙型肝炎病毒e抗原(hepatitis B virus e antigen,BHeAg)、乙型肝炎病毒e抗体(antibody to hepatitis B virus e antigen, HBeAb)、HBcAb。HCV的核心确保指标是血清HCVRNA。\n (6)生化常规\n肝癌早期肝功能可无明显变化，但随肿瘤进展，可出现肝功能受损表现，如转氨酶升高、白蛋白下降、胆红素升高等。\n (7)HBV-DNA检测\nHBV复制情况,抗病毒治疗应覆盖全程。尽管抗HBV治疗无法完全避免肝癌发生，但可显著降低肝癌发生风险。\n (8)自身抗体\n自身抗体是自身免疫性肝病分型诊断的首要依据，不同亚型有其特征性自身抗体，部分抗体具有确诊价值，部分为筛查/辅助诊断价值，临床需结合抗体谱+肝功能+免疫球蛋白综合判断，核心抗体包括:抗核抗体、抗平滑肌抗体、抗线粒体抗体、肝肾微粒体抗体等。\n 2.肿瘤标志物\n血清AFP是当前诊断肝癌和疗效监测常用且重要的指标。血清AFP≥400μg/L,在排除妊娠、慢\n 中华消化外科杂志2026年4月第25卷第4期 Chin J Dig Surg, April 2026, Vol.25, No.4\n·429·\n性或活动性肝病、生殖腺胚胎源性肿瘤以及其他消化系统肿瘤后，高度提示肝癌;而血清AFP轻度升高者，应结合影像学检查或作动态观察，并与肝功能变化对比分析，有助于诊断。PIVKA-II和血浆游离微小核糖核酸(microRNA) ${}^{[92]}$ 也可以作为肝癌早期诊断标志物，特别是对于血清AFP阴性人群。血清甲胎蛋白异质体(lens culinaris agglutinin-reactive fraction ofAFP,AFP-L3)(比率)在肝癌时增高，肝脏良性疾病及导致AFP升高的其他疾病一般不增高，可用于鉴别诊断。基于性别、年龄、AFP、PIVKA-II和AFP-L3构建的GALAD模型在诊断早期肝癌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分别为85.6%和93.3%,有助于肝癌的早期诊断 ${}^{[93]}$ (证据等级1,推荐A)。目前已有基于中国人群大样本数据的优化的类GALAD模型(C-GALAD、GALAD-C、C-GALAD等)用于肝癌的早期诊断。另外，基于性别、年龄、AFP、PIVKA-II构建的简化的GAAD模型 ${}^{[94]}$ 及ASAP模型 ${}^{[95]}$ 与GALAD模型诊断效能类似(证据等级1,推荐A)。基于7个microRNA组合的检测试剂盒诊断肝癌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分别为86.1%和76.8%,对AFP阴性肝癌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分别为77.7%和84.5% ${}^{[92]}$ (证据等级1,推荐A)。\n近年来，“液体活检”包括循环游离微小核糖核酸(circulating cell-free microRNA)、循环肿瘤细胞(circulating tumor cell,CTC) ${}^{[96]}$ 、cfDNA ${}^{[97]}$ 、循环肿瘤DNA(circulating tumor DNA,ctDNA) ${}^{[98-99]}$ 、游离线粒体DNA、游离病毒DNA和细胞外囊泡等，在肿瘤早期诊断和疗效评价等方面展现出重要价值(附录5)。 \n (三)肝癌的穿刺活检\n具有典型肝癌影像学特征的肝占位性病变,符合肝癌诊断标准的患者,通常不需要以诊断为目的的肝病灶穿刺活检 $^{[100-102]}$ (证据等级 1,推荐 A),特别是对于具有外科手术指征的肝癌。能够手术切除或准备肝移植的肝癌，不建议术前行肝病灶穿刺活检，以减少肝肿瘤破裂出血、播散风险。对于缺乏典型肝癌影像学特征的肝占位性病变,肝病灶穿刺活检可获得明确的病理诊断。转化治疗手术前，为评估手术安全性，观察肿瘤微环境中炎症细胞和淋巴细胞浸润,评估肝细胞坏死情况,必要时也可行肝穿刺活检。