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急性心肌梗死合并心原性休克综合救治体系的中国专家共识
1 AMI-CS 综合救治模式组织框架及信息处理
临床问题1
如何构建AMI-CS综合救治模式的组织框架?
推荐意见 1
建议构建中心辐射型网络模式的组织架构 (共识度:100%)。
中心辐射型网络模式是一种结构化的协同医疗网络模式,以能够提供全方位医疗服务的中央节点(中心医院或区域转诊中心)作为核心,与周边的分支节点(卫星医院或基层医院)通过高效的通信和交通线路相连[7]。区域转诊中心和卫星医院的功能有别,前者负责危重及复杂病例的诊疗,而卫星医院负责初步筛查、紧急救治以及术后康复等;通过这种模式,各级医疗机构分工明确,紧密协作,确保患者在不同阶段都能得到最适宜的治疗[8-9]。近20年来的研究显示,采用中心辐射型网络模式或结构框架救治AMI-CS患者,可提高患者存活率,降低并发症发生率,促进患者尽早恢复健康[7,10-14]。与我国其他中心辐射型网络模式相似,区域转诊中心、互联网平台、卫星医院和转运体系共同构成AMI-CS救治网络,通常一个转诊中心根据实际情况覆盖一定量的常住人口或一定面积的区域,以它为中心,联系4~6家具备一定救治能力[如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percutaneous coronary intervention, PCI)能力]的卫星医院以及更多不具备PCI能力的卫星医院,呈辐射状排列[15]。
AMI-CS 综合救治体系应借鉴现有网络的经验,如区域创伤规范化救治培训体系、“中心-辐射”型体外膜氧合(extracorporeal membrane oxygenation,ECMO)转运体系等,全面整合区域内可被利用的医疗资源,取长补短。在建设AMI-CS 综合救治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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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过程中,逐步克服区域范围内地理、交通和经济等方面的障碍,通过现代化信息处理技术和智能交通系统以及立体交通布局,将各级急救医疗服务体系、大型医院和基层医疗服务机构进行有机结合,形成区域化AMI-CS综合救治医疗共同体。
推荐意见2
建议以遴选区域转诊中心的标准为核心,利用现有条件,带动AMI-CS综合救治体系的建立(共识度:100%)。
提供AMI-CS 救治服务的医院设置为两个层级:区域转诊中心和卫星医院。区域转诊中心为达到必要条件且成功通过遴选的三级医院。卫星医院包括未被遴选成为区域转诊中心的各级医院,主要是区域范围内的一级医院和二级医院。
现有的循证医学证据表明,不同医院AMI-CS患者的预后存在显著差异,医院抢救心原性休克患者的数量与患者生存率呈正相关[7, 16-17],患者预后较好的医院大多具有较大的学术影响力、拥有标准化的心原性休克多学科救治团队[18-19]。为了保证救治体系建设工作的顺利开展,遴选具备相关硬件设施、高级治疗技术和综合医疗服务能力的三级医院成为区域转诊中心是当务之急。区域转诊中心应拥有导管室、急诊心脏外科手术室、心脏重症监护病房、短期及长期 MCS 设备等硬件设施,能够帮助转诊、协调和提供从复苏到恢复阶段或到终末阶段的全部支持性治疗或姑息治疗[18]。所以,遴选AMI-CS区域转诊中心应考虑以下内容:(1)大型三级医院;(2)拥有丰富的急性心肌梗死和心原性休克救治经验;(3)设有单独的心脏外科和心脏重症监护病房;(4)拥有一支以心脏重症医师为主导、多个相关专业医师组成的标准化心原性休克多学科救治团队;(5)拥有一个能够随时实现区域内转诊的移动 MCS小组。
遴选需考虑各个医院自主参加的积极性,以各区域内能力突出、积极性强的医联体核心医院为试点,利用已建立的辐射平台,逐步推广AMI-CS综合救治网络模式,实现经验共享、区域联动、覆盖全国。
临床问题 2
如何在 AMI-CS 综合救治体系内实现高效的多向转诊,以优化医疗资源的利用和提升患者的救治效果?
