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病理性近视新生血管性黄斑病变诊疗规范专家共识
1 共识制定方法
1.1 共识制定方法与依据
本共识严格遵循循证医学指南制定的规范,采用 证据评级与推荐分级、制定和评价(GRADE)系统作
为方法学基础,对现有证据进行科学评级,并对临床推荐意见进行规范分级。在制定过程中,专家组成员的遴选充分考虑专业代表性和地域覆盖性,严格执行利益冲突申报与管理制度。共识文本经过多轮内部专家论证和外部同行评审,最终由中华医学会眼科学分会将既定程序审议批准后发布实施。
1.2 共识适用对象与目标人群
本共识主要适用于各级医疗机构从事眼科临床工作的医师,特别是眼底病专科医师,以及与病理性近视诊疗管理相关的视光师、技师等专业人员。共识推荐意见的适用对象为我国确诊为病理性近视,尤其是合并黄班新生血管性病变的患者群体。
1.3 共识专家组构成
本共识专家组由中华医学会眼科学分会眼底病学组和中国医师协会眼科医师分会眼底病专业委员会联合组建。专家组成员包括全国范围内在病理性近视诊疗领域具有丰富临床经验的眼底病专家、长期从事病理性近视临床研究的权威学者、在MM诊疗方面具有突出学术影响力的学科带头人。
1.4 利益冲突声明
本共识严格遵循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指南联盟关于利益冲突管理的国际规范开展相关工作。在共识制定全过程中,所有参与专家均按要求向中华医学会眼科学分会全面披露了个人的财务利益(包括但不限于企业咨询费、演讲酬金、股权收益等)和专业利益(如学术立坊、机构任职情况等)。参与本共识制定的所有专家均不存在可能影响共识结论客观性的实质性利益冲突。
1.5 临床问题的遴选与确定
本共识的临床问题由方法学团队与临床专家团队共同讨论确定。双方围绕病理性近视的定义、分类、诊断和治疗等核心内容展开多轮研讨,通过对初始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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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问题的反复修改和完善,最终筛选出9个最具临床指导价值的关键问题纳入共识。
1.6 证据评价与推荐意见形成
本共识通过系统化的方法开展证据评价和推荐意见制定工作。证据检索主要基于PubMed、Embase和Cochrane Library三大权威数据库进行,以确保文献来源的全面性和可靠性。所有纳入研究均采用《牛津循证医学中心证据分级(2011版)》标准进行严格的证据等级评价(表1)。
在推荐意见形成过程中,本共识严格遵循 GRADE系统原则,综合考量干预措施的获益风险比、证据质量等级、患者价值观与偏好以及医疗成本与资源利用等多方面因素。基于这些维度的系统评估,将推荐强度划分为两个等级:强推荐表明专家组对干预措施的净获益具有高度信心,建议在临床实践中普遍采纳;弱推荐则表示干预措施的净获益尚存在不确定性,需要结合患者个体情况进行临床决策。在某些特殊临床情境下,即便证据等级较低也可能形成强推荐(表2)。
对于具有重要临床意义但不适合进行传统证据分级的内容,本共识采用“最佳临床实践声明(BPS)”的表述方式。所有推荐意见和BPS均通过德尔菲法形成,经过多轮专家问卷调研和会议讨论,最终达成共识的标准设定为获得80%以上专家的认可。
1.7 共识传播和实施
本共识发布后,将通过学术期刊发表、专业网站发布和学术会议宣讲等方式进行推广。共识工作组组织专家在全国部分省份开展专题培训,重点解读关键推荐意见和临床实施要点,确保各级医疗机构眼科医师能够准确理解和应用本共识内容。
2 MM分类系统的演变
MM的分类系统随着诊断技术的进步和临床认识的深入而不断发展。早期的分类主要基于检眼镜检查所见,1971年Curtin和Karlin[7]提出的分类系统首次系统性地描述了近视性眼底改变,包括视盘改变、脉络膜视网膜萎缩、Fuchs斑、漆裂样纹和后巩膜葡萄肿等特征性改变。然而,受限于当时的检查手段,该分类未能涵盖CNV等重要病变,也未对不同类型的萎缩进行区分。
1984年, Avila等[8]提出了更为细化的M0~M5分级系统, 该体系按照病变严重程度将黄斑改变分为六个等级, 依次为正常黄斑(M0)、均匀的脉络膜斑点(M1)、后巩膜葡萄肿(M2)、漆裂样纹(M3)、
局部深层脉络膜萎缩区(M4)以及大片萎缩和“裸露”巩膜(M5)。这一分类虽然提供了量化的评估框架,但在临床应用中存在明显局限性,包括病变进展并非总是遵循既定顺序,以及某些特殊表现(如仅有漆裂样纹而无后巩膜葡葡肿)难以归类等问题。
2015年, Ohno-Matsui等[9-10]通过国际高度近视荟萃分析(META-PM)提出了新的分期系统,将MM分为C0~C4五类,依次为无近视性视网膜病变(C0)、豹纹状眼底改变(C1)、弥漫性脉络膜视网膜萎缩(C2)、斑片状脉络膜视网膜萎缩(C3)、黄斑萎缩(C4),并首次将漆裂样纹、pmCNV和Fuchs班列为附加病变。这一基于眼底彩色照相的分期系统主要评估后极部萎缩性病变,未涉及视网膜劈裂、黄斑裂孔、玻璃体牵引等。
随着OCT技术的广泛应用,研究者对病变发生发展的认识进一步深化。2019年,Ruiz-Medrano等[11]提出的ATN分期系统代表了分类方法的重大革新。该体系将病变分为萎缩性病变(A)、牵引性病变(T)和新生血管病变(N)三大类。其中,萎缩性病变(A0~A4)沿用了META-PM分期的基本框架但进行了改良,而新生血管病变则建立了独立的评估标准,将漆裂样纹、活动性CNV和瘢痕期改变分别定义为N1、N2a和N2s期(表3)。2021年Parolini等[12]提出的MSS(Myopic Traction Maculopathy Staging System)分期在牵引性病变方面有所补充,但对新生血管病变的分类保持与ATN系统一致。
基于现有证据和临床实用性考虑,本共识推荐采用ATN分期系统。在术语使用方面,考虑到文献中“pmCNV”和“近视性CNV (mCNV)”的广泛使用,为保持阅读连贯性,本共识统一采用“MMN”或“pmCNV”的表述方式。
这一分类系统的演变过程充分体现了对视网膜病变认识的不断深入,为临床诊疗和科学研究提供了更精准的评估工具。
3 MMN诊疗规范专家共识
问题1: pmCNV的发生是否存在高危因素?