肝病灶和瘤周穿刺活检可以明确病灶性质及肝癌分子分型以及瘤周微环境,为明确肝病病因、指导治疗、判断预后和进行研究提供有价值的信息，故应根据肝病灶穿刺活检的患者受\n益、潜在风险以及医师操作经验综合评估穿刺活检的必要性。\n肝病灶穿刺活检通常在超声或CT引导下进行，必要时可进行超声造影以提高穿刺阳性率，可以采用18G肝穿刺空芯针活检获得病灶组织。其主要风险是可能引起出血和肿瘤针道种植转移。因此，术前应检查血小板和出凝血功能，对于有严重出血倾向的患者，应避免肝病灶穿刺活检。穿刺路径应尽可能经过正常肝组织，避免直接穿刺肝脏表面结节。穿刺部位应选择影像检查显示肿瘤活跃的肿瘤内和肿瘤旁。对于肝门部淋巴结及病灶，常规方法无法穿刺的，可考虑行超声内镜引导下穿刺。对于常规超声或CT引导困难的，可以考虑采用超声造影引导或超声融合导航下、经超声内镜或经腹腔镜等方法进行。另外，受病灶大小、部位深浅等多种因素影响，肝病灶穿刺病理学诊断也存在一定的假阴性率，特别是对于直径≤2cm的病灶，假阴性率较高。因此，肝病灶穿刺活检阴性结果并不能完全排除肝癌的可能，仍需观察和定期随访。对于活检组织取样过少、病理结果不支持但临床上高度怀疑肝癌的患者，可以在影像引导下重复进行肝病灶穿刺活检或者密切随访。 \n要点论述:\n(1)动态增强CT/MRI扫描、Gd-EOB-DTPA动态增强MRI检查以及超声造影是肝脏超声检查和(或)血清AFP、PIVKA-II筛查异常者明确诊断的影像学检查方法。\n(2)肝癌影像学诊断依据主要根据“快进快出”的强化方式。\n(3)肝脏动态增强MRI检查是肝癌临床诊断、分期和疗效评价的优选影像手段。\n(4)PET/CT扫描有助于对肝癌进行分期及疗效评价。\n(5)血清AFP是诊断肝癌和疗效监测常用且重要的指标。对血清AFP阴性人群，可以借助PIVKA-II、基于7个microRNA组合的检测试剂盒等进行早期诊断。\n(6)具有典型肝癌影像学特征的肝占位性病变,符合肝癌诊断标准的患者,通常不需要以诊断为目的的肝病灶穿刺活检。\n(四)肝癌的病理学诊断\n1.肝癌病理学诊断术语\n原发性肝癌:统指起源于肝细胞和肝内胆管上皮细胞的恶性肿瘤，主要包括HCC、ICC和cHCC-$$CCA^{[103]}_{\circ}$$\n ·430·\n中华消化外科杂志2026年4月第25卷第4期 Chin J Dig Surg, April 2026, Vol.25, No.4\n(1)HCC是指肝细胞发生的恶性肿瘤。不推荐使用“肝细胞肝癌”或“肝细胞性肝癌”的病理诊断名称 $^{[104]}$。\n(2)ICC是指肝内胆管衬覆上皮细胞发生的恶性肿瘤，以腺癌最为多见。2019年第五版《WHO消化系统肿瘤分类》(WHO分类)不推荐使用胆管细胞癌(cholangiocellular carcinoma)和胆管细胞癌(cholangiocellular carcinoma)的病理诊断名称 ${}^{[103]}$ 。\n(3)cHCC-CCA是指在1个肿瘤结节内同时存在HCC和ICC两种肿瘤成分，并分别表达各自相应的免疫表型，同时排除碰撞瘤。\n 2.肝癌病理诊断规范\n肝癌病理学诊断规范由标本前处理、标本取材、病理检查和病理报告等部分组成。\n (1)标本处理要点\n①手术医师应在病理检查申请单上明确标注送检标本的种类、部位和数量，是否曾接受转化/新辅助治疗以及方案与周期等信息，对手术切缘和重要病变可以用染料或缝线加以标记；②应在标本离体后30 min内切开固定。组织库留取标本时应在病理科的指导下进行，以保证取材的准确性，并应首先满足病理诊断的需要；③10%中性缓冲福尔马林溶液固定12~24 h。\n (2)标本取材要点\n肝癌周边交界区域是肿瘤生物学行为的代表性区域。为此要求采用“7点”基线取材法(图1),在肿瘤的12点、3点、6点和9点位置上于癌与癌旁肝组织交界处按1:1取材;在肿瘤内部至少取材1块;对距肿瘤边缘≤1cm(近癌旁)和>1cm(远癌旁)范围内的肝组织分别取材1块。距肿瘤最近切缘及另送组织需分别取材，实际取材的部位和数量还需根据肿瘤的直径和数量酌情增加取材 $^{[105-106]}$ 。肿块型和混合型ICC标本取材时参照“7点”基线取材法;管周浸润型ICC标本取材时，推荐沿受侵胆管壁纵向剖开取材，并对胆管切缘进行取材。