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性卵巢刺激前性激素类药物预处理的专家共识（2025年）

一、复方口服避孕药(combined oral contraceptive pill, COCP)用于ART中COS预处理

1. COCP对卵巢敏感性和获卵数的影响:目前最常用的卵巢刺激前预处理的性激素类药物是COCP。COCP通过抑制循环中的卵泡刺激素(follicle-stimulating hormone, FSH)和黄体生成素(luteinizing hormone, LH),可能改善促排卵周期中的卵泡同步性;但也可能影响随后促排卵周期中卵巢对促性腺激素(gonadotropin, Gn)的反应性[1]。较早期的RCT和荟萃分析显示,COCP预处理可能使Gn使用总量及促排卵时间增加(平均Gn用量增加542 U, Gn使用时间增加1.41 d),但对获卵数或妊娠结局无显著不良影响[1-2]。

然而,后期研究认为COCP中的孕激素成分可能影响获卵数。例如,与抗雄激素活性的孕激素(如屈螺酮、双炔诺酮、曲美孕酮)相比,雄激素活性较强的孕激素(如雌烷、性腺激素衍生的孕激素)对抗苗勒管激素(anti-Müllerian hormone, AMH)的抑制作用更明显[3]。由此表明,含强雄激素活性孕激素的COCP可能影响获卵数。一项供卵周期的前瞻性研究也证实,年轻供卵者使用含雄激素活性的COCP预处理后,卵巢反应性和获卵数下降[3]。其原因可能是雄激素在卵发育发育早期抑制了Gn的促进卵泡发育作用,随后又因FSH相对缺乏而导致生长卵泡闭锁[3-4]。一项回顾性研究显示,使用含第三代(去氧孕烯)或第四代(屈螺酮)等具有抗雄激素活性孕激素的COCP预处理,获卵数和临床结局与未使用预处理的患者相比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5]。

综上,基于目前研究证据,COCP预处理可能降低随后促排卵过程中的卵巢反应性,从而增加 Gn使用剂量和COS时间,对最终获卵数的影响相对较小。但需注意COCP孕激素成分的雄激素活性,含有较强雄激素活性的COCP可能导致获卵数减少。目前尚无充分证据表明某种COCP类型对卵巢反应的抑制会更小。

2. COCP预处理对ART总体人群妊娠结局的影响: COCP预处理可能对采用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gonadotropin-releasing hormone, GnRH)拮抗剂

方案的临床妊娠结局有不良影响。一项RCT显示,拮抗剂方案前COCP预处理的持续妊娠率与对照组虽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早期胚胎丢失率(36.4%)显著高于对照组(21.6%)[6];早期的RCT结果显示,拮抗剂方案前COCP预处理组的持续妊娠率有下降趋势,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7.8]。一项纳入包含1343个病例的荟萃分析显示,拮抗剂方案前COCP预处理与持续妊娠率下降显著相关[9]。2017年发表的系统综述纳入6项研究,结果显示在拮抗剂方案中使用COCP预处理的活产率或持续妊娠率可能下降(OR=0.74,95% CI: 0.58~0.95)[10]。然而,2020年一项大样本回顾性研究显示,在拮抗剂方案前采用COCP预处理12~30d后洗脱5d,新鲜周期的临床妊娠率、活产率和累积活产率与未预处理比较均无显著影响[5]。类似地,另一项相对小样本的RCT结果显示,在拮抗剂方案前COCP预处理12~16d后洗脱5d,其妊娠结局与单用雌激素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11]。上述研究结论的差异,可能与COCP用药时长及洗脱时间不同有关:早期研究中COCP使用时间普遍较长,洗脱时间较短或未明确;而近期研究均明确于停药5d后方开始Gn刺激。

在GnRH激动剂方案的研究中,有研究提示使用COCP预处理对妊娠结局无显著影响。2017年纳入4项RCT的系统综述显示,激动剂方案中使用COCP预处理不降低活产率或持续妊娠率[10]。

