胆道恶性肿瘤诊疗专家共识(2026版)

共识 综合与多学科 · 2026 · 中国专家共识协作组 中国医师协会外科医师分会 中国抗癌协会 · 中华消化外科杂志
胆道恶性肿瘤(BTC)包括肝内胆管癌、肝外胆管癌和胆囊癌,异质性强,诊疗复杂,整体预后较差。目前,BTC在筛查与诊断、病理学诊断及分子分型、多学科综合诊疗、外科治疗、围手术期治疗、局部治疗和系统治疗等方面的诊疗策略不断更新。胆道恶性肿瘤诊疗中国专家共识协作组、中国医师协会外科医师分会、中国抗癌协会肝癌专业委员会、中华医学会肿瘤学分会肝癌学组组织相关领域专家,基于新的循证医学证据,经过多次讨论、反复修订,最终形成《胆道恶性肿瘤诊疗专家共识(2026版)》,旨在梳理BTC诊疗相关证据,结合临床实践,为临床医师开展BTC诊疗提供更好指导,提高BTC诊疗规范化水平,改善患者预后。
胆道恶性肿瘤胆管癌胆囊癌专家共识诊断治疗

一、BTC 的疾病负担与危险因素

(一)疾病负担

BTC 包括 ICC、ECC 和胆囊癌。ECC 按解剖位置分为肝门部胆管癌(perihilar cholangiocarcinoma,

pCCA)和远端胆管癌(distal cholangiocarcinoma, dCCA)[1]。我国BTC 5年生存率<20%[2]。

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及我国国家癌症中心对2022年癌症负担分类测算时,均将ICC(ICD-10:C22.1)和肝细胞癌(ICD-10:C22.0)合并在肝癌(ICD-10:C22.0~C22.9)进行疾病负担统计。2018年ICC全球新发病数为123 000人,年龄标准化发病率为1.4/10万。地区分布中,ICC在东南亚地区发病率最高(2.9/10万),其次为东亚(2.0/10万)和北欧(1.8/10万)。新发病例数中,东亚地区ICC占全球比例最高,达41.4%[3]。中国ICC年龄标准化发病率为2.1/10万,在185个国家中居第22位[2]。目前尚无ECC的全世界和中国发病负担数据。

2022年,胆囊癌(ICD-10:C23)全球新发病例数为122491人,年龄标准化发病率为1.2/10万;因胆囊癌死亡病例数为89045人,年龄标准化死亡率为0.83/10万。分地区比较,胆囊癌发病和死亡高发国家主要聚集于南美洲和亚洲,如玻利维亚、智利、秘鲁、尼泊尔、孟加拉国等。其中,亚洲国家的新发病例数和死亡人数占全球>70%。2022年中国胆囊癌新发病例数为31132人,年龄标准化发病率为1.1/10万;因胆囊癌死亡人数为24543人,年龄标准化死亡率为0.87/10万;中国胆囊癌发病及死亡在全世界185个国家中均居第36位[4]。

胆囊癌发病女性高于男性,ICC、ECC发病男性高于女性。总体而言,ICC、ECC具体亚型最新流行病学数据仍匮乏,亟需多学科联合开展符合临床实际应用需求的全世界及我国精细化BTC亚型流行病学数据测算。

(二)危险因素

BTC的发病是遗传背景、慢性炎症、感染及代谢异常等多因素长期相互作用的结果。一项整合7个国家25项研究的Meta分析研究结果显示:ICC和ECC主要危险因素包括胆总管囊肿、胆总管结石、肝硬化、胆囊结石、HBV、HCV、饮酒、炎症性肠病和吸烟[5]。原发性硬化性胆管炎和原发性胆汁性肝硬化均为自身免疫介导的胆管病变,其发生与ICC和ECC显著相关。华支睾吸虫和后睾吸虫感染是东亚和东南亚地区发病的高危因素。胆囊癌明确的主要危险因素包括胆囊结石、胆囊息肉样病变、胆囊慢性炎症。吸烟、饮酒、2型糖尿病等是BTC共同的危险因素。我国需特别关注慢性HBV感染、肝内胆管结石以及特定地区的肝吸虫感染危险因素。

中华消化外科杂志 2026 年 7 月第 25 卷第 7 期 Chin J Dig Surg, July 2026, Vol. 25, No. 7

· 839 ·

二、BTC的筛查与诊断

(一)临床表现

BTC患者早期缺乏典型症状,可能在肝功能检查或因其他原因进行影像学检查时偶然发现。随着病情进展,患者可出现腹部不适、腹痛、乏力、恶心、上腹部肿块、发热、体质量下降,ICC患者以黄疸发病相对少见[6],而ECC患者常以黄疸为首发症状,表现为不同程度的皮肤、巩膜黄染,呈进行性加重,伴陶土样便、浓茶尿及皮肤瘙痒等症状。影像学检查表现为胆道阻塞或异常。

(二)实验室检查

常规的生化检查可为BTC初步诊断提供参考,若患者发生胆道梗阻,肝功能检查结果可提示胆红素、ALP和GGT升高。若患者合并胆道感染,可出现WBC计数升高、中性粒细胞增多、C-反应蛋白升高,胆汁或血培养结果可能阳性[7]。患者若发生长期胆道阻塞,可导致脂溶性维生素减少、PT延长[8]。

血清标志物检查常用于BTC的诊断,CA19-9和CEA是诊断BTC最常用的血清标志物。由于CA19-9升高还可见于胆道梗阻、胰腺炎、肝硬化、肝细胞癌、胰腺癌等多种疾病,因此其阳性预测值较低,诊断特异度尚不理想,但仍具有辅助诊断与治疗价值。有研究结果显示:对于有原发性硬化性胆管炎病史患者,CA19-9>100 U/mL对诊断ICC的灵敏度和特异度分别为75%和80%,而对于无原发性硬化性胆管炎病史患者其灵敏度仅为53%[9]。另一项回顾性研究结果显示:术后动态监测CA19-9对于评估肿瘤残留或复发,以及预测患者预后具有参考价值[10]。

肝细胞癌和ICC的鉴别诊断可考虑检测AFP,尤其是针对慢性肝病患者,仅AFP升高可提示肝细胞癌的可能性高于ICC。IgG4相关硬化性胆管炎通常表现为胆管壁增厚和胆管狭窄、梗阻性黄疸,在临床中需与BTC鉴别诊断,评估患者血清IgG4水平有助于两者的鉴别诊断[1]。

推荐意见1:CA19-9和CEA是诊断BTC临床常用的血清标志物,具有诊断和预测疗效的价值,建议将肝功能、CA19-9、CEA和IgG4检测作为基线评估。(证据等级:3,推荐等级:A)

(三) 影像学检查

超声、CT、MRI和PET/CT等均是诊断BTC的影像学检查手段。不同类型BTC的影像学检查表现出特征性[12-13],临床上可根据不同目的选择不同的

影像学检查方法,多种检查方法相结合可提高 BTC 诊断的准确性。

1. 用于筛查和定性诊断的影像学检查方法

(1) 超声检查

①胆囊癌

超声是胆囊肿瘤初筛和定性诊断的首选影像学检查方法[14-16]。胆囊癌灰阶超声可表现为向胆囊腔内突出的乳头状、结节状肿物,或胆囊壁不规则增厚,或充满胆囊的实性肿块。病灶多为低回声,长径多>1 cm,呈宽基底,形态不规则,囊壁层次不清。常侵犯邻近肝组织导致病变与周围肝脏分界不清晰。并常合并胆囊结石。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可见病灶内血流信号丰富且杂乱,多呈高速、高阻型动脉频谱[17-19]。

胆囊癌超声造影检查动脉期呈快速高增强,并可见瘤内不规则分布的血管,随后迅速廓清(20~40 s)为低增强。增强晚期可更清晰显示胆囊癌浸润范围及肝脏浸润转移情况。与常规超声检查比较,超声造影检查在胆囊病变良恶性鉴别方面具有更高的诊断价值,同时在判断胆囊癌是否侵犯周围肝组织及是否存在肝内转移方面具有优势[20-23]。高频超声和EUS检查有助于发现常规经腹超声难以观察到的胆囊病灶[24-27]。近年来,高分辨超微血流成像技术和超声影像组学在胆囊良恶性病变鉴别中的价值受到关注[28-29]。针对胆囊厚壁型病变的胆囊报告与数据系统以及胆囊息肉样病变的风险分层系统,有助于提高胆囊肿瘤超声诊断的一致性和规范性[17,30-31]。

② ICC

灰阶超声检查发现肝内肿块伴周围胆管扩张或肿块内部合并结石、扩张的胆管内见实性肿块时,应考虑 ICC 可能[32]。肿块型 ICC 行超声造影检查时,动脉期多呈边缘环状高增强,并出现早期廓清(对比剂注射后≤60 s)和显著廓清(对比剂注射后≤120 s 几乎没有强化)[33-34]。因此,ICC 在超声造影检查肝脏影像报告和数据系统中多被归类为 LR-M 类。在此基础上,结合临床和实验室检查指标,可对 LR-M 分类进行修正,并进一步提高超声造影检查对 ICC 和肝细胞癌的鉴别能力。管内生长型 ICC 动脉期多呈均匀高增强,管周浸润型则多表现为不均匀高增强,延迟期均表现为低增强[35-40]。

③ECC

pCCA灰阶超声检查示高度扩张的肝内胆管在肝门部截断,呈现蜘蛛样声像图。超声造影检查有助于更清晰显示肝门部病灶范围,并判断是否侵犯

840

中华消化外科杂志2026年7月第25卷第7期 Chin J Dig Surg, July 2026, Vol. 25, No. 7

周围肝组织、门静脉等结构[41]。经管腔超声造影,尤其是三维超声造影技术,可更准确判断梗阻部位以及双侧肝内胆管是否连通,从而辅助肿瘤分型,为临床抉择手术方式提供重要参考[42]。

dCCA的灰阶超声检查结果多表现为中等或高回声肿块,与胆管壁分界不清晰。超声造影检查中,增强早期肿块呈等增强或稍高增强,且常多与胆管壁同步增强;增强晚期肿块则多呈低增强表现[43-45]。EUS检查具有发现胆总管下段病灶的有优势,可用于病灶定性诊断,并进一步评估肿瘤侵犯程度及血管侵犯情况[46]。

推荐意见2:超声检查是胆道肿瘤初筛的首选影像学检查方法;超声造影检查可进一步提高胆道肿瘤良恶性鉴别诊断能力。(证据等级:2,推荐等级:A)

(2)CT和MRI检查

CT和MRI检查是目前诊断BTC的主要影像学方法,可清楚显示肿瘤的形态、强化方式及与周围结构的关系。MRI检查因具有更好的软组织分辨率和多参数成像等优势,且能同时行MRCP检查显示肝内外胆管的全貌,明确肿瘤阻塞位置和累及胆管范围,其对于BTC的诊断准确性总体优于CT检查。

①胆囊癌

胆囊癌的CT和MRI检查表现根据其不同的形态学特点具有特征性。根据肿瘤生长方式可分为腔内结节型、局部或弥漫性壁增厚型以及肿块型。CT和MRI增强扫描检查常呈早期肿瘤边缘或基底部强化较为明显,后期可出现延迟强化[12]。MRCP检查能清楚显示罗-阿氏窦,对鉴别胆囊腺肌症与增厚型胆囊癌有重要价值。

②ICC

ICC依据形态不同,可分为肿块型、管周浸润型和管内生长型,3者具有不同的影像学表现。肿块型ICC在增强CT和MRI检查中具有典型的特殊征象,呈靶样肿瘤,即增强动脉期病灶周边强化,门静脉期周边廓清及延迟期中央延迟强化以及扩散加权“靶征”[47-49]。

③ECC

ECC典型影像学检查表现为不规则的局部胆管壁增厚,和(或)胆管内软组织肿块或增厚的胆管壁导致管腔狭窄和(或)闭塞,伴上游胆管呈“软藤样”扩张。增强扫描检查病灶呈延迟强化。MRCP检查表现为胆总管远端突然变细或中断,并有助于评估肿瘤纵向侵犯范围[38]。

④伴有胆管慢性炎症的胆管癌

慢性胆管炎常伴有胆管狭窄,需与早期胆管癌鉴别诊断。对于沿胆管壁浸润而不形成明显肿块的病变,MRI+MRCP检查诊断敏感性有限(43%~50%$)^{[50]}$,若胆管局部显著狭窄(>75%)并伴梗阻性改变,或CA19-9持续显著升高,建议进一步行ERCP相关检查,并结合刷检或SpyGlass 胆道镜引导活检获取病理学诊断依据[51-52]。

(3)$^{18}$氟-氟代脱氧葡萄糖($^{18}$F-fluorodeoxyglucose,$^{18}$F-FDG)PET/CT检查

$^{18}$F-FDG PET/CT检查在BTC诊断中的价值仍存在争议,主要与胆道炎症鉴别存在困难,诊断特异度比较低有关。PET/CT检查对BTC诊断价值与肿瘤的部位相关,ICC和胆囊癌的诊断准确性较高,而对ECC诊断的准确性相对比较低[53-54]。镓-68标记的成纤维细胞激活蛋白抑制剂PET/CT检查有望提高BTC诊断的准确性[54]。高昂的检查费用和较低的空间分辨率限制了PET/CT检查的临床应用。

推荐意见3:对于ICC和胆囊癌的诊断,超声、增强CT、增强MRI+MRCP均为有效的辅助检查手段,有条件可联合PET/CT检查。(证据等级:3,推荐等级:B)。对于ECC的诊断,增强MRI+MRCP检查相对于其他影像学检查具有优势。(证据等级:3,推荐等级:A)。对于伴有慢性胆管炎的患者CT和(或)MRI检查仅表现为胆管壁增厚狭窄怀疑肿瘤时,需进一步胆道造影并取得病理学证据以明确诊断是否存在肿瘤。(证据等级:3,推荐等级:A)

2. 用于BTC分期和预后评价的影像学检查方法

准确分期不仅可以预测BTC预后,还可以评估降期治疗后根治性切除的可能性。各类BTC的临床分期可参考AJCC发布的第8版TNM分期系统。

超声造影、增强CT和(或)MRI检查可提供病灶的部位、大小、数目、血管和胆管侵犯,同时可评估区域淋巴结转移及肝外转移等信息,因此常用于BTC的分期。EUS检查对ECC及局部分期诊断价值较高[46]。CT检查扫描速度快、检查范围大,对于远处转移如肺、盆腔等优先推荐选择增强CT检查评估。MRI检查尤其是肝胆特异性对比剂乱塞酸二钠增强MRI检查能够提高肝内微小转移灶的检出率,优于CT检查。而CT和MRI检查在诊断淋巴结转移方面的准确性仍然有限[55]。术前CT和MRI检查的部分征象能够用于预测BTC的预后。一项荟萃分析结果显示:增强扫描动脉期无强化以及浸润性的肿瘤边界是ICC预后不良的预测因素[56]。基于

中华消化外科杂志 2026 年 7 月第 25 卷第 7 期 Chin J Dig Surg, July 2026, Vol. 25, No. 7

· 841 ·

影像组学和深度学习的预后模型在BTC的淋巴结转移及预后评估中具有应用潜力,但其临床价值仍需进一步验证[57-59]。

$^{18}$F-FDG PET/CT检查能够评估肿瘤大小、淋巴结转移和远处转移,可用于BTC的分期和手术方式选择[60]。研究结果显示:$^{18}$F-FDG PET/CT检查对BTC区域淋巴结及远处转移的准确性较CT和MRI检查更高[61-62]。镓-68标记的成纤维细胞激活蛋白抑制剂PET/CT检查的应用有助于提高BTC的淋巴结转移和远处转移方面的准确性[54]。

3. 用于BTC疗效评价的影像学检查方法

超声造影、CT和(或)MRI检查不仅可用于BTC手术切除后的定期随访、不可切除BTC的大小变化评估,还可通过强化的程度和范围反映肿瘤的活性,从而评估非手术治疗的疗效[63-65]。

超声造影检查可作为BTC局部治疗术中即刻疗效判断的检查方法[63-64]。对于药物系统治疗推荐使用动态增强CT检查或增强MRI联合MRCP检查进行RECIST 1.1标准评估疗效。MRI检查能清晰显示胆道系统受累范围及肝内微小转移灶,因此,优先推荐MRI检查作为BTC药物治疗后的疗效评估方法[66]。治疗前增强MRI检查中的部分影像学特征及深度学习模型可预测BTC经系统治疗后的疗效[67-68]。

PET/CT或PET/MRI检查因费用高昂难以作为常规BTC影像学疗效评估方法,但其作为代谢功能成像方法,在评价非细胞毒性药物治疗效果中仍可发挥很好的作用[69]。

4.用于BTC可切除性评估的影像学检查方法

判断肿瘤技术上可切除性的主要决定因素包括:(1) 判断胆道是否存在解剖变异,以及肿瘤累及胆道的范围和程度。MRCP检查可无创评估胆道的先天变异以及胆道受累情况。增强MRI联合MRCP及功能成像扩散成像检查可精准评估肝门部Bismuth-Corlette分型,为手术方案的制订提供重要依据[70]。(2) 肝实质受侵犯范围。增强MRI检查在显示肿瘤和肿瘤周围肝实质侵犯方面优于增强CT检查[71],尤其是肝胆特异性对比剂钆塞酸二钠增强MRI检查的肝胆特异期对胆囊癌侵犯肝实质的判断优势明显[72]。(3) 血管解剖变异及血管侵犯评估。CT和MRI检查在评估血管变异及肿瘤血管侵犯方面均有重要价值,CT检查由于空间分辨率较高,对于血管变异显示及血管侵犯的评估具有更高的准确性[56]。(4) 剩余肝体积评估。ICC、pCCA及部分进展期胆

囊癌可能需要大范围肝切除,因此应在术前进行肝脏储备功能评估。CT检查是目前临床上评估肝切除术前总肝容量和剩余肝体积的常用方法,具有良好的可行性和准确性[73]。总体上术前行CT和MRI联合检查有助于明确胆管和脉管的解剖变异及受累情况,从而更准确地协助手术可切除性评估[74]。

推荐意见 4:

(1)用于BTC分期的影像学检查方法可选择超声、CT和(或)MRI或PET检查(证据等级:2,推荐等级:B)。远处转移如肺、盆腔的评估优先推荐增强CT检查,有条件可选择PET/CT检查。(证据等级:3,推荐等级:B)

(2) PET/CT检查对胆管癌远处转移的诊断较其他影像学检查准确性更高。对于需要手术的BTC,术前应常规行PET/CT检查排除隐匿性转移。(证据等级:3,推荐等级:B)

(3) BTC 药物治疗后疗效评价推荐使用 RECIST 1.1 标准,优先推荐采用增强 MRI+MRCP 检查评估。(证据等级:3,推荐等级:A);BTC 局部治疗可通过超声造影、增强 CT 和(或)增强 MRI 检查进行疗效评估。(证据等级:3,推荐等级:B)

(4)用于BTC可切除性评估的影像学检查方法,推荐增强CT(评估血管、剩余肝体积)联合增强MRI+MRCP(评估胆管解剖变异、肿瘤累及胆管范围)检查评估。(证据等级:3,推荐等级:B)

5. 用于 BTC 活组织病理学检查或局部治疗的影像学引导手段

对于无法行手术治疗的BTC患者,在接受全身化疗、放疗或治疗性临床试验前建议获得病理学诊断。肝内病灶可在超声或CT检查引导下穿刺活检明确病理学检查结果,且能够获得与手术样本较一致的病理学检查结果[75-76]。胆管内病灶可通过经皮经肝胆管造影(percutaneous transhepatic cholangiography, PTC)、ERCP、EUS及SpyGlass 胆道镜检查进行病理学取材。

超声或CT检查是目前最常用的局部治疗的影像学引导手段,超声或CT检查引导各有优缺点,临床上可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此外,MRI检查也可作为穿刺活组织病理学检查、局部治疗的影像学引导手段,但由于价格昂贵及机动性差等缺点限制其在临床应用。

推荐意见5:对于无法行手术治疗的患者,在接受全身化疗、放疗或治疗性临床试验前需获得病理学诊断。对于胆囊癌及ICC穿刺活组织病理学检

842

中华消化外科杂志2026年7月第25卷第7期 Chin J Dig Surg, July 2026, Vol. 25, No. 7

查或局部治疗的影像学引导方法可选择超声或CT检查,对于ECC,推荐行EUS、ERCP、SpyGlass胆道镜及PTC等检查作为穿刺活组织病理学检查的引导手段。(证据等级:3,推荐等级:A)

三、BTC的病理学诊断及分子分型

(一)BTC的主要病理学类型

BTC主要包括胆管癌和胆囊癌[77-78](表1),约占所有消化系统肿瘤的3%,绝大多数为腺癌,侵袭性强,预后差。

1.ICC

ICC指具有胆道上皮分化的肝内恶性肿瘤。>90%的ICC为腺癌,其它少见亚型包括腺鳞癌、鳞状细胞癌、黏液癌、印戒细胞癌、透明细胞癌、黏液表皮样癌、淋巴上皮样癌、肉瘤样癌等。

2.ECC

ECC以胆囊管与肝总管汇合点为界分为pCCA和dCCA。绝大多数为各种分化程度的腺癌,可细分为胰胆管型(常规型)、肠型、胃小凹型、黏液型、印戒细胞型、透明细胞型、幽门腺型、肝样型、微乳头型等。

3.胆囊癌

胆囊癌多发生于胆囊底部或颈部,组织学类型与胆管癌类似,腺癌是最主要的类型,亦可见腺鳞癌,鳞状细胞癌及未分化癌等。

4.胆道癌前病变胆管上皮内瘤变(biliary intra-epithelial neoplasia, BilIN)

BilIN分为高级别及低级别导管内乳头状肿瘤,伴高级别/低级别上皮内瘤变。形态学分为胆管型、胃型、肠型、嗜酸细胞型等。黏液性囊性肿瘤,伴高级别、低级别上皮内瘤变。

推荐意见6:胆道恶性上皮性肿瘤构成了BTC

的主要类型,并细分为多种组织学亚型。应依据2019版WHO消化系统肿瘤分类对BTC进行病理学诊断并分型。(证据等级:1,推荐等级:A)

(二)BTC主要大体类型及取材要点

1.BTC主要大体类型

(1)ICC的大体类型

目前最广泛接受和应用的是2019年WHO分类标准,可参考《肝内胆管癌病理诊断专家共识(2022版)》[79]。

(2)胆囊癌和ECC的大体类型

结节型:此型肿瘤表现为胆管或胆囊壁一个界限相对清楚、质地硬韧的灰白色结节。胆管或胆囊内可形成局限性隆起或溃疡,肿瘤向外容易侵犯邻近肝组织。

(沿壁)浸润型:此型肿瘤最具侵袭性,不形成明显肿块,而是沿胆管壁或胆囊壁弥漫性浸润生长,常环绕胆管壁或胆囊壁一周,致其增厚、变硬、狭窄。

乳头型:此型肿瘤主要向胆管腔内生长,形成柔软、易碎的乳头状、菜花样或息肉样肿块。通常和导管内(囊内)乳头状肿瘤癌变相关,伴或不伴有大量黏液分泌,容易早期堵塞胆管引发黄疸、远端胆管扩张等。

2.BTC 大体取材

(1)ICC的大体取材

参照《肝内胆管癌病理诊断专家共识(2022版)》[79]。

(2)pCCA的大体取材

从胆管下切缘沿胆管树打开胆管壁和胆囊壁,若为肝脏及肝外胆管标本,酌情切开、暴露部分肝

Table 1 WHO histological classification of malignant epithelial tumours of the biliary system (2019 edition)

|肿瘤部位|恶性上皮性肿瘤| |---|---| |肝内胆管|| |肝内胆管癌|常见亚型:大胆管型,小胆管型(细胞管癌、胆管板畸形型)其他少见亚型:腺鳞癌,鳞癌,黏液癌,印戒细胞癌,透明细胞癌,黏液表皮样癌,淋巴上皮样癌,肉瘤样癌变异型:未分化癌| |混合型肝细胞癌-胆管癌|神经内分泌瘤(1~3级),神经内分泌癌(大细胞神经内分泌癌、小细胞神经内分泌癌),混合性神经内分泌-非神经内分泌肿瘤| |胆囊和肝外胆管|腺癌:少见亚型:肠型腺癌,透明细胞腺癌,黏液囊性肿瘤相关浸润性癌,黏液腺癌,失黏附癌,囊内乳头状肿瘤相关浸润性癌鳞癌腺鳞癌未分化癌神经内分泌瘤(1~3级),神经内分泌癌(大细胞神经内分泌癌、小细胞神经内分泌癌),混合性神经内分泌-非神经内分泌肿瘤|

中华消化外科杂志 2026 年 7 月第 25 卷第 7 期 Chin J Dig Surg, July 2026, Vol. 25, No. 7

· 843 ·

内胆管管腔。确认肿瘤大体形态与范围、浸润深度,与胆总管、肝总管、左右肝管及周围大血管的关系。分别对胆总管、肝总管、左右肝管等单独取样,注意肿块浸润胆管和(或)囊壁最深区和肝脏实质情况等。淋巴结取材应尽量分组检出,便于预后评估。

(3) dCCA (Whipple 手术标本)的大体取材

确认胆管和胰腺切缘后,用探针从切缘探查胆总管和主胰管,直到探针从十二指肠乳头探入肠道。肿瘤取材应尽量包含肿瘤与周围结构的关系,比如胆总管、主胰管、壶腹部、肿瘤周围切缘、癌旁组织等。切缘取材应包括胰腺断端切缘、胆管断端切缘、胃切缘、十二指肠切缘、肠系膜上静脉和动脉切缘、胰腺前表面等。壶腹部取材应尽可能包括小肠面、胰管或胆管面、胰腺和肿瘤。淋巴结取材应尽量分组检出。

(4)胆囊癌的大体取材

参照《中国肿瘤整合诊治技术指南》中胆囊癌及ECC部分[80]。

推荐意见7:不同解剖部位BTC的大体分型和病理学巨检取材方案存在差异,应关注手术切缘与区域淋巴结的取材。(证据等级:3,推荐等级:A)

(三)胆道肿瘤活检的病理学诊断

胆道肿瘤病理学活检的核心是明确良恶性、组织学类型及病变分级,应综合组织细胞病理学形态、特殊染色、免疫组织化学染色和分子病理学特征,为精准治疗提供整合形态、免疫与分子信息的全面病理学报告。

1.标本获取方式与质量控制

BTC 活检的主要来源:胆汁脱落细胞、ERCP 刷检、胆道镜活检、细针穿刺活检或影像学检查 (CT/US) 引导下经皮肝穿刺活检。经皮肝穿刺确保穿刺组织总长度≥20 mm[81-83],胆道镜下活检需 4~5 块钳夹组织[84]。有条件时可进行快速现场评估。注意所有活检或刷检样本,及时采用 10% 中性缓冲福尔马林固定[85]。

对于癌前病变与特殊亚型:胆管导管内乳头状肿瘤(intraductal papillary neoplasm of the bile duct, IPNB)伴浸润癌与肝脏黏液性囊性肿瘤(hepatic mucinous cystic neoplasm, HMCN)伴浸润癌两种亚型,小活检常因取材表浅无法反映病变全貌,报告可备注“HE形态提示IPNB/HMCN,建议切除标本确诊”。

