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共识丨军事飞行人员脑小血管病诊治及飞行适应性评价专家共识

专家共识神经内科 · 2025 · 中华医学期刊网

一

CSVD的定义 CSVD是指多种病因影响脑内小动脉、微动脉、毛细血管、微静脉和小静脉所导致的一系列临床、影像、病理综合征。多数CSVD指累及脑实质和蛛网膜下腔直径≤500 μm的动脉疾病。尽管7.0T MRI可显示部分小动脉，但目前临床常用的3.0T及以下核磁共振设备不能明确显示小动脉，因此临床CSVD通常用于描述小血管病变所致脑实质损伤的一系列神经影像学表现。

二

军事飞行人员CSVD的流行病学普通人群中，CSVD一般出现在40岁之后，患病率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升高。CSVD的影像学表现包括脑白质高信号（white matter hyperintensity，WMH）、腔隙、脑微出血（cerebral microbleed，CMB）和血管周围间隙（perivascular space，PVS）等多种形式。WMH患病率从50岁的5.0%增高至90岁的100.0%；腔隙患病率从50岁的5.0%~8.0%增高至90岁的25.0%~38.0%；CMB患病率从50岁的6.5%增高至90岁的36.0%~40.0%；20~90岁PVS患病率为7.5%~98.0%。张金龙等对424 例飞行员颅脑MRI筛查显示WMH患病率为24.3%；另一项国内研究显示飞行员WMH患病率为15%；Lim等对31名韩国空军现役飞行员行颅脑MRI检查，结果显示WMH患病率为54.8%；McGuire等对美国102名U-2高空侦察机飞行员行颅脑MRI检查，结果显示所有飞行员均存在不同程度的WMH。不过，上述研究均未区分WMH、PVS和腔隙，可能过高估计飞行员WMH的患病率。最近，一项对723名体检飞行人员（平均年龄31岁）的颅脑MRI分析显示，WMH患病率为7.2%，腔隙患病率为1.3%，CMB患病率为0.6%，PVS患病率为8.5%，提示飞行人员可存在各种类型CSVD，但以WMH和PVS为主，腔隙和CMB较少，可能与飞行人员年轻及疾病多处于早期有关。

三

军事飞行人员CSVD的病因和危险因素 1.一般病因和危险因素：CSVD的常见病因包括动脉硬化（年龄相关和血管危险因素相关的小血管疾病）和散发性脑淀粉样血管病；不常见病因包括遗传性疾病、免疫介导的原发性或继发性中枢神经血管炎、感染介导的血管炎及放射后血管病等。张晓敏等研究显示80%的无症状脑梗死飞行人员存在脑血管疾病危险因素；潘蓓等研究显示高血压、高脂血症、吸烟及脑血管疾病危险因素数量是歼击机飞行员CSVD的危险因素。此外，研究显示高血压、高脂血症、FPG受损和糖尿病、代谢综合征及吸烟等传统血管疾病危险因素在军事飞行人员中比例较高。因此，动脉硬化是军事飞行人员CSVD的常见重要原因之一。飞行人员一般为中青年，需要鉴别基因遗传病、感染和免疫介导等CSVD。此外，既往研究显示飞行人员中存在房颤、卵圆孔未闭和脑动脉狭窄的病例，而这些疾病可出现类CSVD影像学表现，提示心源性栓塞或脑动脉粥样硬化性脑梗死等非小血管疾病也需要与CSVD相鉴别。 2.飞行环境暴露：Lim等和McGuire等的研究表明，颅内WMH多发生在高空飞行的飞行员中，且病灶的大小和数量与飞行高度有相关性。张晓敏等研究显示飞行人员颅内缺血病灶数量与飞行时间相关，具有多个缺血病灶者飞行时间明显长于单个病灶者。Lim等研究显示，机种（主要为歼击机）与颅内缺血病变有关，而潘蓓等同样证实飞行机种（高性能歼击机）和飞行时间与CSVD相关。因此，飞行高度、飞行机种（歼击机）和飞行时间可能是军事飞行人员CSVD的一个特殊职业病因。 3.主要病因机制：脑动脉硬化型CSVD主要与内皮细胞功能障碍相关。与飞行环境暴露相关的CSVD机制包括飞行人员（尤其是歼击机飞行员）执行任务时更容易暴露于气压突然波动、高加速度和应激诱发肾上腺素能亢进等环境。①气压突然快速波动可产生氮气性微气泡、血小板源性血栓和微颗粒释放，导致脑组织的微栓塞。②当飞机快速拉升或转弯时，可产生0~7 G的正加速度，这种高+G载荷会对飞行人员的心脑血管系统产生压力，进而影响正常脑血流动力学和剪切力；前者使已有脑小血管病变的脑组织发生缺血，后者通过影响血管内皮细胞功能导致CSVD。③飞行时的应激反应会通过人体神经内分泌系统来提高体内肾上腺素能的活性，进而升高皮质醇和儿茶酚胺的水平，直接损伤血管内皮细胞功能。推荐意见：①除血管危险因素相关脑动脉硬化外，飞行环境暴露也是导致军事飞行人员CSVD的重要原因；②必要时需要鉴别基因遗传病、感染和免疫介导等疾病；③应注意排查心源性栓塞或脑动脉粥样硬化性脑梗死等非小血管疾病。