综上可见,COCP预处理影响ART妊娠结局的因果关系尚不能完全明确,但目前的研究提示较长时间使用COCP进行预处理并且没有明确洗脱时间的情况下对妊娠结局存在不良影响,建议临床上应谨慎使用COCP进行预处理,并且注意使用后患者可能需要5d的洗脱期。

建议1:考虑到对卵巢抑制及对临床结局的潜在不良影响,一般情况下不推荐使用COCP作为常规预处理(1B)。

建议2:特殊情况下如需使用COCP预处理,可根据患者情况选用雄激素活性更低的COCP,并且注意需要5d的洗脱期(2C)。

3. COCP预处理对特殊人群ART治疗的影响

(1) PCOS: 临床上 PCOS 患者常使用 COCP 预处理,以改善体内高雄激素或高 LH 状态,并安排对治疗时间。然而,虽然目前 COCP 对 PCOS 患者 ART 结局影响的临床研究数量不少,但研究结论的一致性较低,尚难以达成统一共识[12-13]。一方面,有研究表明,COCP 预处理可能降低 PCOS 患者新鲜周期妊娠率。比如,一项多中心 RCT 二次分析显示,拮抗剂方案前予 PCOS 患者 21~25 d COCP 预处理,随后新鲜移植周期的临床妊娠率(48.8%)和活产率(36.1%)均显著低于未处理组(63.6%, RR=0.77, 95% CI: 0.66~0.89; 48.1%, RR=0.75, 95% CI: 0.61~0.92)[13]。此外,与未预处理相比,COCP 后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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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冻融胚胎移植的临床妊娠率相似,但流产率显著增加(27.7%比13%,RR=2.13,95% CI:1.28~3.52)[13],提示COCP预处理可能造成对子宫内膜的潜在影响。另一方面,亦有研究结果显示,COCP预处理对PCOS患者并无不良影响,甚至获益。一项在激动剂方案中应用COCP预处理的RCT结果显示,在高反应人群(包括PCOS)中,COCP预处理组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注射日雌二醇水平显著降低,获卵数、第二次减数分裂中期(metaphase II, M II)卵数低于对照组[14]。近期一项国内RCT结果显示,PCOS患者拮抗剂方案前使用21d COCP,停药7d后促排卵,对获卵数、优质胚胎数及累积妊娠率无显著影响,且减少了促排卵时间[15],此结论与既往一些回顾性研究结论一致,即PCOS患者使用COCP预处理对获卵数等实验室指标及ART临床妊娠率、活产率无显著影响[16-18]。一项国内回顾性研究结果显示,拮抗剂方案前使用21-24d GOCP预处理,获卵数无改变,但新鲜周期临床妊娠率及每取卵周期累积临床妊娠率均显著升高[19]。另外,有研究表明更长时间COCP预处理可能使PCOS患者获益。如一项RCT对PCOS女性进行了连续3个月的COCP预处理,结果显示高雄激素显著改善,体外受精(in vitro fertilization, IVF)新鲜周期胚胎种植率及临床妊娠率均显著提高[20]。推测3个月的预处理可能一定程度上与次级卵泡发育到排卵前的70~90d时间周期有关[20]。总的来说,COCP在PCOS患者预处理的研究结论差异大。一方面可能与PCOS人群异质性大有关。另一方面,不同研究的降药间隔(洗脱期)不一致。早期研究停药后短时间内促排卵,Gn使用时间和用量增加;而近期RCT在停药7d后促排卵,未增加Gn使用时间和用量[15]。

此外,对于PCOS而言,卵巢过度刺激综合征(ovarian hyperstimulation syndrome, OHSS)风险值得关注。有RCT研究显示,在卵巢高反应人群中使用COCP预处理可显著降低OHSS的潜在风险[14,21]。因此,基于降低OHSS风险考虑,PCOS患者使用COCP预处理可能有相对指征。