2. 辅助诊断技术

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检测在疑难患者和鉴别诊断中至关重要,也是HER2等治疗靶点检测的首选方法。

① 可选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检测的指标:提示胆

管来源标志物包括CK7、CK19、MUC5AC、S-100P、CRP、IMP3等。

②治疗相关标志物:PD-L1、HER2、Claudin18.2、MMR蛋白、Ki-67/p53等。

③特殊染色:黏液卡红染色、阿尔新蓝(pH 2.5)及淀粉酶消化后PAS染色可标记胞质内黏液。

④分子检测详见“(四)BTC分子分型及检测方案”。

3. 胆道肿瘤鉴别诊断

胆道肿瘤鉴别诊断包括良恶性及组织起源等,需结合临床病史、组织形态、免疫表型、分子特征等综合判断。需鉴别病种包括:癌前病变与浸润性腺癌;ICC与胆管腺瘤、肝细胞癌、转移性腺癌;ECC与上消化道肿瘤、胰腺导管腺癌等[86-91]。

推荐意见8:应建立标准化病理学诊断报告规范。BTC的病理学报告应尽量明确性质,报告应包括标本类型、肿瘤部位、组织学类型、分化程度、免疫表型、分子特征等;若形态不典型,应加做免疫组织化学染色/特殊染色或分子检测,必要时行多学科讨论。BTC鉴别诊断包括良恶性及组织起源等,需结合临床病史、组织形态、免疫表型等综合判断。(证据等级:2,推荐等级:A)

(四)BTC分子分型及检测方案

随着精准治疗药物的临床应用,需对BTC组织或细胞进行基因检测和蛋白检测,以指导患者选用靶向治疗或免疫治疗等个体化精准治疗方案。大多数BTC具有驱动基因[92],其在分子层面上仍表现出明显的异质性[91,93-94]。建议靶向药物治疗后耐药或初始治疗疾病进展再次活检的患者使用高效、成熟的基因检测方法,同时检测多种基因变异,可以一次性获得治疗靶点信息[1]。

1.BTC的分子生物标志物检测方法

需检基因包括FGFR2融合[95-96]、IDH1突变[97]、BRAF V600E突变[98]、NTRK基因融合[99]、RET融合[100]、MMR/MSI[101-102]、HER2过表达/扩增[103-105]、KRAS突变[106]和PIK3CA突变。可选基因包括NRG1融合[107]、PTEN表达缺失[101]、MET扩增[101]、BRCA1/2[108]突变等。对于有条件的患者,建议进行可检基因检测,以便为其提供更精准的治疗,或参与临床试验机会。本共识针对不同分子标志物的检测方法进行了推荐(表2,3,图1)。

2.BTC 分子检测策略

转移灶与原发灶基因改变基本一致[109],在原发灶无法获得时,可取转移灶行基因检测。首先使

· 844 ·

中华消化外科杂志2026年7月第25卷第7期 Chin J Dig Surg, July 2026, Vol. 25, No. 7

Table 2 Incidence of molecular target alterations in biliary tract cancers

|分子靶点|肝内胆管癌|肝外胆管癌|胆囊癌| |---|---|---|---| |BRAF|1%~7%|1%~8%|1%~5.9%| |Claudin 18.2|2%~7.4%|8.6%~16.1%|15.6%| |FGFR2|5.5%~12.5%|&lt;1%|0~1.7%| |HER2|3%~8%|1.3%~11%|13.3%~14.8%| |IDH1|6.5%~20%|0~8.7%|0.5%~1.7%| |KRAS|5%~20%|30%~40%|8%~20%| |MMR/MSI|2.5%~6%|2%~4%|1%~4%| |NRG1|&lt;1%|&lt;1%|&lt;1%| |NTRK1/2/3|1.2%~3.6%|&lt;1%|1.7%| |RET|1.1%~1.8%|&lt;1%|&lt;1%|

用肿瘤组织学标本进行基因检测;无法获取足够组织学标本或样本量少时,可选用细胞学标本。若组织学和细胞学标本均不可及或样本量少时,可考虑在获得CAP/PQCC/EMQN等资质认证的实验室行液体活检,作为基因检测的补充手段[110]。在符合相关法规和实验室质量管理要求的前提下,可采用经验证的医疗机构自行研制体外诊断试剂。对于晚期BTC活检样本,建议一次性充分留取满足病理学诊断和分子检测所需的标本量,以提高基因检测的成功率。应根据送检标本类型、标本质量、基因因

点、平台可及性、检测周期及费用等因素,合理选择检测平台及方式(表3),如果不同检测平台的检测结果不一致,建议采用第三种平台进行验证。

推荐意见9:推荐BTC患者进行分子检测。基于分子靶点对应靶向药物的可及性及其在不同类型BTC中的变异频率,本共识将检测靶标分为需检基因和可选基因。基因检测平台及方法的选择,应综合评估送检标本的类型、质量、目标基因特点、平台可及性、检测周期及经济成本等因素。(证据等级:1,推荐等级:A)

(五)转化和(或)新辅助治疗后BTC切除标本的病理学评估

目前,在转化和(或)新辅助治疗的BTC切除样本中,显著病理学缓解(major pathological response, MPR)的阈值尚不明确。病理学诊断报告中,应注意描述影响BTC术后复发和转移风险以及与临床制订诊疗方案相关的病理学因素,包括大体类型、肿瘤数目、组织学亚型、分化程度、微血管侵犯分级、pTNM分期、残留存活肿瘤成分比例、淋巴结转移病灶存活情况、胆管及手术切除受累情况,以及周围肝病背景、肝炎活动程度等重要信息。采用统一的病理学诊断报告格式,有助于提高病理学诊断的规范性和同质化水平。探索可以预测MPR及病

![](5/Tj0ZLWMB4F5zieUcUFaO4D/pdf_d62f5ce36ec3f5e8fd91eb3e26b6ea06_75fa3cb361eb5980f455e2c7c052ccad7304490130628008/tmp_zip_img/39f3f125-7b3a-4abc-8fc9-502cb63ceb86.png) 注:IHC为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检测;NGS为第二代测序技术;FISH为荧光原位杂交;Sanger为桑格测序

Figure 1 Molecular testing pathway for biliary tract cancers

中华消化外科杂志 2026 年 7 月第 25 卷第 7 期 Chin J Dig Surg, July 2026, Vol. 25, No. 7

· 845 ·

Table 3 Recommended and optional biomarkers and detection methods for biliary tract cancers

|生物标志物|检测方法|推荐程度|推荐程度|推荐程度| |---|---|---|---|---| |生物标志物|检测方法|ICC|ECC|GBC| |BRAF|Sanger|√||| |BRAF|PCR/NGS|√√|++|++| |Claudin18.2|IHC|√√|++|++| |DDR相关基因|NGS|√√|+|+| |FGFR2|FISH/NGS(D+R)|√√|++|++| |HER2|IHC/FISH|√√||| |HER2|NGS/PCR|√|++|++| |IDH1|PCR|√||| |IDH1|Sanger/NGS|√√|++|++| |KRAS|PCR/NGS|√√|++|++| |MMR/MSI|IHC/PCR/NGS|√√|++|++| |NRG1|FISH/PCR/IHC|√||| |NRG1|NGS(D+R)|√√|+|+| |NTRK|FISH/PCR|√||| |NTRK|NGS(D+R)/IHC|√√|++|++| |RET|FISH/PCR/NGS(D+R)|√√|++|++|

注:ICC为肝内胆管癌;ECC为肝外胆管癌;GBC为胆囊癌;Sanger为桑格测序;NGS为第二代测序技术;FISH为荧光原位杂交;IHC为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检测;NGS(D+R)为联合DNA和RNA测序;++为推荐基因;+为可选基因;$\sqrt{}$为推荐方法;$\sqrt{}$为可选方法

理学完全缓解(pathologic complete response, pCR) 生物标志物。

推荐意见10:推荐在转化和(或)新辅助治疗的BTC切除样本的病理学报告中,描述影响BTC术后复发和转移风险以及与临床制订诊疗方案相关的病理学因素,并采用统一的病理学诊断报告格式,有助于提高病理学诊断的规范性和同质化水平。(证据等级:3,推荐等级:B)

四、BTC 的多学科综合诊疗 (multi-disciplinary team, MDT)

(一)前言与背景

BTC解剖位置特殊、病理学异质性显著,传统单一学科诊疗模式存在明显局限性。MDT模式通过整合外科、肿瘤内科、影像学、病理学及相关支持学科的专业意见,基于循证医学证据为患者制订个体化、系统化的全程管理策略,目前已成为改善BTC患者临床预后、提升生命质量的核心手段与标准路径。近年来,MDT建立质量控制指标(如保证充分的单例讨论时长与核心学科出席率),有助于改善患者的总生存期与中位生存期[11-112]。

(二)MDT团队核心构成与职能

一个高效的BTC-MDT团队应包含固定且不可或缺的核心学科成员:肝胆外科(负责评估根治性切除可行性及手术规划),肿瘤内科(主导系统治疗策略,包括化疗、靶向治疗及免疫治疗),影像科(提供精确的影像学分期及疗效评估),病理科(明确组织学分型及关键分子标志物检测)。此外,放疗科、介入科、消化内镜、营养支持及疼痛管理专科亦应根据临床需要参与讨论。团队应由资深专家担任召集人,确保讨论过程高效、决策科学。

(三)适用人群与启动时机

MDT模式建议覆盖所有初诊或疑似BTC的患者,特别在以下关键节点:初次诊断与分期存在疑难或争议时;制订初始治疗方案前(如果定根治性手术、新辅助/转化治疗或姑息治疗);术后辅助治疗策略选择阶段;疾病进展或复发需调整治疗方案时;以及所有复杂、危重患者。旨在通过MDT实现诊疗方案的最优化。

(四)标准化运作流程与质量控制

MDT的实施需遵循标准化流程以确保质量与效率:会前由专人整理并提交完整的临床、影像、病理及分子生物学资料;会议中由主管医师汇报病情,影像与病理专家优先解读,各学科基于最新证据展开充分讨论,最终由召集人整合形成一致、分层级的书面诊疗建议(包括首选与备选方案);会后由主管医师执行并沟通方案,个案管理师负责协调落实与长期随访,形成闭环管理。MDT应遵循定时、定员、定址的原则,并建立质量评估与反馈机制。标准化的MDT模式通常带来更优的诊断准确性以及能够提高治疗依从性与决策质量[113]。因此,欧洲肿瘤内科学会指南建议BTC患者经过MDT讨论,且越来越多国家已将MDT纳入国家抗癌战略[14]。

(五)BTC的MDT讨论特殊考量

BTC的MDT讨论需特别重视其专业性与复杂性:(1)在可切除性评估方面,需超越单纯解剖学层面,综合考量技术可行性、肿瘤生物学行为(如CA19-9水平、淋巴结转移、血管侵犯)及患者生理状态(如预计剩余肝体积、肝功能储备、黄疸控制情况)。(2)应高度重视分子病理学检测结果,将“分子分型指导下的精准治疗”作为核心决策依据。(3)积极探索局部治疗(如介入、立体定向放疗、消融)与系统治疗(化疗、靶向、免疫)的多种组合、序贯及转化策略。通过MDT评估,采用GOLP等新型转化治疗方案[GEMOX(吉西他滨+奥沙利铂)+仑伐替尼+替雷

846 ·

中华消化外科杂志 2026 年 7 月第 25 卷第 7 期 Chin J Dig Surg, July 2026, Vol. 25, No. 7

利珠单抗],将初始不可切除 ICC 患者的 $R_0$ 切除率提高至 63%[115]。MDT 模式有助于实现更高的 $R_0$ 切除率[116]。

总之,MDT 的质量保障依赖于固定制度(定时、定点、定员)完善的数据管理(电子化记录与结局随访)和持续质量改进(定期回顾决策与临床结局)。本共识强烈推荐各级医疗机构建立并规范 MDT 模式,以提升 BTC 整体诊疗水平、实现患者生存获益。随着新技术与新药物的不断涌现,MDT 的内涵将持续深化,需定期更新共识以指导临床实践。

推荐意见 11:建议 BTC 患者在关键诊疗阶段,经由 MDT 模式制订个体化诊疗方案。规范实施的MDT模式有助于提升诊断准确性、治疗规范性及患者预后。(证据等级:3;推荐等级:A)

五、BTC 的外科治疗

手术切除目前仍是BTC获得治愈的最重要方式,但术后远期生存率差异较大,T2期或更早期的胆囊癌术后5年生存率为42.6%~100%,而其余BTC患者的术后5年生存率仅为12%~40%[117-119]。

(一)可切除性评估

1. 概述

BTC可切除性评估需全面而细致,既要准确判断肿瘤对胆管及邻近区域组织的累及情况,以及胆管、血管结构可否保持完整或重建,又需考量患者体力状况及脏器功能等多个维度。术前应常规进行MDT讨论,并实施全程化、精细化管理。手术禁忌证常涉及以下因素:(1)转移情况包括肝内多发转移,远处脏器、腹膜或超过区域淋巴结的淋巴结转移。(2)患者因素:患者全身情况无法耐受手术。(3)肝脏储备功能:计划行肝切除术患者剩余功能性肝体积小于必需功能性肝体积。(4)肿瘤局部受累情况:肿瘤沿胆管树广泛扩散,和(或)重要脉管结构受侵犯。在可切除性评估方法选择方面,CT、MRI、PET/CT等影像技术的持续发展,显著提高了BTC术前可切除性评估的准确率。如术前影像学检查不足以明确BTC的可切除性,经评估后实施腹腔镜探查可有助于发现肿瘤是否合并淋巴结、腹膜、网膜等腹腔脏器组织转移,从而进行准确分期和可切除性判断[120-121]。

2. ICC 的可切除性评估

肝切除术是早期ICC的首选治疗方法[1,122]。部分ICC具有沿胆管浸润生长的特点,为达到$R_0$切除常需扩大肝切除范围,但术后肝衰竭风险升高。ICC的可切除条件包括:单发肿瘤,未侵犯肝外胆

管、肝门脉管结构;多发肿瘤较为局限,且可通过单一肝切除完整移除;同时可保留剩余肝脏的完整出入肝血流和胆管系统。若出现肿瘤跨双侧肝叶且无法通过解剖性或大范围肝切除完整切除,或存在区域淋巴结以外转移或远处转移,则视为切除禁忌证。安全性评估主要考虑剩余肝体积:对于无基础肝病患者,剩余肝体积>30% 通常可维持术后肝脏代偿功能,但对于有肝病背景或肝功能受损患者(如肝硬化、化疗引起的肝损伤和持续的胆汁淤积等)剩余肝体积则需要>40%,以降低术后肝衰竭风险[123-124]。

3. 胆囊癌的可切除性评估

胆囊癌的可切除性需满足以下条件:无远处转移(M0);肿瘤未侵犯肝动脉、门静脉主干或左右分支(指血管侵犯<180°);无区域外淋巴结转移(N1期为局限于肝十二指肠韧带、肝动脉周围等区域);无邻近器官(胃、十二指肠、结肠)广泛侵犯。若肿瘤侵犯至胃、十二指肠、胰腺等邻近器官,出现第13a、8组等淋巴结转移,深度侵犯胰腺段胆总管或胰头部,则需行肝胰十二指肠切除。若肿瘤侵犯肝总动脉、门静脉主干,同时侵犯肝左右动脉,或同时侵犯门静脉左右支,则视为$R_0$切除的禁忌证。临界可切除的胆囊癌目前尚无统一定论,主要特征如下:肿瘤存在潜在切除的可能性,但存在高风险因素(如单侧血管侵犯、区域淋巴结肿大疑似转移、胆管梗阻伴局限肝浸润),可经转化治疗后再评估[125-127]。安全性评估包括联合肝切除术后的剩余肝体积以及微创手术中防止孔道转移和胆囊破裂等。

4.pCCA 的可切除性评估

pCCA 的可切除性需重点评估肿瘤与毗邻结构的关系,包括全面考量肿瘤的病理学切除边界与胆管极限切缘的关系、剩余肝体积和血管结构完整性、淋巴结转移和远处转移情况、术前有无黄疸及营养状况等。可切除条件包括:无远处转移(M0)、肿瘤未侵犯门静脉主干和(或)左右分支、肝动脉主干;血管侵犯局限于单侧门静脉和(或)肝动脉分支(侵犯范围<180°),可通过手术重建实现血流通畅;胆道侵犯符合 Bismuth-Corlette I-III 型,或 IV 型但可通过肝切除联合胆道重建完整切除;无邻近器官(胃、十二指肠、结肠)广泛侵犯。安全性的评估重点强调:pCCA 的切除极限点,即右侧肝切除时的极限点在 U 点左缘 B2 与 B3,左侧则在 P 点附近 B6 与 B7;对于 Bismuth IV 型,若肿瘤超越两侧极限点,则视为不可 $R_0$ 切除;同时胆管切除后需保留足够的

中华消化外科杂志 2026 年 7 月第 25 卷第 7 期 Chin J Dig Surg, July 2026, Vol. 25, No. 7

· 847 ·

胆管长度以进行重建和吻合[128-132]。

(1) 术前减黄

BTC常压迫或侵犯肝总管和(或)胆总管引起梗阻性黄疸,进而增加行大范围肝切除术患者的围手术期并发症发生率和死亡率。术前胆道引流有助于改善因肿瘤侵犯或压迫造成的梗阻性黄疸和肝功能异常[133],但术前胆道引流也可能会增加胆管炎、术后感染等并发症的发生率。因此,如pCCA仅合并轻度胆红素升高(68.4~85.5 µmol/L)[134-135],应经严格MDT讨论以评估术前胆道引流减黄的必要性。对于需实施大范围肝切除术的pCCA,如存在明显黄疸同时合并胆管炎、营养不良、肝肾功能不全、拟行新辅助治疗或门静脉栓塞术(portal vein embolization, PVE)增加剩余肝体积等情况时,应及时行术前胆道引流[136-139]。目前尚无统一需行术前胆道引流的胆红素临界值,文献推荐的临界值为102.6~218.75 µmol/L[140],引流后胆红素为51.3~85.5 µmol/L时可考虑施行手术[138,141]。同时上述研究表明:对于术前胆道引流的必要性及手术时机评估,不仅取决于胆红素水平,还应根据手术方式、凝血功能及患者个体特征等因素综合确定。

胆道引流常用的3种方式:内镜下胆管支架置入引流(endoscopic retrograde biliary drainage, ERBD)、内镜下鼻胆管引流(endoscopic nasobiliary drainage, ENBD)和PTCD。ERBD是内引流,不影响胆汁肠肝循环,但支架植入可能引发反流性胆管炎,或因脱落、堵塞,影响引流效率。相较于ERBD, ENBD和PTCD总体引流效果更理想,引流管堵塞时可冲洗和调整位置。但外引流方式会导致因胆汁流失造成水电解质紊乱,且长时间留置鼻胆管影响患者生命质量,也不能同时引流两侧肝叶胆管;PTCD虽不易引起胆管逆行感染,但有可能发生血管损伤等并发症。目前尚无高级别证据明确哪种引流方式占绝对优势,因此建议根据BTC分型与解剖、患者身体状况、医疗技术水平及操作可及性选择[19-14]。

dCCA导致低位胆道梗阻患者是否应行术前胆道引流仍存在争议。根据目前的研究证据,建议dCCA合并胆道梗阻行胰十二指肠切除术前,不常规行术前胆道引流[142]。但是,对于术前血清TBil>250 µmol/L或黄疸持续时间较长、高龄、全身情况较差的dCCA患者,术前减黄可以降低术后并发症的发生率[143]。

(2)剩余肝体积不足的对策:

剩余肝体积的要求同前所述[122-123]。针对剩余

肝体积不足,需通过局部治疗手段增加并达到以上标准后再施行BTC切除术。PVE可使预计剩余肝体积平均增生8%~27%,总体并发症发生率为3%[14]。而对于部分PVE无法诱导足够的预计剩余肝体积增生的患者,在等待肝体积增生过程中存在肿瘤进展风险[145]。联合肝脏分割和门静脉结扎的二步肝切除术(associating liver partition and portal vein ligation for staged hepatectomy, ALPPS)可在术后13 d内使部分pCCA患者预计剩余肝体积增加58.7%,ALPPS II期术后90 d内死亡率为7.7%,建议ALPPS可作为BTC行PVE诱导剩余肝体积失败的选择方案之一[14]。

5.dCCA 的可切除性评估

对于中段及dCCA,可切除性评估内容包括:肿瘤与肠系膜上血管、腹腔干、门静脉等结构的关联,若存在侵犯情况,则视为不可行$R_0$切除。dCCA患者中,若合并胰腺炎、胰腺功能不全(如脂肪泻、血糖异常等),胰十二指肠切除术后发生并发症的风险升高,因此需要更谨慎评估。安全性评估则仍主要包涵:肿瘤与大血管、主要分支胆管以及周围脏器的解剖关系,评估术后肝功能及确认管道重建切实可行[7,74,147]。

推荐意见 12: BTC 的可切除性评估,应进行 MDT 讨论,基于不同部位肿瘤的 TNM 分期进行,并全面评估肿瘤转移、患者耐受性、剩余肝体积、管道结构完整性以及是否可安全重建等因素,进行精细的术前规划,以 $R_0$ 切除为首选目标。对于合并肝纤维化、肝硬化、黄疸或胆管炎的 BTC 患者,预计剩余肝体积 $>40\%$,可经综合评估后施行肝切除术。 (证据等级: 3,推荐等级: A)

推荐意见 13:对于需施行大范围肝切除 (≥3~4 个肝段) 的 BTC,如存在明显黄疸同时合并胆管炎、营养不良、肝肾功能不全、行新辅助治疗或 PVE 增加剩余肝体积等情况时,应及时施行术前胆道引流,具体引流方式根据 BTC 分型与解剖、患者身体状况、具体医疗技术水平及操作可及性综合确定;如仅合并轻度胆红素升高 (68.4~85.5 µmol/L),同时经严格 MDT 讨论评估手术获益远大于胆红素升高带来的风险,可考虑不施行术前胆道引流而直接行手术治疗。(证据等级:3,推荐等级:A)

(二)外科切除原则

1. $R_0$ 切除

BTC手术方式的选择需遵循$R_0$切除优先、保留功能性剩余肝体积及关键管道可重建的原则,具体切除范围则可结合BTC部位、肿瘤分期、肿瘤生物

848 ·

中华消化外科杂志 2026 年 7 月第 25 卷第 7 期 Chin J Dig Surg, July 2026, Vol. 25, No. 7

学特性及肝储备功能等综合判断。R₀切除的定义:完整切除术前和术中可发现的全部肿瘤病灶,如需要管道可充分重建,且经组织病理学检查证实各切缘为阴性;若有肿瘤直接侵犯的器官或组织,在合并切除后也需经组织病理学检查证实切缘为阴性;肿瘤无远处转移和大血管侵犯[148-149]。目前关于术后胆管切缘存在原位癌情形的归属仍有争议,多数研究暂将其归为R₀切除[150]。

推荐意见 14:BTC 的 $R_0$ 切除定义为完整切除术前和术中可发现的全部肿瘤病灶,同时保留正常管道或可充分重建,且经组织病理学检查证实各切缘为阴性;若有肿瘤直接侵犯的器官或组织,在联合切除后也需经组织病理学检查证实切缘为阴性;肿瘤无远处转移和大血管侵犯。具体选择的手术方式,需根据不同肿瘤以及患者具体情况,依据 $R_0$ 切除优先原则施行。(证据等级:3,推荐等级:A)

2. 切除范围

BTC的切除范围取决于肿瘤部位和是否累及周围脏器,涵盖了部分肝脏和(或)肝外脉管系统等,需遵循肿瘤外科学原则,在安全的前提下一并切除。

可切除的ICC主要根据AJCC TNM分期选择是否行解剖性切除或大范围肝切除,并联合区域淋巴结清扫[148-149]。

Tis或T1a期的胆囊癌可行单纯胆囊切除术,无需联合肝脏切除;侵及肌层及深部的胆囊癌肿瘤细胞可经胆囊静脉回流至肝脏,建议联合肝脏切除,T1b期建议行距胆囊床2 cm以上的肝楔形切除术,T2期及以上的胆囊癌则根据分期行相邻肝段(IVb+V段)或半肝切除术[151-154]。

pCCA 则可同时依据 AJCC TNM 分期[155]、Bismuth-Corlette 分型[156]、MSKCC T 分期[157]进行手术前的规划。肝叶切除是治疗 pCCA 的常规手术方式,Bismuth III 型和 IV 型肿瘤侵犯肝尾状叶可能性极高,因此切除肝尾状叶能显著提高 $R_0$ 切除率。Bismuth-Corlette I 型常可仅行肝外胆管切除;II 型肿瘤推荐行肝外胆管+半肝切除术,联合肝尾状叶切除存在争议;IIIa 型和 IIIb 型应施行右半肝(或左半肝)联合肝尾状叶切除;IV 型的部分患者可行扩大半肝或肝三叶联合肝尾状叶切除甚至联合血管重建术达到根治[158]。已有的研究结果显示:大范围肝切除术与术后肝衰竭及死亡风险增加有关,右侧肝切除术的风险显著高于左侧肝切除术[16,159-160]。与大范围肝

切除术比较,小范围肝切除术也是肝功能受损和晚期患者的选择方式[161]。

dCCA 需根据其具体位置选择手术方式。肿瘤位于中段 1/3 的可行肝外胆管切除联合区域淋巴结清扫,下段 dCCA(包括壶腹部)选择胰十二指肠切除术联合区域淋巴结清扫[147]。

部分胆囊癌和dCCA侵犯范围较广泛,虽然可通过肝胰十二指肠切除术实现$R_0$切除、延长生存,但鉴于肿瘤高度恶性、手术及术后并发症风险高而预后改善有限,建议慎重选择。

推荐意见 15: ICC 依据 TNM 分期决定切除范围; 胆囊癌依据 TNM 分期及肿瘤位置决定可切除性, 主要依据 T 分期决定切除范围; pCCA 需综合 TNM 分期、Bismuth-Corlette 分型、MSKCC T 分期, 决定手术具体方案; dCCA 根据肿瘤位置及 TNM 分期, 决定手术范围及方式。(证据等级: 3, 推荐等级: A)

3. 淋巴结清扫

对于明确诊断为ICC的患者,建议常规行淋巴结清扫。淋巴结清扫范围基于肿瘤部位确定:起源于肝左叶患者清扫范围包括肝十二指肠韧带、小网膜至胃小弯和贲门附近淋巴结;起源于肝右叶患者清扫范围包括肝十二指肠韧带、门腔间隙和胰腺后方淋巴结;建议清扫≥6枚淋巴结以明确分期[162-163]。术中同时需注意:优先清扫肿大淋巴结(超声或CT检查提示异常);脂肪丰富区域的淋巴结需仔细分离,避免遗漏;术后病理学检查推荐标注每枚淋巴结的部位。