推荐意见3
建议通过密切合作,实施多向转诊策略,优化医疗资源的利用(共识度:100%)。
中心辐射型模式成功的关键是紧密合作。当AMI-CS患者就诊于首诊医院时,首诊医院在明确诊断、对AMI-CS进行分期、持续监测、稳定生命体征的同时,应尽早开通罪犯血管,以恢复心肌灌注[19]。不具备实施急诊PCI能力的卫星医院应积极向具备24h急诊PCI能力的上级医院转诊。具备急诊PCI能力但缺乏高级体外生命支持能力或经验的二级或三级医院应积极会诊下级医院患者,根据患者病情进行救治,必要时可直接向区域转诊中心进行转诊[20-21]。待患者病情稳定后,经上级医院评估,可转回卫星医院行进一步康复治疗,以实现医疗资源的最大化利用。此外,区域转诊中心可向区域范围内卫星医院培训冠状动脉再灌注技能或协助建立具备急诊PCI和高级体外生命支持能力的分中心,进一步加强区域转诊中心与卫星医院之间的合作,为区域范围内AMI-CS患者谋取最佳预后。
在中心辐射型网络中,区域转诊中心移动MCS小组可以前往卫星医院进行评估并根据需要提供MCS。一项观察性研究发现,中心医院团队转移了42%的心原性休克患者到达区域转诊中心,将患者生存率提高了13%[22]。另一项研究显示,55.5%的心原性休克患者在转运之前植入MCS装置,缩小了区域内救治能力和效果的差异,而且专业团队保障了MCS支持治疗的有效性[23]。
为了让患者得到最适合的救治,应将心功能无法恢复的患者转移到具有植入长期心室辅助装置或心脏移植能力的医院[24-25]。姑息治疗可用于病情无法逆转且无法选择进一步治疗或高级治疗的患者[20]。
推荐意见 4
建议通过现代信息技术手段优化AMI-CS 综合救治体系内的资源配置,以确保抢救工作高效实施(共识度:100%)。
在平台搭建之初,建议先获取区域内医院距离、交通情况、患者基数、经济情况、就诊习惯等信息,在此基础上进行项目策划和资源规划,促进卫星医院与区域转诊中心之间的信息互通、有机调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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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建高效、信息互通的互联网平台奠定基础。研究显示,将先进的成像技术和评分系统集成到缺血性脑卒中救治互联网中,可以改善农村地区急性脑卒中患者的救治率[26-29];我国的“心电一张网”等心电网络化项目聚合了可穿戴设备、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也缩短了急性心肌梗死患者罪犯血管的再通时间[30-31]。而且,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有助于开展急重症救治研究,解决难以获得前瞻性证据的问题[32-33]。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5G)和大数据技术为突破时间和空间上的壁垒提供可能,例如实施人工智能语音电子病历、航空医疗救援、多学科远程会诊、远程示教等,可促进AMI-CS 综合救治体系内更好的沟通交流。国内外研究表明,区域内各级医疗机构(区域转诊中心和卫星医院)与急救、转运系统相结合,充分评估患者病情并制定个体化的治疗方案,可以减少延误时间(如误诊、不恰当的治疗、后续治疗的等待时间等),有利于抢救的实施和抢救质量的提高,使患者获得最佳预后,也可以避免不恰当的治疗和过度检查,有效降低AMI-CS 救治过程中医疗资源的浪费[34-36]。
推荐意见 5
建议配合24(h)/7(d)救援,完善区域转诊中心的医疗运作模式(共识度:100%)。
建议设置区域转诊中心的心原性休克多学科救治团队24(h)/7(d)值班制度。要求心原性休克多学科救治团队值班医师具备丰富的心原性休克救治经验,能够熟练操作和应用主动脉内球囊反搏(intra-aortic balloon pump, IABP)、ECMO等多种可移动的MCS装置,以确保能够完成转诊前评估,并及时赶赴卫星医院根据患者病情为患者植入MCS装置[18,21,37]。
当AMI-CS患者就诊于卫星医院时,卫星医院在启动基础治疗的同时,可以通过AMI-CS综合救治体系内救援电话/互联网启动向上级医院的转诊或会诊。建议区域转诊中心利用原有的胸痛中心及急性心肌梗死抢救平台,完善便于患者转入的绿色通道。尽管研究证据尚不充足,仍然建议在转运AMI-CS患者时,不仅要保证转运途中的评估、救治和生命支持治疗,将患者平稳转运至目的地,还应提早预备转入绿色通道、提前为后续的血运重建和重症监护病房监护做好充足准备[37-38]。区域转诊
中心应设立相应的急诊区域,及时、有效地为生命垂危的AMI-CS患者提供紧急评估、复苏及支持治疗等,同时及时呼叫经验丰富的心血管内科和外科团队进行恰当的血运重建以及机械并发症治疗[18,39],具体可参照相应专科研究或共识[40-44]。
2 关键诊疗策略及转运流程
临床问题3
在AMI-CS 综合救治体系内如何优化首诊医院(包括中心医院和卫星医院)的诊疗流程?