(2)子宫内膜异位症:与整体人群情况不同,研究结果提示子宫内膜异位症患者使用COCP预处理可能改善每取卵周期的累积妊娠率[22-23]。一项前瞻性的小样本先导研究结果显示,对子宫内膜异位症患者进行6~8周COCP预处理,随后IVF新鲜周期胚胎移植的临床妊娠率(35%)显著高于对照组(12.9%);尤其在卵巢子宫内膜异位症囊肿患者中差异更显著[24]。该获益可能源于COCP对卵巢的抑制形成孕激素主导、相对低雌激素环境,减轻雌激素介号的炎症和芳香化酶活性,抑制异位病灶[25-26];同时可能调节子宫内膜雌、孕激素受体,改善子宫内膜局部孕激素抵抗等病理情况[27-28]。

(3) DOR人群:COCP预处理对DOR人群ART

结局作用的研究证据有限,缺乏高质量RCT。一项回顾性研究比较了激动剂方案前使用COCP预处理与自然周期的DOR女性,两组胚胎种植率及临床妊娠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29]。

建议3: COCP可用于安排PCOS患者的治疗时间,但需注意21~25 d COCP预处理可能对随后移植的妊娠率和流产率有不利影响(2C)。

建议4: COCP预处理用于子宫内膜异位症患者尚缺乏高质量证据,且用药时长等问题尚未明确,建议权衡利弊谨慎使用(2D)。

建议5: COCP预处理用于DOR患者尚缺乏高质量证据,建议权衡利弊谨慎使用(2D)。

4. 其他类型避孕药物预处理对ART妊娠结局的影响:除COCP外,目前还有一些特殊类型的激素避孕药物用于临床。例如,因子宫内膜异位症、子宫内膜病变、卵子冷冻、供卵等特殊指征,部分患者需在放置左块诺孕酮宫内缓释节育系统(levonorgestrel-releasing intrauterine device, LNG-IUD)的同时进行COS。关于LNG-IUD对COS及ART结局影响的研究证据有限。一项回顾性队列研究评估了含52 mg的LNG-IUD对COS的影响:LNG-IUD患者雌二醇峰值水平低于对照组,Gn用量显著增加;但获卵数、受精率、可用胚胎率及囊胚形成率等均与对照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30]。此外,在使用LNG-IUD女性作为供卵的研究中,受者进行胚胎移植后的临床妊娠率及最终活产率均与对照组相当,提示LNG-IUD不影响卵母细胞质量。基于以上结果,使用LNG-IUD女性COS前可能不必将LNG-IUD取出,但可能需要更高剂量的Gn,费用也会相应增加。使用依托孕烯皮下植入剂对COS结局影响的临床研究较少,在一个病例系列中使用依托孕烯皮下植入剂的影响与LNG-IUD相似[31]。由于证据极其有限,本共识无法给出明确建议。