胆囊癌T1b期及以上拟行根治性切除患者均需常规清扫淋巴结,范围包括肝门部淋巴结、肝动脉周围淋巴结、胰头周围淋巴结;胆囊癌T3~T4期患者可行扩大清扫淋巴结,范围至腹腔干淋巴结、肠系膜上动脉根部淋巴结,必要时包括胃小弯淋巴结。清扫淋巴结数目≥6枚,以确保分期准确性,避免遗漏微小转移灶[11]。

pCCA 淋巴结转移阳性率为 16%~60[164-165];所有可切除的 pCCA 患者,即使术前影像学检查未提示淋巴结转移,也需常规清扫淋巴结,具体范围包括:肝十二指肠韧带内淋巴结、肝动脉周围淋巴结、胰头后方淋巴结。建议清扫淋巴结数目≥5枚,同时行术中冰冻切片评估肝门部及胰头周围关键淋巴结,考虑是否行进一步扩大清扫。但也有研究结果显示:淋巴结扩大清扫范围(腹腔干、肠系膜上动脉、主动脉周围)无生存获益[16,166]。

中华消化外科杂志 2026 年 7 月第 25 卷第 7 期 Chin J Dig Surg, July 2026, Vol. 25, No. 7

· 849 ·

dCCA 建议清扫淋巴结数目≥6枚,确保覆盖所有引流区域,避免因淋巴结残留影响根治效果。所有行胰十二指肠切除术的 dCCA 患者,需同期行区域淋巴结清扫。常规清扫胰头周围淋巴结、肠系膜上动脉周围淋巴结、肝十二指肠韧带淋巴结;若肿瘤侵犯胰头实质或门静脉,需增加清扫腹腔干淋巴结及胰腺后深部淋巴结。

推荐意见 16: 对于 ICC、T1b 期及以上的胆囊癌、pCCA 以及 dCCA 患者建议常规行淋巴结清扫,淋巴结清扫范围基于肿瘤部位而定。(证据等级:3,推荐等级:A)

4. 血管切除与重建

门静脉切除的肝侧极限点一般认定为三级分支起始部,而肝动脉切除的肝侧极限点则为二级分支[167]。相关研究结果显示:联合节段性门静脉切除重建不会增加术后并发症的发生率,但可提高 $R_0$ 切除率、改善患者预后[130,168-169]。肝动脉切除同样可提高 $R_0$ 切除率,然而由于手术操作难度较大、并发症发生率较高,其在改善预后方面远低于门静脉切除重建,临床价值尚未达成共识[169-170]。血管切除重建的适应证主要为肿瘤紧邻拟保留侧的入肝血管,如侵犯单侧门静脉和(或)肝动脉分支且未累及主干等。ICC 要求剩余肝体积充足;dCCA 血管重建的指征为肿瘤侵犯门静脉主干或胰头段门静脉等但未广泛浸润,并且能够完整切除受侵犯段。门静脉分支重建优先选用自体血管或人工血管,肝动脉分支重建可行端端吻合,肠系膜上动脉侵犯时可行血管修补或旁路移植[6,171-174]。

pCCA 根治术常涉及胆管空肠吻合以重建胆汁排出路径,基本原则是胆管空肠全周黏膜对黏膜吻合、吻合口无张力、血供充分;若胆管口径较小时,需行肝门部胆管整形术;术中选择可吸收缝线。缝合方式依据显露情况、胆管直径及术者经验选择。胆管缝合后放置支撑管旨在预防胆漏和吻合口狭窄。当吻合口组织状况不佳、吻合不确定或存在张力不均时,可放置支撑管[138,175]。

推荐意见 17: BTC 术中拟保留侧肝脏门静脉紧邻肿瘤时,推荐行门静脉切除重建。(证据等级:3,推荐等级:A)

5. 切缘

涉及肝外胆管切除、重建以及邻近脏器受侵犯的BTC,术中需常规行切缘的冷冻切片快速病理学检查,若切缘阳性,应扩大切除范围或术后补充局部放疗[176]。

目前研究结果显示:在剩余肝体积充足的情况下,ICC手术切缘宽度与生存期呈正相关,切缘宽度≥1 cm的患者预后优于窄切缘患者[177-180]。胆囊癌切缘主要依据分期而定,根治性胆囊癌切除术中,胆囊床肝实质切除≥2 cm楔形切除,肝脏IVb+V段切除时,确保肝实质切缘≥5 mm;胆囊管断端需单独送检,确保其切缘阴性。pCCA切除范围需结合肿瘤分期并配合术中冷冻切片快速病理学检查确保环周切缘无肿瘤细胞[150,181-182]。dCCA的近端胆管断端需≥5 mm,胰颈断端需取样送检,切缘≥3 mm;十二指肠球部、胃窦切除后切缘需≥5 mm。

推荐意见 18:推荐 ICC 切缘宽度≥10 mm,胆囊癌和 pCCA 切缘需结合肿瘤分期而定;dCCA 切除后,近端胆管断端需≥5 mm。(证据等级:3,推荐强度:A)

6. 术中快速冷冻切片病理学检查

对于术前影像学检查未提示淋巴结转移但术中触及肿大淋巴结的患者,术中快速冷冻切片病理学检查可及时明确淋巴结状态:若证实转移,需扩大清扫范围并术后补充辅助化疗;若为反应性增生,则无需扩大清扫。对于pCCA与dCCA,如前所述,应结合术中冷冻切片快速病理学检查以保证1 mm范围内的环周切缘,联合切除时需确保受侵犯脏器的切缘阴性[170,183]。

推荐意见 19: 采取术中快速冷冻切片快速病理学检查用于明确淋巴结是否阳性,并用于判断切缘是否阴性。(证据等级: 3,推荐等级: A)

7. 预后判断

ICC、pCCA、胆囊癌和dCCA的预后可参考AJCC分期,pCCA还可参考MSKCC T分期。R₁/R₂切除均是预后不良因素,建议进行辅助治疗。BTC还可结合肝功能、肿瘤负荷、病理组学和影像组学等模态,使用列线图或深度学习工具进行个体化预测以获得更精确的预后判断,并使用沙普利加法解释等解释算法对各个临床特征进行解读[184-188],但均需要前瞻性队列进行验证。

(三) 肝移植

尽管肝移植理论上治疗 ICC 具有根治潜力,但由于术后复发率较高,目前尚未成为 ICC 的常规治疗选择[187]。然而,近年来多项研究结果显示:对于经过严格筛选的极早期 ICC 患者,肝移植可能提供良好的生存结果。一项回顾性研究结果显示:在行肝移植的 15 例极早期 ICC 患者中,其 1、3、5 年总生存率分别为 93%、84% 和 65%,且 5 年复发率 < 20%,而

850

中华消化外科杂志 2026 年 7 月第 25 卷第 7 期 Chin J Dig Surg, July 2026, Vol. 25, No. 7

晚期ICC患者的5年复发率高达61%[188]。行肝移植的极早期ICC患者5年生存率可达82.4%[189]。尽管该结果可能受限于样本量,但仍提示肝移植在此类患者中具有潜在的应用前景。目前关于肝移植在极早期ICC患者中疗效的证据仍有限,多数患者仅在临床试验框架内进行筛选与评估[190]。

NCCN指南建议肝移植仅适用于严格筛选的pCCA患者,具体标准包括肿瘤长径≤3cm,无肝内、肝外及淋巴结转移。既往研究结果显示:单纯肝移植治疗pCCA疗效欠佳。梅奥诊所于2000年报道12例接受术前放化疗后行肝移植患者中位随访44个月的总生存率达91%[19]。一项纳入美国12家医学中心共214例患者的研究结果显示:接受新辅助放化疗后行肝移植的患者5年生存率可达65%[18]。

原发性硬化性胆管炎患者发生BTC的风险显著增高,可涉及ECC、ICC及胆囊癌。BTC行肝移植的患者中,原发性硬化性胆管炎是主要的原发病因之一。尤其对于终末期原发性硬化性胆管炎,肝移植是目前唯一可提供根治机会的治疗方式[192]。对于不可切除的原发性硬化性胆管炎合并ECC患者,肝移植可作为替代治疗方案。特别是经过严格术前评估并结合新辅助放化疗的肝移植策略,可显著提高患者的长期生存率。

(四)腹腔镜和机器人在BTC手术中的应用

一项荟萃分析结果显示[193]:与开腹ICC切除术比较,腹腔镜ICC切除术具有更少术中出血量和更短术后住院时间的优势,两组患者术后总生存时间、无疾病生存时间相似;但该荟萃分析纳入的10项倾向评分匹配研究中,腹腔镜ICC手术组的大范围肝切除术患者比例低于开腹手术组。另一项纳入4863例BTC患者资料(ICC占76%,pCCA占24%)的荟萃分析[193]比较了微创手术(腹腔镜2106例,机器人手术75例)和开腹手术(2662例)的围手术期和长期疗效,结果显示:微创手术组中转开腹率为11.5%,但和开腹手术组相比具有更低的主要并发症发生率(13.3%比18.8%)、更短的术后住院时间(8.0 d比10.9 d)、更高的$R_0$切除率(90.4%比81.4%)和更高的3年无疾病生存率(49.9%比38.5%)。一项关于腹腔镜胆囊癌手术的Meta分析结果显示:与开放根治性切除术比较,腹腔镜根治性切除术治疗胆囊癌患者手术时间及术后住院时间均明显缩短、术中出血量明显减少、并发症发生率更低;但长期生存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194]。一项比较腹

腔镜与机器人胰十二指肠切除术治疗dCCA(两组患者各227例)的多中心倾向评分匹配研究结果显示[195]:手术医师度过外科学习曲线后,两种手术方式的围手术期安全性和长期生存预后相似。

上述研究进展显示:与开腹BTC手术比较,腹腔镜和机器人BTC手术在术中出血量、术后住院时间等围手术期部分指标中有潜在优势,不同手术方式患者长期预后相似。但目前BTC不同手术方式围手术期恢复及肿瘤学获益比较仍以回顾性分析研究为主,未来需开展前瞻性RCT,明确开腹、腹腔镜、机器人BTC手术对围手术期恢复、肿瘤学获益的影响。此外,不同医学中心腹腔镜、机器人BTC手术开展时间和质量有差异,建立固定手术团队,规范有序开展手术,对保证手术安全和患者生存获益至关重要[19]。

六、BTC的围手术期治疗

BTC起病隐匿、发展迅速、侵袭性强、预后极差,多数患者在确诊时已处于进展期,失去根治性手术机会。围手术期治疗是提高BTC患者根治性切除率、降低复发转移率、改善远期生存的重要手段。

(一) 转化治疗

1.适用人群

转化治疗旨在通过系统性或局部联合治疗将初始不可切除的BTC转化为可切除状态,进而提高患者的生存获益。广义的转化治疗人群指所有初始不可切除的BTC患者,包含局部进展期和远处转移两类患者。其中,局部进展期患者因肿瘤侵犯邻近重要脉管结构(如门静脉、肝动脉等)、肝内多发病灶或解剖学限制而无法实现$R_0$切除,是转化治疗的主要适用对象;而伴有远处转移的患者,通常因肿瘤负荷较重、体能状态较差、预期生存有限,转化成功率较低,更多以系统性治疗为主,仅少数经严格筛选的远处转移患者可考虑纳入转化治疗人群[177]。转化治疗患者需经MDT评估,以确保治疗的安全性、可行性与临床获益。治疗决策应基于患者全身状态、肿瘤生物学特点、分子特征及患者治疗意愿综合评估制订。

推荐意见 20: BTC 转化治疗的目标人群为初始评估不可切除的局部进展期及少数经严格筛选的远处寡转移患者,需通过 MDT 评估筛选全身状态、肝功能及肿瘤负荷适宜患者,以提升患者转化成功率及生存获益。(证据等级:1,推荐等级:A)

中华消化外科杂志 2026 年 7 月第 25 卷第 7 期 Chin J Dig Surg, July 2026, Vol. 25, No. 7

· 851 ·

2. 转化治疗方案

(1) 系统化疗

吉西他滨联合顺铂(GC)方案作为晚期BTC的一线治疗选择[197],部分研究聚焦于GC方案联合白蛋白紫杉醇在不可切除BTC转化治疗中的应用。一项开放标签、单臂、II期临床研究纳入62例转移性或局部晚期不可切除BTC患者经GC方案联合白蛋白紫杉醇治疗,客观缓解率为45%,无进展生存期为11.8个月,中位总生存期为19.2个月,手术转化率为20%,其中2例术后达pCR。该研究中3~4级不良事件发生率达58%[198]。另一项单中心、回顾性研究纳入129例局部晚期的胆管癌患者行GC联合白蛋白紫杉醇方案治疗,手术转化率为56.6%($R_0$切除率达91.8%),中位随访17.8个月时,转化成功组患者12个月总生存率为95.9%(中位总生存时间未达到),而转化失败组患者12个月总生存率为76.8%(中位生存时间为27个月);该研究中3~4级不良事件发生率为15.1%[199]。上述研究提示:GC联合白蛋白紫杉醇方案对不可切除BTC具有潜在转化价值,但需关注其较高的3~4级不良反应风险。

(2)联合治疗

①化疗联合免疫和(或)靶向治疗

化疗联合免疫治疗目前已成为晚期BTC系统治疗的首选一线治疗方案。TOPAZ-1研究首次证实:度伐利尤单克隆抗体(以下简称单抗)联合GC方案可改善患者总生存与客观缓解率,且安全性良好[20],KEYNOTE-966研究证实:帕博利珠单抗联合GC方案能延长患者总生存时间[20]。在转化治疗方面,一项多中心、随机、开放标签的II期临床研究(DEBATE研究)结果显示:度伐利尤单抗联合GC组客观缓解率为36%,手术转化率为68%,优于GC组的7%和43%;度伐利尤单抗联合GC组中位无事件生存期为15.2个月,显著优于GC组的6.2个月[20]。

化疗联合靶免治疗也在晚期BTC的一线治疗及转化治疗中展现出潜力,一项Ⅱ期、单臂、前瞻性临床研究结果显示:特瑞普利单抗+GEMOX化疗(吉西他滨+奥沙利铂)+仑伐替尼一线治疗30例晚期ICC患者,客观缓解率达80%,中位总生存期为22.5个月,中位无进展生存期为10.2个月,其中3例局部进展期ICC患者降期后实现根治性切除[203]。另一项多中心、前瞻性研究(ZSAB-TransGOLP)纳入41例初治局部进展期BTC患者,采用替雷利珠单抗+GEMOX联合仑伐替尼治疗后,最终68%的患者成功接受手术(63%达R₀切除,68%实现MPR),

中位总生存期达30.8个月,手术组与非手术组总生存期存在显著性差异,且安全性可控[204]。上述研究验证了化疗联合靶免治疗可提高不可切除BTC患者手术转化率与$R_0$切除率,更以突破性生存获益为三联治疗在BTC转化治疗中的应用价值提供了循证医学证据。

推荐意见 21: BTC 转化治疗方案可参考晚期一线系统治疗,首选免疫联合化疗方案,三药化疗 (GC联合白蛋白紫杉醇) 或化疗联合靶免治疗可作为转化治疗方案的选择,但应关注患者的耐受性及不良反应。(证据等级: 2,推荐等级: A)

②局部治疗与系统治疗的联合

介入、放疗等局部治疗技术,也是无法行根治性手术切除 BTC 患者降期治疗的重要治疗方式[205-206]。目前,TACE、经导管肝动脉灌注化疗(hepatic artery infusion chemotherapy, HAIC)和 Y-90 选择性内放射治疗等介入治疗在局部进展期 ICC 中展现出转化治疗潜力。一项回顾性研究纳入 141 例高负荷 ICC 患者,HLP 组(HAIC+仑伐替尼+PD-L1 抑制剂三联方案)转化成功率为 9.5%,高于化疗联合靶免组 (2.0%)及单纯化疗组 (0),生存分析表明 HLP 组总生存率显著优于其他两组且安全性更好[207]。另一项单中心、单臂、前瞻性研究结果显示:初始不可切除的 ICC 患者接受 GEMOX-HAIC 联合仑伐替尼和 PD-1 抑制剂治疗后,19% 的患者成功降期并行根治性手术,转化成功组生存期显著优于未手术组(中位总生存期 37.2 个月比 15.0 个月,中位无进展生存期 21.7 个月比 5.5 个月)[208]。一项单中心回顾性队列研究纳入 55 例选择性内放射治疗联合化疗及免疫治疗局部晚期 ICC 患者,其结果显示:12.7% 的患者经该方案治疗后成功实现肿瘤降期,获得根治性手术机会[209]。上述证据表明:通过局部治疗与系统治疗的协同作用,可不同程度提升不可切除 BTC 的转化率,最终达到延长患者生存期的目标,但仍需高质量临床研究进一步验证。

推荐意见 22:ICC 患者的转化治疗可根据个体情况选择系统治疗联合介入、内放射治疗等局部治疗,但其最佳组合模式仍需大样本、高质量临床研究进一步验证。(证据等级:3,推荐等级:B)

3. 转化治疗后疗效评估

BTC 转化治疗后疗效评估需围绕肿瘤负荷变化、肿瘤标志物动态改变、临床症状改善、病理学缓解深度等多维度展开,其中影像学与病理学评估为核心[177]。影像学评估(CT、MRI、MRCP、PET/CT等

852

中华消化外科杂志2026年7月第25卷第7期 Chin J Dig Surg, July 2026, Vol. 25, No. 7

检查)是BTC转化治疗效果评估的主要方法[206]。主要依据RECIST 1.1进行评估。病理学评估是通过手术标本判断肿瘤缓解深度,包括pCR、MPR[210]。肿瘤标志物(CEA、CA19-9等)对于肿瘤治疗疗效的评定可靠性有限,但术后肿瘤标志物持续未降至正常范围需警惕残留病灶[211]。循环肿瘤DNA、循环肿瘤细胞等指标,具有对免疫靶向治疗效果的预测潜力,但其临床应用价值尚需进一步验证。最后,临床症状与体能状态改善是治疗有效的早期信号:美国东部协作组评分显示体力状态提升,发热、盗汗、体质量进行性下降等恶病质表现减轻等,均可提示患者生命质量及对后续治疗的耐受性改善,可能间接反映转化治疗的有效性。

推荐意见23:BTC转化治疗效果评估需以影像学和病理学为核心,结合肿瘤标志物、临床症状及体能状态动态监测,多维度判断疗效并指导后续治疗决策。(证据等级:1,推荐等级:A)

(二)辅助治疗

1.新辅助治疗适用人群

胆道肿瘤术后复发率高,预后不良且异质性强,新辅助治疗的探索一直是临床研究热点。新辅助治疗是指对于外科技术上可切除、同时具有高危复发因素的BTC,术前先行系统治疗或放疗等局部治疗,以控制不可见的微小病灶,或使肿瘤降期增加$R_0$手术切除率,从而降低术后复发,改善总生存[213]。一项多中心RCT(ZSAB-neoGOLP研究)[213],纳入伴高危复发因素(肿瘤长径>5cm、血管侵犯、肝内多发肿瘤、肝门部淋巴结转移、血清CA19-9>37 U/mL)的可切除ICC患者,证实新辅助治疗能显著提高患者的手术切除率、降低复发、延长生存,确立ICC新辅助治疗的标准范式,开辟了BTC新辅助治疗的新纪元。

2.新辅助治疗方案选择

(1)新辅助化疗

BTC新辅助化疗方案可参考晚期肿瘤的系统治疗方案,可选择的药物方案包括吉西他滨+顺铂+白蛋白紫杉醇(GAP),吉西他滨+奥沙利铂,吉西他滨+顺铂等[212]。

NEO-GAP研究纳入了30例可切除的高危ICC,患者行GAP三联方案治疗,实现了客观缓解率为23.3%、疾病控制率为90.0%,22例患者(73%)接受手术治疗,其中16例实现了$R_0$切除[214]。

GAIN 研究纳入68例局部或局部晚期可切除非转移性BTC患者,随机分为接受新辅助(围手

术期)全身化疗(术前及术后各3个周期的吉西他滨联合顺铂方案)后行根治性手术组和直接手术组,术后由研究者决定是否进行辅助治疗。结果显示:新辅助化疗显著提高了BTC患者的总生存期(27.8个月比14.6个月,HR=0.46,P=0.04)和R₀切除率(62.5%比33.3%)[215]。

ZSAB-neoGOLP 研究采用了化疗联合靶向和免疫治疗的方法,纳入178例伴高危复发因素的可切除ICC患者,随机分为新辅助三联四药方案(特瑞普利单抗联合仑伐替尼+GEMOX)后行根治性手术组和直接手术组,术后均接受卡培他滨辅助化疗。其研究结果显示:三联四药新辅助方案显著提高了ICC患者的18个月无事件生存率(51.1%比42.2%),中位无事件生存期(18.0个月比8.7个月, $HR=0.48, P=0.0006$)、总生存期(NE比31.4个月, $HR=0.43, P=0.0050$)、$R_0$切除率(95.5%比93.3%)、MPR(19.3%比0)和$pCR(4.5%比0)$,且安全性可控[21]。

(2)局部治疗

一项III期RCT对比局部晚期非转移性胆囊癌新辅助同步放化疗与新辅助化疗的疗效,入组条件为局部晚期胆囊腺癌患者,包括T3期和T4期肿瘤且肝脏直接侵犯(肝脏侵犯距离>2cm但<5cm)或关键肝血管受累(血管包绕<180°);淋巴结转移限定至N1期;梗阻性黄疸(无肝门部侵犯)合并邻近肠管浆膜侵犯,随机分组为新辅助放化疗组(放疗55~57 Gy/25f+2周期吉西他滨+顺铂)和新辅助化疗组(4周期吉西他滨+顺铂)。中期分析结果显示:新辅助放化疗组中位总生存期达21.8个月,显著优于新辅助化疗组的10.1个月($P=0.006$);同时显著提高了客观缓解率(74.1%比35.5%, $P=0.001$),pCR率(43.1%比10.2%, $P=0.001$), $R_0$切除率(84.3%比70.3%, $P=0.02$),以及无事件生存期(中位10.6个月比4.9个月, $P=0.006$)。基于该研究结果,对于局部晚期非转移性胆囊癌(T3~4期,N+)新辅助治疗推荐优先选择术前放化疗[216]。

对于局部晚期或边界可切除胆管癌,新辅助放化疗有提高$R_0$切除率及降低死亡风险的可能。对NCDB数据库4456例ICC手术患者的分析结果显示:新辅助治疗降低了23%死亡风险[217]。

TACE、HAIC等局部治疗对BTC有效,但其应用于新辅助治疗仍鲜有报道。目前临床上主要应用于不可切除患者的治疗,可为开展新辅助临床研究提供参考。

中华消化外科杂志 2026 年 7 月第 25 卷第 7 期 Chin J Dig Surg, July 2026, Vol. 25, No. 7

· 853 ·

3. 新辅助治疗时长及手术时机

(1)新辅助治疗时长

新辅助治疗的最佳周期目前尚无定论。治疗时间过短,肿瘤可能未得到充分抑制,预期效果难以达到。而治疗时间过长,患者可能出现严重的药物不良反应,增加手术风险和术后并发症;肿瘤细胞可能产生耐药性,甚至出现疾病进展,错失手术时间窗。因此,新辅助治疗的周期应该严格把握,NEO-GAP 等研究选择新辅助治疗 4 个周期,也有临床试验中选择 3 个周期[214-215]。

(2)新辅助治疗后的手术时机探索

应充分考虑潜在药物不良反应的缓解时间、待各器官功能恢复良好后开展根治性手术,建议新辅助化疗停药后4~6周手术,需≤2个月。

推荐意见 24:对于外科技术上可切除、合并高危复发因素的非转移性胆囊癌患者可选择新辅助放化疗(证据等级:2,推荐等级:B);ICC 患者可选择新辅助治疗,方案推荐 GEMOX 化疗联合靶向、免疫治疗。(证据等级:2,推荐等级:B)

(三) 术后辅助治疗

1. 术后辅助治疗的适用人群

目前,BTC术后辅助治疗的适用人群尚未形成统一标准,对于存在高复发风险患者,如肿瘤分期较晚、肿瘤分化程度差、伴有淋巴结转移、存在血管侵犯、脉管癌栓、神经浸润、手术切缘阳性等情况,建议行术后辅助治疗。一项纳入6712例患者的Meta分析结果显示:在具有高复发风险(如淋巴结转移、切缘阳性)的患者中,辅助治疗可能使患者获益[218]。

2. 术后辅助治疗方案

(1) 辅助化疗

化疗是BTC辅助治疗的基石。BILCAP研究结果显示:卡培他滨组的中位总生存期为51.1个月,对照组为36.4个月,显著改善了总生存期,并显著延长了无进展生存期[219-220]。一项法国多中心回顾性研究,纳入324例BTC术后患者,验证了BILCAP研究的结论[22]。在亚洲人群中,JCOG1202研究结果显示:替吉奥(S-1)组与对照组的3年生存率分别为77.1%和67.6%;亚组分析显示:女性患者、淋巴结阳性患者和III~IVA期患者从S-1治疗中获益更显著[22]。基于上述证据,卡培他滨和替吉奥已被列为BTC术后辅助治疗的I级推荐方案。

(2)免疫联合治疗

目前,已有多项研究探索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在

BTC术后辅助治疗中的价值。ADJUBIL研究结果显示:度伐利尤单抗联合替西木单抗(不联合卡培他滨)组的12个月无复发生存率为57.9%,而卡培他滨组12个月的无复发生存率为52.4%,未显示出额外获益[223]。ACCORD研究结果显示:在可切除ECC与胆囊癌患者中,采用卡瑞利珠单抗联合同步卡培他滨与放疗的辅助治疗方案,可显著改善患者总生存期与无复发生存期[224]。ACTIVE研究结果显示:替雷利珠单抗联合卡培他滨治疗高复发风险BTC患者的中位无病生存期为16.2个月,高于卡培他滨单药组的11.4个月;两组12个月无复发生存率分别为56.5%和36.6%[225]。ACC研究探索卡瑞利珠单抗联合卡培他滨在高复发风险ICC术后辅助治疗中的疗效与安全性,结果显示:中位无复发生存期为24.29个月,2、3年总生存率分别为80.0%、75.9%[226]。多纳非尼联合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口服氟尿嘧啶化疗药物(替吉奥或卡培他滨)用于存在高危复发因素(大血管侵犯、淋巴结转移、卫星灶、神经侵犯以及肿瘤最大径≥5 cm)BTC患者的辅助治疗,患者中位无复发生存期为14.0个月,两年无复发生存率为45.1%[227]。

(3)辅助放疗

放疗在BTC辅助治疗中的疗效尚不明确。SWOG S0809研究结果显示:吉西他滨联合卡培他滨序贯卡培他滨同步放疗的2年生存率为65%,中位总生存期为35个月[228]。ACCELERATE研究结果显示:行手术切除的胆囊癌患者,在化疗基础上加用放疗相较于单纯化疗并未改善患者预后[229]。GECCOR-GB试验结果显示:吉西他滨联合顺铂化疗或卡培他滨联合放疗,两种方案均达到预设终点[230]。一项关于ECC根治性切除术后辅助放疗的Meta分析结果显示:与单纯手术比较,辅助放疗患者死亡风险显著降低,手术切缘阳性及淋巴结转移的比例更高,提示这类高危人群可能从辅助放疗中获益[231]。国内一项单中心回顾性研究结果显示:239例行根治性切除术的II~IV期胆囊癌患者中,与单纯化疗比较,术后同步放化疗能显著改善患者的总生存期和无病生存期,同时可有效降低局部复发率[232]。