采用循证医学方法共检索到671篇文献,最终纳入1篇系统评价和2项队列研究进行分析。
一项纳入5项人群研究的荟萃分析显示,在204例 pmCNV患者与192例对照者的比较中, pmCNV组的漆裂样纹检出率显著增高[比值比(OR)=2.88, 95%可信区间(CI) 1.36~6.10, P=0.005, I=59%] [13]。该分析的定性综合结果一致表明,漆裂样纹是pmCNV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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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牛津循证医学中心证据分级(2011版)
|临床问题|步骤1 (证据等级I*)|步骤2 (证据等级II*)|步骤3 (证据等级III*)|步骤4 (证据等级IV*)|步骤5 (证据等级V*)| |---|---|---|---|---|---| |这个疾病有多普遍?(患病率)|当地当前的随机样本调查(或普查)|与当地情况相匹配调查的系统评价**|当地的非随机样本调查**|病例系列**|N/A| |诊断或监测试验是否准确?(诊断)|一致地应用了参考标准和盲法的横断面研究的系统评价|一致地应用了参考标准和盲法的横断面研究|非连续病例研究或研究未能一致地应用参考标准的研究**|病例对照研究,或应用了差的或非独立的参考标准的研究**|基于机制的推理| |若不给予这个治疗会发生什么?(预后)|起始队列研究的系统评价|起始队列研究|队列研究或随机研究的对照组*|病例系列或病例对照研究,或低质量预后队列研究**|N/A| |这个治疗有用吗?(治疗效益)|随机试验或单病例RCT的系统评价|随机试验或具有显著效果的观察性研究|非随机对照队列/随访研究**|病例系列,病例对照研究或历史对照研究**|基于机制的推理| |这个治疗常见的伤害是什么?(治疗伤害)|随机试验的系统评价,集式病例对照研究的系统评价,针对你所提临床问题患者的单病例RCT,具有显著效果的观察性研究|RCT或(特殊地)具有显著效果的观察性研究|非随机对照研究、队列研究/随访研究(上市后监测),足够数量来排除常见的伤害(对长期伤害需要足够长的随访时间)**|病例系列,病例对照研究或历史对照研究**|基于机制的推理| |这个治疗罕见的伤害是什么?(治疗伤害)|RCT或单病例RCT的系统评价|随机试验或(特殊地)具有巨大效果的观察性研究|||| |这个试验(早期筛查)值得吗?(筛查)|随机对照研究的系统评价|RCT|非随机对照队列/随访研究**|病例系列,病例对照研究,或历史对照研究**|基于机制的推理|
注:RCT:随机对照试验;*:根据研究的质量、不精确度和间接性,证据等级会因研究间的不一致性或绝对效应值非常小而被调低,因效应值大或很大而调高;*:系统评价普遍优于单项研究;N/A:不适用
表2 推荐强度
|推荐强度|含义| |---|---| |强推荐|共识专家组对其临床适用性具有高度信心,对净效应利大于弊有高把握度,绝大多数甚至所有的目标用户均应采纳该推荐意见| |弱推荐|共识专家组对净获益的信心有限,净效应真实值有可能接近估计值,但仍存在二者不同的可能性。应该有条件地应用于目标群体,强调根据患者的价值偏好进行医患共同决策| |特殊情况|在以下特殊情况下低质量研究证据也可能形成强推荐(或强反对):(1)干预措施会对危及生命或者其他灾难性不良临床结局有潜在的改善;(2)干预措施所致临床获益的把握度低,但受损的把握度高;(3)干预和对照措施可能利弊相当,但是很确定一方更具成本效果,或实施的风险代价更低;(4)很确定干预和对照措施利弊相当,但一方的实施风险或经济成本可能更大;(5)获益不明确的情况下并存潜在灾难性的重大不良结局|
表3 MM的ATN分期
|萎缩性病变|牵引性病变|新生血管性病变| |---|---|---| |A0: 无近视视网膜改变|T0: 无黄斑劈裂|N0: 无近视性CNV| |A1: 贡纹状眼底|T1: 内层或外层视网膜劈裂|N1: 黄斑区漆裂样纹| |A2: 弥漫性脉络膜视网膜萎缩|T2: 内层和外层视网膜劈裂|N2a: 活动性CNV| |A3: 斑片状脉络膜视网膜萎缩|T3: 合并中心凹脱离|N2s: 癠痕或Fuchs斑| |A4: 完全性黄斑萎缩|T4: 全层黄斑裂孔 T5: 黄斑裂孔、视网膜脱离||
注: MM: 近视性黄斑病变; CNV: 脉络膜新生血管
的结构性危险因素(证据等级Ⅱ)。Ohno-Matsui等[5]的纵向研究进一步揭示了病变进展规律,在平均随访期内,漆裂样纹患眼的CNV转化率达29.4%,显著高于斑片状脉络膜视网膜萎缩(A3病变)患眼(20.0%),提示这两类病变均为CNV发生的易感眼底改变(证据等