推荐意见 6
建议首诊医院(包括中心医院和卫星医院)在不延误急诊血运重建的基础上,于AMI-CS患者分诊或转诊之前尽可能完善辅助检查、明确AMI-CS分期,并根据关键诊疗策略优化治疗(共识度:100%)。
研究提示,首诊医院应逐步达成以下诊疗流程:(1)完成对患者现病史、体格检查、辅助检查及治疗情况等信息的采集(2)持续监测心电图和血压,并尽可能获得有创血液动力学监测指标,根据监测数据给予相应的血管活性药物治疗;(3)在血气分析的基础上给予患者吸氧、无创或有创通气;(4)尽可能进行相关影像学检查(尤其是超声心动图检查);(5)持续监测患者的神志改变,必要时行头颅计算机断层摄影术(CT)检查;(6)尽可能获取患者完整的肝肾功能以及炎症、感染相关实验室检查结果;(7)有条件时,也应了解患者的家庭、所处地区及医疗保险等情况[45-46]。这些对于迅速诊断、决定治疗策略非常重要。
目前,急性心肌梗死的诊断标准已非常明确,AMI-CS的诊断建议参考美国心血管造影和介入学会(Society for Cardiovascular Angiography and Interventions, SCAI)标准,AMI-CS的SCAI分期为A期~E期,其中D期和E期被认为是难治性心原性休克[1,47]。现有循证医学证据表明,在我国人群中应用修订版SCAI分期能更早识别AMI-CS患者,且该分期有较强的预后预测能力[48]。
优化诊疗还有以下考虑及建议:若患者血液动力学不稳定,可以在容量负荷试验的指导下进行补液[45, 49],不建议盲目通过补液来提升血压。可考虑静脉应用正性肌力药物来提高心输出量,或对持续低血压患者应用缩血管药物以维持灌注压。需要注意的是,对于心肌梗死急性期(发病<24h)患者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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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是有进行性心肌缺血的患者,应谨慎应用洋地黄类药物[50]。对于右心室心肌梗死患者,应特别注意容量负荷:如果右心前负荷不足,慎用利尿剂;如果出现右心胀满、室间隔向左侧移位,则需要采取多种方法来降低右心负荷;如果右心输出量明显减少,不能满足左心室前负荷所需并导致收缩压降低,应首选去甲肾上腺素提升血压[18]。对于病情危重或经过初始优化治疗后症状改善不明显的患者,应尽量放置有创血液动力学监测插管,因为国内外研究表明,依据有创血液动力学监测结果调整治疗可改善患者预后,尤其右心导管,即使在MCS支持的情况下仍可准确获得自身循环的各种压力值,建议推广和使用[51-56]。若患者经以上诊疗后仍出现以下情况,应积极考虑早期应用MCS支持:(1)血液动力学持续不稳定;(2)心电活动不稳定;(3)呼吸功能衰竭;(4)严重心功能受损;(5)血酸水平持续升高、周围组织灌注继续恶化等[1]。对于缺血缺氧性脑损伤、活动性出血、无插管入路、高龄和心原性休克团队判断MCS无益的患者,不建议应用MCS支持[4]。
推荐意见 7
建议明确卫星医院的职责和转运流程(共识度:100%)。
卫星医院主要负责识别患者和升级治疗、支持性护理、使用正性肌力药物/血管加压药物、机械通气、连续性肾脏替代治疗、实施(或不实施)PCI再灌注等基础医疗服务[57]。卫星医院的第一手抢救很重要,有研究发现,在病情严重程度匹配的前提下,经过卫星医院及时的初步诊治并安全转运至区域转诊中心的患者,比直接到区域转诊中心接受诊疗的患者存活率高于仅在卫星医院接受诊治的患者,卫星医院的救治应接受区域转诊中心的指导[52, 58],并且在维持危重患者血液动力学稳定的情况下尽早转诊,以降低患者的死亡率[59]。