推荐意见 25:辅助化疗是 BTC 辅助治疗的基石,首选卡培他滨或替吉奥方案。(证据等级:1,推荐等级:A)。化疗联合免疫治疗在 BTC 术后辅助治疗中的价值仍需进一步 RCT 证实。(证据等级:3,推荐等级:B)

854

中华消化外科杂志 2026 年 7 月第 25 卷第 7 期 Chin J Dig Surg, July 2026, Vol. 25, No. 7

推荐意见 26: 对于有高危复发风险(尤其淋巴结转移、切缘阳性)患者,推荐术后放疗与化疗联合治疗。(证据等级:2,推荐等级:B)

七、BTC的局部治疗

对于因技术、生物学或患者特定因素而无法切除的晚期BTC患者,目前已有多种局部治疗方案被应用于临床研究及实践,包括TACE、经动脉放射性栓塞、经动脉灌注化疗、消融治疗以及外照射放疗等。局部治疗可延缓肝内疾病进展并延长患者生存时间,还可作为转化治疗的手段之一达到手术切除的目的[23]。

(一) ICC

1. 消融治疗

RFA 和微波消融是目前 ICC 消融治疗最常用的手段。一项比较多种局部治疗手段在 ICC 中疗效的 Meta 分析结果显示:虽然不同研究纳入的患者人群不完全相同,但是接受消融治疗的 ICC 患者的总生存时间最长[234]。对于初发 ICC,一项全国大型多中心回顾性队列研究比较了消融和手术治疗符合米兰标准(单发肿瘤长径≤5 cm 或多发≤3 个、单个肿瘤长径≤3 cm)的初治 ICC 的长期疗效,结果显示:当消融安全边界达到 5 mm 时,消融治疗可实现与手术治疗相仿的总生存期和无疾病进展期,表明消融治疗有望成为继手术之外的具有根治效果的治疗方式[235]。对于米兰标准内复发 ICC,一项大型多中心研究结果证实:消融与手术治疗的预后相近,但对于部分高侵袭性 ICC,如初发病理学类型为大胆管型以及 1 年内复发的肿瘤行手术治疗更优[236]。一项整合了初发 ICC 和复发 ICC 的大型 Meta 分析研究结果显示:虽然消融治疗在初发 ICC 的 3 年生存率中优于复发 ICC,但是消融治疗在整体 ICC 的 1~5 年生存率及无复发生存率仍较低,1 年无进展生存率仅 40%,5 年总生存率仅 28.5%[237]。另有研究结果显示:对于肿瘤最大径≤3.0 cm 的 ICC 患者,手术切除与消融治疗患者的总生存期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行消融治疗患者的并发症发生率更低[238-240]。由于 ICC 的肿瘤长径>3 cm 与消融治疗的生存期缩短显著相关,因此,不建议肿瘤最大径>3 cm 的 ICC 患者行消融治疗[233-234]。

推荐意见 27:

(1)对于米兰标准内初发ICC,当有5mm的消融边界时,消融治疗可取得与手术治疗相仿的治疗效果。(证据等级:3,推荐等级:B)

(2) 对于米兰标准内复发 ICC,可建议行消融治疗,但对于部分高侵袭性 ICC,如初发病理学类型为大胆管型以及 1 年内复发的肿瘤,建议首选手术治疗。(证据等级:3,推荐等级:B)

(3) 对于肿瘤最大径≤3.0 cm的ICC患者,可建议行消融治疗。(证据等级:2,推荐等级:B)

2.TACE

一项回顾性研究结果显示:对于未实现$R_0$切除的ICC患者,其生存率与接受TACE治疗的患者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24]。TACE治疗不可切除ICC患者的中位总生存时间为12.0~25.2个月[24]。

多项研究结果显示:与 C-TACE 比较,DEBTACE 可显著改善 ICC 患者的预后,且两者的不良事件发生率相仿[243-245]。伊立替康 DEB-TACE 联合标准化疗方案(吉西他滨联合顺铂)相对于吉西他滨联合顺铂化疗可显著延长不可切除 ICC 患者的无进展生存期和总生存期[246]。同时,随着分子靶向药物和免疫治疗的发展,TACE 联合仑伐替尼及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可进一步增加不可切除 ICC 患者的转化切除率,延长患者的生存期[247-248]。

推荐意见 28:与单纯化疗比较,TACE 联合化疗可延长不可切除 ICC 患者的生存期,联合靶免治疗可进一步改善患者预后。(证据等级:3,推荐等级:B)

3. 经动脉灌注化疗

经动脉灌注化疗具体可分为肝动脉输注泵化疗和HAIC。

一项多中心回顾性研究结果显示:与C-TACE比较,经动脉灌注化疗可显著提高ICC患者的肿瘤客观反应率和疾病控制率,延长患者的总生存期,并且不良事件发生率无显著差异[249]。一项大型荟萃分析结果显示:与C-TACE、DEB-TACE、钇90微球放疗栓塞比较,经动脉灌注化疗的肿瘤缓解率最高,患者总生存获益最大,然而,III~IV级不良事件的发生率也最高[250]。CHANCE 2203前瞻性队列研究和数项回顾性研究的结果显示:HAIC联合多纳非尼等抗血管生成药物和免疫检查点抑制剂也有助于改善患者预后[208, 251-254]。

推荐意见 29: 在靶免治疗的基础上联合 HAIC 可改善不可切除 ICC 患者的预后, 但需加强对不良事件的监测。(证据等级: 3, 推荐等级: B)

4. 经动脉放射性栓塞

肝动脉放射性栓塞通过导管将携带放射性核素钇90的玻璃或树脂微球注入肿瘤供血动脉,通

中华消化外科杂志2026年7月第25卷第7期 Chin J Dig Surg, July 2026, Vol. 25, No. 7

· 855 ·

过钇90粒子释放β射线,导致局部肿瘤细胞坏死,其优点是可以直接对肿瘤进行高剂量辐射,不产生全身不良反应[255-256]。两项大型系统性分析结果显示:钇90经动脉放射性栓塞在不可切除ICC中具备显著的疾病控制率,患者中位生存期为12.7~13.5个月[257-258]。在MISPHEC研究中,钇90经动脉放射性栓塞联合系统化疗的3个月客观缓解率为39%,中位总生存期为22个月[259]。

推荐意见30:钇90经动脉放射性栓塞联合系统化疗可延长不可切除ICC患者的无进展生存期和总生存期。(证据等级:3,推荐等级:B)

5.放疗

放疗是不可切除ICC重要的局部治疗手段,主要包括根治性放疗和姑息性放疗,常用技术为常规分割放疗、立体定向体部放疗(stereotactic body radiotherapy, SBRT)、质子治疗等放疗技术,核心是通过精准照射肿瘤组织以达到局部控制或根治目的,同时尽可能降低正常组织损伤。多项回顾性研究结果显示:对于不可切除ICC,与单纯化疗比较,放疗联合化疗可显著改善局部控制率和延长总生存时间,且3级以上不良事件发生率未显著增加;且无论何种分割模式,高剂量(BED₁₀>80.5 Gy)放疗有助于进一步改善预后,提示剂量-反应关系[260-262]。鉴于BTC易发生淋巴结转移,研究结果显示:对淋巴结引流区行预防照射的常规放疗区域复发率显著低于SBRT不做预防照射治疗组[263]。SBRT和质子治疗在不可切除或局部复发的ICC患者中可获得更佳的局部控制和较低的不良事件发生率,初步印证了现代精确放疗技术的有效性及安全性[264-265]。

推荐意见31:放疗是不可切除ICC重要的局部治疗手段,与单纯化疗比较,放疗联合化疗可改善局部控制率和总生存期。对于淋巴结转移风险高的ICC患者,建议采用放射治疗,照射区域包括淋巴引流区;而对局限不可切除ICC,优先考虑SBRT治疗。(证据等级:3,推荐等级:B)

(二)ECC和胆囊癌

目前ECC和胆囊癌主要以手术治疗为主,局部治疗疗效有限。针对肿瘤的局部治疗手段包括放疗、经动脉内治疗、胆管腔内RFA、光动力治疗、不可逆电穿孔治疗等。

常用放疗技术为常规三维适形放疗、SBRT、腔内照射及质子治疗等,可联合同步化疗或提高剂量以提升疗效,但提高剂量需警惕胆道瘘、十二指肠

损伤等严重并发症发生[266-267]。多项回顾性研究结果显示:SBT在不可切除的ECC中显示出良好的局部控制和生存获益[262];然而在ABC-07 II期临床试验中,与单纯化疗组比较,尽管化疗联合SBT组的局部控制率和总生存期有改善趋势,但加入SBT并未达到改善中位无进展生存期的主要终点,提示SBT需严格筛选适宜人群[268]。此外,ECC行淋巴引流区照射可提高区域控制率[269]。

经动脉内治疗包括TACE、肝动脉灌注化疗术和经动脉放射栓塞术。虽然TACE联合放疗可改善不可切除pCCA患者预后[270],但是由于pCCA乏血供及浸润性生长特点,血管造影肿瘤供血动脉多不明确,故推荐肝动脉灌注化疗术。多项研究结果显示:肝动脉灌注化疗术联合系统治疗可提高远期疗效[271-272]。胆管腔内RFA能缓解胆道恶性狭窄,但安全性和远期疗效需更多研究验证。光动力治疗结合支架置入可提高患者1、2年生存率,且未增加胆管炎及其他治疗相关不良事件的发生率[273]。不可逆电穿孔治疗已被视为一种新型消融技术,其作用机制主要基于非热效应。一项系统性回顾和Meta 分析结果显示:不可逆电穿孔治疗在不可切除的肝外胆管癌中的中位生存期为25.5个月,中位无进展生存期为17.9个月,不良事件发生率为12%[274]。然而,目前尚缺乏将化疗或局部治疗与不可逆电穿孔进行比较的前瞻性研究数据,因此无法得出足够可靠的结论。

对于因恶性胆道梗阻引起的梗阻性黄疸,加载$^{125}$I放射性粒子的胆道内照射支架植入可改善该类患者预后。多项RCT结果表明:与普通胆道支架比较,胆道内照射支架可改善恶性胆道梗阻患者支架通畅时间及总生存时间[275-277]。

推荐意见 32:

(1)对于不能切除的局部晚期ECC和胆囊癌,若患者一般状况良好(美国东部协作组PS 0~1分),放疗联合同步化疗是有效的局部控制和支持治疗手段。(证据等级:3,推荐等级:B)

(2)局部剂量的提高可显著提高局部控制率,可以采用SBRT、腔内照射、质子治疗以及常规分割同期加量的模式提高剂量,但均需警惕胃肠溃疡、胆道瘘等并发症的发生(证据等级:3,推荐等级:B);SBRT可作为病变局限、无明显胆道梗阻的不可切除ECC和胆囊癌患者的治疗选择,需严格评估正常组织耐受性。(证据等级:3,推荐等级:B)

856

中华消化外科杂志2026年7月第25卷第7期 Chin J Dig Surg, July 2026, Vol. 25, No. 7

(3)胆道内照射支架可显著延长恶性胆道梗阻导致梗阻性黄疸患者的支架通畅时间及总生存时间。(证据等级:1,推荐等级:A)

八、BTC 的系统治疗

近年来,局部晚期或转移性BTC的系统治疗取得了显著进展,多项中国原创研究结果相继公布并纳入国内相关指南和(或)共识,结合国外指南的更新,BTC的系统治疗目前已经进入“化疗为基,精准靶向,免疫联合”的三足鼎立时代。在临床实践中,推荐对BTC患者进行全面的分子检测。在此基础上,提倡MDT模式,结合患者身体状况、肿瘤特征、药物可及性以及药效经济学等诸多因素,选择最佳的治疗策略。本共识结合国内外相关临床研究的最新结果,提供了局部晚期或转移性BTC系统治疗的路径(图2),以供临床参考。

(一)局部晚期或转移性 BTC 的一线治疗

对于不可切除的局部晚期或转移性BTC,系统化疗仍然是基石。GC方案是目前标准的一线治疗方案,其中位总生存期约11.7个月,中位无进展生存期约8.0个月[197]。吉西他滨联合替吉奥(GS方案)[278]、奥沙利铂联合卡培他滨(XELOX方案)[279],其疗效与GC方案相似,可作为部分患者的替代选择。对于体能状况良好的患者,也有研究尝试三药强化方案以期提高疗效,如白蛋白紫杉醇+GC(来自SWOG 1815研究[280])GC+替吉奥(GCS)[281]、氟尿嘧啶+奥沙利铂+伊立替康(mFOLFIRINOX)[282]等,

但这些强化方案与GC比较并未显著改善患者的总生存,且不良反应发生率升高,本共识不作为一线推荐。SWOG 1815研究的亚组分析结果显示:对于晚期胆囊癌患者,白蛋白紫杉醇联合GC显著延长总生存期(17.0个月比9.3个月)和无进展生存期(9.6个月比5.6个月),值得进一步研究[280]。

免疫检查点抑制剂与化疗的联合,彻底改变了晚期BTC的一线治疗格局,目前已成为国内外指南一致推荐的优选方案。TOPAZ-1研究结果显示:度伐利尤单抗联合GC方案治疗晚期BTC患者的总生存期由11.3个月提升至12.9个月($HR=0.74$),2年总生存率提升至23.6%,3年总生存率达14.6%(对照组仅6.9%)。无进展生存期从5.7个月提升至7.2个月,有效率为26.7%(对照组仅18.7%)[283]。真实世界研究进一步证实:度伐利尤单抗+GC在临床实践中的有效性,其中位总生存期可达15.1个月,中位无进展生存期达8.2个月,能够接受维持治疗患者中位总生存期可达18.4个月[284]。该方案在中国已获批局部晚期或转移性BTC的一线治疗适应证。一项在国内进行的IIIb期、单臂、开放标签、多中心的临床研究(TopDouble)结果显示:度伐利尤单抗联合基于吉西他滨的化疗方案(GEMOX、GS、GC等)均可取得一致疗效,PS=2分的患者也可从度伐利尤单抗联合GC方案中获益[285]。KEYNOTE-966研究结果显示:帕博利珠单抗联合GC方案的中位总生存期为12.7个月(对照组为10.9个月),治疗组

![](5/Tj0ZLWMB4F5zieUcUFaO4D/pdf_d62f5ce36ec3f5e8fd91eb3e26b6ea06_75fa3cb361eb5980f455e2c7c052ccad7304490130628008/tmp_zip_img/e3671b4a-fcb8-47f0-9530-5103c32b0f98.png) 注:IHC为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检测;FISH为荧光原位杂交;RT-PCR为反转录聚合酶链反应;NGS为第二代测序技术;ECOG为美国东部肿瘤协作组;mFOLFOX为奥沙利铂+5-氟尿嘧啶

Figure 2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clinical pathway for systemic therapy in locally advanced or metastatic biliary tract cancers.

中华消化外科杂志 2026 年 7 月第 25 卷第 7 期 Chin J Dig Surg, July 2026, Vol. 25, No. 7

· 857 ·

估计12、24、36个月总生存率分别为52%、25%、13% (对照组分别为44%、19%、11%) [201,286]。该研究中国亚组结果显示:试验组的中位总生存期为14.1个月,中位疗效维持时间为10.2个月,客观缓解率为36% [201,287]。该方案同样已在中国获批适应证。

免疫检查点抑制剂与化疗或靶向药物组合的方案,如卡瑞利珠单抗+GEMOX、特瑞普利单抗+仑伐替尼+GEMOX、替雷利珠单抗+多纳非尼+GEMOX、信迪利单抗+安罗替尼+GC等均来自国内的相关Ⅱ期临床研究,在局部晚期或转移性BTC中显示出较高的客观缓解率,相关Ⅲ期临床研究正在进行中[20,288-290]。替雷利珠单抗+Ociperlimab(抗TIGIT单抗)+GC的双免疫联合化疗方案(ZSAB-TOP研究)[29],确认的客观缓解率达到51.2%,中位总生存期达17.4个月,初步结果令人鼓舞,鼓励体力状况良好的患者参加相应临床研究。

40%~50%的BTC患者携带潜在可靶向的基因突变[292-293]。因此,对于所有晚期BTC患者,应尽早进行分子检测(包括NGS)。本共识推荐的常见检测靶点包括MSI/dMMR、FGFR2、IDH1、NTRK、HER2、BRAF V600E等。靶向药物通常用于含铂化疗进展后的患者,但对于存在化疗禁忌或不能耐受化疗的患者,针对上述靶点的治疗药物也可作为一线治疗选择。

推荐意见 33:

(1) 推荐吉西他滨联合铂类药物的联合方案为基本方案,联合度伐利尤或帕博利珠单抗。(证据等级:1,推荐等级:A)

(2) 对于体能状况良好的患者,免疫检查点抑制剂与化疗和靶向药物组合的“三联四药”方案,有效率和转化率较高,临床真实世界证据较强,建议酌情选择。(证据等级:3,推荐等级:B)

(3) 对于体能状况较差的患者(PS=2分),以化疗单药为主治疗;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考虑联合度伐利尤单抗。(证据等级:2,推荐等级:B)

(二)局部晚期或转移性BTC的二线治疗

BTC的二线治疗选择,尤其强调分子分型和精准医疗。对于没有明确靶点的患者,传统化疗(如mFOLFOX)仍是标准选择。此外,抗血管生成治疗(如瑞戈非尼、索凡替尼、舒尼替尼等)或双特异性抗体联合化疗也显示出疗效,可供临床选择;如有明确的靶点,应优先选择相应的靶向治疗或免疫治疗(针对MSI-H/dMMR);积极参加临床试验也是二线治疗重要推荐。

1. 非选择性人群

传统化疗在BTC的二线治疗领域目前仍然占有重要地位。ABC-06研究纳入了一线GC化疗进展后的局部晚期或转移性BTC患者,随机接受积极症状控制+mFOLFOX(奥沙利铂+5-氟尿嘧啶)或单纯症状控制治疗[294]。研究结果表明:mFOLFOX组的中位总生存期为6.2个月(单纯症状控制组的中位总生存期为5.3个月,HR=0.69),达到临床研究终点,推荐症状控制+mFOLFOX方案作为局部晚期或转移性BTC的二线治疗方案[294]。另外,NIFTY研究结果显示:伊立替康脂质体联合5-氟尿嘧啶/LV达到了主要终点,独立评审委员会评估的无进展生存期为7.1个月,单纯5-氟尿嘧啶/LV组为1.4个月(HR=0.65,P=0.035)[295]。其他可供选择的化疗方案包括伊立替康联合卡培他滨[296]、伊立替康联合5-氟尿嘧啶[297]及其他一线治疗推荐方案,可根据患者既往治疗经过以及肝功能情况,结合各医疗中心的使用经验选用。

二线应用抗血管生成的小分子靶向药物亦是非选择性人群的临床治疗选择之一。REACHIN 研究入组了一线GC化疗进展后的局部晚期或转移性BTC患者,随机分配至瑞戈非尼或安慰剂组。研究结果表明:瑞戈非尼组的中位无进展生存期为3.0个月,安慰剂组为1.5个月,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但两组总生存期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29]。索凡替尼二线治疗的研究结果显示:较对照组生存时间延长近3个月[29],已被日本抗癌协会指南推荐用于BTC二线治疗;舒尼替尼针对无特定驱动基因突变的晚期ICC患者,中位总生存期为9.6个月,客观缓解率为14%,亦可作为二线选择之一[30]。

2. 选择性人群

基于分子分型的靶向治疗为局部晚期或转移性BTC患者带来了新希望。对于存在明确靶点的局部晚期或转移性BTC患者,应优先选择相应的靶向药物。目前研究和应用主要集中在针对特定基因突变的靶向药物上,靶向治疗推荐药物和关键临床数据见表4。对于此类特殊人群,靶向治疗是否以前移或靶免联合(去化疗),相关临床研究正在开展。以外,靶向治疗后的耐药机制和后续治疗选择同样需要临床研究解决,目前抗体偶联药物(如BL-B01D1,后线治疗的客观缓解率为28.6%)[312]、双特异性抗体(如Tovecimig)等展示了良好的临床前景。

1%~2%的局部晚期或转移性BTC患者存在MSI-H/dMMR[313-314],KEYNOTE-158研究结果显示:

· 858 ·

中华消化外科杂志 2026 年 7 月第 25 卷第 7 期 Chin J Dig Surg, July 2026, Vol. 25, No. 7

Table 4 Recommended targeted therapies and key data for locally advanced or metastatic biliary tract cancers (second-line or beyond) [104,105,301-311]

|相关靶点|推荐药物|关键研究|主要结果(客观缓解率)|主要结果(无进展生存期)|主要结果(总生存期)| |---|---|---|---|---|---| |IDH1突变|艾伏尼布(Ivosidenib)|ClarIDHy(III期)|2.4%比0|2.7个月比1.4个月|校正后总生存期:10.3个月比5.1个月| |FGFR2融合/重排|佩米替尼(Pemigatinib)|FIGHT-202(II期)|37%|6.9个月|17.5个月| |FGFR2融合/重排|福巴替尼(Futibatinib)|FOENIX-CCA2(II期)|41.7%|8.9个月|20.0个月| |FGFR2融合/重排|厄达替尼(Erdafitinib)|RAGNAR/LUC2001|55.1%|8.5个月|18.1个月| |BRAF V600E突变|达拉非尼+曲美替尼|ROAR(篮子试验,II期)|53%|9.0个月|13.5个月| |HER2阳性|泽尼达妥单克隆抗体|HERIZON-BTC-01(IIb期)|51.6%|7.2个月|18.1个月| |HER2阳性|德曲妥珠单克隆抗体|DESTINYPanTumor02(篮子试验)|22.0%|4.6个月|7.0个月| |HER2阳性|德曲妥珠单克隆抗体|HERB|36.4%|5.1个月|7.1个月| |HER2阳性|曲妥珠单克隆抗体+帕妥珠单克隆抗体|MyPathway(篮子试验)|23%|4个月|10.9个月| |RET融合|普拉替尼|ARROW(篮子试验)|3例胆管癌,2例部分缓解|-|-| |RET融合|塞普替尼|LIBRETTO 001(篮子试验)|1例胆管癌,部分缓解|-|-| |NRG1融合|泽妥珠单克隆抗体|eNRGy(篮子试验)|10例胆管癌患者,客观缓解率为20%|-|-| |NTRK融合|恩曲替尼(Entrectinib)|ALKA-372-001,STARTRK-1,STARTRK-2(篮子试验)|54例实体瘤患者,客观缓解率为57%|-|-| |NTRK融合|拉罗替尼(Larotrectinib)|三个篮子试验|54例实体瘤患者,客观缓解率为75%|-|-| |NTRK融合|瑞普替尼(Repotrectinib)|TRIDENT-1(篮子试验)|4例实体瘤患者,客观缓解率为62%|-|-| |PTEN缺失|硼替佐米|单中心II期研究|16例晚期肝内胆管癌患者,客观缓解率为18.75%|3.6个月|9.6个月|

注:“-”为此项无

此类人群可以从帕博利珠单抗单药治疗中获益,客观缓解率为40.9%,中位无进展生存期为4.2个月,中位总生存期为24.3个月[315]。因此,针对此类特定人群,推荐帕博利珠单抗。

推荐意见 34:

(1) 一线治疗后发生肿瘤进展的非选择性患者推荐 mFOLFOX 方案二线治疗(证据等级:1,推荐等级:B);亦可尝试伊立替康为主的联合方案,如脂质体伊立替康联合 5-氟尿嘧啶和亚叶酸或伊立替康联合卡培他滨。(证据等级:3,推荐等级:B)

(2) BTC患者推荐常规进行基因检测(证据等级: 2, 推荐等级: A)。对于经检测确认存在明确驱动突变的局部晚期或转移性BTC患者, 二线治疗优先选择对应靶向药物治疗或参加相应临床研究, 以实现精准诊疗, 改善患者预后。(证据等级: 2, 推荐等级: A)

(3)存在MSI-H/dMMR患者,可推荐帕博利珠单抗。(证据等级:3,推荐等级:B)

九、未来治疗理念探索和展望

BTC的诊断和治疗正在经历一场革命性的变革,从传统的“一刀切”模式逐步转向精准医疗和个体化治疗模式。未来的发展方向将集中在以下几个领域:

(1)早期诊断技术:基于液体活检、AI影像分析和内镜下实时检测技术的创新,将提高BTC的早期诊断率和复发监测,从根本上改善患者预后。

(2) 分子分型系统:完善基于多组学数据的 BTC 分子分型系统,识别更多的治疗靶点和预测性生物标志物,为患者提供最合适的治疗选择。

(3) 联合治疗策略:开发针对BTC多维度特性的联合治疗策略,同时靶向肿瘤细胞、免疫微环境和代谢重编程等,克服现有治疗的耐药性问题。重视放疗、冷冻等物理化学局部治疗的技术开发和利用。

(4)围手术期治疗:新辅助治疗、术后辅助治疗、转化降期治疗、维持治疗的探索。

中华消化外科杂志 2026 年 7 月第 25 卷第 7 期 Chin J Dig Surg, July 2026, Vol. 25, No. 7

· 859 ·

(5) 转化研究平台:建立包括类器官、器官芯片、高质量数据库和数字孪生在内的先进研究平台,加速新药开发和临床转化进程。

(6)跨学科的合作:促进基础科学家、临床医师、药物研发、AI专家和工程师之间的紧密合作,推动BTC研究的全面进展。

随着这些技术和策略的不断发展,我们相信,BTC将逐渐从一种“难治性”肿瘤转变为可防、可治的慢性疾病,最终实现改善患者生命质量和延长生存期的目标。前路依然充满挑战,需要全球科学界和医学界的持续努力和合作。

《胆道恶性肿瘤诊疗专家共识(2026版)》编审委员会名单

主任委员:樊嘉

执行主任委员:周俭

副主任委员(按姓氏汉语拼音排序):

蔡秀军 蔡建强 匡铭 刘连新 刘颖斌 秦叔逵

沈锋 史颖弘 孙惠川 吴泓

流行病学与危险因素组组长:张必翔

副组长:曾红梅

成员:成 远

筛查与诊断组组长:饶圣祥

副组长:徐辉雄

成员:殷欣

病理学诊断及分子分型组组长:纪 元

副组长:董辉

成员:陈骏 云径平

多学科综合治疗组组长: 周军

副组长:施国明

成员:李慧锴

外科治疗组组长:王 葵

副组长:王征

成员:饶建华 商昌珍

围手术期治疗组组长:梁霄

副组长:毕新宇

成员:陈锦章 耿智敏 沈盛

局部治疗组组长:石 明

副组长:仲斌演

成员:陈波黎功梁萍

系统治疗组组长:刘秀峰

副组长:杨田

成员:王文权 袁振刚 赵海涛

未来治疗理念探索和展望组组长:高强

副组长:赵 宏

成员:徐立许丽霞

委员(按姓氏汉语拼音排序):

陈亚进 陈拥军 高杰 韩红 黄晓武 李相成

刘付宝 刘厚宝 刘亮 彭创 彭涛 宋天强

汤朝晖 文天夫 吴 东 应杰儿 余正平 曾永毅

张雷达 张水军 张宇 翟文龙 周进学 周乐杜

秘书长:孙惠川

秘书组:史颖弘 施国明 张 岚 成 远 范培丽

利益冲突 所有作者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参考文献

[1] Benson AB, D'Angelica MI, Abrams T, et al. Biliary Tract Cancers, Version 2. 2025, NCCN Clinical Practice Guidelines In Oncology[J]. J Natl Compr Canc Netw, 2025, 23(9): 403-418. DOI: 10.6004/jnccn.2025.0042.