对单个肿瘤最大直径≤3cm的小肝癌，应全部取材检查(证据等级3，推荐A)。 \n 3.肝癌病理检查要点\n (1)大体标本观察与描述\n对送检的所有手术标本全面观察，重点描述肿瘤的大小、数量、颜色、质地、血管和胆管的关系、包膜状况、周围肝组织病变、肝硬化类型、肿瘤至切缘的距离以及切缘情况等。HCC大体分型参见附录6。ICC大体分为肿块型、管周浸润型和混合型(肿块形成合并管周浸润)。\nA\nB\nE\nC\nD\nn\n\n注:A、B、C、D:分别对应肿瘤12点、3点、6点和9点的癌与癌旁肝组织交界处;E:肿瘤区域;F:近癌旁肝组织区域;G:远癌旁肝组织区域\n图1 肝脏肿瘤标本“7点”基线取材部位示意图\n (2)显微镜下观察与描述\n对所有取材组织全面观察，原发性肝癌的病理诊断可参照WHO分类[103],重点描述以下内容:①HCC常见组织学类型包括细梁型、粗梁型、假腺管型、团片型。特殊组织学类型包括纤维板层型、硬化型、透明细胞型、富脂型、嫌色型、巨梁型、富于中性粒细胞型、富于淋巴细胞型和未分化型等。双表型HCC在临床、影像学、血清学、癌细胞形态和组织结构上均表现为典型的HCC特征，但免疫组化标记显示同时表达肝细胞性标志物和胆管上皮标志物，这类HCC的侵袭性较强 $^{[107]}$ ，对瑞戈非尼治疗可能敏感 ${}^{[108]}$ 。②HCC的分化程度可以采用国际上常用的Edmondson-Steiner四级(I~IV)分级法或WHO推荐的高、中、低分化，若有多种分化成分，应报告主要成分和最差成分的分级及所占比例。 ③ICC的组织学亚型主要包括大胆管型和小胆管型 ${}^{[109]}$ 。大胆管型ICC起源于肝内隔胆管以上至邻近肝门区之间较大的胆管，腺管口径大而不规则，可见黏液;小胆管型ICC起源于小叶间胆管及隔胆管，腺管口径较小，排列较规则。部分小胆管型ICC还可表现为细胆管癌和胆管板畸形型等特殊组织学亚型，其中细胞癌管起源于赫令管或细胆管，癌细胞多呈小立方形，在透明变性的胶原纤维间质内呈松散的成角小导管或分支状排列;胆管板畸形型ICC的肿瘤腺管多呈不规则囊状扩张，管腔内可见乳头状突起。此外，尚存在多种其他少见类型的ICC，如腺鳞癌、鳞状细胞癌、黏液腺癌、印戒细胞癌、透明细胞癌、淋巴上皮样癌及肉瘤样癌等。有研究显示，大胆管型ICC的生物学行为及基因表型特征与其他类型ICC存在差异，其临床预后相对较差。病理诊断及鉴别诊断应在综合患者临床特点、大体类型、\n 中华消化外科杂志2026年4月第25卷第4期 Chin J Dig Surg, April 2026, Vol. 25, No. 4\n·431·\n细胞形态、组织结构、免疫表型及分子变异等信息的基础上进行，并建议采用AJCC/TNM分系统完成病理分期。④肝癌的生长方式包括癌周浸润形式(膨胀式/侵袭式)、MVI、卫星灶、包膜侵犯或突破等。⑤对于手术切除肝癌标本，可以评估三级淋巴结构(tertiary lymphoid structure,TLS),包括 TLS的成熟度、数量及位置。TLS是后天形成于非淋巴组织中的高度结构化的免疫细胞聚集体 ${}^{[110]}$ ,主要分为两种类型:不成熟TLS(包括淋巴细胞聚集成结节状和初级淋巴滤泡形成)和成熟TLS(次级淋巴滤泡形成)可着重对全部切片中成熟TLS的数量进行计数，并注明TLS存在的部位，特别是肿瘤内的TLS与肝癌患者的预后相关 ${}^{[12-13]}$ ,并可根据临床需要对TLS的细胞组分进行相应免疫组化标记。⑥慢性肝病评估，肝癌常伴随不同程度的慢性病毒性肝炎或肝硬化等致病因素，推荐采用较为简便的Scheuer评分系统和中国慢性病毒性肝炎组织学分级和分期标准 ${}^{[114-116]}$ ,并注意MALSD等慢性肝病的诊断和鉴别诊断。 \n (3)MVI诊断\nMVI是指在显微镜下于内皮细胞衬覆的脉管腔内见到的癌细胞巢团 ${}^{106}$ ,HCC以门静脉分支侵犯(含包膜内血管)最为多见，ICC可有淋巴管侵犯。MVI病理分级方法主要针对HCC ${}^{[117]}$ :M0:未发现MVI;M1(低危组):≤5个MVI,且均发生于近癌旁肝组织(≤1cm);M2(高危组):M2a定义为>5个近癌旁MVI,且无远癌旁MVI;M2b定义为MVI发生于远癌旁肝组织(>1cm)(图2)。