建议6:对使用LNG-IUD的女性进行COS且不考虑新鲜移植时,可不取出LNG-IUD,但需注意Gn使用剂量可能增加(2D)。

5. COCP用于ART预处理的其他问题

(1) COCP预处理用于安排ART治疗时间:临床上常采用COCP预处理来安排治疗时间,以控制月经周期对治疗进程的干扰。具体可用于协调节假日工作安排、在供卵周期中同步供受者月经周期以准备新鲜胚胎移植,以及降低因供卵者意外妊娠所致的周期取消风险。ESHRE的COS指南(2020)认为,基于现有安全性和有效性,使用COCP预处理安排时间是可接受的[32]。然而,指南不推荐在COS前使用较长时间(12~28 d)COCP进行时间安排,因其可能对临床结局有不良影响。目前缺乏更短时间(<12 d)COCP预处理对ART结局影响的高质量证据,临床可根据个体情况谨慎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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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COCP预处理对卵巢储备标志物的影响:有研究表明,长期使用COCP可抑制卵巢储备标志物如AMH和窦卵泡计数(antral follicle count,AFC)[32-33]。超过6个月COCP用药可使AMH和AFC下降约30%[34]。停用COCP后1个月AFC水平开始升高,直至停药6个月左右趋于稳定[32]。还有研究表明,在卵巢低储备患者中,停用COCP后,AFC水平可能较用药前有所升高;正常卵巢储备的患者中则未见明显AFC改变[35]。因此,如需准确评估卵巢储备,建议停用COCP2~3个月后再行检查。(3) COCP用于功能性卵巢囊肿的处理:卵巢囊肿是育龄女性月经周期中的常见现象[36]。功能性卵巢囊肿可能是卵泡发育异常而形成的囊肿或者是黄体囊肿,可分泌雌、孕激素,导致月经异常和不规则出血等情况,并可能降低卵巢对Gn的反应性。有研究认为,其对ART-COS可能存在负面影响,如降低Gn敏感性,增加周期取消率和卵巢低反应风险,囊肿侧卵巢的获卵数显著低于对侧卵巢[37-38]。然而,大多数卵巢囊肿会在4~6周内自然消退[39],所以当存在卵巢囊肿时,可直接推迟COS启动时间。既往研究认为,使用激素类避孕药(尤其是超过3个月)的女性,其卵巢囊肿的发生率显著低于对照女性[40]。因此,临床上也有对卵巢囊肿的患者使用COCP治疗,以期加速囊肿消退尽快进入IVF周期。然而,2014年发表的系统综述明确否定了这一药物使用方法,在其分析的8项RCT结果中均未发现COCP处理存在获益[39]。故目前普遍认为,功能性卵巢囊肿无需额外使用COCP处理。建议7:考虑到较长时间COCP预处理可能对妊娠结局存在不良影响,应谨慎使用COCP预处理用于安排治疗时间(2B)。建议8:不建议常规使用COCP对COS前的功能性卵巢囊肿进行干预(1B)。建议9:长期使用COCP可导致临床检测的卵巢储备指标下降;如需准确评估卵巢储备功能,建议停用COCP2~3个月后方进行检测(1C)。6. ART前使用COCP预处理的注意事项:生殖临床医生必须了解COCP相关的不良反应及在特殊人群中的使用风险[41]。尽管绝大多数育龄女性用药风险极低,但仍需关注高龄、吸烟状况、偏头痛史、心血管疾病及静脉血栓检塞等特殊情况与基础疾病。理论上长期使用COCP可能增加先兆偏头痛与缺血性中风险风险[42],此风险在吸烟或高血压患者中会放大。COCP使用前6周主要影响凝血因子(VII、X、纤溶酶原、纤维蛋白原和D-二聚体增加)[43],静脉血栓风险随使用时间延长而显著下降[44]。ART-COS前短暂使用7~28 d COCP预处理是否增加相关风险事件尚无报道。但使用更低雌激素剂量(如30 mg减至20 mg)可有效降低相关风险[43]。COCP相关的其他症状(如体质量增加、下肢

水肿)在选择二代孕激素 COCP后可显著减少。因此,IVF-COS前缩短疗程并选择低雌激素剂量 COCP,有助于使不良反应最小化。

建议10: 育龄女性短暂使用 COCP 预处理的总体风险较低,但高危患者仍需谨慎(1B)。

二、雌激素用于ART-COS的预处理

1. 雌激素预处理对总体人群ART治疗结局的影响:外源性雌激素药物主要包括天然雌激素(戊酸雌二醇、苯甲酸雌二醇、结合雌激素乳膏等)、半合成雌激素(炔雌醇、尼尔雌醇等)及合成雌激素(已烯雌酚、氯烯雌酚等)三类。生殖临床用于预处理的雌激素主要为天然雌激素。在剂型方面主要有口服、外用软膏及皮贴。与COCP不同,雌激素预处理对月经来潮的影响较小,其单独使用对安排IVF治疗时间的帮助有限。此外,单独使用雌激素本身不一定抑制排卵,无避孕作用,如需同时达到避孕效果,建议加用孕激素或使用COCP。