级IV)。这一发现得到另一项研究的佐证,该研究观察到pmCNV中94.6%(35/37)存在漆裂样纹,且新生血管的发生发展与漆裂样纹的几何参数(区域面积和扩大速率)呈显著正相关$^{[14]}$(证据等级IV)。
根据MM的ATN分类体系,萎缩性改变(A)可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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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为四个渐进性等级,包括豹纹状眼底(A1)、弥漫性脉络膜视网膜萎缩(A2)、斑片状脉络膜视网膜萎缩(A3)以及完全黄斑萎缩(A4)。在这四个分级中,活动性CNV最易发生于斑片状脉络膜视网膜萎缩(A3)者。Zhang等[13]于2023年发表的一项荟萃分析为此提供了重要证据,该研究综合分析了3项基于人群的研究数据[15-17],共纳入2221例pmCNV患者和3448例对照者。结果显示,pmCNV患者中斑片状脉络膜视网膜萎缩的发生率显著高于对照者(OR=3.43, 95%CI 1.44~8.15, P=0.005, P=61%) (证据等级Ⅱ)。
Zhang等[13]2023年开展的荟萃分析整合了2项临床研究数据[18-19],共纳入75只眼(38只pmCNV患眼和37只对照眼)进行系统分析。结果显示,pmCNV组后巩膜葡萄肿平均深度较对照组显著增加82.03 µm (95%CI 9.45~154.60, P=0.027, P=0%)。该荟萃分析还纳入了一项回顾性研究数据,发现在10只pmCNV患眼中,60% (6/10) 存在后巩膜葡萄肿,而在36只对照眼中,这一比例仅为25% (9/36) [20] (证据等级Ⅱ)。以上结果虽来源于不同研究样本,但共同证实了后巩膜葡萄肿与pmCNV的显著相关性。
推荐意见一: pmCNV 惠眼表现出更高的漆裂样纹、斑片状脉络膜视网膜萎缩及后巩膜葡萄肿比例(证据等级Ⅱ~Ⅳ, 强推荐)。
问题2: 对于MMN, 是否推荐OCT/OCTA作为常规的诊断和随访手段?
采用循证医学方法共检索到2229篇文献,最终纳入MMN相关研究7篇进行分析。
OCT已成为MMN诊断和随访的核心检查手段[21-22]。相较于传统的荧光素眼底血管造影(FAF)这一既往金标准, OCT具有无创、可重复性强等优势, 特别适用于渗漏不明显的MMN。活动期MMN在OCT下表现为视网膜色素上皮(RPE)层上方的圆顶状强反射隆起伴外界膜不连续, 而瘢痕期则呈现新生血管内表面强反射伴RPE细胞移行、增殖的特征[9, 11, 16, 23]。多项对比研究证实OCT诊断MMN的灵敏度可达58.8%~95.9%, 特异性为66.7%~86.9%(证据等级Ⅱ~Ⅲ)[16, 24-26], 其中判断病灶活动性的灵敏度和特异性分别高达97.5%和95.1%(证据等级Ⅱ)[27]。虽然FFA在疑难病例中仍具辅助价值, 但基于现有证据, 国际权威综述均推荐将OCT作为MMN筛查、诊断和随访的首选检查方法[4, 28-29]。临床实践中若遇病灶活动性判断困难时, 可考虑联合FFA检查以提高诊断准确性。
多项临床研究为OCTA在pmCNV诊断中的应用价值提供了循证依据。一项针对26例(28只眼)病理性
近视合并渗出性病变患者的对照研究发现,在17只确诊CNV的患眼中,OCTA的检出率达到94.1%(16/17),与FFA检测结果具有高度一致性(r=0.86, P<0.001)。值得注意的是,OCTA在CNV面积测量方面展现出更优的可重复性,其组内相关系数达0.997,显著高于FFA的0.944[30](证据等级Ⅲ)。Querques等[31]开展的回顾性研究进一步验证了这一发现,该研究纳入28例pmCNV患者(36只眼)和32例无CNV的病理性近视患者(32只眼),结果显示OCTA检测CNV的灵敏度为90.48%,特异性达93.75%(证据等级Ⅳ)。
推荐意见二:在临床实践中,应建立包含视力检查、验光、眼轴测量和眼底照相的基础评估体系,其中结构OCT能够无创、精准地显示玻璃体视网膜界面、视网膜各层及脉络膜的显微结构特征,对MMN诊断、进展监测和治疗决策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证据等级Ⅱ~Ⅲ,强推荐)。OCTA作为重要的补充检查,可提供视网膜和脉络膜血流的高分辨率图像,当结构OCT发现视网膜神经层异常时,建议联合OCTA以明确是否存在CNV(证据等级Ⅲ~Ⅳ,弱推荐)。
问题3: 对于pmCNV, OCT/OCTA是否可用于其活动性判定?