转诊适应证也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完善,无法完成血运重建、难治性心原性休克、接受体外心肺复苏(extracorporeal cardiopulmonary resuscitation, ECPR)、应用高级体外生命支持技术等患者可能需要转至区域转诊中心,应联系区域转诊中心的心原性休克团队对患者进行转诊前评估。推荐流程如下:首先,参考转运距离、医院资源和床位以及患者或家属的意愿选择目的医院;其次,针对患者情况、
转运方式和费用、天气情况、可能意外等签署知情同意书;然后,填写和准备转运核查单和记录单并开始转运,注意患者镇静、制动等需要,在途中保持与目的地医院的联系[60]。
临床问题 4
在AMI-CS综合救治体系内如何实施高级体外生命支持技术,以提高危重患者的生存率?
推荐意见 8
建议在区域转诊中心开展高级体外生命支持相关治疗(共识度:100%)。
在我国,短期MCS装置主要包括IABP、ECMO、经皮心室辅助装置、体外人工心脏,目前应用最成熟的是IABP和ECMO。
IABP 是目前 AMI-CS 患者中应用最广泛的短期MCS 装置, 它通过与心动周期同步的球囊充气和放气, 能够提高舒张期主动脉压, 从而增强流向冠状动脉和重要器官的舒张期血流。同时, IABP 能够降低收缩期主动脉压, 减轻心脏后负荷及减少心肌耗氧量, 并增加心输出量, 进而改善 AMI-CS 患者的血液动力学状态。然而, IABP 的流量提升能力仅为0.5~1.0 L/min, 且在降低心脏后负荷方面的效果有限。事实上, IABP-SHOCK II 研究结果表明, IABP 在改善 AMI-CS 患者临床结局方面并无显著优势[61-62], 因此, 相关指南已下调关于 IABP 治疗心原性休克的推荐等级。尽管目前国内多项观察性研究也显示IABP 在 AMI-CS 患者中的应用效果存在显著异质性[63-66], 但考虑到 IABP-SHOCK II 研究的局限性(即患者病情严重程度差异大、IABP应用时机晚等)以及IABP 技术的成熟性、操作简便性和相对低廉的费用, 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 《急性心肌梗死合并心原性休克诊断和治疗中国专家共识(2021)》仍建议:在急诊 AMI-CS 的情况下, 可首先考虑使用 IABP, 在应用较大剂量血管活性药物后血液动力学仍不能迅速稳定、合并冠状动脉高危病变、严重左心室功能受损时, 也应考虑早期快速启动 IABP 支持治疗, 如果 IABP 辅助效果不佳, 应考虑尽早联合启动静脉-动脉 ECMO (VA-ECMO)、心室辅助装置Impella 等更高级别的短期 MCS 支持治疗[1]。
随着 IABP-SHOCK II 研究阴性结果的发表, 作为 IABP 的替代治疗方法, 近十年来 ECMO 的使用率急剧增长。国内一项单项中心随机对照试验结果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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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与IABP相比,ECMO治疗AMI-CS的临床效果较好,能够为全身各脏器提供保障[67]。两项观察性研究结果证实,与单独IABP相比,IABP联合ECMO对AMI-CS的疗效更为显著,不仅能够改善患者的血液动力学状态,还能降低患者的住院死亡率以及改善1年生存率[68-69]。ECMO一般是指经股动、静脉置管的VA-ECMO,持续将静脉血引出、经过氧合器氧合后回输动脉,其置管不受场地限制,可以提供双心室辅助、保障氧合并适合患者转运[70-71]。尽管国际上对ECMO改善AMI-CS患者临床结局方面的疗效仍存在争议,但目前其仍是我国上市的、唯一能够提供双心室以及心/肺支持的短期MCS装置,主要用于严重或难治性AMI-CS的治疗,包括经常规心肺复苏难以恢复自主循环的心脏骤停患者[72-73]。