四

军事飞行人员CSVD的临床表现 CSVD的临床表现具有较大异质性，包括急性、慢性及临床偶然发现的无症状CSVD。急性CSVD表现为缺血性卒中、短暂性脑缺血发作及出血性卒中。慢性CSVD主要表现为进行性认知障碍，还可表现为神经精神症状、括约肌功能障碍、姿势和步态障碍、吞咽障碍及视野缺损等。不过，大多数CSVD患者通常在无明显神经系统症状情况下，因其他原因行CT或MRI脑影像时被检出，称为“无症状”或“隐匿性”CSVD。飞行人员中急性脑血管病鲜有发生，通常以病例报告形式报道。赵聪等检索到9例飞行人员急性脑梗死病例报告，其中2例为确定的CSVD，2例为不确定的CSVD或心源性脑梗死，这些患者的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卒中量表评分≤3分，提示临床症状较轻。一些学者也报道了飞行人员发生脑出血的病例，但这些病例均为脑血管畸形和海绵状血管瘤，而未见CSVD所致的脑出血。研究显示U-2高空侦察机飞行员的颅内WMH数量和体积分别是性别、年龄和教育程度相匹配的健康对照者的3倍和4倍，而推理、计算、记忆、信息处理速度及一般认知功能的评分明显低于健康对照组，且WMH负荷高的患者推理、计算、记忆及一般认知功能的评分明显低于WMH负荷低的患者。此外，国内学者也报道在体检的飞行人员中检出为数不少的无症状CSVD患者。推荐意见：①鉴于多数患者无症状，对存在传统血管危险因素或飞行环境暴露等CSVD高危者应进行颅脑MRI筛查；②对检出CSVD的军事飞行人员应常规进行全面神经系统功能评估，以确定症状性CSVD。

五

军事飞行人员CSVD的影像学诊断 CSVD的诊断主要依靠头颅影像学表现。2013年国际血管改变神经影像学标准报告小组制定了CSVD的国际影像学诊断标准，并于2023年进行更新。 1.检查方法：MRI是目前诊断CSVD的主要工具，应选用1.5T以上MRI。因CSVD病灶较小，理想扫描方案应为连续扫描、中间无间隙、每层厚度≤5 mm、分辨率≥1 mm×1 mm以及包含所有脑组织。扫描序列包括：轴位弥散加权成像（diffusion weighted imaging，DWI）、T1加权成像（T1-weighted imaging，T1WI）、T2加权成像（T2-weighted imaging，T2WI）、T2液体衰减反转恢复序列（fluid attenuated inversion recovery，FLAIR）、T2加权梯度回波或磁敏感加权成像（susceptibility weighted imaging，SWI）等。 2.影像学表现：军事飞行人员常见的CSVD影像学表现主要包括近期皮质下小梗死、腔隙、WMH、PVS、CMB、脑皮质表面铁沉积和皮质脑微梗死，其MRI特征见表1。表1军事飞行人员常见的脑小血管病的MRI特征表现\n\n \n 项目\n RSSI\n 腔隙\n WMH\n PVS\n CMB\n cSS\n 皮质脑微梗死\n \n \n 直径\n ≤20mm\n 3~15mm\n -\n ≤2mm\n ≤10mm\n -\n ≤4mm\n \n \n DWI\n 高信号\n 等/低信号\n 等信号\n 等信号\n 等信号\n 等信号\n 等/高信号\n \n \n FLAIR\n 高信号\n 低信号\n 高信号\n 低/等信号\n 等信号\n 等信号\n 高/低信号\n \n \n T2WI\n 高信号\n 高信号\n 高信号\n 高信号\n 等信号\n 等信号\n 高信号\n \n \n T1WI\n 低信号\n 低信号\n 等/低信号\n 低信号\n 等信号\n 等信号\n 低信号\n \n \n SWI\n 等信号\n 等信号\n 高信号\n 等信号\n 低信号\n 低信号\n 等信号\n \n\n\n注:DWI:弥散加权像;FLAIR:液体衰减反转恢复序列>T2WI:T2加权成像;T1WI:T1加权成像;SWI:磁敏感加权成像;RSSI:近期皮质下小梗死:WMH:脑白质高信号:PVS:血管周围间隙;CMB:脑微出血;cSS:脑皮质表面铁沉积\n 推荐意见：①诊断军事飞行人员CSVD应选择1.5T或以上MRI，扫描序列包括T1WI、T2WI、T2 FLAIR、DWI和SWI；②根据影像学表现确定军事飞行人员CSVD的影像分型。