采用循证医学方法共检索到429篇文献,最终纳入4项前瞻性队列研究和3项回顾性队列研究进行分析。
一项回顾性研究[26] (证据等级Ⅱ)和四项前瞻性队列研究[24,27,32-33] (证据等级Ⅱ~Ⅲ)以FFA为金标准,将视网膜下液(SRF)/视网膜内液(IRF)存在、病灶边界模糊、外界膜中断、视网膜下强反射物质和RPE层不完整等特征作为活动性判定指标,比较OCT判断CNV活动性的灵敏度与特异性。结果显示,OCT在未经治疗眼中检测CNV活动性的灵敏度为77.40%~100.00%,在已治疗眼中为95.23%~100.00%,特异性维持在69.69%~100.00%之间,且这些参数可能随病程进展而变化。这些研究提出,外界膜中断和RPE层不完整可作为判断CNV活动性的影像学标志物。
Li等[34]2020年开展的一项回顾性队列研究为OCTA评估mCNV活动性提供了重要依据。该研究纳入82例mCNV患者(82只眼),提出基于OCTA影像的四征象诊断策略:首先观察病灶是否呈现特征性的“水母状”或“海扇状”外观,若存在则可直接判定为活动性病变;若不存在,则进一步评估是否存在微小毛细血管分支和血管环状吻合等次要特征。结果显示,该诊断流程具有优异的判别效能,灵敏度达95.1%,特异性为85.4%,阳性预测值和阴性预测值分别为86.7%和94.6%。约登指数(0.805)和Kappa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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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05±0.065) 进一步证实了该方法的可靠性(证据等级Ⅲ)。
一项回顾性研究纳入了26例活动性MMN患者(27只眼),通过多模式影像检查对比研究确立了活动性MMN的综合诊断标准:FFA显示渗漏、OCT检测到SRF/IRF以及OCTA观察到病变周围特征性暗色晕圈[35]。研究数据显示,单独使用OCT诊断的灵敏度为85.19%,单独使用OCTA为74.07%,而采用OCT联合OCTA检查时,诊断灵敏度可提升至96.16%。值得注意的是,OCT与FFA联合应用的诊断灵敏度最高,达到97.80%(证据等级II)。
推荐意见三:在临床实践中应优先采用OCT联合OCTA的无创检查方案进行pmCNV活动性评估。OCT检查中,SRF/IRF的存在虽具有较高灵敏度,但特异性相对有限,需结合外界膜中断和RPE层完整性等形态学特征进行综合判断。OCTA评估方面,活动性CNV的特征性表现包括“水母状”或“海扇状”血管形态、微小毛细血管分支、血管环状吻合、病灶周围特征性暗色晕圈等。以上多种手段联合使用(OCT+OCTA+FFA)可显著提高活动性判断的灵敏度和特异性(证据等级Ⅱ~Ⅲ,强推荐)。
问题4: pmCNV引起的黄斑出血如何与单纯黄斑出血(SMH)鉴别?
此问题未检索到直接证据,最终纳入9项间接证据进行分析。
Hayasaka等[36]在一项回顾性研究中,通过对20例病理性近视黄斑出血患者的分析,将FFA检查中出现的特定表现(动静脉期RPE层水平“花边状”或不规则强荧光伴晚期荧光素渗漏)确立为CNV的诊断标准(证据等级IV)。类似地,Li等[37]在探讨SMH时,将FFA检查显示的早期强荧光伴晚期荧光素渗漏作为排除标准(证据等级IV)。这些研究结果表明,FFA在鉴别诊断中具有关键作用,其特征性表现可为临床区分两种不同类型的黄斑出血提供重要依据。
在病理性近视黄斑出血的鉴别诊断中, FFA联合吲哚青绿血管造影(ICGA)可有效区分SMH与CNV相关出血, 并能更清晰地显示漆裂样纹特征。文峰等[38]研究发现, 当FFA显示小斑片状出血弱荧光范围内或其周围出现动脉前期/动脉期强荧光斑伴进行性荧光素渗漏, 同时ICGA呈现边界清晰且形态稳定的强荧光斑时, 可明确诊断为CNV; 该研究还观察到64.2%的SMH患眼在出血部位或周边存在漆裂样纹(证据等级III)。Li等[37]对SMH 38只眼的随访研究(3~21个月)显示, 84.2%的患眼在出血区域或周围通过ICGA检测
到特征性的漆裂样纹(晚期线状弱荧光)(证据等级Ⅲ)。多项研究(如Moriyama等[39]和Ferri等[40])均将FFA或ICGA上的强荧光素渗漏作为CNV的确诊标准用于排除SMH(证据等级Ⅲ)。Ren等[17]开展的横断面研究进一步揭示了两种疾病的流行病学差异,该研究纳入105例患者118只眼,通过眼底照相(出血但无CNV)联合FFA/ICGA(活动性渗漏)及OCT(RPE层强反射、SRF/IRF)进行鉴别诊断。研究发现,SMH好发于较年轻且伴线状漆裂样纹的患者,而CNV更常见于年龄较大、具有“星状”漆裂样纹的严重脉络膜视网膜萎缩者(证据等级Ⅲ)。
在病理性近视黄斑出血的鉴别诊断中,FFA联合OCT或OCTA检查可有效提高诊断准确性。Chang等[41]开展的回顾性研究纳入了55例近视黄斑出血患者,通过FFA结合OCT特征(包括黄斑下强反射病变、SRF/IRF或黄斑增厚等表现)来确诊CNV,证实了多模式影像联合诊断的价值(证据等级Ⅲ)。Battista等[42]的研究进一步验证了这一观点,该研究对14例近视黄斑出血患者(14只眼)的分析显示,以FFA为金标准时,OCTA在CNV诊断方面表现出100%的一致性,表明OCTA可作为鉴别CNV与SMH的可靠替代方法(证据等级Ⅲ)。
推荐意见四:高度近视相关的黄斑出血并非均由 CNV引起,准确鉴别出血病因对制定后续治疗方案至关重要。FFA仍是诊断CNV的金标准,其特征性表现为在出血弱荧光区内或周边出现早期强荧光斑,并随时间呈现荧光素渗漏;而SMH多源于漆裂样纹,FFA上显示为出血弱荧光区内或边缘的一条或多条透见荧光,形态固定。ICGA可提供补充诊断依据,CNV表现为边界清晰的强荧光斑且形态稳定,SMH则呈现线状弱荧光。OCTA通过显示RPE层上方的异常血管信号,可进一步明确病变性质(证据等级Ⅲ~IV,强推荐)。
问题5: 近视相关单纯黄斑出血是否需治疗?
采用循证医学方法未检索到直接证据,最终纳入2项间接证据进行分析。
关于SMH的治疗策略,现有证据表明保守观察是合理的临床选择。Chang等[41]开展的回顾性研究纳入了55例近视黄斑出血患者,通过FFA和OCT确诊后分为CNV组和SMH组。研究显示,未接受治疗的SMH组患者在3个月随访期间,最小分辨角对数(logMAR)视力从基线0.56显著改善至0.34(P=0.0018),其改善程度与接受抗VEGF药物治疗的CNV组相当(0.70提升至0.39, P=0.002)(证据等级Ⅲ)。这一发现得到Li等[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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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病程研究的支持,该研究对SMH患者进行3~21个月随访,观察到81.6%的患眼视力自发改善(证据等级Ⅲ)。
推荐意见五:对于未合并CNV的SMH患者无需进行抗VEGF药物治疗(基于专家共识,推荐着)。
问题6: 对于pmCNV, 是否推荐抗VEGF药物治疗?