目前,雌激素预处理的主要目的是改善卵泡发育同步性。理论上,黄体中晚期使用雌激素可通过负反馈抑制垂体FSH升高,改善卵泡同步性问题[45-47],从而一定程度上提高获卵数和可用胚胎数。同时,由于雌二醇对FSH和LH的影响较COCP更温和,可能避免过度抑制卵泡和显著增加Gn用量,优化COS效果[45-48]。然而,临床研究显示其使用后的实际效果存在争议。一项早期前瞻性队列研究报道了拮抗剂方案前使用雌激素预处理可有效改善卵泡同步性,表现为促排卵第8天的卵泡径线一致性更好,最终获得的成熟卵泡数更多[31]。然而,后续多数研究并未证实雌激素预处理对获卵数的提高,比如2017年的系统综述纳入了2项小样本的研究结果显示,拮抗剂方案前使用雌激素预处理对获卵数的提高差异无统计学意义(MD=2.23,95% CI:0.71~3.75),但COS时间延长0.83 d[10]。同样,随后的大样本RCT及前瞻性队列研究结果均显示,拮抗剂方案前使用不同时间的雌激素预处理均未能提高获卵数及可用胚胎数[49-50]。

关于雌激素预处理对ART活产率或持续妊娠率的影响,目前高质量研究证据较少。与不使用预处理相比,拮抗剂方案中使用雌激素预处理对新鲜周期的妊娠结局并无显著差异。一项纳入453例ART患者的RCT研究结果显示预处理后的活产率与无预处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OR=0.95,95% CI:0.56~1.27)[50]。系统综述显示,在拮抗剂方案或激动剂方案中,使用雌激素预处理均不提高活产率[10]。

2. 雌激素预处理对特殊人群ART治疗结局的影响:虽然目前雌激素预处理常用于DOR患者,但是其在卵巢低反应或低预后患者中是否改善妊娠率和活产率同样存在争议。荟萃分析显示,雌激素预处理虽未显著提高DOR患者获卵数,但有助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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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周期取消率(RR=0.60, 95% CI: 0.45~0.78),并可能提高临床妊娠率(RR=1.33, 95% CI: 1.02~1.72)[51]。然而,更新的RCT结果显示,DOR患者在拮抗剂方案前使用雌激素预处理,对获抑数、可用胚胎数及临床妊娠率均无显著改善,但Gn使用量显著增加[52]。一项多中心RCT在38~42岁高龄女性中使用雌激素预处理并使用拮抗剂方案促排卵,预处理组Gn使用时间和使用剂量均显著增加,但卵泡输出率、获卵及胚胎数、新鲜及累积周期妊娠结局均无显著改善[53]。

建议11:在总体人群中,雌激素预处理对ART治疗无明确获益,但未发现显著不良影响,临床上不建议常规使用(2B)。

建议12:在DOR或高龄人群中,使用雌激素预处理对ART治疗的获益尚未明确,但Gn使用剂量可能增加,临床上不建议常规使用,可根据个体情况选择使用(2C)。

3. 雌激素预处理的安全性和注意事项:由于雌激素预处理多在DOR患者中使用,因此尚无充分证据说明其是否增加OHSS或多胎风险。仅一项纳入220例一般患者的RCT研究结果提示,雌激素预处理可能增加OHSS风险(OR=1.54, 95% CI: 0.25~9.42);对多胎率无显著影响(OR=2.24, 95% CI: 0.09~53.59)[10]。

此外,尽管雌激素预处理时间较短,仍需关注其不良反应与禁忌证。少数患者可能出现乳房胀痛、胃部不适、恶心、头痛等症状。即使风险较低,对有乳腺癌家族史或血栓风险的患者仍应权衡利弊后使用[54]。还应注意雌激素与其他药物的相互作用[10],如抗惊厥药(已比妥酸盐、卡马西平)及利福平等肝酶诱导剂会加速雌激素清除,可能削弱其疗效[10,55];青霉素与四环素等抗生素也可降低雌激素作用[56]。此外,口服雌激素可能减弱口服降糖药及胰岛素的疗效,对合用二甲双胍者需特别注意[57-58]。