MVI各组患者的术后复发转移风险依次增加，临床预后依次降低。MVI和卫星灶可视为肝癌发生肝内转移过程的不同演进阶段，当癌旁肝组织内的卫星灶与MVI\n难以区分时，可一并计入MVI病理分级。MVI是评估肝癌术后复发转移风险和选择治疗方案的重要病理依据 ${}^{[104,106]}$ ，应作为组织病理学常规诊断指标。MVI病理分级是建立在“7点”基线取材的基础上评估的，当送检标本不能能满足“7点”基线取材时，应在MVI分级时加以说明。在诊断ICC时建议报告有无脉管(血管/淋巴管)侵犯(证据等级2,推荐A)。\n (4)cHCC-CCA诊断\n研究表明，肿瘤成分比例是影响cHCC-CCA生物学行为的重要病理因素。当某一主要肿瘤成分比例>70%,次要肿瘤成分比例≤30%时,则主要肿瘤成分在肿瘤标志物表达、生长方式、术后抗复发疗效和预后等方面会表现出更显著的优势效应;而当肿瘤成分比例接近时，则cHCC-CCA会兼有HCC和ICC的临床病理特征 ${}^{118}$ 。为此建议在诊断cHCC-CCA时，对各肿瘤成分的比例情况、组织学分级和亚型分型等进行评估，并对MVI分级、淋巴管侵犯及淋巴结转移成分进行说明，以供临床制定诊疗方案时参考。对于初诊为cHCC-CCA的肿瘤标本可酌情增加取材数量和范围，以进一步核实各肿瘤成分的占比情况。 \n 4.鉴别诊断\n肝癌免疫组化检查的主要目的是:首先是肝细胞肿瘤与非肿瘤之间的鉴别;肝细胞良性、恶性肿瘤之间的鉴别;其次是原发性肝癌与肝转移瘤之间的鉴别;以及HCC与ICC以及其他特殊类型的肝脏肿瘤之间的鉴别。由于肝癌组织学类型的高度异质性，现有的肝癌标志物在诊断特异性和敏感性均存在某种程度的不足，常需要合理组合、客观评估，有时还需要与其他系统肿瘤的标志物联合使用(证据等级2，推荐A)。\nM0 M1\nM2a\nM2b\nI\nI\n\n注:MVI为微血管侵犯\n图2微血管侵犯病理分级标准\n ·432·\n中华消化外科杂志2026年4月第25卷第4期 Chin J Dig Surg, April 2026, Vol.25, No.4\n (1)HCC常用的免疫组化标志物\n以下标志物对肝细胞标记阳性，有助于提示肝细胞来源的肿瘤，但不能作为区分肝细胞良性、恶性肿瘤的依据。①精氨酸酶-1(arginase-1,Arg-1):肝细胞胞浆/胞核染色。②肝细胞抗原(hepatocyte paraffin 1,HepPar-1):肝细胞胞浆染色。③肝细胞膜毛细胞管特殊性染色抗体:如分化抗原(cluster of differentiation, CD)10、多克隆性癌胚抗原(polyclonal carcinoembryonic antigen,pCEA)和胆盐输出泵蛋白(bile salt export pump,BSEP)等抗体可以特异性标记肝细胞膜的毛细胆管面,有助于确认肝细胞性肿瘤。\n以下标志物有助于肝细胞良性、恶性肿瘤的鉴别。①谷氨酰胺合成酶(glutamine synthetase,GS):HCC多呈弥漫性胞浆强阳性:部分类型的肝细胞腺瘤,特别是β-连环蛋白(β-catenin)突变型肝细胞腺瘤常表现为弥漫阳性;在高级别异型增生结节为中等强度灶性染色，阳性细胞数通常等。③小胆管型ICC:C-反应蛋白(C-reactive protein, CRP)、神经性钙黏蛋白(N-cadherin)、神经细胞相关黏附分子(neural cell adhesion molecule,NCAM/CD56)。④ICC靶向和免疫治疗相关免疫组化标志物:人类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uman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2,HER2)、错配修复蛋白(MLH1、PMS2、MSH2、MSH6)等。\n (3)cHCC-CCA常用的免疫组化标志物\nHCC和ICC两种成分分别表达上述各自肿瘤谱系的标志物。此外，神经上皮干细胞蛋白(nestin)、CD56、CD117和上皮细胞黏附分子(epithelial cell adhesion molecule,EpCAM)等标志物表达则可能提示肿瘤伴有干细胞分化特征，侵袭性更强、预后更差。 \n (4)RNAscope原位杂交检测标志物\n①白蛋白RNA原位杂交检测:对判断肝来源的肿瘤有参考价值 $^{[120]}$ 。②AFP RNA原位杂交检测:诊断HCC的特异性和敏感性优于AFP免疫组化 $^{[121]}$ 。\n (5)特殊染色\n网状纤维染色:肝板有无增宽、网状纤维支架有无破坏或消失对鉴别肝细胞良性肿瘤和HCC可以帮助。\n 5.肝癌分型及靶向/免疫治疗标记物的应用\n肝癌分子病理检测的主要目的是:辅助诊断HCC特殊亚型;筛选ICC常用靶向/免疫治疗药物，指导临床预后监测及个体化治疗，并可以依据分子病理特点对患者进行分层管理(证据等级2,推荐B)。\n (1)HCC分型常用的分子病理诊断标志物\n①纤维板层型HCC:具有DNAJB1-PRKACA基因融合 ${}^{[103]}$ 。②硬化型HCC:具有结节性硬化症1/2基因(tuberous sclerosis 1/2,TSC1/2)突变 ${}^{[103]}$ 。③巨梁型HCC:经常携带TP53突变和FGF19扩增 ${}^{[103]}$ 。\n (2)ICC常用分型标志物\n①EB病毒相关的ICC:推荐采用EB病毒编码小核糖核酸(epstein-barr virus encoded ribonucleic acid,EBER)原位杂交检测来检测EB病毒感染以筛选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mmune checkpoint inhibi-tors,ICIs)治疗获益人群 ${}^{[122]}$ 。②胆管板畸形型ICC:可出现ARID1A突变和缺失表达 ${}^{[123]}$ 。\n (3)ICC的靶向/免疫治疗标志物 $^{[124]}$\n①大胆管型ICC:常见成红细胞白血病病毒癌基因同源物 2(erythroplastic leukemia viral oncogene homolog 2,ERBB2)基因扩增、v-raf鼠肉瘤病毒癌基\n 中华消化外科杂志2026年4月第25卷第4期 Chin J Dig Surg, April 2026, Vol.25, No.4\n·433·\n因同源物B1(v-raf murine sarcoma viral oncogene homolog B1,BRAF)基因突变、Kirsten大鼠肉瘤病毒癌基因同源物(Kirsten ratsarcoma viral oncogene homolog,KRAS)基因突变、磷脂酰肌醇4,5-二磷酸3-激酶催化亚基 $\alpha$(phosphatidylinositol-4,5-bisphosphate 3-kinase catalytic subunit alpha,PIK3CA)基因突变、神经营养因子受体激酶(neurotrophin receptor kinase,NTRK)基因融合、转染过程中重排(rearranged during trans-fection,RET)基因融合、微卫星高度不稳定性、高肿瘤突变负荷等 ${}^{[125]}$ 。②小胆管型ICC:常见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受体2(fibroblast growth factor receptor 2,FGFR2)基因重排或融合 ${}^{[126]}$ 与异柠檬酸脱氢酶1(isocitrate dehydrogenase 1,IDH1)基因突变 ${}^{[127]}$ 。\n针对ICC的多种治疗靶点，可采用免疫组化、荧光原位杂交、一代测序、二代测序等方法进行检测，还可根据临床需要采用“医疗机构自行研制使用体外诊断试剂”(证据等级3,推荐B)。 \n 6.转化/新辅助治疗后肝癌切除标本的病理评估\n (1)标本取材\n对于临床标注有术前行转化/新辅助治疗的肝癌切除标本，可以按以下流程处理:沿瘤床(肿瘤在治疗前所处的原始位置)最大直径方向切开并测量三维尺寸，详细描述坏死及残存肿瘤范围及占比。直径≤3cm的小肝癌应全部取材;而直径>3cm的肿瘤应沿最大直径方向按0.5~1cm间隔将肿瘤切开，选择肿瘤坏死及残留最具代表性的切面全部取材，其他切面选择性取材并记录取材的部位和数量等信息。