六

军事飞行人员CSVD的治疗军事飞行人员CSVD的治疗应根据病因、危险因素、临床表现和影像学分型，采用个体化治疗策略。 1.一般治疗原则：非脑小血管本身疾病所致CSVD的治疗可参考相关指南。遗传、脑淀粉样血管病（cerebral amyloid angiopathy，CAA）无特效治疗方法，感染、免疫等CSVD较为少见，治疗可参考相关指南。动脉硬化型CSVD治疗方案包括生活方式干预、血压管理、血脂管理、血糖管理及抗血小板治疗等，具体内容可参见相关指南和文献。 2.药物选择：在飞行人员CSVD治疗时，应考虑飞行人员的用药原则，以达到可以带药飞行的目的。飞行人员用药原则：①确切有效；②不良反应小且短暂，对飞行的影响可忽略不计；③避免有反弹或戒断效应的药物；④优选每天1次的长效药物；⑤优选口服片剂或吸入性药物；⑥存储方便，不需要冷藏；⑦获取方便，防止中断；⑧体积小，便于携带。（1）血压管理：虽然高血压是CSVD最重要的危险因素，降压治疗和减少血压变异性的药物有助于减少CSVD影像学改变，但CSVD患者同时存在脑血流自动调节障碍和脑血流减低，突然或过度降低血压可能加重脑白质缺血、恶化临床结局，因此飞行人员的降压治疗应适度。此外，未有证据表明需要对血压正常的CSVD患者进行降压治疗。在降压药物中，肾上腺素能阻滞剂、α受体阻滞剂和袢利尿剂因严重影响飞行员的G耐力，应避免使用；具有中枢作用机制的药物因影响飞行人员认知功能，应避免使用。β受体阻滞剂可轻度影响G耐力和精神运动功能，限于多座机或轰炸机、运输机和直升机（+2.5 Gz以下）飞行人员。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和血管紧张素受体阻断剂已被证实不会影响飞行员的G耐力，在飞行员中使用可不受限，但鉴于前者有干咳的不良反应，后者更适合飞行员。长效二氢吡啶类钙通道阻断剂在飞行员中具有非常好的耐受性，同时还具有对人体代谢无影响和不受肝肾功能限制等优点，可应用于糖尿病、高脂血症及肝肾功异常患者。非二氢吡啶类钙通道阻断剂因具有负性肌力和时性作用，仅适用于多座机或轰炸机、运输机和直升机（+2.5 Gz以下）飞行人员。噻嗪类利尿剂在飞行员中也具有良好的耐受性，可作为联合用药的选择。在治疗时，为了减少药物不良反应，应首选多种药物、小剂量联合治疗，而非单药的最大剂量治疗421-426 。（2）血糖管理：研究显示糖尿病以及糖化血红蛋白与腔隙的数量和WMH的体积有关，且促进CSVD的发展。对于飞行人员CSVD，应基于指南的血糖和糖化血红蛋白目标进行合理的降糖治疗，但不支持在正常血糖水平下行降糖治疗。在降糖药物中，磺酰脲类、美格替耐类和胰岛素制剂会引起低血糖，可导致空中失能，服用该药物的飞行员需要永久停飞。α-葡萄糖苷酶抑制剂、双胍类和噻唑烷二酮类不会导致低血糖，可允许在军事航空环境中使用。