建议13:短期使用雌激素预处理的不良反应较小,但需注意药物相对禁忌证及药物交叉作用(1B)。

三、孕激素用于ART-COS的预处理

1. 孕激素预处理对总体人群ART治疗的影响:外源性孕激素药物主要包括天然孕激素(黄体酮)、天然孕激素衍生物(如地屈孕酮)以及合成孕激素(如甲羟孕酮、环丙孕酮等)。临床上常用孕激素安排ART治疗时间。与COCP相似,孕激素预处理可影响月经来潮时间,因此可使用孕激素预处理调整月经周期以便安排OS启动时机。ESHRE的ART-COS指南中指出,使用孕激素预处理安排ART治疗时间是合理的[32]。

目前尚未有充分证据说明孕激素预处理对总体人群的ART临床结局有显著影响。一项小样本RCT提示拮抗剂方案前使用孕激素处理,持续妊娠率和

活产率无显著改变(OR=0.67,95% CI:0.18~2.54)[1]。在激动剂方案中,缺乏大样本的研究证据。仅2项RCT(共222例)提示孕激素预处理对持续妊娠率及活产率无显著影响[59-60]。系统综述分析提示,激动剂方案予孕激素预处理的活产率与未预处理相似[10]。在流产率方面,各种不同COS方案中使用孕激素预处理的流产率与对照人群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10]。

2. 孕激素预处理对特殊人群ART治疗的影响:在特殊人群中,孕激素预处理主要用于PCOS或子宫内膜异症患者中。一项针对PCOS的RCT结果二次分析显示,与COCP预处理相比,拮抗剂方案前使用孕激素撤退出血,可获得更好的临床妊娠率和活产率,且流产率低[61]。对于子宫内膜异位症的患者,孕激素是主要治疗药物之一。IVF前孕激素预处理也用于此类患者,研究多聚焦于一线药物地诺孕素。在卵巢反应性方面,小样本RCT结果显示,使用地诺孕素预处理与否不影响总Gn使用剂量[62]。在获卵和胚胎方面,一项荟萃分析(纳入2项RCT)显示,子宫内膜异位症患者IVF前使用地诺孕素预处理与未进行预处理患者的获卵数相似,受精率、可用胚胎率、囊胚形成率差异亦无显著统计学意义[63]。在临床妊娠结局方面,荟萃分析显示,新鲜周期前使用地诺孕素预处理比未用预处理有更高的临床妊娠率(RR=1.85, 95% CI: 1.23~2.77)[63],且效果可能与甲地孕酮预处理相似。冷冻周期中,预处理对临床妊娠率无显著影响(RR=1.11, 95% CI: 0.85~1.44)[63]。纳入4项较高质量RCT的荟萃分析显示,地诺孕素预处理未显著提高活产率(RR=1.23, 95% CI: 0.66~2.31),也不影响流产率(RR=1.33, 95% CI: 0.82~2.33)[63]。此外,用药时长也可能影响研究结论。一项纳入134例子宫内膜异位症患者的RCT中使用了更长时间(3个月)的地诺孕素预处理,与激动剂超长方案相比,获卵数、受精率及妊娠结局虽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但地诺孕素预处理可减少治疗费用和药物相关的不良反应[64]。

3. 孕激素预处理的安全性和注意事项:尚无研究报道孕激素预处理是否影响 OHSS 风险[63]。也无足够证据明确其对多胎妊娠率的影响。仅一项小样本RCT报道,使用孕激素预处理的多胎妊娠率与对照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OR=1.05, 95% CI: 0.06~17.76)[65]。

此外,在使用孕激素预处理前需考虑其相对禁忌证,包括高药、吸烟状况、偏头痛史、心血管疾病、静脉血栓栓塞等[66]。同时要注意用药期间的不良反应,包括体质量增加、下肢水肿等症状[66]。对于需进行较长时间预处理的患者,如地诺孕素用于子宫内膜异位症患者的长期预处理,还应注意其可能对外周胰岛素抵抗及葡萄糖耐量的轻微影响;另外,单一孕激素长期用药的乳腺癌风险度可能与COCP相似;但由于其证据多为小样本研究,其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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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如 COCP 的证据确凿[65-66]。临床上应充分评估利弊，合理监测。