[2] Zeng H, Zheng R, Sun K, et al. Cancer survival statistics in China 2019-2021: a multicenter, population-based study [J]. J Natl Cancer Cent, 2024, 4(3): 203-213. DOI: 10.1016/j.jncc.2024.06.005.

[3] Rumgay H, Ferlay J, de Martel C, et al. Global, regional and national burden of primary liver cancer by subtype[J]. Eur J Cancer, 2022, 161: 108-118. DOI: 10.1016/j.ejca.2021.11.023.

[4] Bray F, Laversanne M, Sung H, et al. Global cancer statistics 2022: GLOBOCAN estimates of incidence and mortality worldwide for 36 cancers in 185 countries[J]. CA Cancer J Clin, 2024, 74(3): 229-263. DOI: 10.3322/caac.21834.

[5] Clements O, Eliahoo J, Kim JU, et al. Risk factors for intra-hepatic and extrahepatic cholangiocarcinoma: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J]. J Hepatol, 2020, 72(1): 95-103. DOI: 10.1016/j.jhep.2019.09.007.

[6] 科技部传染病防治重大专项课题“病毒性肝炎相关肝癌外科综合治疗的个体化和新策略研究”专家组.肝内胆管癌外科治疗中国专家共识(2020版)[J].中华消化外科杂志, 2021, 20(1): 1-15. DOI: 10.3760/cma.j.cn115610-202012-11-00777.

[7] Valle JW, Kelley RK, Nervi B, et al. Biliary tract cancer[J]. Lancet, 2021, 397(10272): 428-444. DOI: 10.1016/S0140-6736(21)00153-7.

[8] 国际肝胆胰协会中国分会, 中华医学会外科学分会肝脏外科学组, 黄志勇. 胆管癌诊断与治疗——外科专家共识(2025版)[J]. 临床外科杂志, 2025, 33(9): 897-915. DOI: 10.3969/j.issn.1005-6483.20250956.

[9] Zhang H, Yang T, Wu M, et al. Intrahepatic cholangiocarcinoma: epidemiology, risk factors, diagnosis and surgical management[J]. Cancer Lett, 2016, 379(2): 198-205. DOI: 10. 1016/j.canlet.2015.09.008.

[10] Yoo T, Park SJ, Han SS, et al. Postoperative CA19-9 change is a useful predictor of intrahepatic cholangiocarcinoma survival following liver resection[J]. Dis Markers, 2015, 2015:298985. DOI:10.1155/2015/298985.

[11] Hori Y, Chari ST, Tsuji Y, et al. Diagnosing biliary strictures: distinguishing IgG4-related sclerosing cholangitis from cholangiocarcinoma and primary sclerosing cholangitis[J]. Mayo Clin Proc Innov Qual Outcomes, 2021, 5(3):535-541. DOI:10.1016/j.mayocpiqo.2021.03.005.

[12] Lopes Vendrami C, Magnetta MJ, Mittal PK, et al. Gallbladder carcinoma and its differential diagnosis at MRI: what radiologists should know[J]. Radiographics, 2021, 41(1): 78-95. DOI: 10.1148/rg.2021200087.

[13] Lopes Vendrami C, Thorson DL, Borhani AA, et al. Imaging of biliary tree abnormalities[J]. Radiographics, 2024, 44(8): e230174. DOI:10.1148/rg.230174.

· 860

中华消化外科杂志2026年7月第25卷第7期 Chin J Dig Surg, July 2026, Vol. 25, No. 7

[14]中华医学会外科学分会胆道外科学组,中国医师协会外科医师分会胆道外科专业委员会.胆囊癌诊断和治疗指南(2019版)[J].中华外科杂志,2020,58(4):243-251.DOI:10.3760/cma.j.cn112139-20200106-00014.

[15] 中国抗癌协会.中国恶性肿瘤整合诊治指南.胆囊癌[J].肿瘤,2022,42(3):188-202.DOI:10.3781/j.issn.1000-7431.2022.2112-0938.

[16] Nagino M, Hirano S, Yoshitomi H, et al. Clinical practice guidelines for the management of biliary tract cancers 2019: The 3rd English edition[J]. J Hepatobiliary Pancreat Sci,2021,28(1):26-54. DOI:10.1002/jhbp.870.

[17] Tang C, Geng Z, Wen J, et al. Risk stratification model for incidentally detected gallbladder polyps: a multicentre study [J]. Eur J Radiol,2024,170:111244. DOI:10.1016/j.ejrad. 2023.111244.

[18] Boccatonda A, Schiavone C, Serra C, et al. Gallbladder polyps: ultrasound diagnosis, updated guidelines, and clinical management[J]. Ultraschall Med,2025(2025-9-17)[2026-06-06]. DOI:10.1055/a-2655-8601.https://pubmed.ncbi.nlm.nih.gov/40962117/. [published online ahead of print].

[19] Tang C, Shi Y, Wang L, et al. An integrative deep learning model based on dual-mode ultrasound for diagnosing gall-bladder polyps[J]. Insights Imaging,2026,17(1):32. DOI: 10.1186/s13244-026-02213-8.

[20] Xu HX. Contrast-enhanced ultrasound in the biliary system: potential uses and indications[J]. World J Radiol,2009,1 (1):37-44. DOI:10.4329/wjr.v1.i1.37.

[21] Xu JM, Guo LH, Xu HX, et al. Differential diagnosis of gall-bladder wall thickening: the usefulness of contrast-enhanced ultrasound[J]. Ultrasound Med Biol,2014,40(12):2794-2804. DOI:10.1016/j.ultrasmedbio.2014.06.015.

[22] Xie XH, Xu HX, Xie XY, et al. Differential diagnosis between benign and malignant gallbladder diseases with real-time contrast-enhanced ultrasound[J]. Eur Radiol, 2010, 20(1): 239-248. DOI:10.1007/s00330-009-1538-8.

[23] Dietrich CF, Nolsøe CP, Barr RG, et al. Guidelines and good clinical practice recommendations for contrast-enhanced ultrasound (CEUS) in the liver-Update 2020 WFUMB in Cooperation with EFSUMB, AFSUMB, AIUM, and FLAUS[J]. Ultrasound Med Biol, 2020,46(10): 2579-2604. DOI: 10.10 16/j.ultrasmedbio.2020.04.030.

[24] Smereczyński A, Kołaczyk K, Bernatowicz E. Optimization of diagnostic ultrasonography of the gallbladder based on own experience and literature[J]. J Ultrason,2020,20(80): e29-e35. DOI:10.15557/JoU.2020.0006.

[25] Joo I, Lee JY, Kim JH, et al. Differentiation of adenomyomatosis of the gallbladder from early-stage, wall-thickening-type gallbladder cancer using high-resolution ultrasound [J]. Eur Radiol,2013,23(3):730-738. DOI:10.1007/s00330-012-2641-9.

[26] Sugiyama M, Atomi Y, Yamato T. Endoscopic ultrasonography for differential diagnosis of polypoid gall bladder lesions: analysis in surgical and follow up series[J]. Gut,2000,46 (2):250-254. DOI:10.1136/gut.46.2.250.

[27] Wennmacker SZ, Lamberts MP, Di Martino M, et al. Trans-abdominal ultrasound and endoscopic ultrasound for diagn-osis of gallbladder polyps[J]. Cochrane Database Syst Rev, 2018,8(8):CD012233. DOI:10.1002/14651858.CD012233. pub2.

[28] Kin T, Nagai K, Hayashi T, et al. Efficacy of superb micro-vascular imaging of ultrasound for diagnosis of gallbladder lesion[J]. J Hepatobiliary Pancreat Sci,2020,27(12):977-983. DOI:10.1002/jhbp.841.

[29] Wang LF, Wang Q, Mao F, et al. Risk stratification of gall-bladder masses by machine learning-based ultrasound radio-mics models: a prospective and multi-institutional study [J]. Eur Radiol,2023,33(12):8899-8911. DOI:10.1007/s00 330-023-09891-8.

[30] Kamaya A, Fung C, Szpakowski JL, et al. Management of incidentally detected gallbladder polyps: society of radiologists in ultrasound consensus conference recommendations[J]. Radiology,2022,305(2):277-289. DOI:10.1148/ radiol.213079.

[31] Gupta P, Dutta U, Rana P, et al. Gallbladder reporting and data system (GB-RADS) for risk stratification of gallbladder wall thickening on ultrasonography: an international expert consensus[J]. Abdom Radiol (NY),2022,47(2):554-565. DOI:10.1007/s00261-021-03360-w.

[32] Saleh M, Virarkar M, Bura V, et al. Intrahepatic cholangiocarcinoma: pathogenesis, current staging, and radiologicalfindings[J]. Abdom Radiol (NY), 2020,45(11): 3662-3680.DOI:10.1007/s00261-020-02559-7.

[33] Xu HX, Lu MD, Liu GJ, et al. Imaging of peripheral cholangiocarcinoma with low-mechanical index contrast-enhanced sonography and SonoVue: initial experience[]]. J Ultrasound Med,2006,25(1):23-33. DOI:10.7863/jum.2006.25.1.23.

[34] Chen LD, Xu HX, Xie XY, et al. Intrahepatic cholangiocarcinoma and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differential diagnosis with contrast-enhanced ultrasound[J]. Eur Radiol,2010,20 (3):743-753. DOI:10.1007/s00330-009-1599-8.

[35] Wen CJ, Liu H, Sun LP, et al. Association between ultrasound-based biliary and parenchymal intrahepatic mass-forming cholangiocarcinoma subtypes and clinicopathological fea- tures and survival[J]. Insights Imaging,2025,16(1):130. DOI:10.1186/s13244-025-02019-0.

[36] Li F, Li Q, Liu Y, et al. Distinguishing intrahepatic cholangiocarcinoma from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in patients with and without risks: the evaluation of the LR-M criteria of contrast-enhanced ultrasound liver imaging reporting and data system version 2017[J]. Eur Radiol, 2020,30 (1):461-470. DOI:10.1007/s00330-019-06317-2.

[37] Zeng D, Xu M, Liang JY, et al. Using new criteria to improve the differentiation between HCC and non-HCC malignancies: clinical practice and discussion in CEUS LI-RADS 2017[J]. Radiol Med, 2022, 127(1):1-10. DOI:10.1007/s11547-021-01417-w.

[38] Wang LF, Guan X, Shen YT, et al. A multi-parameter intra-hepatic cholangiocarcinoma scoring system based on modified contrast-enhanced ultrasound LI-RADS M criteria for differentiating intrahepatic cholangiocarcinoma from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J]. Abdom Radiol (NY), 2024, 49(2): 458-470. DOI:10.1007/s00261-023-04114-6.

[39] Zhu MR, Zhao CK, Sun YK, et al. Subtype prediction of intra-hepatic cholangiocarcinoma using dynamic contrast-enhanced ultrasound[J]. Insights Imaging,2024,15(1):119. DOI: 10.1186/s13244-024-01683-y.

[40] Chen LD, Xu HX, Xie XY, et al. Enhancement patterns of intrahepatic cholangiocarcinoma: comparison between contrast-enhanced ultrasound and contrast-enhanced CT[J]. Br J Radiol,2008,81(971):881-889. DOI:10.1259/bjr/223 18475.

[41] Xu HX, Chen LD, Xie XY, et al. Enhancement pattern of hilar cholangiocarcinoma: contrast-enhanced ultrasound versus contrast-enhanced computed tomography[J]. Eur J Radiol,2010,75(2):197-202. DOI:10.1016/j.ejrad.2009.04. 060.

中华消化外科杂志 2026 年 7 月第 25 卷第 7 期 Chin J Dig Surg, July 2026, Vol. 25, No. 7

· 861 ·

[42] Luyao Z, Xiaoyan X, Huixiong X, et al. Percutaneous ultrasound-guided cholangiography using microbubbles to evaluate the dilated biliary tract: initial experience[J]. Eur Radiol, 2012, 22(2): 371-378. DOI: 10.1007/s00330-011-2265-5.

[43] de Sio I, D'Onofrio M, Mirk P, et al. SIUMB recommendations on the use of ultrasound in neoplastic lesions of the gallbladder and extrahepatic biliary tract[J]. J Ultrasound, 2023,26(3):725-731. DOI:10.1007/s40477-023-00788-2.

[44] Wu W, Cong Y, Zhang Z, et al. Application of contrast-enhanced sonography for diagnosis of space-occupying lesions in the extrahepatic bile duct: comparison with conventional sonography and contrast-enhanced computed tomography [J]. J Ultrasound Med, 2016, 35(1): 29-35. DOI: 10.7863/ultra.14.10078.

[45] 徐辉雄,张一峰,孙丽萍,等.肝胆胰脾疾病超声造影[Z].上海: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2019.

[46] Strongin A, Singh H, Eloubeidi MA, et al. Role of endoscopic ultrasonography in the evaluation of extrahepatic cholangiocarcinoma[J]. Endosc Ultrasound, 2013, 2(2): 71-76. DOI: 10.4103/2303-9027.117690.

[47] Shah A, Tang A, Santillan C, et al. Cirrhotic liver: what's that nodule? The LI-RADS approach[J]. J Magn Reson Imaging, 2016, 43(2): 281-294. DOI:10.1002/jmri.24937.

[48] Lewis S, Peti S, Hectors SJ, et al. Volumetric quantitative histogram analysis using diffusion-weighted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to differentiate HCC from other primary liver cancers[J]. Abdom Radiol (NY), 2019, 44(3): 912-922. DOI: 10.1007/s00261-019-01906-7.

[49] Kang Y, Lee JM, Kim SH, et al. Intrahepatic mass-forming cholangiocarcinoma: enhancement patterns on gadoxetic acid-enhanced MR images[J]. Radiology, 2012, 264(3): 751-760. DOI:10.1148/radiol.12112308.

[50] Buhot Q, Bui Q, Chekir H, et al. MR imaging and cholangography show suboptimal performance for diagnosing ductal cholangiocarcinoma in primary sclerosing cholangitis patients[J]. Eur Radiol, 2025, 35(10): 6544-6553. DOI: 10.1007/s00330-025-11606-0.

[51] Barner-Rasmussen N, Molinaro A, Mol B, et al. Surveillance of primary sclerosing cholangitis-a comparison of scheduled or on-demand ERCP with annual MRI surveillance: a multicenter study[J]. Endoscopy, 2025, 57(5): 431-440. DOI: 10.1055/a-2511-3422.

[52] Skenteris G, Singletary T, Grasso L, et al. Effectiveness of cholangioscopy guided biopsy versus ERCP guided brushings in diagnosing malignant biliary strictures[J]. Surg Endosc, 2025, 39(2): 1140-1146. DOI: 10.1007/s00464-024-11422-5.

[53] Parida GK, Panda RA, Agrawal K. Impact of fluorine-18-fluorodeoxyglucose PET/computed tomography in staging of patients with gallbladder cancer: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J]. Nucl Med Commun, 2021, 42(8):846-854. DOI:10.1097/MNM.0000000000001405.

[54] Msherghi A, Abuajamieh M, Ekreer M, et al. Comparative diagnostic performance of [68 Ga]Ga-FAPI PET/CT and [18 F]FDGPET/CT in biliary tract cancers: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J]. Eur J Nucl Med Mol Imaging, 2025,52(11):4200-4212. DOI:10.1007/s00259-025-0726-4-5.

[55] Ruys AT, van Beem BE, Engelbrecht MR, et al. Radiological staging in patients with hilar cholangiocarcinoma: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J]. Br J Radiol, 2012, 85 (1017): 1255-1262. DOI:10.1259/bjr/88405305.

[56] Sun D, Xu Z, Cao S, et al. Imaging features based on CT and MRI for predicting prognosis of patients with intrahepatic cholangiocarcinoma: a single-center study and meta-analysis[J]. Cancer Imaging, 2023, 23(1):56. DOI: 10.1186/s40644-023-00576-5.

[57] Ji GW, Zhang YD, Zhang H, et al. Biliary tract cancer at CT: a radiomics-based model to predict lymph node metastasis and survival outcomes[J]. Radiology, 2019, 290(1): 90-98. DOI:10.1148/radiol.2018181408.

[58] Qian X, Ni X, Miao G, et al. Association between MRI-based radiomics features and regional lymph node metastasis in intrahepatic cholangiocarcinoma and its clinical outcome [J]. J Magn Reson Imaging, 2025, 61(2): 997-1010. DOI: 10.1002/jmri.29477.

[59] Gao W, Wang W, Song D, et al. A multiparametric fusion deep learning model based on DCE-MRI for preoperative prediction of microvascular invasion in intrahepatic cholangiocarcinoma[J]. J Magn Reson Imaging, 2022, 56(4): 1029-1039. DOI:10.1002/jmri.28126.

[60] Ma KW, Cheung TT, She WH, et al. Diagnostic and prognostic role of 18-FDG PET/CT in the management of resectable biliary tract cancer[J]. World J Surg, 2018, 42(3): 823-834. DOI:10.1007/s00268-017-4192-3.

[61] Lin Y, Chong H, Song G, et al. The influence of (18)F-fluorodeoxyglucose 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computed tomography on the N-and M-staging and subsequent clinical management of intrahepatic cholangiocarcinoma[J]. Hepatobiliary Surg Nutr, 2022, 11(5): 684-695. DOI: 10.21.037/hbsn-21-25.

[62] Kim JY, Kim MH, Lee TY, et al. Clinical role of $^{18}$F-FDG PET-CT in suspected and potentially operable cholangiocarcinoma: a prospective study compared with conventional imaging[J]. Am J Gastroenterol, 2008, 103(5): 1145-1151. DOI:10.1111/j.1572-0241.2007.01710.x.

[63] Xu HX, Wang Y, Lu MD, et al. Percutaneous ultrasound-guided thermal ablation for intrahepatic cholangiocarcinomia[J]. Br J Radiol, 2012, 85(1016): 1078-1084. DOI: 10.1259/bjr/24563774.

[64] Zhang K, Yu J, Yu X, et al. Clinical and survival outcomes of percutaneous microwave ablation for intrahepatic cholangiocarcinoma[J]. Int J Hyperthermia, 2018, 34(3): 292-297. DOI: 10.1080/02656736.2017.1327678.

[65] Lu XY, Jiang J, Chen S, et al. Application of dynamic contrast enhanced ultrasound analysis in predicting early response to systemic therapy of intrahepatic cholangiocarcinoma[J]. Eur J Radiol, 2024, 175: 111439. DOI: 10.1016/j.ejrad.2024. 111439.

[66] Cao J, Srinivas-Rao S, Mroueh N, et al. Cholangiocarcinoma imaging: from diagnosis to response assessment[J]. Abdom Radiol (NY), 2024, 49(5): 1699-1715. DOI: 10.1007/s00261-024-04267-y.

[67] Wang W, Yin S, Xu Q, et al. Biologically interpretable deep learning-derived MRI phenotypes reveal lymph node involvement and neoadjuvant therapy response in intrahepatic cholangiocarcinoma[J]. Hepatology, 2026(2026-01-12)[2026-06-06].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41525512/. DOI: 10.1097/HEP.00000000000001671. [published online ahead of printl.

[68] Sheng R, Huang X, Jin K, et al. Contrast-enhanced MRI could predict response of systemic therapy in advanced intrahepatic cholangiocarcinoma[J]. Eur Radiol, 2022, 32 (8):5156-5165. DOI:10.1007/s00330-022-08679-6.

[69] Wahl RL, Jacene H, Kasamon Y, et al. From RECIST to PERCIST:

· 862 ·

中华消化外科杂志 2026年7月第25卷第7期 Chin J Dig Surg, July 2026, Vol. 25, No. 7

evolving considerations for PET response criteria in solid tumors[J]. J Nucl Med, 2009, 50(Suppl 1): 122S-150S. DOI: 10.2967/jnumed.108.057307.

[70] Masselli G, Manfredi R, Vecchioli A, et al. MR imaging and MR cholangiopancreatography in the preoperative evaluation of hilar cholangiocarcinoma: correlation with surgical and pathologic findings[J]. Eur Radiol, 2008, 18(10): 2213-2221. DOI:10.1007/s00330-008-1004-z.

[71] Kim YY, Yeom SK, Shin H, et al. Clinical staging of mass-forming intrahepatic cholangiocarcinoma: computed tomography versus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J]. Hepatol Commun, 2021, 5(12): 2009-2018. DOI: 10.1002/hep4.1774.

[72] Hwang J, Kim YK, Choi D, et al. Gadoxetic acid-enhanced MRI for T-staging of gallbladder carcinoma: emphasis on liver invasion[J]. Br J Radiol, 2014, 87(1033): 20130608. DOI:10.1259/bjr.20130608.

[73] Saito S, Yamanaka J, Miura K, et al. A novel 3D hepatectomy simulation based on liver circulation: application to liver resection and transplantation[J]. Hepatology, 2005, 41 (6): 1297-1304. DOI: 10.1002/hep.20684.

[74] Yoo J, Lee JM, Kang HJ, et al. Comparison between contrast-enhanced computed tomography and contrast-enhanced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with magnetic resonance cholangiopancreatography for resectability assessment in extrahepatic cholangiocarcinoma[J]. Korean J Radiol, 2023, 24(10):983-995. DOI:10.3348/kjr.2023.0368.

[75] Lubner MG, Larison WG, Watson R, et al. Efficacy of percutaneous image-guided biopsy for diagnosis of intrahepatic cholangiocarcinoma [J]. Abdom Radiol (NY), 2022, 47 (8): 2647-2657. DOI: 10.1007/s00261-021-03278-3.

[76] Wu JS, Feng JL, Zhu RD, et al. Histopat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needle core biopsy and surgical specimens from patients with solitary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or intra-hepatic cholangiocarcinoma[J]. World J Gastrointest Oncol, 2019,11(5):404-415. DOI:10.4251/wjgo.v11.i5.404.

[77] Nagtegaal ID, Odze RD, Klimstra D, et al. The 2019 WHO classification of tumours of the digestive system[J]. Histopathology, 2020, 76(2): 182-188. DOI: 10.1111/his. 13975.

[78] 张永杰,丛文铭,译.胆道病理学[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19.

[79] 《肝内胆管癌病理诊断专家共识(2022版)》编写专家委员会.肝内胆管癌病理诊断专家共识(2022版)[J].中华病理学杂志,2022,51(9):819-827. DOI:10.3760/cma.j.cn112151-20220517-00423.

[80] 中国抗癌协会.中国肿瘤整合诊治技术指南[M].天津: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2023.

[81] Neuberger J, Patel J, Caldwell H, et al. Guidelines on the use of liver biopsy in clinical practice from the British Society of Gastroenterology, the Royal College of Radiologists and the Royal College of Pathology[J]. Gut, 2020, 69(8): 1382-1403. DOI: 10.1136/gutjnl-2020-321299.

[82] Colloredo G, Guido M, Sonzogni A, et al. Impact of liver biopsy size on histological evaluation of chronic viral hepatitis: the smaller the sample, the milder the disease[J]. J Hepatol, 2003, 39(2): 239-244. DOI: 10.1016/s0168-8278 (3)00191-0.

[83] Lew M, Hissong EM, Westerhoff MA, et al. Optimizing small liver biopsy specimens: a combined cytoplasm and surgical pathology perspective[J]. J Am Soc Cytopathol, 2020, 9(5):405-421. DOI:10.1016/j.jasc.2020.05.014.

[84] Johnson G, Webster G, Papaefhymiou A, et al. Quality standards and curriculum for training in cholangiopancreatos-

copy: European Society of Gastrointestinal Endoscopy (ESGE) Position Statement[J]. Endoscopy, 2025, 57(9): 1056-1069. DOI:10.1055/a-2619-8434.

[85] Martínez-Vila C, Teixido C, Aya F, et al. Detection of circulating tumor DNA in liquid biopsy: current techniques and potential applications in melanoma[J]. Int J Mol Sci, 2025, 26(2):861. DOI:10.3390/ijms26020861.

[86] Nakanuma Y, Kakuda Y, Sugino T, et al. Pathologies of precursor lesions of biliary tract carcinoma[J]. Cancers (Basel), 2022,14(21):5358. DOI:10.3390/cancers14215358.

[87] Takahashi Y, Dungubat E, Kusano H, et al. Application of immunohistochemistry in the pathological diagnosis of liver tumors[J]. Int J Mol Sci, 2021, 22(11):5780. DOI:10.3390/ijms22115780.

[88] Komuta M. Intrahepatic cholangiocarcinoma: histological diversity and the role of the pathologist[J]. J Liver Cancer, 2024, 24(1):17-22. DOI:10.17998/jlc.2023.12.11.

[89] Lau SK, Prakash S, Geller SA, et al. Comparative immunohistochemical profile of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cholangiocarcinoma, and metastatic adenocarcinoma[J]. Hum Pathol, 2002, 33(12): 1175-1181. DOI: 10.1053/hupa.2002. 130104.

[90] Schmuck RB, de Carvalho-Fischer CV, Neumann C, et al. Distal bile duct carcinomas and pancreatic ductal adenocarcinoma: postulating a common tumor entity[J]. Cancer Med, 2016,5(1):88-99. DOI:10.1002/cam4.566.

[91] Isidro RA, Abukhiran I, Dunseth CD, et al. Strong annexin a10 expression supports a pancreatic primary and combined annexin A10, Claudin 18, and SOX2 expression supports an esophagogastric origin in carcinomas of unknown primary[J]. Am J Surg Pathol, 2023, 47(4):440-452. DOI: 10.1097/PAS.0000000000001994.

[92] Dong Y, Stumpf HE, Smoot RL, et al. Anatomic subsets of cholangiocarcinoma: more different than alike[J]. Hepatology, 2026(2026-01-12)[2026-06-06].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41525598/. DOI: 10.1097/HEP.0000000000001672. [published online ahead of print].

[93] Lamarca A, Kapacee Z, Breeze M, et al. Molecular profiling in daily clinical practice: practicalities in advanced cholangiocarcinoma and other biliary tract cancers[J]. J Clin Med, 2020,9(9):2854. DOI:10.3390/jcm9092854.

[94] 中国抗癌协会肝癌专业委员会. 中国肿瘤整合诊治指南 (CACA)-肝癌部分[J/OL]. 肿瘤综合治疗电子杂志, 2022, 8 (3): 31-63[2026-06-06]. https://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CihQZXJpb2RpY2FsQ0hJU29scjkyMDI2MDYxMD IwMjYwNjEwMTYxMjM4EhN6bHpoemxkenp6MjAyMjAzM DA3GghjMjIveWk5cw%3D%3D. DOI:10.12151/JMCM.2022. 03-06.