胰高血糖素样肽-1（glucagon-like peptide-1，GLP-1）受体激动剂和二肽基肽酶-4抑制剂能够通过激动GLP-1受体或抑制GLP-1破坏，发挥肠促胰岛素的作用而产生降糖效果，且不会造成低血糖，已被国外列入飞行员能够应用的降糖药物名单579-581 。（3）血脂管理：在降脂药物中，3-羟基-3-甲基戊二酰辅酶A还原酶抑制剂（他汀类）是军事飞行员的首选药物，可以应用于心脑血管疾病的一级和二级预防449-460 。他汀类药物除降脂机制外，还具有抗炎、改善内皮细胞功能及维持血脑屏障稳定性等作用，这些作用可以对抗和逆转CSVD的病理改变，使他汀类药物成为防治CSVD的重要手段。欧洲卒中组织发布的指南建议应用他汀类药物治疗无症状CSVD，有血管事件高风险的患者更应如此。标准剂量的他汀药物不良反应少，安全性好，已被公认可应用于军事飞行员。其他类的降脂药可根据飞行人员个人情况谨慎选用449-460 。（4）抗血小板治疗：目前研究尚不支持CSVD一级预防中使用抗血小板药物。多项随机试验的荟萃分析显示，阿司匹林可使急性皮质下脑梗死患者的卒中复发风险降低30%，提示CSVD二级预防需要抗血小板药物治疗。阿司匹林作为第1个被证实有效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药物，颅内出血风险为0.1%~0.2%，颅外出血风险为0.5%。国内一项研究对心脑血管病高危（Framingham评分≥6%）的无症状脑梗死飞行人员采用长期抗血小板药物治疗，随访未发现不良反应。因此，低剂量的阿司匹林可以允许在双座机飞行人员中长期使用。氯吡格雷和双嘧达莫的皮疹、腹泻和头痛等不良反应明显高于阿司匹林，可作为不适合阿司匹林治疗的飞行员的替代用药。虽然西洛他唑具有抗血小板聚集和改善内皮功能的双重作用，颅内出血更低，但该药不良反应较大，如头痛、头晕、心悸、腹泻、心动过速及便秘等，限制了其在飞行人员中的应用。推荐意见：①动脉硬化是军事飞行人员CSVD最常见、可治性病因，应重点干预；②军事飞行人员CSVD干预方案应包括生活方式的干预、血压管理、血脂管理、血糖管理及抗血小板治疗等；③军事飞行人员降压时应避免使用影响G耐力和精神运动功能的药物，降糖时应避免使用可发生低血糖的药物，降脂时应首选标准剂量的他汀类药物（药物的具体名称可见相关国家军用标准）；④军事飞行人员CSVD一级预防不支持使用抗血小板药物，二级预防建议使用抗血小板药物；⑤军事飞行人员使用抗血小板药物时，应选择低剂量阿司匹林，有禁忌时可选择其他药物，避免使用西洛他唑；⑥军事飞行人员CSVD诊治流程见图1。图1 军事飞行人员脑小血管病的诊治流程图注：MRI：核磁共振成像；RSSI：近期皮质下小梗死；WMH：脑白质高信号；PVS：血管周围间隙；CMB：脑微出血；CSVD：脑小血管病；CAA：脑淀粉样血管病