建议14:在总体人群中,COS前常规使用孕激素预处理没有必要,但可用于安排治疗时间(1C)。 建议15:对于子宫内膜异位症患者,地诺孕素等孕素预处理可能对改善治疗结局有一定获益,

建议15:对于子宫内膜异位症患者,地诺孕素等孕素预处理可能对改善治疗结局有一定获益,但证据仍不够充分。临床可根据患者个体情况选择使用(2C)。

建议16:临床使用孕激素预处理前应注意评估是否存在禁忌证或相关高危因素(1B)。

综上所述,本共识提供了目前常用性激素类药物在ART-COS预处理的临床指导建议,涵盖关键问题与注意事项,旨在总结临床证据和经验,为实际临床工作提供指导。随着COS方案在不同人群中的精准应用,性质类药物预处理的研究将持续深入,本共识也将相应更新完善。

执笔专家:罗璐(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王璋(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执行委员会(按姓氏拼音排序):李予(香港大学深圳医院)、欧湘红(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钱卫平(深圳市罗湖区人民医院)、乔杰(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石玉华(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孙誉(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王琼(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吴日然(中山博爱医院)、张翠莲(河南省人民医院)、甄秀梅(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钟兴明(广东省生殖医院)

秘书组:罗璐(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黄珈(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共识编写专家组(按姓氏拼音排序):黄斐(中信雅生殖与遗传专科医院)、郭艺红(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郝桂敏(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黄迦(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黄薇(四川大学学西第二医院)、金丽(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腊晓琳(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李萍(厦门大学附属妇女儿医院)、李子(香港大学深圳医院)、林芸(广东省人民医院)、刘睿智(吉林大学第二医院)、罗璐(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欧湘红(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钱卫平(北京大学深圳医院)、乔杰(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石玉华(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孙赟(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谭丽(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王理(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王文军(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王增艳(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吴日然(中山博爱医院)、吴煜(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张翠莲(河南省人民医院)、张富青(郑州市妇幼保健院)、张少娣(河南省人民医院)、张学红(兰州大学第一医院)、张煜(上海学第一医院)、张翠莲(河南学院中心医院)、甄秀梅(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钟兴明(广东省生殖医院)、朱依敏(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

[10] 2006, 2007, 3006, 2008, 3006, 2007. 黄田(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芦萍(厦门大学附属妇女儿童医院), 季子(香港大学深圳医院), 芙林(广东省人民医院), 奸智春(吉林大学第二医院), 罗璐(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欧湘红(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 钱卫平(北京大学深圳医院), 乔杰(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石玉华(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孚贇(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谭丽(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王煜(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王文军(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王增艳(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吕天日(中山博爱医院), 吴煜(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张翠莲(河南省人民医院), 张富青(郑州市妇幼保健院), 张少娣(河南省人民医院), 张学红(兰州大学第一医院), 张澄宏(山东第一医院), 张翠莲(山东第一医院), 甄秀梅(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钟兴明(广东省生殖医院), 朱依敏(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

[1] Cédrin-Durnerin I, Bståndig B, Parneix I, et al. Effects of oral contraceptive, synthetic progestogen or natural estrogen pre-treatments on the hormonal profile and the antral follicle cohort before GnRH antagonist protocol[J]. Hum Reprod, 2007, 22(1): 109-116. DOI: 10.1093/humrep/del340.[2] Griesinger G, Venetis FC, Maxr T, et al. Oral contraceptive pill pretreatment in ovarian stimulation with GnRH antagonists for IVF: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利益冲突 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作者贡献声明 乔杰负责共识的设计、组织、指导及审阅;王琼负责共识的组织、设计、实施、培训、指导撰写、修改及审阅;罗璐负责共识全文的设计、文献检索和证据总结、撰写及修改;执行委员会成员负责共识的制订流程监督、全文审阅及指导;其他共识专家组成员共同完成共识的讨论、修改及定稿

考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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