在取材时注意同时取留取瘤床及周边肝组织以相互对照，亦可对大体标本照相用于组织学观察的对照。\n (2)镜下评估方法\n主要评估肝癌切除标本内瘤床的三种成分比例，包括存活肿瘤、坏死区域、肿瘤间质(纤维组织及炎细胞)，这三种成分面积之和等于100%。在评估每张切片上述三种成分百分比的基础上，取均值确定瘤床存活肿瘤的总百分比。\n (3)镜下评估指标\n①完全病理缓解(complete pathologic response,CPR):是指在术前治疗后，瘤床内未发现存活肿瘤细胞。②明显病理缓解(major pathologic response,MPR):是指在术前治疗后，瘤床内存活肿瘤细胞减少到可以影响临床预后的阈值以下。目前对HCC的MPR阈值认定尚不一致,如有研究显示,以存活HCC细胞≤10% $^{[128]}$ 、≤15% $^{[129]}$ 、≤30% $^{[130]}$ 和≤50% $^{[131]}$ 定\n义MPR均与预后相关。为此，建议在诊断MPR时注明瘤床存活肿瘤细胞的百分比，便于临床根据肿瘤残留情况制定后续治疗方案。 \n (4)ICIs联合治疗后肝癌标本的病理评估\n对于ICIs联合靶向药物或化疗药物治疗后肝癌标本，注意描述淋巴细胞浸润程度及TLS,同时注意观察癌周肝组织有无免疫相关性肝损伤，包括肝细胞损伤、小叶内炎症及胆管炎等。\n 7.肝癌病理诊断报告\n主要由大体标本描述、免疫组化检查、病理诊断名称和MVI分级等部分组成,必要时还可以向临床提出说明和建议(附录7)。此外,还可以酌情开展多结节性/发性肝癌克隆起源检测、药物靶点检测、生物学行为评估以及预后判断等相关的分子病理学检查，提供临床参考。\n 要点论述:\n(1)肝癌病理诊断主要采用大体标本“7点”基线取材+显微镜下MVI病理分级的一体化诊断模式，为临床提供肝癌术后复发风险、疗效和预后评估的病理依据。\n(2)肝癌病理诊断报告内容应规范全面，应特别重视描述影响肝癌预后的重要因素一如肝癌的组织学类型、分化程度、浸润性生长方式、MVI病理分级和病理分期等。\n(3)重视分子病理在肝癌诊断中的应用,辅助诊断HCC特殊亚型、辅助筛选ICC常用靶向/免疫治疗药物。\n(4)重视转化/新辅助治疗前肝癌诊断和组织学分型，强调转化/新辅助治疗后切除标本的规范化评估。\n (五)肝癌的临床诊断及路线图\n结合肝癌发生的中、高风险因素、影像学特征以及血液学分子标志物，依据路线图的步骤对肝癌进行诊断(图3)。\n 1.肝内≤1cm结节的诊断路径\n肝癌中、高风险人群，至少每隔6个月进行1次超声检查及血清AFP、PIVKA-Ⅱ检测，发现肝内直径≤1cm结节，动态增强MRI以及Gd-EOB-DTPA增强MRI检查同时显示“快进快出”的肝癌典型特征，则可以做出肝癌的临床诊断;若不符合上述要求，可以进行每2~3个月的影像学检查随访并结合血清AFP、PIVKA-Ⅱ、7个microRNA组合以明确诊断，必要时进行肝病灶穿刺活检。\n ·434·\n中华消化外科杂志2026年4月第25卷第4期 Chin J Dig Surg, April 2026, Vol.25, No.4\n 2.肝内直径1~2cm结节的诊断路径\n肝癌中、高风险人群，随访发现肝内直径1~2cm结节，若动态增强MRI、动态增强CT、超声造影或Gd-EOB-DTPA增强MRI四项检查中至少两项检查有典型的肝癌特征，则可以做出肝癌的临床诊断;若上述四项影像学检查无或只有一项典型的肝癌特征，可以进行每2~3个月的影像学检查随访并结合血清AFP、PIVKA、II、7个microRNA组合以明确诊断，必要时进行肝病灶穿刺活检。\n 3.肝内直径>2cm结节的诊断路径\n肝癌中、高风险人群，随访发现肝内直径>2cm结节，若动态增强MRI、动态增强CT、超声造影或Gd-EOB-DTPA增强MRI四项检查中至少一项检查有典型的肝癌特征，则可以做出肝癌的临床诊断;若上述四种影像学检查无典型的肝癌特征，可以进行每2~3个月的影像学检查随访并结合血清AFP、PIVKA-II、7个microRNA组合以明确诊断，必要时进行肝病灶穿刺活检。