考虑到高级体外生命支持技术(如IABP、Impella心室支持系统、ECMO、植入式心室辅助装置及全人工心脏等)是高风险、高花费的抢救技术,并不适合在所有级别的医院开展,且在经验丰富的大中心才有最好的救治效果[74],因此推荐将应用高级体外生命支持技术的患者转至区域转诊中心进行统一管理。
推荐意见 9
建议采用移动ECMO技术实现区域内转诊(共识度:100%)。
移动ECMO,即大中心(区域转诊中心)的ECMO 团队到下级医院或者心肺复苏现场为危重患者施以ECMO 辅助,再转运回大中心进行后续治疗,可以提高危重患者的生存率[75-78]。移动ECMO 技术需要利用抢救运输工具,准备特殊的转运器材和相应的检查设备、报警装置[79],在严格培训的基础上开展。因此,建议参考国际体外生命支持组织的准备清单进行转诊前准备和转运[80]。特别重要的是,应对内部和外部工作人员进行转诊适应证、路线、报警处理等培训以及急救车、船、航空器的模拟调度。通过ECMO模拟器、真实的医疗设备、训练有素的教练员和逼真的模拟训练环境,牢固掌握特殊情况和紧急情况的重症监护转运技能[81]。
推荐意见 10
建议采用各类评分进行风险预测、临床预警, 对 VA-ECMO 辅助患者全程进行神经监测(共识度:100%)。
建议采用各类评分进行风险预测、临床预警,以协助临床医师判断现有治疗效果,并指导后续临床治疗。一项国内观察性研究表明,修订版 SCAI 分期能更早识别 AMI-CS 患者,并有较强的预后预测能力[48]。另外,除了基线 SCAI 分期外,住院期间达到的最高 SCAI 分期与死亡率升高直接相关[82],因此建议每日评估 SCAI 评分。心原性休克动态变化作为一个连续体,应评估3个核心方面:(1)心原性休克严重程度、表型/病因、危险因素/合并症[20];(2)对于ECMO辅助患者,建议采用ENCOURAGE评分和SAVE评分等进行针对性的预后预测[83-84];(3)对于已经出现其他脏器并发症的患者,建议采用简化急性生理功能评分(simplified acute physiology score, SAPS) - II或序贯器官衰竭(sequential organ failure assessment, SOFA)评分[85-86]进行评估。在临床实践中,现有评分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85],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和制定更好的预警系统。
对于VA-ECMO辅助患者特别是接受ECPR的患者,应考虑全程应用神经监测技术(如近红外光谱、瞳孔计、经颅多普勒超声、脑电图、颅脑CT等)识别神经损害。及时发现和干预神经损害,可以改善患者的神经系统预后[87-88]。
推荐意见 11
对于部分 VA-ECMO 辅助患者,建议采用恰当的左心减压措施(共识度:100%)。
在 VA-ECMO 辅助期间,由于经股动脉为患者提供的逆行性血流可能促使衰竭的左心室后负荷和心肌耗氧量增加并阻碍主动脉瓣开放,极少数患者可能出现左心室血流瘀滞、左心室心腔扩张甚至左心室血栓形成和肺淤血等严重问题,影响患者的临床预后。现有循证医学证据表明,左心减压能够降低 VA-ECMO 辅助患者的住院死亡率[89]。国内一项小规模临床研究表明,与单独ECMO 辅助相比,ECMO联合IABP治疗有更好的疗效,能有效改善AMI-CS患者的心功能和血液动力学状态[90]。因此,推荐对左心室血流瘀滞、左心室心腔扩张的VA-ECMO 辅助患者采用合适的左心减压措施[91]。