采用循证医学方法共检索到547篇文献,最终纳入4项系统评价及4项随机对照试验(RCT)进行分析。
Wu等[43]2023年开展的网状荟萃分析整合了8项RCT数据,结果显示,与观察组相比,贝伐单抗[logMAR平均差(MD)=-0.19, 95%CI-0.64~0.24]、雷珠单抗(logMAR MD=-0.20, 95%CI-0.62~0.21)和阿柏西普(logMAR MD=-0.19, 95%CI-0.48~0.10)均能显著改善CNV患者的BCVA(证据等级I)。Glachs等[44]2024年的系统评价进一步揭示了治疗时机的重要性。该研究纳入34项对照研究(包括29项双臂和3项三臂对照),其中针对早期CNV(病程≤6个月)的12项研究显示,抗VEGF药物治疗较不治疗可显著提高BCVA(提升14.1个字母,P<0.0001)并降低中央视网膜厚度(CRT)(MD=-66.8 µm, 95%CI-93.4~-40.2, P<0.0001);与光动力疗法(PDT)相比,视力改善更显著(提升12.1个字母,95%CI 8.3~15.8),CRT降低更明显(MD=-27.2 µm, 95%CI-39.3~-16.1)。对于晚期CNV(病程>6个月),抗VEGF药物治疗仍可带来显著的视力获益(较不治疗提升28.4个字母,较PDT提升13.1个字母,P<0.0001),但在CRT改善方面与PDT无显著差异(证据等级II)。
RADIANCE研究(Wolf等[21]2013年)作为一项为期1年的三臂多中心双盲RCT,纳入277例CNV患者,比较了雷珠单抗两种给药方案与PDT的疗效差异。研究显示,采用“视力稳定性”(I组,注药后BCVA有变化则再治疗)或“疾病活动度”(II组,注药后存在IRF/SRF或FFA显示有渗漏则再治疗)为再治疗标准的雷珠单抗组,在3个月时视力改善显著优于PDT组(I组提升10.5个字母,II组提升10.6个字母 vs. PDT组提升2.2个字母),且达到10、15个字母改善的患者比例是PDT组2倍以上(证据等级II)。Gao等[45]2023年开展的SHINY研究是一项为期9个月的多中心双盲RCT,纳入177例CNV患者。结果显示,康柏西普0.5mg3+按需治疗(PRN)方案在3个月时即显著改善BCVA(提升11.4个字母),并有效降低CRT(MD=-57.6 µm)、CNV高度(MD=-72.4 µm)和面积(MD=-0.5 mm$^{2}$)(P<0.001)(证据等级II)。
MYRROR研究则聚焦亚洲人群,通过122例患者的1年随访证实,阿柏西普2mg1+PRN方案在6个月时即可显著提高BCVA(提升14.1个字母)和降低CRT(MD=-67.7 µm)(P<0.0001),且疗效维持至1年(BCVA提升9.6个字母,P<0.0001)[22](证据等级II)。
Glachs等[44]2024年开展的系统评价综合分析了34项对照研究(包括29项双臂和3项三臂对照),全面评估了不同治疗方案对CNV的疗效差异(证据等级Ⅱ)。Dong等[46]2023年的系统评价则聚焦于7项RCT,其中6项直接比较了抗VEGF药物与PDT的疗效。分析结果显示,在治疗3个月时,抗VEGF组在视力改善方面显著优于PDT组(logMAR MD=-0.14, 95%CI-0.7~-0.1),同时CRT的降低幅度较PDT组平均多47.89 µm(证据等级Ⅱ)。
刘政群等[44]2013年开展的一项RCT为抗VEGF药物联合中药治疗pmCNV提供了重要证据。该研究纳入41例活动性pmCNV患者(42只眼),随机分为联合治疗组(玻璃体腔注射贝伐单抗1.25 mg 3+PRN方案联合口服复方血栓通)和单纯口服治疗组。12个月随访结果显示,联合治疗组在多个疗效指标上均显著优于单纯口服组:BCVA改善更显著(MD=2.28行,P=0.001),CRT降低更明显(MD=-20.76 µm, P=0.046),且CNV活动性改善更佳(P=0.019)(证据等级Ⅱ)。
推荐意见六:抗VEGF药物治疗pmCNV具有明确疗效,其治疗效果显著优于空白对照组、PDT以及单纯口服药物治疗,应当作为该疾病临床治疗的一线选择(证据等级I~II,强推荐)。
问题7:对于CNV抗VEGF药物治疗的方案,推荐1+PRN还是3+PRN?