七

军事飞行人员CSVD的临床评估 1.症状评估：CSVD可导致肢体瘫痪、协调能力下降、视力障碍、认知及情感等障碍，严重影响飞行安全，需要对CSVD飞行人员进行详细的神经系统查体及临床量表评估。常用的临床量表包括：①评价认知障碍的量表包括简易智能精神状态检查量表、蒙特利尔认知评估量表、数字画钟试验和数字空间导航等；②评价运动障碍的量表包括起立-行走计时试验、Tinetti平衡和步态量表以及简易体能测试量表，三维步态分析系统也可用于CSVD步态障碍的评价；③评价情感障碍的量表包括汉密尔顿抑郁量表、Beck抑郁问卷和自评抑郁量表。 2.病因筛查：CSVD病因决定飞行人员预后和飞行安全性。可纠正病因，飞行风险低；不可纠正病因，飞行风险高。可纠正病因包括动脉硬化、免疫或感染介导等，动脉硬化CSVD通常存在心脑血管病相关危险因素，免疫或感染介导CSVD可通过相关免疫和微生物学检查明确诊断。不可纠正病因包括CAA和遗传性疾病（除Fabry病），可通过脑影像学特点或基因检测明确诊断。 3.卒中风险评估大多数飞行人员CSVD为脑动脉硬化所致，可无临床症状，但飞行时发生卒中可导致空中失能，影响飞行安全，因此需要评估未来卒中风险。（1）CSVD相关危险因素评估：卒中的一级预防通常采用传统心血管疾病危险因素构建卒中风险预测模型，以判断未来卒中风险及进行风险分层。中国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脑血管疾病风险预测软件是我国开发的可预测缺血性脑血管疾病的工具，美国心脏病学会也有类似计算未来卒中风险的工具。国内外的脑血管疾病一级预防指南通常根据心脑血管疾病10年风险进行危险分层：①10年风险≥20.0%为极高危人群；②10.0%≤10年风险40个。符合上述①~④中的条件各记1分，总评分为0~4分。加拿大和中国2个独立研究的Meta分析显示，CSVD影像总体负荷评分与卒中复发风险相关，每增加1分，缺血性卒中复发风险增加1.32倍，颅内出血性卒中复发风险增加1.54倍。De Giuli等对18~45岁首次缺血性卒中患者随访显示，CSVD影像总体负荷评分≥1分的患者脑缺血事件复发风险增加2.61倍。另一项回顾性研究显示，CSVD影像总体负荷评分与首次腔隙梗死显著相关，腔隙梗死患者CSVD影像总体负荷评分更高。（3）CSVD血管功能评估：脑血流灌注和血流容积反映了脑小血管功能。脑灌注评估可分为静息和动态测量，静息测量主要指标为脑血流量（cerebral blood flow，CBF），正常人CBF范围为40~70 ml/（100 g·min）。动态测量主要指标为脑血管储备力或脑血管反应性（cerebrovascular reactivity，CVR），即在影响脑血管舒张和收缩能力的因素作用下观察脑灌注所发生的变化，反映脑血管的代偿能力。CVR常用的激发方法包括吸入CO2、静脉注射乙酰唑胺、过度换气或屏气等，CVR=［（激发后CBF-静态CBF）/静态CBF］×100%，正常人CVR≥30%。脑血流自动调节功能（cerebral autoregulation，CA），即当血压在一定范围内波动时，机体通过调节脑小血管口径来维持脑血流量相对恒定的能力，是机体防止脑组织出现低灌注或过度灌注的主要方式，也是反映脑小血管功能的重要指标。CA的血压变化方式分为激发变化和自发变化；目前应用最多的CA数据分析方式为传递函数分析，常用参数为增益和相位角，当血压在极低频率（0.02~0.07 Hz）范围变化时，增益≤0.68 cm/（s·mmHg），相位角≥53度。研究显示WMH、PVS及CSVD影像总体负荷评分与CBF或CVR下降相关，而CSVD患者通常存在全脑CA受损。脑组织低灌注会增加卒中风险和认知功能下降，而在高+Gz载荷飞行条件下，任何脑血管功能受损都会导致飞行过程中急剧脑灌注下降，形成潜在飞行风险。推荐意见：①应对CSVD军事飞行人员进行详细的神经系统查体和客观量表评定，区分症状和无症状CSVD；②应明确军事飞行人员CSVD病因，区分可纠正和不可纠正CSVD；③应对CSVD军事飞行人员进行未来卒中风险评估，心脑血管疾病10年风险高危者、CSVD影像总体负荷评分高者及CBF、CVR和CA等脑血管功能指标受损者未来卒中风险高。