[95] Zou Y, Zhu K, Pang Y, et al. Molecular detection of FGFR2 rearrangements in resected intrahepatic cholangiocarcinomas: FISH could be an ideal method in patients with histological small duct subtype[J]. J Clin Transl Hepatol, 2023,11(6):1355-1367. DOI:10.14218/JCTH.2022.00060S.

[96] Silverman IM, Li M, Murugesan K, et al. Valida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FGFR2 rearrangements in cholangiocarcinoma with comprehensive genomic profiling[J]. J Mol Diagn, 2022, 24(4): 351-364. DOI: 10.1016/j.jmoldx.2021. 12.012.

[97] Boscoe AN, Rolland C, Kelley RK. Frequency and prognostic significance of isocitrate dehydrogenase 1 mutations in cholangiocarcinoma: a systematic literature review[J]. J Gastrointest Oncol, 2019, 10(4): 751-765. DOI: 10.21037/jgo. 2019.03.10.

中华消化外科杂志2026年7月第25卷第7期 Chin J Dig Surg, July 2026, Vol. 25, No. 7

· 863 ·

[98] Goeppert B, Frauenschuh L, Renner M, et al. BRAF V600E-specific immunohistochemistry reveals low mutation rates in biliary tract cancer and restriction to intrahepatic cholangiocarcinoma[J]. Mod Pathol,2014,27(7):1028-1034. DOI:10.1038/modpathol.2013.206.

[99] Marchetti A, Ferro B, Pasciuto MP, et al. NTRK gene fusions in solid tumors: agnostic relevance, prevalence and diagnostic strategies[J]. Pathologica,2022,114(3):199-216. DOI:10. 32074/1591-951X-787.

[100] Yang SR, Aypar U, Rosen EY, et al. A performance comparison of commonly used assays to detect RET fusions[]]. Clin Cancer Res,2021,27(5):1316-1328. DOI:10.1158/1078-0432.CCR-20-3208.

[101] 中国抗癌协会肝癌专业委员会病理学组,中国抗癌协会肿瘤病理专业委员会肝脏病理学组,上海市抗癌协会肿瘤病理专业委员会,等.肝内胆管癌精准检测专家共识(2024版)[].临床肝胆病杂志,2025,41(3):432-441.DOI:10.12449/JCH250307.

[102] Kang SY, Kim DG, Ahn S, et al.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microsatellite instability by next-generation sequencing, MSI PCR and MMR immunohistochemistry in 1942 solid cancers[J]. Pathol Res Pract,2022,233:153874. DOI:10.1016/j.prp.2022.153874.

[103] Meric-Bernstam F, Makker V, Oaknin A, et al. Efficacy and safety of trastuzumab deruxtecan in patients with HER2-expressing solid tumors: primary results from the DESTINY-PanTumor02 Phase II Trial[J]. J Clin Oncol,2024,42(1):47-58. DOI:10.1200/JCO.23.02005.

[104] Harding JJ, Fan J, Oh DY, et al. Zanidatamab for HER2-ampli-fied, unresectable, locally advanced or metastatic biliary tract cancer (HERIZON-BTC-01): a multicentre, single-arm, phase 2b study[J]. Lancet Oncol,2023,24(7):772-782. DOI: 10.1016/S1470-2045(23)00242-5.

[105] Pant S, Fan J, Oh DY, et al. Zanidatamab in HER2-positive metastatic biliary tract cancer: final results from HERIZON-BTC-01[J]. JAMA Oncol, 2026, 12(1): 106-109. DOI: 10.10 01/jamaoncol.2025.4736.

[106] Zhou SL, Xin HY, Sun RQ, et al. Association of KRAS variant subtypes with survival and recurrence in patients with surgically treated intrahepatic cholangiocarcinoma[J]. JAMA Surg,2022,157(1):59-65. DOI:10.1001/jamasurg.2021.5679.

[107] Xu C, Wang Q, Wang D, et al. Expert consensus on th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NRG1/2 gene fusion solid tumors []. Glob Med Genet,2024,11(1):86-99. DOI:10.1055/s-00 44-1781457.

[108] Chae H, Kim D, Yoo C, et al. Therapeutic relevance of targeted sequencing in management of patients with advanced biliary tract cancer: DNA damage repair gene mutations as a predictive biomarker[]. Eur J Cancer,2019,120: 31-39. DOI:10.1016/j.ejca.2019.07.022.

[109] McIntyre SM, Preston WA, Walch H, et al. Concordance in oncogenic alterations between the primary tumor and advanced disease: insights into the heterogeneity of intra-hepatic cholangiocarcinoma[J]. JCO Precis Oncol, 2024, 8: e2300534. DOI:10.1200/P0.23.00534.

[110] McIntyre SM, Preston WA, Walch H, et al. Concordance in oncogenic alterations between the primary tumor and advanced disease: insights into the heterogeneity of intra-hepatic cholangiocarcinoma[J]. JCO Precis Oncol,2024,8: e2300534. DOI:10.1200/P0.23.00534.

[111] Peng Q, Li L, Yang J, et al. Assessing the impact of multidisciplinary team (MDT) care on patients with liver cancer/cirrhosis: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J]. Iran J

Public Health,2025,54(2):240-251.

[112] Gomez D, Patel PB, Lacasia-Purroy C, et al. Impact of specialized multi-disciplinary approach and an integrated pathway on outcomes in hilar cholangiocarcinoma[J]. Eur J Surg Oncol,2014,40(1):77-84. DOI:10.1016/j.ejso.2013.10.009.

[113] Rimassa L, Khan S, Groot Koerkamp B, et al. Mapping the landscape of biliary tract cancer in Europe: challenges and controversies[]. Lancet Reg Health Eur,2025,50:101171. DOI:10.1016/j.lanepe.2024.101171.

[114] Vogel A, Bridgewater J, Edeline J, et al. Biliary tract cancer: ESMO clinical practice guideline for diagnosis, treatment and follow-up[J]. Ann Oncol,2023,34(2):127-140. DOI:10. 1016/j.annonc.2022.10.506.

[115] Shi G, Huang X, Li X, et al. Conversion therapy of tislelizumab plus lenvatinib and GEMOX in unresectable locally advanced biliary tract cancer (ZSAB-TransGOLP): a multic-centre, prospective, phase 2 study[J]. Lancet Oncol, 2025, 26(10):1334-1345. DOI:10.1016/S1470-2045(25)00376-6.

[116] Gundogdu A, Kodalak TA, Kucukaslan H, et al. Multidisciplinary approach to perihilar and intrahepatic cholangiocarcinoma: a single-center experience]]. Turk J Gastroenterol, 2024,36(1):34-44. DOI:10.5152/tjg.2024.24301.

[117] Pedersen AG, Petersen OB, Wara P, et al. Randomized clinical trial of laparoscopic versus open appendicectomy[J]. Br J Surg,2001,88(2):200-205. DOI:10.1046/j.1365-2168. 2001.01652.x.

[118] Shindoh J, de Aretxabala X, Aloia TA, et al. Tumor location is a strong predictor of tumor progression and survival in T2 gallbladder cancer: an international multicenter study []. Ann Surg, 2015, 261(4): 733-739. DOI: 10.1097/SLA.00 00000000000728.

[119] Lee H, Choi DW, Park JY, et al. Surgical strategy for T2 gall-bladder cancer according to tumor location[]]. Ann Surg Oncol,2015,22(8):2779-2786. DOI:10.1245/s10434-014-4300-7.

[120] Tian Y, Liu L, Yeolkar NV, et al. Diagnostic role of staging laparoscopy in a subset of biliary cancers: a meta-analysis [J]. ANZ J Surg,2017,87(1/2):22-27. DOI:10.1111/ans.13762.

[121] O'Leary L, Botzenhardt E, Gilbert TM, et al. Update to the role of staging laparoscopy in the assessment of resectability of perihilar cholangiocarcinoma: have improvements in cross-sectional and functional imaging rendered it redundant?[J]. HPB (Oxford), 2025,27(8): 1113-1123. DOI:10.1016/j.hpb.2025.05.008.

[122] 高强,施杰毅,成怡斐,等.单中心肝内胆管癌外科治疗10年变迁与预后分析(附1905例报告)[J].中华消化外科杂志,2026,25(1):130-141.DOI:10.3760/cma.j.cn115610-20251114-00692.

[123] Rushbrook SM, Kendall TJ, Zen Y, et al. British Society of Gastroenterology guidelines for the diagnosis and management of cholangiocarcinoma[]]. Gut, 2023,73(1):16-46. DOI:10.1136/gutjnl-2023-330029.

[124] Ribero D, Zimmitti G, Aloia TA, et al. Preoperative cholangitis and future liver remnant volume determine the risk of liver failure in patients undergoing resection for hilar cholangiocarcinoma[]]. J Am Coll Surg, 2016, 223(1): 87-97. DOI:10.1016/j.jamcollsurg.2016.01.060.

[125] Yang Z, Wu Z, Xiong Y, et al. Successful conversion surgery for locally advanced gallbladder cancer after gemcitabine and nab-paclitaxel chemotherapy[J]. Front Oncol,2022,12: 977963. DOI:10.3389/fonc.2022.977963.

[126]刘颖斌,陈炜.重视胆囊癌的规范化诊断和治疗[J].中华外

· 864 ·

中华消化外科杂志2026年7月第25卷第7期 Chin J Dig Surg, July 2026, Vol. 25, No. 7

科杂志,2021,59(4):249-254. DOI:10.3760/cma.j.cn112139-20210115-00031.

[127]胆道肿瘤专家委员会.CSCO胆道系统肿瘤诊断治疗专家共识(2019年版)[J].临床肿瘤学杂志,2019,24(9):828-838.DOI:10.3969/j.issn.1009-0460.2019.09.014.

[128] Jeddou H, Tzedakis S, Orlando F, et al. Liver resection for type IV perihilar cholangiocarcinoma: left or right trisectionectomy? [J]. Cancers (Basel), 2022, 14(11): 2791. DOI: 10.3390/cancers14112791.

[129] Nooijen LE, de Boer MT, Braat AE, et al. National consensus on a new resectability classification for perihilar cholangiocarcinoma-a modified Delphi method[J]. Eur J Surg Oncol,2025,51(2):107117. DOI:10.1016/j.ejso.2023.107117.

[130] Mizuno T, Ebata T, Yokoyama Y, et al. Combined vascular resection for locally advanced perihilar cholangiocarcinoma []]. Ann Surg,2022,275(2):382-390. DOI:10.1097/SLA.00 00000000004322.

[131] Chen W, Ke K, Chen YL. Combined portal vein resection in the treatment of hilar cholangiocarcinoma: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J]. Eur J Surg Oncol,2014,40(5): 489-495. DOI:10.1016/j.ejso.2014.02.231.

[132] Hirano S, Tanaka E, Shichinohe T, et al. Treatment strategy for hilar cholangiocarcinoma,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limits of ductal resection in right-sided hepatectomies[]]. J Hepatobiliary Pancreat Surg,2007,14(5):429-433. DOI: 10.1007/s00534-006-1190-5.

[133] Liu F, Li Y, Wei Y, et al. Preoperative biliary drainage before resection for hilar cholangiocarcinoma: whether or not? A systematic review[]]. Dig Dis Sci,2011,56(3):663-672. DOI: 10.1007/s10620-010-1338-7.

[134] Chaudhary RJ, Higuchi R, Nagino M, et al. Survey of preoperative management protocol for perihilar cholangiocarcinoma at 10 Japanese high-volume centers with a combined experience of 2, 778 cases[]]. J Hepatobiliary Pancreat Sci, 2019,26(11):490-502. DOI:10.1002/jhbp.668.

[135] Ratti F, Marino R, Muiesan P, et al. Results from the European survey on preoperative management and optimization protocols for perihilar cholangiocarcinoma[J]. HPB (Oxford), 2023,25(11):1302-1322. DOI:10.1016/j.hpb.2023.06.013.

[136] Mansour JC, Aloia TA, Crane CH, et al. Hilar cholangiocarcinoma: expert consensus statement[J]. HPB (Oxford), 2015, 17(8):691-699. DOI:10.1111/hpb.12450.

[137] She WH, Cheung TT, Ma KW, et al. Defining the optimal bilirubin level before hepatectomy for hilar cholangiocarcinoma[]]. BMC Cancer,2020,20(1):914. DOI:10.1186/s128 85-020-07385-0.

[138] Pfister M, Ratti F, Gores GJ, et al. Recommendations on per- hilar cholangiocarcinoma. The Milan Jury-Based Consensus [J]. Ann Surg,2025(2025-07-06)[2026-06-06]. https://pub med.ncbi.nlm.nih.gov/40478744/. DOI:10.1097/SLA.0000 000000006773. [published online ahead of print].

[139] 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肝胆胰外科专业委员会《中华消化外科杂志》编辑委员会.肝门部胆管癌诊断和治疗指南(2025版)[[].中华消化外科杂志,2025,24(1):1-20.DOI:10.3760/cma.j.cn115610-20250106-00010.

[140] Chen X, Wei X, Yue L, et al. Efficacy and safety of preoperative biliary drainage in patients with hilar cholangiocarcinoma: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 Int J Surg, 2025,111(5):3543-3560. DOI:10.1097/JS9.0000000000002324.

[141] Dar FS, Abbas Z, Ahmed I, et al. National guidelines for th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hilar cholangiocarcinoma[J]. World J Gastroenterol,2024,30(9):1018-1042. DOI:10.37

48/wjg.v30.i9.1018.

[142] Esnaola NF, Meyer JE, Karachristos A, et al. Evaluation and management of intrahepatic and extrahepatic cholangiocarcinoma[]]. Cancer, 2016, 122(9): 1349-1369. DOI: 10.1002/cncr.29692.

[143] Shen Z, Zhang J, Zhao S, et al. Preoperative biliary drainage of severely obstructive jaundiced patients decreases overall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s after pancreaticododenectomy: a retrospective and propensity score-matched analysis[J]. Pancreatology,2020,20(3):529-536. DOI:10.10 16/j.pan.2020.02.002.

[144] Chansangrat J, Gadani S. Liver augmentation: rationale, current status, and future directions[J]. Tech Vasc Interv Radiol,2025,28(4):101086. DOI:10.1016/j.tvir.2025.101086.

[145] Kitagawa N, Shimizu A, Kubota K, et al. Impact of preoperative biliary drainage on postoperative outcomes in patients who undergo major hepatectomy after portal vein embolization for perihilar cholangiocarcinoma[J]. Surg Today,2025, 55(12):1883-1895. DOI:10.1007/s00595-025-03080-4.

[146] Balci D, Nadalin S, Mehrabi A, et al. Revival of associating liver partition and portal vein ligation for staged hepatectomy for perihilar cholangiocarcinoma: an international multicenter study with promising outcomes[J]. Surgery, 2023,173(6):1398-1404. DOI:10.1016/j.surg.2023.02.008.

[147] European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the Liver. EASL Clinical Practice Guidelines on the management of extrahepatic cholangiocarcinoma[J]. J Hepatol,2025,83(1):211-238. DOI: 10.1016/j.jhep.2025.03.007.

[148] Washington MK, Berlin J, Branton PA, et al. Protocol for the examination of specimens from patients with carcinoma of the perihilar bile ducts[]]. Arch Pathol Lab Med, 2010,134(4):e19-e24. DOI:10.5858/134.4.e19.

[149] Weber SM, Ribero D, O'Reilly EM, et al. Intrahepatic cholangiocarcinoma: expert consensus statement[]]. HPB (Oxford), 2015,17(8):669-680. DOI:10.1111/hpb.12441.

[150] Shinohara K, Ebata T, Shimoyama Y, et al. A study on radial margin status in resected perihilar cholangiocarcinoma[J]. Ann Surg,2021,273(3):572-578. DOI:10.1097/SLA.00000 00000003305.

[151] Lee SE, Jang JY, Lim CS, et al. Systematic review on the surgical treatment for T1 gallbladder cancer[J]. World J Gastroenterol,2011,17(2):174-180. DOI:10.3748/wjg.v17. i2.174.

[152] Lee W, Jeong CY, Jang JY, et al. Do hepatic-sided tumors require more extensive resection than peritoneal-sided tumors in patients with T2 gallbladder cancer? Results of a retrospective multicenter study[J]. Surgery,2017,162(3): 515-524. DOI:10.1016/j.surg.2017.05.004.

[153] Horiguchi A, Miyakawa S, Ishihara S, et al. Gallbladder bed resection or hepatectomy of segments 4a and 5 for pT2 gallbladder carcinoma: analysis of Japanese registration cases by the study group for biliary surgery of the Japanese Society of Hepato-Biliary-Pancreatic Surgery[J]. J Hepatobiliary Pancreat Sci, 2013, 20(5): 518-524. DOI: 10.1007/s00534-012-0584-9.

[154] Araida T, Higuchi R, Hamano M, et al. Hepatic resection in 485 R0 pT2 and pT3 cases of advanced carcinoma of the gallbladder: results of a Japanese Society of Biliary Surgery survey-a multicenter study[J]. J Hepatobiliary Pancreat Surg,2009,16(2):204-215. DOI:10.1007/s00534-009-0044-3.

[155] Gaspersz MP, Buettner S, van Vugt J, et al. Evaluation of the new american joint committee on cancer staging manual 8th edition for perihilar cholangiocarcinoma[J]. J

中华消化外科杂志 2026 年 7 月第 25 卷第 7 期 Chin J Dig Surg, July 2026, Vol. 25, No. 7

· 865 ·

Gastrointest Surg, 2020, 24(7): 1612-1618. DOI: 10.1007/s11605-019-04127-x.

[156] Bismuth H, Nakache R, Diamond T. Management strategies in resection for hilar cholangiocarcinoma[J]. Ann Surg, 1992,215(1):31-38. DOI:10.1097/00000658-199201000-00005.

[157] Jarnagin WR, Fong Y, DeMatteo RP, et al. Staging, resectability, and outcome in 225 patients with hilar cholangiocarcinoma[J]. Ann Surg, 2001, 234(4): 507-517; discussion 517-519. DOI:10.1097/00000658-200110000-00010.

[158] Li B, Li Z, Qiu Z, et al. Surgical treatment of hilar cholangiocarcinoma: retrospective analysis[J]. BJS Open, 2023, 7 (3):zrad024. DOI:10.1093/bjsopen/zrad024.

[159] Mueller M, Breuer E, Mizuno T, et al. Perihilar cholangiocarcinoma-novel benchmark values for surgical and oncological outcomes from 24 expert centers[J]. Ann Surg, 2021, 274(5):780-788. DOI:10.1097/SLA.0000000000005103.

[160] Otsuka S, Mizuno T, Yamaguchi J, et al. Efficacy of extended modification in left hemihepatectomy for advanced perihilar cholangiocarcinoma: comparison between H12345'8'-B-MHV and H1234-B[J]. Ann Surg, 2023, 277(3): e585-e591. DOI: 10.1097/SLA.0000000000005248.

[161] Chen XP, Lau WY, Huang ZY, et al. Extent of liver resection for hilar cholangiocarcinoma[J]. Br J Surg, 2009, 96(10): 1167-1175. DOI:10.1002/bjs.6618.

[162] Zhang XF, Xue F, Dong DH, et al. Number and station of lymph node metastasis after curative-intent resection of intrahepatic cholangiocarcinoma impact prognosis[J]. Ann Surg, 2021, 274(6): e1187-e1195. DOI: 10.1097/SLA. 0000. 000000003788.

[163] Moazzam Z, Alaimo L, Endo Y, et al. Predictors, patterns, and impact of adequate lymphadenectomy in intrahepatic cholangiocarcinoma[J]. Ann Surg Oncol, 2023, 30(4): 1966-1977. DOI: 10.1245/s10434-022-13044-4.

[164] Ito K, Ito H, Allen PJ, et al. Adequate lymph node assessment for extrahepatic bile duct adenocarcinoma [J]. Ann Surg, 2010, 251(4): 675-681. DOI: 10.1097/SLA.0b013e3181d3d2b2.

[165] Sakata J, Takizawa K, Miura K, et al. Rational extent of regional lymphadenectomy and the prognostic impact of the number of positive lymph nodes for perihilar cholangiocarcinoma[J]. Ann Surg Oncol, 2023, 30(7): 4306-4317. DOI:10.1245/s10434-023-13361-2.

[166] Lee AJ, Chun YS. Intrahepatic cholangiocarcinoma: the AJCC/UICC 8th edition updates[J]. Chin Clin Oncol, 2018, 7(5):52. DOI:10.21037/cco.2018.07.03.

[167] Nagino M, Nimura Y, Nishio H, et al. Hepatectomy with simultaneous resection of the portal vein and hepatic artery for advanced perihilar cholangiocarcinoma: an audit of 50 consecutive cases[J]. Ann Surg, 2010, 252(1): 115-123. DOI: 10.1097/SLA.0b013e3181e463a7.

[168] Evers L, Bouvy N, Branje D, et al. Single-incision laparoscopic cholecystectomy versus conventional four-port laparoscopic cholecystectomy: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J]. Surg Endosc, 2017, 31(9): 3437-3448. DOI: 10.1007/s00464-016-5381-0.

[169] Serrablo A, Serrablo L, Alikhanov R, et al. Vascular resection in perihilar cholangiocarcinoma[J]. Cancers (Basel), 2021,13(21):5278. DOI:10.3390/cancers13215278.

[170] Rassam F, Olthof PB, van Lienden KP, et al. Functional and volumetric assessment of liver segments after portal vein embolization: differences in hypertrophy response[J]. Surgery, 2019,165(4):686-695. DOI:10.1016/j.surg.2018.11.004.

[171] Wang X, Bai Y, Chai N, et al. Chinese national clinical practice guideline on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biliary tract cancers[J]. Chin Med J (Engl), 2024, 137(19): 2272-2293. DOI: 10.1097/CM9.0000000000003258.

[172] Neuhaus P, Jonas S, Bechstein WO, et al. Extended resections for hilar cholangiocarcinoma[J]. Ann Surg, 1999, 230 (6):808-819. DOI:10.1097/00000658-199912000-00010.

[173] Ali SM, Clark CJ, Zaydfudim VM, et al. Role of major vascular resection in patients with intrahepatic cholangiocarcinoma[J]. Ann Surg Oncol, 2013, 20(6): 2023-2028. DOI: 10.1245/s10434-012-2808-2.

[174] Reames BN, Ejaz A, Koerkamp BG, et al. Impact of major vascular resection on outcomes and survival in patients with intrahepatic cholangiocarcinoma: a multi-institutional analysis[J]. J Surg Oncol, 2017, 116(2): 133-139. DOI: 10.1002/jso.24633.

[175] 张永杰.胆道恶性肿瘤术中胆肠吻合规范应用[J].中国实用外科杂志,2014,34(10):924-927. DOI:10.7504/CJPS.ISSN.1005-2208.2014.10.07.

[176] 中华医学会外科学分会胆道外科学组,中国医师协会外科医师分会胆道外科专家工作组.胆道恶性肿瘤转化治疗专家共识(2025)[J]. 中华外科杂志,2025,63(6):453-460. DOI: 10.3760/cma.j.cn112139-20250310-00118.

[177] Farges O, Fuks D, Boleslawski E, et al. Influence of surgical margins on outcome in patients with intrahepatic cholangiocarcinoma: a multicenter study by the AFC-IHCC-2009 study group[J]. Ann Surg, 2011, 254(5):824-830. DOI: 10.1097/SLA.0b013e318236c21d.

[178] Spolverato G, Yakoob MY, Kim Y, et al. The impact of surgical margin status on long-term outcome after resection for intrahepatic cholangiocarcinoma[J]. Ann Surg Oncol, 2015, 22(12):4020-4028. DOI:10.1245/s10434-015-4472-9.

[179] Jiang JH, Fang DZ, Hu YT. Influence of surgical margin width on survival rate after resection of intrahepatic cholangiocarcinoma: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J]. BMJ Open, 2023, 13(5): e067222. DOI: 10.1136/bmj.open-2022-067222.

[180] Konstadoulakis MM, Roayaie S, Gomatos IP, et al. Fifteen-year, single-center experience with the surgical management of intrahepatic cholangiocarcinoma: operative results and long-term outcome[J]. Surgery, 2008, 143(3): 366-374. DOI: 10.1016/j.surg.2007.10.010.

[181] Jin S, Lin MY, Xiang CH, et al. The status of liver margin in perihilar cholangiocarcinoma: a multicenter study[J]. Ann Surg, 2026, 283(5):825-833. DOI: 10.1097/SLA.00000000000006571.

[182] Ratti F, Marino R, Pedica F, et al. Radial and longitudinal margins in surgery of perihilar cholangiocarcinoma: when R1 definition is associated with different prognosis[J]. Surgery, 2023, 174(3): 447-456. DOI: 10.1016/j.surg.2023. 05.014.

[183] Öter V, Özer İ, Dalgiç T, et al. Results of positive proximal margin after resection for hilar cholangiocarcinoma: an analysis of 42 cases[J]. Turk J Gastroenterol, 2019, 30(1): 88-94. DOI: 10.5152/tjg.2018.17752.

[184] Wang Y, Li J, Xia Y, et al. Prognostic nomogram for intrahepatic cholangiocarcinoma after partial hepatectomy[J]. J Clin Oncol, 2013, 31(9): 1188-1195. DOI: 10.1200/JCO.2012. 41.5984.

[185] Tsilimigras DI, Mehta R, Moris D, et al. A machine-based approach to preoperatively identify patients with the most and least benefit associated with resection for intrahepatic cholangiocarcinoma: an international multi-institutional

· 866 ·

中华消化外科杂志 2026年7月第25卷第7期 Chin J Dig Surg, July 2026, Vol. 25, No. 7

analysis of 1146 patients[J]. Ann Surg Oncol, 2020, 27(4): 1110-1119. DOI: 10.1245/s10434-019-08067-3.

[186] Ding GY, Tan WM, Lin YP, et al. Mining the interpretable prognostic features from pathological image of intrahepatic cholangiocarcinoma using multi-modal deep learning [J]. BMC Med, 2024, 22(1): 282. DOI: 10.1186/s12916-024-03482-0.

[187] Yin Z, Chen T, Shu Y, et al. A gallbladder cancer survival prediction model based on multimodal fusion analysis[J]. Dig Dis Sci, 2023, 68(5): 1762-1776. DOI: 10.1007/s10620-022-07782-4.

[188] 陈卓妙语,韦鹏程,罗臻,等.不同组织学分型肝内胆管癌的临床病理特征及预后影响因素[J].中华消化外科杂志,2024, 23(11):1423-1429.DOI:10.3760/cma.j.cn115610-202409 02-00407.

[189] Sakamoto Y, Kokudo N, Matsuyama Y, et al. Proposal of a new staging system for intrahepatic cholangiocarcinoma: analysis of surgical patients from a nationwide survey of the Liver Cancer Study Group of Japan[J]. Cancer, 2016, 122 (1):61-70. DOI:10.1002/cncr.29686.

[190] Mazzaferro V, Gorgen A, Roayaie S, et al. Liver resection and transplantation for intrahepatic cholangiocarcinoma [J]. J Hepatol, 2020, 72(2): 364-377. DOI: 10.1016/j.jhep.2019. 11.020.

[191] Sapisochin G, Ivanics T, Heimbach J. Liver transplantation for intrahepatic cholangiocarcinoma: ready for prime time? [J]. Hepatology, 2022, 75(2): 455-472. DOI: 10.1002/hep. 32258.