采用循证医学方法共检索到547篇文献,最终纳入2项系统评价、1项RCT及4项回顾性队列研究进行分析。
Wang和Chen[48]2013年开展的系统评价对3项随访期为1年的非随机对照研究进行了综合分析,比较了1+PRN (139只眼)与3+PRN (63只眼)两种给药方案的治疗效果。研究结果显示,3+PRN组在短期随访(3个月和6个月)时的BCVA改善略优于1+PRN组(logMAR MD=0.11,95%CI 0.01~0.21),但随着时间推移,两组差异逐渐缩小,至1年随访时已无统计学差异。在CRT改善方面,两组在所有随访时间点均无显著差异。值得注意的是,1+PRN组的平均注射次数较3+PRN组显著减少1.37次(P<0.001)(证据等级II)。这一发现得到Glachs等[44]2024年系统评价的进一步验证。该研究整合了4项比较1+PRN与3+PRN方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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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数据,结果显示两种方案在1年随访时的BCVA改善和CRT降低均无显著差异,但1+PRN组的注射次数平均减少1.4次(P<0.0001)(证据等级II)。
SMILE研究(Li等[49]2018年)作为一项前瞻性单中心RCT,纳入54例活动性mCNV患者(54只眼),系统比较了雷珠单抗1+PRN与3+PRN方案的疗效差异。研究结果显示,12个月随访时两组在BCVA改善、CRT变化、CNV形态学参数(厚度、面积)以及复发率等方面均无统计学差异,但1+PRN组的平均注射次数显著减少1.54次(P<0.0001)(证据等级II)。这一结论得到多项回顾性研究的支持,Kung等[50]2014年于中国台湾开展的病例队列研究、彭梦颖和周琼[51]关于雷珠单抗治疗CNV不同给药方案疗效研究以及Wakabayashi等[52]2011年针对贝伐单抗的研究均证实,1+PRN与3+PRN方案在长期疗效上相当,但前者可显著减少注射次数(平均减少1.1次,P<0.001)。值得注意的是,Gong等[53]2023年关于康柏西普的研究显示,虽然3+PRN组在3个月时的短期疗效略优于1+PRN组(logMAR BCVA MD=0.05,CRT MD=11 µm,P<0.001),但这种差异在6个月及以后的随访中消失,且两组复发率无显著差异(证据等级Ⅲ)。
推荐意见七:在pmCNV的抗VEGF药物治疗中,1+PRN与3+PRN两种治疗方案均可有效改善患者视力并减轻黄班水肿(以CRT评估为准),且长期疗效与复发率相当。基于现有临床证据,1+PRN方案可显著减少注射次数(证据等级Ⅱ~Ⅲ,强推荐)。
问题8: 针对pmCNV, 抗VEGF药物治疗的再治疗标准应如何制定?
采用循证医学方法共检索到547篇文献,最终纳入2项RCT进行分析。
RADIANCE研究(Wolf等[21]2013年)作为一项重要的多中心RCT,对277例pmCNV患者进行了为期1年的随访观察。该研究比较了雷珠单抗两种给药方案的疗效差异:Ⅰ组以“视力稳定性”(注药后BCVA有变化则再治疗)作为再治疗标准,Ⅱ组则以“疾病活动度”(注药后存在IRF/SRF或FFA显示有渗漏则再治疗)为再治疗标准。研究结果显示,两组患者视力均获得显著改善,从级水平[Ⅰ组:(55.4±13.4)个字母,Ⅱ组:(55.8±12.6)个字母]到第3个月时分别提高了12.1、12.5个字母,且疗效持续至12个月(最终改善分别为13.8、14.4个字母)。在解剖学改善方面,两组患者在第3个月时CRT分别降低了61.0 µm(I组)和77.7 µm(Ⅱ组),并维持至研究终点(I组:66.6 µm;Ⅱ组:71.3 µm)。虽然两组疗效相当,但Ⅱ组的治疗
负担显著降低,12个月内中位注射次数为2.0次,平均(3.5±3.0)次,明显少于I组的(4.6±2.6)次(证据等级II)。这一发现在后续的BRILLIANCE研究中得到验证。这项在亚洲五国开展的多中心随机双盲对照研究纳入了457例CNV患者(457只眼),结果显示,I组和II组在3个月时的BCVA分别提高了9.5、9.8个字母,6个月时提高10.4、10.7个字母,12个月时最终提高12.0、13.1个字母。两组CRT在12个月时较基线分别降低79.4、80.8 µm,但无统计学差异。值得注意的是,II组的治疗负担同样较低,12个月内中位注射次数为3.0次,平均(3.9±2.5)次,少于I组的4.0次中位注射次数及平均注射次数(4.6±2.4)次[54](证据等级II)。
推荐意见八:在pmCNV的抗VEGF药物治疗中,可采用两种再治疗标准:一是视力变化标准(治疗后BCVA有升高时再治疗),二是疾病活动性标准(出现IRF/SRF或FFA渗漏时再治疗)。两种标准治疗效果相当(证据等级Ⅱ,强推荐),但疾病活动性标准所需注射次数略少。
问题9: pmCNV患者的随访策略应如何制定?
采用循证医学方法共检索到1457篇文献,最终纳入2项RCT、1项前瞻性研究及6项回顾性研究进行分析。
现有临床研究为 pmCNV患者的短期随访方案提供了循证依据。SHINY研究(Gao等[45]2023年)采用康柏西普3+PRN方案治疗显示,26.5%的患者在完成初始3次负荷剂量治疗后无需再治疗(证据等级Ⅱ)。MYRROR研究(Ikuno等[22]2015年)使用阿柏西普1+PRN方案的数据表明,1年治疗期内患者平均接受4.2次注射(中位数3次),其中第1季度平均注射2.0次,后续季度注射频率显著降低(第2~4季度分别为0.9、0.8、0.5次,中位数为0次)(证据等级Ⅱ)。SMILE研究(Li等[49]2018年)进一步发现,采用1+PRN方案的患者中59.3%的注射在前4个月内完成,3+PRN方案组则为42.9%,两组患者在完成主要治疗后,CNV厚度、CRT、CNV面积及渗漏面积等指标均保持稳定(证据等级Ⅱ)。以上研究表明,活动性CNV经抗VEGF药物治疗后,病灶活动性可得到快速控制。随着治疗时间的延长,需要再次干预的患者比例及注射频次均呈现逐步下降趋势。因此,在完成初期治疗后(通常为3个月),可考虑适当延长随访问隔时间。
多项临床研究为pmCNV的中期(1~5年)随访策略提供了重要依据。Gharbiya等[55]2012年开展的前瞻性队列研究对30例pmCNV患者(32只眼)进行了3年随访,采用贝伐单抗3+PRN方案治疗。结果显示,第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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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注射4.1次,21.9%的病例存在病灶活动性;而第2年和第3年注射频次显著降低(分别为1.1、0.5次),病灶活动性也相应下降至6.3%、0.0%,表明疾病在3年后趋于稳定(证据等级Ⅲ)。这一发现得到多项长期随访研究的支持。Ladaique等[56]2015年的回顾性研究对24例患者(24只眼)平均随访4年(范围24~49个月),采用雷珠单抗1+PRN或3+PRN方案治疗,第1~4年平均注射次数分别为2.2、0.4、0.1、0.4次(证据等级Ⅲ)。Onishi等[57]2019年的5年随访研究显示,70%的注射发生在第1年,随后各年注射比例显著降低(第2~5年分别为3.3%、13.0%、6.7%、6.7%),66.7%的患者仅需1次注射(证据等级Ⅲ)。Lai等[58]2012年的研究同样证实,在37例患者(37只眼)中,75.7%在完成负荷期治疗后2年内无需再次注射,平均总注射次数仅为3.8次(证据等级Ⅲ)。这些研究一致表明,pmCNV患者在完成1年治疗后,疾病活动性和治疗需求显著降低。因此,在1年后的中期随访中,可考虑适当延长随访问期间,以优化医疗资源配置并减轻患者负担。
多项长期访研究为pmCNV的抗VEGF药物治疗远期效果提供了重要证据。Pastore等[59]2018年的回顾性队列研究对17例患者(17只眼)进行了为期9年的随访,采用雷珠单抗1+PRN方案治疗。结果显示,第1年注射(3.53±1.70)次,随后逐年递减,第2~9年分别为(247±189)、(1.88±189)、(1.61±1.78)、(1.59±1.87)、(1.55±1.85)、(1.49±1.82)、(1.36±1.75)、(1.24±1.70)次(证据等级Ⅲ)。Mallone等[60]2021年的研究对30例患者(30只眼)进行了10年随访,采用贝伐单抗3+PRN方案治疗。数据显示,第1年注射(5.1±3.36)次,第2年降至(1.0±2.13)次,第3年为(0.7±0.82)次,第5~10年则无需注射(证据等级Ⅲ)。Sakata等[61]2023年的10年随访研究纳入26例患者(26只眼),采用雷珠单抗或阿柏西普1+PRN方案治疗,总注射次数为(3.8±2.6)次,其中第1年为(2.2±1.3)次,第2~4年为0.3~0.4次,第5~10年仅0.1次(证据等级Ⅲ)。这些长期随访数据一致表明,pmCNV患者在接受抗VEGF药物治疗后,多数注射需求集中在治疗初期的3~6个月内。完成1年治疗后,患者的再治疗需求显著降低,长期随访中注射频次维持在较低水平。
推荐意见九:对于pmCNV,在完成初始治疗后,建议前3~6个月每月进行系统评估,包括BCVA、OCT和OCTA检查。若在此期间未发现活动性病变证据(包括视力下降、新发视觉症状如视物变形、