八

军事飞行人员CSVD的飞行适应性评价美国空军颁布的Air Force waiver guide规定发生卒中和短暂性脑缺血发作的飞行人员，除非病因是可纠正的并已被治愈，否则不考虑给予特许飞行资格。我国军事飞行人员体格检查标准规定记忆力、反应能力较好，神经系统及相关检查正常的飞行人员，可以给予飞行合格。因此，症状性、病因不可纠正的CSVD军事飞行人员飞行风险高。无症状CSVD飞行人员在空中一旦发生卒中将对飞行操控造成严重影响，导致失能，故应视其为突发失能性疾病，对于这类疾病的航空医学风险评估通常采用“1%法则”。飞行人员CSVD以动脉硬化最为常见，经过严格控制危险因素和药物治疗，无症状患者年卒中风险可控制在1.0%以内（普通人群为0.26%，CSVD患者是其2~3倍），飞行适应性良好。不过，对于心脑血管疾病危险因素高危、CSVD影像总体负荷高、脑血管功能受损及CSVD不断进展的飞行人员，卒中风险明显增加，飞行风险增高。此外，症状性CSVD飞行人员早期卒中复发风险较高，应至少观察6个月，方可进行飞行适应性评价。 “1%法则”仅考虑了疾病本身对飞行安全的影响，而未考虑疾病以外的其他因素。随着航空医学评估和管理的发展，Gray等提出“多维风险矩阵”的航空医学风险评估方法，强调应从疾病发病率、严重程度、飞行人员职责及飞行机种等多方面进行综合评估，通过一种半定量的视觉评价工具使飞行适应性评价更加直观、简便。对于飞行人员职责，需要考虑是否存在飞行操控；对于飞行机种，需要考虑军事飞机存在低温、低压、低氧和高加速度等飞行环境的暴露。飞行员需要进行飞行操控，飞行任务较非驾驶员高，飞行风险高；单座机飞行员独自操控飞行，飞行风险较多座机飞行员高，教练机教员飞行风险应等同于单座机飞行员。歼击机对飞行员身体要求较其他机种高，而高性能战斗机要求更高，飞行风险高。结合飞行人员职责和飞行机种，本共识将飞行人员按飞行风险从高到低排序为单座机飞行员（驾驶单座歼击机的飞行员和教练机的教员）、双座歼击机飞行员、多座非歼击机飞行员（轰炸机、运输机、直升机）、多座机非驾驶员（空中战勤和技勤人员）。CSVD飞行人员的航空医学“风险矩阵”图见图2。图2 飞行人员无症状脑小血管病航空医学“风险矩阵”图注：绿色代表飞行风险低危；黄色代表飞行风险中危；红色代表飞行风险高危推荐意见：①症状性和病因不可纠正的CSVD军事飞行人员，飞行风险高；②无症状、病因可纠正的CSVD军事飞行人员，应根据疾病本身风险、飞行人员职责和飞行机种等因素综合判断飞行风险；③可采用“风险矩阵”图（图2）对无症状CSVD军事飞行人员进行飞行适应性评价。

九

军事飞行人员CSVD的随访 Uiterwijk等对90名高血压患者进行9年随访，结果显示25.8%患者的脑室旁WMH进展，其中49.4%患者的皮质下WMH进展，7.8%患者新增CMB，10%患者新增腔隙。Yamaguchi等对210名患者进行4年随访，结果显示61.4%患者出现新发的WMH或腔隙。张晓敏等对22例CSVD飞行人员随访6~42个月，结果显示18%患者病灶进展。Jacob等研究显示CSVD进展可导致患者不良预后，如认知下降、运动障碍等。推荐意见：①对CSVD军事飞行人员每6~12个月进行1次随访，评估头颅影像和认知、运动等脑功能；②出现症状、CSVD影像进展或卒中风险增加的军事飞行人员，飞行风险较高。执笔作者：陈大伟、李相生、石进参与讨论专家（按姓氏拼音排序）：陈大伟（空军军医大学空军特色医学中心神经内科）、迟丽屹（解放军空军第九八六医院神经内科）、崔丽（空军军医大学空军特色医学中心睡眠医学科）、杜万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内科）、樊双义（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神经内科）、胡文立（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神经内科）、黄勇华（解放军总医院第七医学中心神经内科）、李相生（空军军医大学空军特色医学中心医学影像科）、刘红巾（空军军医大学空军特色医学中心医学鉴定科）、刘建国（解放军总医院第六医学中心神经内科）、潘蓓（空军军医大学空军特色医学中心神经内科）、邱峰（解放军总医院第八医学中心神经内科）、石进（空军军医大学空军特色医学中心神经内科）、孙虹（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唐学军（解放军第95829部队医院神经内科）、王建昌（空军军医大学空军特色医学中心）、王军（空军军医大学空军特色医学中心医学鉴定科）、吴伟（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神经内科）、王振福（解放军总医院第二医学中心神经内科）、徐建华（空军杭州特勤疗养中心疗养二区）、徐先荣（空军军医大学空军特色医学中心医学鉴定科）、姚国恩（解放军总医院第四医学中心神经内科）、尹琳（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神经内科）、尹延伟（空军军医大学空军特色医学中心神经内科）、张向阳（空军军医大学空军特色医学中心期刊编辑部）、周岩（空军军医大学空军特色医学中心神经外科）学术秘书：潘蓓（空军军医大学空军特色医学中心神经内科）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获取更多文章信息来源：中华航空航天医学杂志编辑：周晴霖初审：沈锡宾终审：刘冰

引用 / 出处

中华医学期刊网. 专家共识丨军事飞行人员脑小血管病诊治及飞行适应性评价专家共识[S/OL]. 2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