[192] Croome KP, Rosen CB, Heimbach JK, et al. Is liver transplantation appropriate for patients with potentially resectable de novo hilar cholangiocarcinoma? [J]. J Am Coll Surg, 2015, 221(1): 130-139. DOI: 10.1016/j.jamcollsurg. 2015. 01.064.

[193] De Hondt J, Zwart MJW, Uijterwijk BA, et al. Minimally invasive liver surgery for perihilar and intrahepatic cholangiocarcinom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of comparative studies [J]. Surg Endosc, 2025, 39(11): 7141-7159. DOI: 10.1007/s00464-025-11900-4.

[194] 张凌宵,李永盛,吴文广,等.胆囊癌腹腔镜外科治疗安全性的荟萃分析[J]. 中华医学杂志,2020,100(42):3342-3349. DOI:10.3760/cma.j.cn112137-20200418-01229.

[195] Xu S, Zhang XP, Wang JP, et al. Laparoscopic versus robotic pancreaticoduodenectomy for distal cholangiocarcinoma after learning curves of surgeons: a multicenter propensity score-matched study[J]. Hepatobiliary Surg Nutr, 2025, 14(5):766-781. DOI:10.21037/hbsn-2024-706.

[196] Dorovinis P, Machairas N, Terra A, et al. Minimally invasive surgery for perihilar cholangiocarcinoma–a review of the current literature[J]. J Clin Med, 2025, 14(11): 3748. DOI: 10.3390/jcm14113748.

[197] Valle J, Wasan H, Palmer DH, et al. Cisplatin plus gemcitabine versus gemcitabine for biliary tract cancer[J]. N Engl J Med, 2010, 362(14): 1273-1281. DOI: 10.1056/NEJ-Moa0908721.

[198] Shroff RT, Javle MM, Xiao L, et al. Gemcitabine, cisplatin, and nab-paclitaxel for the treatment of advanced biliary tract cancers: a phase 2 clinical trial[J]. JAMA Oncol, 2019, 5(6):824-830. DOI:10.1001/jamaoncol.2019.0270.

[199] Choi SH, Kang I, Lee SH, et al. Clinical feasibility of curative surgery after nab-paclitaxel plus gemcitabine-cisplatin chemotherapy in patients with locally advanced cholangiocarcinoma[J]. Surgery, 2023, 173(2): 280-288. DOI: 10.1016/j.surg.2022.09.028.

[200] Oh DY, He AR, Bouattour M, et al. Durvalumab or placebo plus gemcitabine and cisplatin in participants with advanced biliary tract cancer (TOPAZ-1): updated overall survival from a randomised phase 3 study[J]. Lancet Gastroenterol Hepatol, 2024, 9(8): 694-704. DOI: 10.1016/S2468-1253 (24)00095-5.

[201] Kelley RK, Ueno M, Yoo C, et al. Pembrolizumab in combination with gemcitabine and cisplatin compared with gemcitabine and cisplatin alone for patients with advanced biliary tract cancer (KEYNOTE-966): a randomised, double-blind, placebo-controlled, phase 3 trial[J]. Lancet, 2023, 401(10391): 1853-1865. DOI: 10.1016/S0140-6736(23)00727-4.

[202] Yoo C, Park JO, Kim KP, et al. 97P Neoadjuvant durvalumab plus gemcitabine and cisplatin (D+GemCis) versus gemcis alone for localized biliary tract cancer (BTC): Results of a randomized, multicenter, open-label, phase II trial (DEBATE) [J]. Ann Oncol, 2023, 34: S216. DOI: 10.1016/j.annonc.2023. 09.1390.

[203] Shi GM, Huang XY, Wu D, et al. Toripalimab combined with lenvatinib and GEMOX is a promising regimen as first-line treatment for advanced intrahepatic cholangiocarcinoma: a single-center, single-arm, phase 2 study[J]. Signal Transduct Target Ther, 2023, 8(1): 106. DOI: 10.1038/s41392-023-01317-7.

[204] Shi G, Huang X, Li X, et al. Conversion therapy of tislelizumab plus lenvatinib and GEMOX in unresectable locally advanced biliary tract cancer (ZSAB-TransGOLP): a multicentre, prospective, phase 2 study[J]. Lancet Oncol, 2025, 26(10):1334-1345. DOI:10.1016/S1470-2045(25)00376-6.

[205] Cholangiocarcinoma Working Group. Italian clinical practice guidelines on cholangiocarcinoma-part II : treatment [J]. Dig Liver Dis, 2020, 52(12): 1430-1442. DOI: 10.1016/j. dld.2020.08.030.

[206] Gómez-España MA, Montes AF, Garcia-Carbonero R, et al. SEOM clinical guidelines for pancreatic and biliary tract cancer (2020) [J]. Clin Transl Oncol, 2021, 23(5): 988-1000. DOI: 10.1007/s12094-021-02573-1.

[207] Lin YS, Li S, Yang X, et al. First-line hepatic arterial infusion chemotherapy plus lenvatinib and PD-(L)1 inhibitors versus systemic chemotherapy alone or with PD-(L)1 inhibitors in unresectable intrahepatic cholangiocarcinoma[J]. J Cancer Res Clin Oncol, 2024, 150(6): 309. DOI: 10.1007/s00432-024-05795-2.

[208] Ni JY, Sun HL, Guo GF, et al. Hepatic arterial infusion of GEMOX plus systemic gemcitabine chemotherapy combined with lenvatinib and PD-1 inhibitor in large unresectable intrahepatic cholangiocarcinoma[J]. Int Immunopharmacol, 2024,140:112872. DOI:10.1016/j.intimp.2024.112872.

[209] Remond M, Burgio MD, Hollande C, et al. 84P Efficacy and safety of selective internal radiation therapy (SIRT) combined with chemotherapy and immunotherapy in locally advanced intrahepatic cholangiocarcinoma [J]. Ann Oncol, 2025,36:S235. DOI:10.1016/j.annonc.2025.08.518.

[210] Wu G, Chen X, Luo R, et al. Histopathologic grading of residual tumor predicts survival of intrahepatic cholangiocarcinoma patients treated with neoadjuvant therapy: major pathologic response and its clinical significance[J]. Am J Surg Pathol, 2025, 49(6): 578-587. DOI: 10.1097/PAS. 0000000000002359.

[211] Ghidini M, Petrelli F, Paccagnella M, et al. Prognostic factors and survival outcomes in resected biliary tract cancers: a multicenter retrospective analysis [J]. Cancers (Basel), 2025,

中华消化外科杂志 2026 年 7 月第 25 卷第 7 期 Chin J Dig Surg, July 2026, Vol. 25, No. 7

· 867 ·

17(15):2445. DOI:10.3390/cancers17152445.

[212]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指南工作委员会.CSCO 胆道恶性肿瘤诊疗指南(2024版)[J].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24.

[213] Shi GM, Huang XY, Liang F, et al. Neoadjuvant GOLP in resectable high-risk intrahepatic cholangiocarcinoma[J]. N Engl J Med, 2026, 394(10): 983-995. DOI: 10.1056/NEJMoa 2513918.

[214] Maithel SK, Keilson JM, Cao HST, et al. NEO-GAP: a single-arm, phase II feasibility trial of neoadjuvant gemcitabine, cisplatin, and nab-paclitaxel for resectable, high-risk intra-hepatic cholangiocarcinoma[J]. Ann Surg Oncol, 2023, 30 (11):6558-6566. DOI:10.1245/s10434-023-13809-5.

[215] Goetze TO, Bechstein WO, Bankstahl US, et al. Neoadjuvant chemotherapy with gemcitabine plus cisplatin followed by radical liver resection versus immediate radical liver resection alone with or without adjuvant chemotherapy in incidentally detected gallbladder carcinoma after simple cholecystectomy or in front of radical resection of BTC (ICC/ECC) – a phase III study of the German registry of incidental gallbladder carcinoma platform (GR)-the AIO/CALGP/ACO-GAIN-trial[J]. BMC Cancer, 2020, 20(1):122. DOI:10.1186/s12885-020-6610-4.

[216] Engineer R, Goel M, Ostwal V, et al. A phase III randomized clinical trial evaluating perioperative therapy (neoadjuvant chemotherapy versus chemoradiotherapy) in locally advanced gallbladder cancers (POLCAGB) [Z]. American Society of Clinical Oncology, 2025.

[217] Mason MC, Massarweh NN, Tzeng CD, et al. Time to rethink upfront surgery for resectable intrahepatic cholangiocarcinoma? Implications from the neoadjuvant experience[J]. Ann Surg Oncol, 2021, 28(11): 6725-6735. DOI: 10.1245/s10434-020-09536-w.

[218] Horgan AM, Amir E, Walter T, et al. Adjuvant therapy in the treatment of biliary tract cancer: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J]. J Clin Oncol, 2012, 30(16): 1934-1940. DOI: 10.1200/JCO.2011.40.5381.

[219] Primrose JN, Fox RP, Palmer DH, et al. Capecitabine compared with observation in resected biliary tract cancer (BILCAP): a randomised, controlled, multicentre, phase 3 study[J]. Lancet Oncol, 2019, 20(5): 663-673. DOI: 10.1016/S1470-2045(18)30915-X.

[220] Bridgewater J, Fletcher P, Palmer DH, et al. Long-term outcomes and exploratory analyses of the randomized phase III BILCAP study [J]. J Clin Oncol, 2022, 40(18): 2048-2057. DOI: 10.1200/JCO.21.02568.

[221] Turpin A, Noe C, Chanez B, et al. Adjuvant capecitabine in resected biliary tract cancers: real life data from a multicenter study (PRODIGE83-ACABi-PRONOBIL) [Z]. American Society of Clinical Oncology, 2025.

[222] Nakachi K, Ikeda M, Konishi M, et al. Adjuvant S-1 compared with observation in resected biliary tract cancer (JCOG1202, ASCOT): a multicentre, open-label, randomized, controlled, phase 3 trial [J]. Lancet, 2023, 401 (10372): 195-203. DOI:10.1016/S0140-6736(22)02038-4.

[223] Goetze TO, Vogel A, Gonzalez-Carmona MA, et al. ADJUBIL: a phase II study of immunotherapy with durvalumab and tremelimumab in combination with capecitabine or without capecitabine in adjuvant situation for biliary tract cancer– the IKF/AIO-ADJUBIL trial [Z]. American Society of Clinical Oncology, 2025.

[224] Xiao H, Ji J, Li S, et al. Adjuvant chemoradiation and immunotherapy for extrahepatic cholangiocarcinoma and gall-bladder cancer: a randomized clinical trial [J]. JAMA Oncol,

2025,11(9):1021-1029. DOI:10.1001/jamaoncol.2025.1926.

[225] Yang L, Lu L, Wang X, et al. Adjuvant tislelizumab combined with capecitabine for patients with biliary tract cancer with high risk of postoperative relapse (ACTIVE): primary analysis from a prospective cohort study[Z]. American Society of Clinical Oncology, 2024.

[226] Wang Z, Li L, Huang P, et al. Adjuvant camrelizumab combined with capecitabine in patients with intrahepatic cholangiocarcinoma after surgical resection in China (ACC): a single-arm, single-centre, open-label, phase 2 trial[J]. Lancet Gastroenterol Hepatol, 2026, 11(2): 124-136. DOI: 10.1016/S2468-1253(25)00268-7.

[227] Huai YH, Chen C, Chuang P, et al. Donafenib plus immune checkpoint inhibitors with or without oral fluorouracil chemotherapy drugs (S-1/capecitabine) for patients with resected high-risk biliary tract tumor: a multi-center retrospective study[J]. J Clin Oncol, 2026, 44(16_suppl): S4236. DOI: 10.1200/JCO.2026.44.16_suppl.4236.

[228] Ben-Josef E, Guthrie KA, El-Khoueiry AB, et al. SWOG S0809: a phase II intergroup trial of adjuvant capecitabine and gemcitabine followed by radiotherapy and concurrent capecitabine in extrahepatic cholangiocarcinoma and gallbladder carcinoma[J]. J Clin Oncol, 2015, 33(24): 2617-2622. DOI: 10.1200/JCO.2014.60.2219.

[229] Sharma A, Pathy S, Kumar S, et al. Adjuvant chemotherapy or chemo-radiation in gallbladder cancer: a phase III randomized controlled study (ACCELERATE trial) [Z]. American Society of Clinical Oncology, 2025.

[230] Ostwal V, Patkar S, Engineer R, et al. Adjuvant gemcitabine plus cisplatin and chemoradiation in patients with gallbladder cancer: a randomized clinical trial[J]. JAMA Oncol, 2024, 10(8): 1116-1120. DOI: 10.1001/jamaoncol.2024. 1944.

[231] Bonet Beltrán M, Allal AS, Gich I, et al. Is adjuvant radiotherapy needed after curative resection of extrahepatic biliary tract cancers? A systematic review with a meta-analysis of observational studies[J]. Cancer Treat Rev, 2012, 38(2):111-119. DOI:10.1016/j.ctrv.2011.05.003.

[232] Zheng Q, Lv B, Chen Y, et al. Adjuvant chemoradiation therapy versus chemotherapy alone after resection of gall-bladder carcinoma: a real-world, inverse probability of treatment weighting-based cohort study[J]. Int J Radiat Oncol Biol Phys, 2026, 124(2): 415-427. DOI: 10.1016/j.ijrobp.2025. 09.023.

[233] Moris D, Palta M, Kim C, et al. Advances in the treatment of intrahepatic cholangiocarcinoma: an overview of the current and future therapeutic landscape for clinicians[J]. CA Cancer J Clin, 2023, 73(2): 198-222. DOI: 10.3322/caac. 21759.

[234] Edeline J, Lamarca A, McNamara MG, et al. Locoregional therapies in patients with intrahepatic cholangiocarcinoma: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pooled analysis[J]. Cancer Treat Rev, 2021, 99: 102258. DOI: 10.1016/j.ctrv.2021.102258.

[235] Pang C, Li J, Dou J, et al. Microwave ablation versus liver resection for primary intrahepatic cholangiocarcinoma within Milan criteria: a long-term multicenter cohort study[J]. EClinicalMedicine, 2024, 67: 102336. DOI: 10.1016/j.eclinm. 2023.102336.

[236] Pang C, Li J, An C, et al. Survival outcomes of microwave ablation compared with repeat liver resection in the treatment of recurrent intrahepatic cholangiocarcinoma [J]. Radiology, 2026, 318(1):e243254. DOI:10.1148/radiol.243254.

[237] Kim GH, Kim PH, Kim JH, et al. Thermal ablation in the

· 868 ·

中华消化外科杂志 2026年7月第25卷第7期 Chin J Dig Surg, July 2026, Vol. 25, No. 7

treatment of intrahepatic cholangiocarcinoma: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J]. Eur Radiol, 2022, 32(2): 1205-1215. DOI: 10.1007/s00330-021-08216-x.

[238] Zhang SJ, Hu P, Wang N, et al. Thermal ablation versus repeated hepatic resection for recurrent intrahepatic cholangiocarcinoma[J]. Ann Surg Oncol, 2013, 20(11): 3596-3602. DOI: 10.1245/s10434-013-3035-1.

[239] Yang H, Cheng Z, Han Z, et al. Assessment of the outcomes of intrahepatic cholangiocarcinoma after ultrasound-guided percutaneous microwave ablation based on albumin-bilirubin grade[J]. Cardiovasc Intervent Radiol, 2021, 44(2): 261-270. DOI: 10.1007/s00270-020-02637-9.

[240] Xu C, Li L, Xu W, et al. Ultrasound-guided percutaneous microwave ablation versus surgical resection for recurrent intrahepatic cholangiocarcinoma: intermediate-term results[J]. Int J Hyperthermia, 2019, 36(1): 351-358. DOI: 10.1080/02656736.2019.1571247.

[241] Scheuermann U, Kaths JM, Heise M, et al. Comparison of resection and transarterial chemoembolisation in the treatment of advanced intrahepatic cholangiocarcinoma–a single-center experience[J]. Eur J Surg Oncol, 2013, 39(6): 593-600. DOI: 10.1016/j.ejso.2013.03.010.

[242] Ierardi AM, Angileri SA, Patella F, et al. The role of interventional radiology in the treatment of intrahepatic cholangiocarcinoma[J]. Med Oncol, 2017, 34(1):11. DOI: 10.1007/s12032-016-0866-1.

[243] Wang J, Xue Y, Liu R, et al. DEB-TACE with irinotecan versus C-TACE for unresectable intrahepatic cholangiocarcinoma: a prospective clinical study [J]. Front Bioeng Biotechnol, 2022, 10:1112500. DOI: 10.3389/fbioe.2022.1112500.

[244] Zhang Z, Jiang N, Yin X, et al. Comparison of efficacy and safety of conventional transarterial chemoembolization and drug-eluting bead transarterial chemoembolization in unresectable intrahepatic cholangiocarcinoma: a multicenter retrospective cohort study[J]. Eur J Radiol, 2024, 176: 111541. DOI:10.1016/j.ejrad.2024.111541.

[245] Kuhlmann JB, Euringer W, Spangenberg HC, et al. Treatment of unresectable cholangiocarcinoma: conventional transarterial chemoembolization compared with drug eluting bead-transarterial chemoembolization and systemic chemotherapy[J]. Eur J Gastroenterol Hepatol, 2012, 24(4):437-443. DOI:10.1097/MEG.0b013e3283502241.

[246] Martin R, Simo KA, Hansen P, et al. Drug-eluting bead, irinotecan therapy of unresectable intrahepatic cholangiocarcinoma (DELTIC) with concomitant systemic gemcitabine and cisplatin[J]. Ann Surg Oncol, 2022, 29(9): 5462-5473. DOI: 10.1245/s10434-022-11932-3.

[247] Yuan P, Song J, Wang F, et al. Combination of TACE and Lenvatinib as a promising option for downstaging to surgery of initially unresectable intrahepatic cholangiocarcinoma[J]. Invest New Drugs, 2022, 40(5): 1125-1132. DOI: 10.1007/s10637-022-01257-z.

[248] Ning Z, Xie L, Yan X, et al. Transarterial chemoembolization plus lenvatinib with or without a PD-1 inhibitor for advanced and metastatic intrahepatic cholangiocarcinoma: a retrospective real-world study[J]. Br J Radiol, 2023, 96 (1150):20230079. DOI:10.1259/bjr.20230079.

[249] Zhang Y, Zhang Z, Yin X, et al. Hepatic arterial infusion chemotherapy versus transarterial chemoembolization in patients with unresectable intrahepatic cholangiocarcinoma: a multicenter retrospective cohort study[J]. Eur Radiol, 2025, 35(10):6564-6574. DOI:10.1007/s00330-025-11557-6.

[250] Boehm LM, Jayakrishnan TT, Miura JT, et al. Comparative

effectiveness of hepatic artery based therapies for unresectable intrahepatic cholangiocarcinoma[J]. J Surg Oncol, 2015,111(2):213-220. DOI:10.1002/jso.23781.

[251] Konstantinidis IT, Groot Koerkamp B, Do RK, et al. Unresectable intrahepatic cholangiocarcinoma: systemic plus hepatic arterial infusion chemotherapy is associated with longer survival in comparison with systemic chemotherapy alone[J]. Cancer, 2016, 122(5): 758-765. DOI: 10.1002/cncr. 29824.

[252] Lin Z, Zou X, Hu X, et al. Efficacy analysis of HAIC combined with lenvatinib plus PD1 inhibitor vs. first-line systemic chemotherapy for advanced intrahepatic cholangiocarcinoma[J]. Sci Rep, 2024, 14(1): 23961. DOI: 10.1038/s41598-024-75102-z.

[253] Huang Y, Du Z, Kan A, et al. Clinical and biomarker analyses of hepatic arterial infusion chemotherapy plus lenvatinib and PD-1 inhibitor for patients with advanced intra-hepatic cholangiocarcinoma[J]. Front Immunol, 2024, 15: 1260191. DOI:10.3389/fimmu.2024.1260191.

[254] Teng G, Zhu H, Song J, et al. 137P A single-arm, multicenter, phase II study of hepatic arterial infusion chemotherapy (HAIC) combined with donafenib and sintilimab as first-line treatment for unresectable intrahepatic cholangiocarcinoma (CHANCE 2203) [J]. Ann Oncol, 2024, 35: S1459. DOI:

[255] Chakravarty R, Dash A, Pillai MR. Availability of yttrium-90 from strontium-90: a nuclear medicine perspective[J]. Cancer Biother Radiopharm, 2012, 27(10): 621-641. DOI: 10.1089/cbr.2012.1285.

[256] Veeze-Kuijpers B, Meerwaldt JH, Lameris JS, et al. The role of radiotherapy in the treatment of bile duct carcinoma[J]. Int J Radiat Oncol Biol Phys, 1990, 18(1): 63-67. DOI: 10.10 16/0360-3016(90)90268-o.

[257] Schartz DA, Porter M, Schartz E, et al. Transarterial yttrium-90 radioembolization for unresectable intrahepatic cholangiocarcinoma: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J]. J Vasc Interv Radiol, 2022, 33(6): 679-686. DOI: 10.1016/j.jyir.2022.02.016.

[258] Mosconi C, Solaini L, Vara G, et al. Transarterial chemoembolization and radioembolization for unresectable intra-hepatic cholangiocarcinoma-a system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J]. Cardiovasc Intervent Radiol, 2021, 44(5): 728-738. DOI:10.1007/s00270-021-02800-w.

[259] Edeline J, Touchefeu Y, Guiu B, et al. Radioembolization plus chemotherapy for first-line treatment of locally advanced intrahepatic cholangiocarcinoma: a phase 2 clinical trial [J]. JAMA Oncol, 2020, 6(1): 51-59. DOI: 10.1001/jama oncol.2019.3702.

[260] Kim YI, Park JW, Kim BH, et al. Outcomes of concurrent chemoradiotherapy versus chemotherapy alone for advanced-stage unresectable intrahepatic cholangiocarcinoma[J]. Radiat Oncol, 2013, 8: 292. DOI: 10.1186/1748-717X-8-292.

[261] Tao R, Krishnan S, Bhosale PR, et al. Ablative radiotherapy doses lead to a substantial prolongation of survival in patients with inoperable intrahepatic cholangiocarcinoma: a retrospective dose response analysis[J]. J Clin Oncol, 2016, 34(3):219-226. DOI:10.1200/JCO.2015.61.3778.

[262] Brunner TB, Blanck O, Lewitzki V, et al. Stereotactic body radiotherapy dose and its impact on local control and overall survival of patients for locally advanced intrahepatic and extrahepatic cholangiocarcinoma[J]. Radiother Oncol, 2019, 132: 42-47. DOI: 10.1016/j.radonc.2018.11.015.

[263] Jiang W, Zeng ZC, Tang ZY, et al. Benefit of radiotherapy

中华消化外科杂志 2026 年 7 月第 25 卷第 7 期 Chin J Dig Surg, July 2026, Vol. 25, No. 7

· 869 ·

for 90 patients with resected intrahepatic cholangiocarcinoma and concurrent lymph node metastases[J]. J Cancer Res Clin Oncol, 2010, 136(9): 1323-1331. DOI: 10.1007/s00432-010-0783-1.

[264] Hong TS, Wo JY, Yeap BY, et al. Multi-institutional phase II study of high-dose hypofractionated proton beam therapy in patients with localized, unresectable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and intrahepatic cholangiocarcinoma[J]. J Clin Oncol, 2016, 34(5): 460-468. DOI: 10.1200/JCO.2015.64.2710.

[265] Smart AC, Goyal L, Horick N, et al. Hypofractionated radiation therapy for unresectable/locally recurrent intrahepatic cholangiocarcinoma[J]. Ann Surg Oncol, 2020, 27(4): 1122-1129. DOI:10.1245/s10434-019-08142-9.

[266] Shin HS, Seong J, Kim WC, et al. Combination of external beam irradiation and high-dose-rate intraluminal brachytherapy for inoperable carcinoma of the extrahepatic bile ducts[J]. Int J Radiat Oncol Biol Phys, 2003, 57(1): 105-112. DOI: 10.1016/s0360-3016(3)00410-3.

[267] Yoshioka Y, Ogawa K, Oikawa H, et al. Impact of intraluminal brachytherapy on survival outcome for radiation therapy for unresectable biliary tract cancer: a propensity-score matched-pair analysis[J]. Int J Radiat Oncol Biol Phys, 2014, 89(4):822-829. DOI:10.1016/j.ijrobp.2014.04.020.

[268] Hawkins MA, Valle JW, Wasan HS, et al. Addition of stereotactic body radiotherapy (SBRT) to systemic chemotherapy in locally advanced cholangiocarcinoma (CC) (ABC-07): results from a randomized phase II trial [Z]. American Society of Clinical Oncology, 2024.

[269] Hurmuz P, Kahvecioglu A, Ozyigit G, et al. Definitive radiotherapy for unresectable extrahepatic cholangiocarcinoma: is it time for an update? [J]. Radiat Oncol J, 2025, 43(2): 57-62. DOI:10.3857/roj.2024.00437.

[270] Zheng WH, Yu T, Luo YH, et al. Clinical efficacy of gemcitabine and cisplatin-based transcatheter arterial chemoembolization combined with radiotherapy in hilar cholangiocarcinoma[J]. World J Gastrointest Oncol, 2019, 11(6): 489-498. DOI:10.4251/wjgo.v11.i6.489.

[271] Wang Y, Zhang N, Xue J, et al. Safety and feasibility of toripalimab plus lenvatinib with or without radiotherapy in advanced BTC[J]. Front Immunol, 2023, 14: 1084843. DOI: 10.3389/fimmu.2023.1084843.

[272] Wang J, Zhu G, Guo J, et al. Hepatic artery infusion chemotherapy plus an immune checkpoint inhibitor and lenvatinib for the treatment of biliary tract carcinoma[J]. World J Surg Oncol, 2025, 23(1): 233. DOI: 10.1186/s12957-025-03882-3.

[273] Chen P, Yang T, Shi P, et al. Benefits and safety of photodynamic therapy in patients with hilar cholangiocarcinoma: a meta-analysis[J]. Photodiagnosis Photodyn Ther, 2022, 37:102712. DOI:10.1016/j.pdpdt.2022.102712.

[274] Scrofani AR, Valvano M, Lancellotta V, et al. Efficacy and safety of irreversible electroporation in unresectable perihilar cholangiocarcinoma: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J]. Br J Radiol, 2024, 97(1160): 1413-1422. DOI: 10.1093/bjr/tqae107.

[275] Zhu HD, Guo JH, Zhu GY, et al. A novel biliary stent loaded with (125) I seeds in patients with malignant biliary obstruction: preliminary results versus a conventional biliary stent[J]. J Hepatol, 2012, 56(5): 1104-1111. DOI: 10.1016/j.jhep.2011.12.018.

[276] Zhu HD, Guo JH, Huang M, et al. Irradiation stents vs. conventional metal stents for unresectable malignant biliary obstruction: a multicenter trial[J]. J Hepatol, 2018, 68(5):

970-977. DOI:10.1016/j.jhep.2017.12.028.