OCT显示病灶活动性征象),可将随访间隔延长至每3个月一次。完成1年随访后,如持续无活动性证据,随访间隔可进一步延长至每6个月一次。随访期间应指导患者定期自查Amsler方格表,若出现视力下降或视物变形等症状,需及时复诊评估。对于需要再次治疗的患者,应重新按照初始治疗后的随访方案进行管理(证据等级Ⅱ~Ⅲ,强推荐)。
4 共识声明与展望
本共识基于现有循证医学证据及专家临床经验,为中国眼科医师特别是眼底病专科医师在MMN的诊疗实践中提供专业参考。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本共识仅作为临床诊疗的指导性文件,不能替代医师的个体化判断,也不构成法律意义上的医疗依据。
通过对现有证据的系统评估,我们发现中国人群在病理性近视相关病变方面的研究数据仍有待完善。为此,我们呼吁开展更多针对中国人群的系统性研究,包括MAM、MTM和MMN的流行病学特征研究,MTM手术方式及长期疗效的临床研究,以及诊疗规范的优化研究。这些研究将为未来制定更符合中国人群特点的诊疗指南、优化临床决策提供坚实的循证基础。
我们期待通过持续的研究积累,不断完善病理性 近视的诊疗体系,提升临床实践的规范性和精准性, 最终造福广大患者。
形成指南意见的专家组成员
临床主席
丁小燕 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执笔人)
吕 林 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执笔人)
黎晓新 厦门大学附属厦门眼科中心/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许迅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人民医院
核心专家(按照姓氏拼音排序)
常 青 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刘 堡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人民医院
陆 方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罗 静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马翔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孙晓东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人民医院
王雨生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魏文斌 北京同仁医院
徐格致 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赵明威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赵培泉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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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专家(按照姓氏拼音排序)
陈 宜 北京中日友好医院
陈蕾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陈 松 天津市眼科医院
陈伟奇 汕头大学·香港中文大学联合汕头国际眼科中心
陈晓隆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陈有信 北京协和医院
陈长征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崔彦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戴虹 北京医院
方肖云 浙江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高云仙 新疆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
贺 涛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黄雄高 海南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惠延年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姜春晖 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蒋 沞 南京医科大学眼科医院
柯根杰 安徽省立医院
李妹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人民医院
李涛 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
李海平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李娟娟 云南大学附属医院
李秋明 郑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李魁雁 徐州医学院附属徐州市立医院
李筱荣 天津医科大学眼科医院
李燕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梁建宏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梁小玲 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
刘 滨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刘勇 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刘 静 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
刘庆淮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刘铁城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刘 武 北京同仁医院
刘晓玲温州医科大学附属视光医院
刘早霞 吉林大学第二医院
柳 林 上海仁济医院
吕红彬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马进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
苗恒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牛彤彤 沈阳市第四人民医院
曲进锋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余海澄 北京同仁医院
沈玺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沈丽君 浙江省人民医院
沈胤忱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人民医院
宋艳萍 中国人民解放军中部战区总医院
宋宗明 河南省立眼科医院
苏冠方 吉林大学第二医院
孙大卫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孙旭芳 武汉同济医院
唐罗生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陶勇 北京朝阳医院
万光明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王 敏 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王鲜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王常规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王方 同济大学附属第十人民医院
王建民 河北省人民医院
王莉菲 河北省眼科医院
王兴荣 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眼科医院
王艳玲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魏勇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眼视光医院
文 峰 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
吴荣瀚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眼视光医院
肖云 新疆四七四医院