\n 4.AFP/PIVKA-II持续升高的诊断路径\n肝癌中、高风险人群,如血清AFP、PIVKA-II升高,特别是持续升高,应进行影像学检查以明确肝\n癌诊断;若动态增强MRI、动态增强CT、超声造影或Gd-EOB-DTPA增强MRI四种检查中至少一项检查有典型的肝癌特征，即可以临床诊断为肝癌;如上述四种影像学检查无典型的肝癌特征，在排除妊娠、慢性或活动性肝病、生殖腺胚胎源性肿瘤以及其他消化系统肿瘤的前提下,对于无结节的患者应每隔2~3个月进行1次影像学复查,同时密切随访血清AFP、PIVKA-II、7个microRNA组合变化。 \n 四、分期\n肝癌的分期对于治疗方案的选择、预后评估至关重要。国外有多种分期方案，如:巴塞罗那肝癌临床分期(Barcelona Clinic Liver Cancer,BCLC)、TNM分期、日本肝病学会(Japanese Societyof Hepatology,JSH)分期和亚太肝病研究学会(Asian Pacific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the Liver,APASL)分期等。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及实践积累,依据患者体能状态(performance status,PS)、肝肿瘤及肝功能情况,建立中国的肝癌分期方案(China Liver Cancer Staging,CNLC),包括:CNLC Ia期、Ib期、IIa期、IIb期、IIIa期、IIIb期、IV期，具体分期方案与治疗路线图见图4。\nCNLC Ia期:PS 0~2分,肝功能Child-Pugh A/B\n肝癌中、高风险人群(US+AFP+PIVKA-Ⅲ)/6个月\n发现结节\n直径≤1cm\n直径1~2cm\n直径>2cm\nAFP/PIVKA-Ⅲ(+)\nAFP/PIVKA-Ⅲ(+)\nSN是2 种影像学检查有肝癌的典型表现(MRI/有肝癌的典型表现(MRI/CT/CEUS/EBO-MRI)\n至少有1种影像学检查有肝癌的典型表现(MRI/CT/CEUS/EBO-MRI)\n是\n否\n是\n2~3个月影像学随访\n穿刺活检\n排除肝癌\n明确诊断\n不能明确本情\n按病灶大小进入相应诊断的流程必要时穿刺活检\nUS+AFP+PIVKA-Ⅲ/6个月\n按病灶大小进入必要时穿刺活检\n\n注:典型表现为动脉期(主要动脉晚期)病灶呈均匀或不均匀明显强化,门静脉期和(或)延迟期肝肿瘤强化低于肝实质;“快进”为非环形强化,“快出”为非周边廓清;不典型表现为缺乏动脉期病灶强化,门静脉期、延迟期或移行期无廓清,甚至持续强化等;MRI为动态增强磁共振扫描;CT为动态增强计算机断层成像;CEUS为超声造影;EOB-MRI为肝细胞特异性对比剂(轧塞酸二钠,Gd-EOB-DTPA)增强磁共振扫描;血液学分子标志物包括血清AFP、PIVKA-II、7个microRNA组合;AFP/PIVKA-II(+)为超过血清AFP或PIVKA-II检测正常值;AFP+PIVKA-II(-)为均未超过血清AFP或PIVKA-II检测正常值;US为超声检查\n图3 中国肝癌诊断路线图\n 中华消化外科杂志2026年4月第25卷第4期 Chin J Dig Surg, April 2026, Vol. 25, No. 4\n·435·\n级，单个肿瘤、直径≤5cm，无影像学可见血管癌栓和肝外转移;\nCNLC Ib期:PS 0~2分,肝功能 Child-Pugh A/B级,单个肿瘤、直径>5cm,或2~3个肿瘤、最大直径≤3cm,无影像学可见血管癌栓和肝外转移;\nCNLC IIa期:PS 0~2分,肝功能Child-Pugh A/B级,2~3个肿瘤、最大直径>3cm,无影像学可见血管瘤栓和肝外转移;\nCNLC IIb期:PS 0~2分,肝功能Child-Pugh A/B级,肿瘤数目 $\ge 4$ 个,不论肿瘤直径大小,无影像学可见血管癌栓和肝外转移;\nCNLC IIIa期:PS 0~2分,肝功能Child-Pugh A/B级,不论肿瘤直径大小和数目,有影像学可见血管癌栓而无肝外转移;\nCNLC IIIb期:PS 0~2分,肝功能Child-Pugh A/B级,不论肿瘤直径大小和数目,不论有无影像学可见血管癌栓，但有肝外转移;\nCNLC IV期:PS 3~4分,或肝功能 Child-Pugh C级,不论肿瘤直径大小和数目,不论有无影像学可见血管癌栓，不论有无肝外转移。 \n 五、治疗\n肝癌治疗具有MDT和多种治疗方法并存的特点。常见的治疗方法包括肝切除术、肝移植术、消融治疗、经动脉介入治疗、放射治疗、系统性抗肿瘤治疗、中医药等手段。每种治疗手段均存在其特有的优势和局限性,且适应证互有重叠。因此,规范而精准的治疗决策应基于权威指南及高级别循证医学证据,并结合各领域的最新进展与研究成果。然而,单一学科对其他领域治疗方法的知识更新可能存在滞后性,这进一步凸显了MDT在肝癌诊疗中的重要性 $^{[132]}$ 。通过MDT的沟通与协作,能够为患者制定最适宜的个体化治疗方案，延长患者OS并最大限度地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目前肝癌MDT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已成为业界广泛共识,然而受实\nHCC\nPS 0~2分\nPS 3~4分\nChild-Pugh A/B\n肝外转移\n无\n有\n肝外转移\n无\n血管癌栓\n肿瘤数目\n1个\n2~3个\n≥4个\nCNLC III a期\n5 cm\n>5 cm\n≤3cm\nI b期\nII a期\n314\nII b期\nIV期\n治疗选择(MDT)\n手术切除\n●\n●消融\n●肝外转移\n●NCTA55cm\n●NCTA660.2分\ nChild-Pugh A/B\n●NCT AIE\n●S-1\n●NCT A95cm\n●S-1\n●NCT A95cm\n●S-1\n●NCT A95cm\n●S-1\n●NCT A95cm\n●S-1\n●NCT A95cm\n●S-1\n●NCT A95cm\n●S-1\n●NCT A95cm\n●S-1\n●NCT A95cm\n●S-1\n●NCT A95cm\n●S-1\n●NCT A95cm\n●S-1\n●NCT A95cm\n●S-1\n●NCT A95cm\n●S-1\n●NCT A95cm\n●S-1\n●NCT A95cm\n●S-1\n●NCT A95cm\\n\n注:CNLC为中国肝癌分期;MDT为多学科诊疗团队;TACE为经导管动脉化疗栓塞术;HAIC为肝动脉灌注化疗;一线系统抗肿瘤治疗可以优先选择阿替利珠单克隆抗体(以下简称“单抗”)联合贝伐珠单抗、纳武利尤单抗联合伊匹木单抗、甲磺酸阿帕替尼联合卡瑞利珠单抗、信迪利单抗联合贝伐珠单抗类似物、菲诺利单抗联合贝伐珠单抗、特瑞普利单抗联合贝伐珠单抗或者安罗替尼联合派安普利单抗;多纳非尼、仓伐替尼、替雷利珠单抗、索拉非尼或者FOLFOX4方案的系统化疗仍然用于肝癌的一线治疗;二线治疗:在我国可以选择瑞戈非尼、阿帕替尼、帕博利珠单抗、雷莫西尤单抗(血清AFP≥400μg/L)、卡瑞利珠单抗和替雷利珠单抗\n图4 中国肝癌临床分期与治疗路线图\n 参考文献 详见本刊官方网站 https://zhxhwkzz.yiigle.com 版权声明 本文为《中华消化外科杂志》原创文章，版权归中华医学会所有。其他媒体、网站、公众号等如需转载本文，请联系本刊编辑委员会获得授权，并在文题下醒目位置注明“原文刊发于《中华消化外科杂志》，卷（期）：起止页码”。谢谢合作！ 来源: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 编辑:睢晓彤 审核:陈 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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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 出处
中华消化外科杂志. 权威指南 规范引领|《原发性肝癌诊疗指南（2026年版）》[S/OL]. 2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