[277] Chen Q, Ge NJ, Li YL, et al. Radiation-emitting metallic stent for unresectable Bismuth type III or IV perihilar cholangiocarcinoma: a multicenter randomized trial[J]. Int J Surg, 2025, 111(1): 706-717. DOI: 10.1097/JS9.0000000000002089.

[278] Morizane C, Okusaka T, Mizusawa J, et al. Combination gemcitabine plus S-1 versus gemcitabine plus cisplatin for advanced/recurrent biliary tract cancer: the FUGA-BT (JCOG1113) randomized phase III clinical trial[J]. Ann Oncol, 2019,30(12):1950-1958. DOI:10.1093/annonc/mdz402.

[279] Kim ST, Kang JH, Lee J, et al. Capecitabine plus oxaliplatin versus gemcitabine plus oxaliplatin as first-line therapy for advanced biliary tract cancers: a multicenter, open-label, randomized, phase III, noninferiority trial[J]. Ann Oncol, 2019, 30(5):788-795. DOI:10.1093/annonc/mdz058.

[280] Shroff RT, King G, Colby S, et al. SWOG S1815: a phase III randomized trial of gemcitabine, cisplatin, and nab-paclitaxel versus gemcitabine and cisplatin in newly diagnosed, advanced biliary tract cancers [J]. J Clin Oncol, 2025, 43(5): 536-544. DOI: 10.1200/JCO-24-01383.

[281] Ioka T, Kanai M, Kobayashi S, et al. Randomized phase III study of gemcitabine, cisplatin plus S-1 versus gemcitabine, cisplatin for advanced biliary tract cancer (KHBO1401-MITSUBA) [J]. J Hepatobiliary Pancreat Sci, 2023, 30(1): 102-110. DOI: 10.1002/jhbp.1219.

[282] Phelip JM, Desrame J, Edeline J, et al. Modified FOLFIRINOX versus CISGEM chemotherapy for patients with advanced biliary tract cancer (PRODIGE 38 AMEBICA): a randomized phase II Study[J]. J Clin Oncol, 2022, 40(3): 262-271. DOI: 10.1200/JCO.21.00679.

[283] Oh DY, He AR, Qin S, et al. Durvalumab plus chemotherapy in advanced biliary tract cancer: 3-year overall survival update from the phase III TOPAZ-1 study[J]. J Hepatol, 2025.83(5):1092-1101. DOI:10.1016/j.jhep.2025.05.003.

[284] Rimini M, Fornaro L, Rizzato MD, et al. Durvalumab plus gemcitabine and cisplatin in advanced biliary tract cancer: a large real-life worldwide population[J]. Eur J Cancer, 2024, 208:114199. DOI:10.1016/j.ejca.2024.114199.

[285] Sun H, Zhou J, Qin S, et al. 45P Durvalumab (D) plus gemcitabine-based (gem-based) chemotherapy as first-line therapy for Chinese patients (pts) with advanced biliary tract cancers (aBTC): a phase III b, single arm, open-label, multi-center study (TopDouble) [J]. Ann Oncol, 2024, 35: S229. DOI: 10.1016/j.annonc.2024.08.054.

[286] Ueno M, Finn RS, Yoo C, et al. Three-year follow-up data from KEYNOTE-966: Pembrolizumab (pembro) plus gemcitabine and cisplatin (gem/cis) compared with gem/cis alone for patients (pts) with advanced biliary tract cancer (BTC) [J]. J Clin Oncol, 2024, 42(16): S4093. DOI: 10.1200/JCO.2024.42.16_suppl.4093.

[287] Ueno M, finn RS, Yoo C, et al. 139P KEYNOTE-966: 3-year follow-up for pembrolizumab (pembro)+gemcitabine and cisplatin (gem/cis) vs placebo (pbo)+gem/cis for patients (pts) with advanced biliary tract cancer (BTC) [J]. Ann Oncol, 2024, 35: S1459-S1460. DOI: 10.1016/j.annonc.2024. 10.163.

[288] Zhao Y, Wang L, Mao A, et al. 136P Tislelizumab combined with donafenib and GEMOX as first-line treatment for advanced biliary tract cancer: a single-center, single-arm, phase II study[J]. Ann Oncol, 2024, 35: S1458. DOI: 10.1016/j.annonc.2024.10.161.

[289] Chen X, Wu X, Wu H, et al. Camrelizumab plus gemcita-

· 870 ·

中华消化外科杂志 2026年7月第25卷第7期 Chin J Dig Surg, July 2026, Vol. 25, No. 7

bine and oxaliplatin (GEMOX) in patients with advanced biliary tract cancer: a single-arm, open-label, phase II trial [J]. J Immunother Cancer, 2020, 8(2): e001240. DOI: 10.11 36/jitc-2020-001240.

[290] Li J, Zhou S, Xu X, et al. Sintilimab and anlotinib with gemcitabine plus cisplatin in advanced biliary tract cancer: SAGC a randomized phase 2 trial[J]. Nat Commun, 2025, 16(1):5559. DOI:10.1038/s41467-025-60119-3.

[291] Shi G, Huang X, Ma L, et al. First-line tislelizumab and ociperlimab combined with gemcitabine and cisplatin in advanced biliary tract cancer (ZSAB-TOP): a multicenter, single-arm, phase 2 study[J]. Signal Transduct Target Ther, 2025, 10(1):260. DOI:10.1038/s41392-025-02356-y.

[292] Lowery MA, Ptashkin R, Jordan E, et al. Comprehensive molecular profiling of intrahepatic and extrahepatic cholangiocarcinomas: potential targets for intervention[J]. Clin Cancer Res, 2018, 24(17): 4154-4161. DOI: 10.1158/1078-0432.CCR-18-0078.

[293] Zhang C, You X, Zhang Q, et al. Molecular profiling and prognostic analysis in Chinese cholangiocarcinoma: an observational, retrospective single-center study[J]. Invest New Drugs, 2024, 42(1): 24-34. DOI: 10.1007/s10637-023-01394-z.

[294] Lamarca A, Palmer DH, Wasan HS, et al. Second-line FOLFOX chemotherapy versus active symptom control for advanced biliary tract cancer (ABC-06): a phase 3, open-label, randomised, controlled trial[J]. Lancet Oncol, 2021, 22(5): 690-701. DOI:10.1016/S1470-2045(21)00027-9.

[295] Yoo C, Kim KP, Jeong JH, et al. Liposomal irinotecan plus fluorouracil and leucovorin versus fluorouracil and leucovorin for metastatic biliary tract cancer after progression on gemcitabine plus cisplatin (NIFTY): a multicentre, open-label, randomised, phase 2b study[J]. Lancet Oncol, 2021, 22(11):1560-1572. DOI:10.1016/S1470-2045(21)00486-1.

[296] Zheng Y, Tu X, Zhao P, et al. A randomised phase II study of second-line XELIRI regimen versus irinotecan monotherapy in advanced biliary tract cancer patients progressed on gemcitabine and cisplatin[J]. Br J Cancer, 2018, 119(3): 291-295. DOI: 10.1038/s41416-018-0138-2.

[297] Caparica R, Lengelé A, Bekolo W, et al. FOLFIRI as second-line treatment of metastatic biliary tract cancer patients [J]. Autops Case Rep, 2019, 9(2): e 2019087. DOI: 10.4322/acr.2019.087.

[298] Demols A, Borbath I, Van den Eynde M, et al. Regorafenib after failure of gemcitabine and platinum-based chemotherapy for locally advanced/metastatic biliary tumors: REACHIN, a randomized, double-blind, phase II trial[J]. Ann Oncol, 2020, 31(9): 1169-1177. DOI: 10.1016/j.annonc. 2020.05.018.

[299] Xu J, Bai Y, Sun H, et al. A single-arm, multicenter, open-label phase 2 trial of surufatinib in patients with unresectable or metastatic biliary tract cancer[J]. Cancer, 2021, 127 (21): 3975-3984. DOI: 10.1002/cncr.33803.

[300] Gros L, Bouattour M, Dumont C, et al. Sunitinib as second-line treatment in advanced intrahepatic cholangiocarcinoma: results from the SUN-CK GERCOR Phase II Trial[J]. Liver Int, 2025, 45(8): e70196. DOI: 10.1111/liv.70196.

[301] Abou-Alfa GK, Macarulla T, Javle MM, et al. Ivosidenib in IDH1-mutant, chemotherapy-refractory cholangiocarcinoma (ClarIDHy): a multicentre, randomised, double-blind, placebo-controlled, phase 3 study[J]. Lancet Oncol, 2020, 21 (6):796-807. DOI:10.1016/S1470-2045(20)30157-1.

[302] Abou-Alfa GK, Sahai V, Hollebecque A, et al. Pemigatinib for previously treated, locally advanced or metastatic cho-

langiocarcinoma: a multicentre, open-label, phase 2 study [J]. Lancet Oncol, 2020, 21(5): 671-684. DOI: 10.1016/S1470-2045(20)30109-1.

[303] Goyal L, Meric-Bernstam F, Hollebecque A, et al. Updated results of the FOENIX-CCA2 trial: efficacy and safety of futibatinib in intrahepatic cholangiocarcinoma (iCCA) harboring FGFR2 fusions/rearrangement[J]. J Clin Oncol, 2022, 40(16_suppl): S4009. DOI: 10.1200/JCO.2022.40.16_suppl. 4009.

[304] Pant S, Park JO, Su WC, et al. Efficacy and safety of erdafitinib in patients with advanced or metastatic cholangiocarcinoma and FGFR alterations: pooled analysis of RAGNAR and LUC2001 studies.[J]. J Clin Oncol, 2024, 42(16_suppl): S4121. DOI: 10.1200/JCO.2024.42.16_suppl.4121.

[305] Subbiah V, Kreitman RJ, Wainberg ZA, et al. Dabrafenib plus trametinib in BRAFV600E-mutated rare cancers: the phase 2 ROAR trial[J]. Nat Med, 2023, 29(5): 1103-1112. DOI:10.1038/s41591-023-02321-8.

[306] Ohba A, Morizane C, Kawamoto Y, et al. Trastuzumab deruxtecan in human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2-expressing biliary tract cancer (HERB; NCCH1805): a multicenter, single-arm, phase II trial[J]. J Clin Oncol, 2024, 42 (27): 3207-3217. DOI:10.1200/JCO.23.02010.

[307] Javle M, Borad MJ, Azad NS, et al. Pertuzumab and trastuzumab for HER2-positive, metastatic biliary tract cancer (MyPathway): a multicentre, open-label, phase 2a, multiple basket study [J]. The Lancet Oncology, 2021, 22(9): 1290-1300. DOI: 10.1016/S1470-2045(21)00336-3.

[308] Subbiah V, Cassier PA, Siena S, et al. Pan-cancer efficacy of pralsetinib in patients with RET fusion-positive solid tumors from the phase 1/2 ARROW trial [J]. Nat Med, 2022, 28(8): 1640-1645. DOI:10.1038/s41591-022-01931-y.

[309] Subbiah V, Wolf J, Konda B, et al. Tumour-agnostic efficacy and safety of selpercatinib in patients with RET fusion-positive solid tumours other than lung or thyroid tumours (LIBRETTO-001): a phase 1/2, open-label, basket trial [J]. Lancet Oncol, 2022, 23(10): 1261-1273. DOI: 10.1016/S1470-2045(22)00541-1.

[310] Schram AM, Goto K, Kim DW, et al. Efficacy of zenocutuzumab in NRG1 fusion-positive cancer[J]. N Engl J Med, 2025, 392(6):566-576. DOI:10.1056/NEJMoa2405008.

[311] Zeng TM, Jiang TY, Yang G, et al. Bortezomib in previously treated phosphatase and tension homology-deficient patients with advanced intrahepatic cholangiocarcinoma: an open-label, prospective and single-centre phase II trial[J]. Clin Transl Med, 2024, 14(5):e1675. DOI:10.1002/ctm2.1675.

[312] Valéry M, Cervantes B, Smolenschi C, et al. [Not Available] [J]. Bull Cancer, 2022, 109(11S): 11S21-11S27. DOI: 10.1016/S0007-4551(22)00465-9.

[313] Weinberg BA, Xiu J, Lindberg MR, et al. Molecular profiling of biliary cancers reveals distinct molecular alterations and potential therapeutic targets[J]. J Gastrointest Oncol, 2019,10(4):652-662. DOI:10.21037/jgo.2018.08.18.

[314] Winkelmann R, Schneider M, Hartmann S, et al. Microsatellite instability occurs rarely in patients with cholangiocarcinoma: a retrospective study from a german tertiary care hospital[J]. Int J Mol Sci, 2018, 19(5): 1421. DOI: 10.3390/ijms19051421.

[315] Maio M, Ascierto PA, Manzyuk L, et al. Pembrolizumab in microsatellite instability high or mismatch repair deficient cancers: updated analysis from the phase II KEYNOTE-158 study[J]. Ann Oncol, 2022, 33(9): 929-938. DOI: 10.1016/j. annonc.2022.05.519.

表1 WHO胆道系统恶性上皮性肿瘤组织学分类(2019版)
肿瘤部位恶性上皮性肿瘤
肝内胆管
肝内胆管癌常见亚型:大胆管型,小胆管型(细胞管癌、胆管板畸形型)其他少见亚型:腺鳞癌,鳞癌,黏液癌,印戒细胞癌,透明细胞癌,黏液表皮样癌,淋巴上皮样癌,肉瘤样癌变异型:未分化癌
混合型肝细胞癌-胆管癌神经内分泌瘤(1~3级),神经内分泌癌(大细胞神经内分泌癌、小细胞神经内分泌癌),混合性神经内分泌-非神经内分泌肿瘤
胆囊和肝外胆管腺癌:少见亚型:肠型腺癌,透明细胞腺癌,黏液囊性肿瘤相关浸润性癌,黏液腺癌,失黏附癌,囊内乳头状肿瘤相关浸润性癌鳞癌腺鳞癌未分化癌神经内分泌瘤(1~3级),神经内分泌癌(大细胞神经内分泌癌、小细胞神经内分泌癌),混合性神经内分泌-非神经内分泌肿瘤
表2 胆道恶性肿瘤分子靶点变异发生率
分子靶点肝内胆管癌肝外胆管癌胆囊癌
BRAF1%~7%1%~8%1%~5.9%
Claudin 18.22%~7.4%8.6%~16.1%15.6%
FGFR25.5%~12.5%&lt;1%0~1.7%
HER23%~8%1.3%~11%13.3%~14.8%
IDH16.5%~20%0~8.7%0.5%~1.7%
KRAS5%~20%30%~40%8%~20%
MMR/MSI2.5%~6%2%~4%1%~4%
NRG1&lt;1%&lt;1%&lt;1%
NTRK1/2/31.2%~3.6%&lt;1%1.7%
RET1.1%~1.8%&lt;1%&lt;1%
表3 胆道恶性肿瘤推荐和可选生物标志物及检测方法
生物标志物检测方法推荐程度推荐程度推荐程度
生物标志物检测方法ICCECCGBC
BRAFSanger√
BRAFPCR/NGS√√++++
Claudin18.2IHC√√++++
DDR相关基因NGS√√++
FGFR2FISH/NGS(D+R)√√++++
HER2IHC/FISH√√
HER2NGS/PCR√++++
IDH1PCR√
IDH1Sanger/NGS√√++++
KRASPCR/NGS√√++++
MMR/MSIIHC/PCR/NGS√√++++
NRG1FISH/PCR/IHC√
NRG1NGS(D+R)√√++
NTRKFISH/PCR√
NTRKNGS(D+R)/IHC√√++++
RETFISH/PCR/NGS(D+R)√√++++
表4 局部晚期或转移性胆道恶性肿瘤(≥二线)靶向治疗推荐药物与关键数据[104-105,301-311]
相关靶点推荐药物关键研究主要结果(客观缓解率)主要结果(无进展生存期)主要结果(总生存期)
IDH1突变艾伏尼布(Ivosidenib)ClarIDHy(III期)2.4%比02.7个月比1.4个月校正后总生存期:10.3个月比5.1个月
FGFR2融合/重排佩米替尼(Pemigatinib)FIGHT-202(II期)37%6.9个月17.5个月
FGFR2融合/重排福巴替尼(Futibatinib)FOENIX-CCA2(II期)41.7%8.9个月20.0个月
FGFR2融合/重排厄达替尼(Erdafitinib)RAGNAR/LUC200155.1%8.5个月18.1个月
BRAF V600E突变达拉非尼+曲美替尼ROAR(篮子试验,II期)53%9.0个月13.5个月
HER2阳性泽尼达妥单克隆抗体HERIZON-BTC-01(IIb期)51.6%7.2个月18.1个月
HER2阳性德曲妥珠单克隆抗体DESTINYPanTumor02(篮子试验)22.0%4.6个月7.0个月
HER2阳性德曲妥珠单克隆抗体HERB36.4%5.1个月7.1个月
HER2阳性曲妥珠单克隆抗体+帕妥珠单克隆抗体MyPathway(篮子试验)23%4个月10.9个月
RET融合普拉替尼ARROW(篮子试验)3例胆管癌,2例部分缓解--
RET融合塞普替尼LIBRETTO 001(篮子试验)1例胆管癌,部分缓解--
NRG1融合泽妥珠单克隆抗体eNRGy(篮子试验)10例胆管癌患者,客观缓解率为20%--
NTRK融合恩曲替尼(Entrectinib)ALKA-372-001,STARTRK-1,STARTRK-2(篮子试验)54例实体瘤患者,客观缓解率为57%--
NTRK融合拉罗替尼(Larotrectinib)三个篮子试验54例实体瘤患者,客观缓解率为75%--
NTRK融合瑞普替尼(Repotrectinib)TRIDENT-1(篮子试验)4例实体瘤患者,客观缓解率为62%--
PTEN缺失硼替佐米单中心II期研究16例晚期肝内胆管癌患者,客观缓解率为18.75%3.6个月9.6个月
图示:原图识别中
图示:原图识别中

推荐意见与 GRADE 证据分级

#推荐意见证据等级出处
1CA19-9和CEA是诊断BTC临床常用的血清标志物,具有诊断和预测疗效的价值,建议将肝功能、CA19-9、CEA和IgG4检测作为基线评估。(证据等级:3,推荐等级:A)—(二)实验室检查
2超声检查是胆道肿瘤初筛的首选影像学检查方法;超声造影检查可进一步提高胆道肿瘤良恶性鉴别诊断能力。(证据等级:2,推荐等级:A)—③ECC
3对于ICC和胆囊癌的诊断,超声、增强CT、增强MRI+MRCP均为有效的辅助检查手段,有条件可联合PET/CT检查。(证据等级:3,推荐等级:B)。对于ECC的诊断,增强MRI+MRCP检查相对于其他影像学检查具有优势。(证据等级:3,推荐等级:A)。对于伴有慢性胆管炎的患者CT和(或)MRI检查仅表现为胆管壁增厚狭窄怀疑肿瘤时,需进一步胆道造影并取得病理学证据以明确诊断是否存在肿瘤。(证据等级:3,推荐等级:A)—(3)$^{18}$氟-氟代脱氧葡萄糖($^{18}$F-fluorodeoxyglucose,$^{18}$F-FDG)PET/CT检查
5对于无法行手术治疗的患者,在接受全身化疗、放疗或治疗性临床试验前需获得病理学诊断。对于胆囊癌及ICC穿刺活组织病理学检—5. 用于 BTC 活组织病理学检查或局部治疗的影像学引导手段
6胆道恶性上皮性肿瘤构成了BTC—3.胆囊癌
7不同解剖部位BTC的大体分型和病理学巨检取材方案存在差异,应关注手术切缘与区域淋巴结的取材。(证据等级:3,推荐等级:A)—(4)胆囊癌的大体取材
8应建立标准化病理学诊断报告规范。BTC的病理学报告应尽量明确性质,报告应包括标本类型、肿瘤部位、组织学类型、分化程度、免疫表型、分子特征等;若形态不典型,应加做免疫组织化学染色/特殊染色或分子检测,必要时行多学科讨论。BTC鉴别诊断包括良恶性及组织起源等,需结合临床病史、组织形态、免疫表型等综合判断。(证据等级:2,推荐等级:A)—3. 胆道肿瘤鉴别诊断
9推荐BTC患者进行分子检测。基于分子靶点对应靶向药物的可及性及其在不同类型BTC中的变异频率,本共识将检测靶标分为需检基因和可选基因。基因检测平台及方法的选择,应综合评估送检标本的类型、质量、目标基因特点、平台可及性、检测周期及经济成本等因素。(证据等级:1,推荐等级:A)—Table 2 Incidence of molecular target alterations in biliary tract cancers
10推荐在转化和(或)新辅助治疗的BTC切除样本的病理学报告中,描述影响BTC术后复发和转移风险以及与临床制订诊疗方案相关的病理学因素,并采用统一的病理学诊断报告格式,有助于提高病理学诊断的规范性和同质化水平。(证据等级:3,推荐等级:B)—Table 3 Recommended and optional biomarkers and detection methods for biliary tract cancers
11建议 BTC 患者在关键诊疗阶段,经由 MDT 模式制订个体化诊疗方案。规范实施的MDT模式有助于提升诊断准确性、治疗规范性及患者预后。(证据等级:3;推荐等级:A)—(五)BTC的MDT讨论特殊考量
12BTC 的可切除性评估,应进行 MDT 讨论,基于不同部位肿瘤的 TNM 分期进行,并全面评估肿瘤转移、患者耐受性、剩余肝体积、管道结构完整性以及是否可安全重建等因素,进行精细的术前规划,以 $R_0$ 切除为首选目标。对于合并肝纤维化、肝硬化、黄疸或胆管炎的 BTC 患者,预计剩余肝体积 $>40\%$,可经综合评估后施行肝切除术。 (证据等级: 3,推荐等级: A)—5.dCCA 的可切除性评估
13对于需施行大范围肝切除 (≥3~4 个肝段) 的 BTC,如存在明显黄疸同时合并胆管炎、营养不良、肝肾功能不全、行新辅助治疗或 PVE 增加剩余肝体积等情况时,应及时施行术前胆道引流,具体引流方式根据 BTC 分型与解剖、患者身体状况、具体医疗技术水平及操作可及性综合确定;如仅合并轻度胆红素升高 (68.4~85.5 µmol/L),同时经严格 MDT 讨论评估手术获益远大于胆红素升高带来的风险,可考虑不施行术前胆道引流而直接行手术治疗。(证据等级:3,推荐等级:A)—5.dCCA 的可切除性评估
14BTC 的 $R_0$ 切除定义为完整切除术前和术中可发现的全部肿瘤病灶,同时保留正常管道或可充分重建,且经组织病理学检查证实各切缘为阴性;若有肿瘤直接侵犯的器官或组织,在联合切除后也需经组织病理学检查证实切缘为阴性;肿瘤无远处转移和大血管侵犯。具体选择的手术方式,需根据不同肿瘤以及患者具体情况,依据 $R_0$ 切除优先原则施行。(证据等级:3,推荐等级:A)—1. $R_0$ 切除
15ICC 依据 TNM 分期决定切除范围; 胆囊癌依据 TNM 分期及肿瘤位置决定可切除性, 主要依据 T 分期决定切除范围; pCCA 需综合 TNM 分期、Bismuth-Corlette 分型、MSKCC T 分期, 决定手术具体方案; dCCA 根据肿瘤位置及 TNM 分期, 决定手术范围及方式。(证据等级: 3, 推荐等级: A)—2. 切除范围
16对于 ICC、T1b 期及以上的胆囊癌、pCCA 以及 dCCA 患者建议常规行淋巴结清扫,淋巴结清扫范围基于肿瘤部位而定。(证据等级:3,推荐等级:A)—3. 淋巴结清扫
18推荐 ICC 切缘宽度≥10 mm,胆囊癌和 pCCA 切缘需结合肿瘤分期而定;dCCA 切除后,近端胆管断端需≥5 mm。(证据等级:3,推荐强度:A)—5. 切缘
19采取术中快速冷冻切片快速病理学检查用于明确淋巴结是否阳性,并用于判断切缘是否阴性。(证据等级: 3,推荐等级: A)—6. 术中快速冷冻切片病理学检查
20BTC 转化治疗的目标人群为初始评估不可切除的局部进展期及少数经严格筛选的远处寡转移患者,需通过 MDT 评估筛选全身状态、肝功能及肿瘤负荷适宜患者,以提升患者转化成功率及生存获益。(证据等级:1,推荐等级:A)—1.适用人群
21BTC 转化治疗方案可参考晚期一线系统治疗,首选免疫联合化疗方案,三药化疗 (GC联合白蛋白紫杉醇) 或化疗联合靶免治疗可作为转化治疗方案的选择,但应关注患者的耐受性及不良反应。(证据等级: 2,推荐等级: A)—①化疗联合免疫和(或)靶向治疗
22ICC 患者的转化治疗可根据个体情况选择系统治疗联合介入、内放射治疗等局部治疗,但其最佳组合模式仍需大样本、高质量临床研究进一步验证。(证据等级:3,推荐等级:B)—②局部治疗与系统治疗的联合
23BTC转化治疗效果评估需以影像学和病理学为核心,结合肿瘤标志物、临床症状及体能状态动态监测,多维度判断疗效并指导后续治疗决策。(证据等级:1,推荐等级:A)—3. 转化治疗后疗效评估
24对于外科技术上可切除、合并高危复发因素的非转移性胆囊癌患者可选择新辅助放化疗(证据等级:2,推荐等级:B);ICC 患者可选择新辅助治疗,方案推荐 GEMOX 化疗联合靶向、免疫治疗。(证据等级:2,推荐等级:B)—(2)新辅助治疗后的手术时机探索
25辅助化疗是 BTC 辅助治疗的基石,首选卡培他滨或替吉奥方案。(证据等级:1,推荐等级:A)。化疗联合免疫治疗在 BTC 术后辅助治疗中的价值仍需进一步 RCT 证实。(证据等级:3,推荐等级:B)—(3)辅助放疗
26对于有高危复发风险(尤其淋巴结转移、切缘阳性)患者,推荐术后放疗与化疗联合治疗。(证据等级:2,推荐等级:B)—(3)辅助放疗
28与单纯化疗比较,TACE 联合化疗可延长不可切除 ICC 患者的生存期,联合靶免治疗可进一步改善患者预后。(证据等级:3,推荐等级:B)—2.TACE
29在靶免治疗的基础上联合 HAIC 可改善不可切除 ICC 患者的预后, 但需加强对不良事件的监测。(证据等级: 3, 推荐等级: B)—3. 经动脉灌注化疗
30钇90经动脉放射性栓塞联合系统化疗可延长不可切除ICC患者的无进展生存期和总生存期。(证据等级:3,推荐等级:B)—4. 经动脉放射性栓塞
31放疗是不可切除ICC重要的局部治疗手段,与单纯化疗比较,放疗联合化疗可改善局部控制率和总生存期。对于淋巴结转移风险高的ICC患者,建议采用放射治疗,照射区域包括淋巴引流区;而对局限不可切除ICC,优先考虑SBRT治疗。(证据等级:3,推荐等级:B)—5.放疗

相关指南

引用 / 出处

中国专家共识协作组 中国医师协会外科医师分会 中国抗癌协会. 胆道恶性肿瘤诊疗专家共识(2026版)[J]. 中华消化外科杂志, 2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