徐国兴 福建医科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
徐海峰 山东省眼科研究所
杨波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总医院
杨柳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杨培增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姚勇 无锡市人民医院
游志鹏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于旭辉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余洪华广东省人民医院
俞素勤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人民医院
喻晓兵 北京医院
袁容娣 陆军军医大学附属新桥医院
张风 北京同仁医院
张国明 深圳市眼科医院
张红兵 西北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张美霞 北国大学华西医院
张 明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张少冲 深圳市眼科医院
张文芳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
张喜梅 山西省眼科医院
张东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赵博军 山东省立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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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眼底病杂志 2025年10月第41卷第10期 Chin J Ocul Fundus Dis, October 2025, Vol. 41, No. 10
赵铁英 深圳华夏眼科医院
郑 志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人民医院
周鹏 北京星辰黄斑病公益基金会
周国宏 山西省眼科医院
周琼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朱 丹 内蒙古医学院附属医院
方法学专家
赵赛 Systematic Review Solutions学术部
学术秘书组
陈士达 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
赵秀娟 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
侯奡涵 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
刘心瑀 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
鄢闻嘉 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
张林燕 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
利益冲突 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声明 本文仅为专家意见,为临床医疗服务提供指导,不是在各种情况下都必须遵循的医疗标准,也不是为个别特殊个人提供的保健措施;本共识内容与相关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厂商无经济利益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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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眼底病杂志 2025年10月第41卷第10期 Chin J Ocul Fundus Dis, October 2025, Vol. 41, No.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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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 2025-05-26) (本文编辑: 杨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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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床问题 | 步骤1 (证据等级I*) | 步骤2 (证据等级II*) | 步骤3 (证据等级III*) | 步骤4 (证据等级IV*) | 步骤5 (证据等级V*) |
|---|---|---|---|---|---|
| 这个疾病有多普遍?(患病率) | 当地当前的随机样本调查(或普查) | 与当地情况相匹配调查的系统评价** | 当地的非随机样本调查** | 病例系列** | N/A |
| 诊断或监测试验是否准确?(诊断) | 一致地应用了参考标准和盲法的横断面研究的系统评价 | 一致地应用了参考标准和盲法的横断面研究 | 非连续病例研究或研究未能一致地应用参考标准的研究** | 病例对照研究,或应用了差的或非独立的参考标准的研究** | 基于机制的推理 |
| 若不给予这个治疗会发生什么?(预后) | 起始队列研究的系统评价 | 起始队列研究 | 队列研究或随机研究的对照组* | 病例系列或病例对照研究,或低质量预后队列研究** | N/A |
| 这个治疗有用吗?(治疗效益) | 随机试验或单病例RCT的系统评价 | 随机试验或具有显著效果的观察性研究 | 非随机对照队列/随访研究** | 病例系列,病例对照研究或历史对照研究** | 基于机制的推理 |
| 这个治疗常见的伤害是什么?(治疗伤害) | 随机试验的系统评价,集式病例对照研究的系统评价,针对你所提临床问题患者的单病例RCT,具有显著效果的观察性研究 | RCT或(特殊地)具有显著效果的观察性研究 | 非随机对照研究、队列研究/随访研究(上市后监测),足够数量来排除常见的伤害(对长期伤害需要足够长的随访时间)** | 病例系列,病例对照研究或历史对照研究** | 基于机制的推理 |
| 这个治疗罕见的伤害是什么?(治疗伤害) | RCT或单病例RCT的系统评价 | 随机试验或(特殊地)具有巨大效果的观察性研究 | |||
| 这个试验(早期筛查)值得吗?(筛查) | 随机对照研究的系统评价 | RCT | 非随机对照队列/随访研究** | 病例系列,病例对照研究,或历史对照研究** | 基于机制的推理 |
| 推荐强度 | 含义 |
|---|---|
| 强推荐 | 共识专家组对其临床适用性具有高度信心,对净效应利大于弊有高把握度,绝大多数甚至所有的目标用户均应采纳该推荐意见 |
| 弱推荐 | 共识专家组对净获益的信心有限,净效应真实值有可能接近估计值,但仍存在二者不同的可能性。应该有条件地应用于目标群体,强调根据患者的价值偏好进行医患共同决策 |
| 特殊情况 | 在以下特殊情况下低质量研究证据也可能形成强推荐(或强反对):(1)干预措施会对危及生命或者其他灾难性不良临床结局有潜在的改善;(2)干预措施所致临床获益的把握度低,但受损的把握度高;(3)干预和对照措施可能利弊相当,但是很确定一方更具成本效果,或实施的风险代价更低;(4)很确定干预和对照措施利弊相当,但一方的实施风险或经济成本可能更大;(5)获益不明确的情况下并存潜在灾难性的重大不良结局 |
| 萎缩性病变 | 牵引性病变 | 新生血管性病变 |
|---|---|---|
| A0: 无近视视网膜改变 | T0: 无黄斑劈裂 | N0: 无近视性CNV |
| A1: 贡纹状眼底 | T1: 内层或外层视网膜劈裂 | N1: 黄斑区漆裂样纹 |
| A2: 弥漫性脉络膜视网膜萎缩 | T2: 内层和外层视网膜劈裂 | N2a: 活动性CNV |
| A3: 斑片状脉络膜视网膜萎缩 | T3: 合并中心凹脱离 | N2s: 癠痕或Fuchs斑 |
| A4: 完全性黄斑萎缩 | T4: 全层黄斑裂孔 T5: 黄斑裂孔、视网膜脱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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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 出处
中华医学会眼科学分会眼底病学组 中国医师协会眼科医师分会眼底病专业委员会. 我国病理性近视新生血管性黄斑病变诊疗规范专家共识[J]. 中华眼底病杂志, 2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