目前,临床上的左心减压措施主要包括无创减压策略和有创减压策略。无创减压策略主要包括设置合适的ECMO辅助流量、设置合适的呼吸机参数、积极调整正性肌力药物和扩血管药物、优化容量管理等。有创减压策略主要包括联合IABP辅助、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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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脉放置左心减压装置(如 Impella) [92], 甚至行房间隔造瘘或开胸放置左心减压管[93]。各区域转诊中心的主管医师应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判断是否需要进行左心减压,并为需要进行减压的患者选取合适的措施。
3 AMI-CS 多学科综合救治团队培养及其工作
临床问题 5
区域转诊中心如何有效培养 AMI-CS 多学科 综合救治团队,以制定和实施个体化诊疗策略?
推荐意见 12
建议区域转诊中心重点培养 AMI-CS 多学科综合救治团队(共识度:100%)。
AMI-CS 多学科综合救治团队在人员配备上应包括心脏重症医师、心血管介入医师、心脏外科医师、麻醉医师、影像医师和护理人员等。研究表明,与非团队管理相比,早期多学科心脏(休克)团队参与管理可改善患者预后[52]。跨学科AMI-CS 救治团队管理下的MCS辅助总数量更少,但会利用更多、更恰当的监测手段和高级生命支持治疗,患者转运延迟更少、死亡率更低[38,51]。救治团队的默契合作需要区域转诊中心重点培养,既包括开始抢救阶段的各种路径,也包括定期讨论患者的病情进展情况以及转运后先进技术的候选治疗资格,及时与患者家属接触和沟通,一起讨论治疗策略,评价救治质量[38]。
推荐意见 13
建议以心脏重症医师为主导,联合多学科共同制定和实施个体化诊疗策略(共识度:100%)。
由于心原性休克抢救难度大、患者死亡率高, 对综合救治场地和救治人员的专业技能要求高, 强调同步床边会诊和不同学科专家共同制定管理决策, 这不容易在随机对照试验环境中进行研究[14], 因此建议以患者所在心脏重症监护病房的心脏重症医师为主导组织抢救, 多学科联合讨论制定诊疗策略[4]。若患者经济治疗后心功能仍未恢复, 推荐邀请高级心力衰竭诊治团队参与决定治疗方式以及实施治疗, 例如植入长期心室辅助装置和进行心脏移植手术等[4]。经综合评估, 如果临床医师仍认为患者有心功能恢复的可能, 可根据所属单位情况延迟心室辅助装置植入和心脏移植手术的实施。
推荐意见 14
建议编写配套的教材、开设相关课程,在AMI-CS 综合救治体系内对各级单位进行同质化培训以及着手进行相关人才储备和器材研发(共识度:100%)。
教材、课程是容易获得的学习载体,适合用于扩充 AMI-CS 综合救治团队人员数量以及提高其专业化水平。培训工作需要积极推进,尤其是MCS的规范化培训。强调周期性学习和训练[94],并通过医企研联合着手开发相应的器材,如移动治疗单元[95]等,为未来做准备。
4 医疗大数据的建立质量提升
临床问题6
如何基于AMI-CS综合救治体系建立医疗大数据,以提升AMI-CS患者的医疗质量?
推荐意见 15
建议在建立AMI-CS综合救治体系的同时, 获取详细、规范的医疗大数据(共识度:100%)。
推荐意见 16
建议利用规范的临床数据持续对AMI-CS 救治的医疗质量进行评价和反馈(共识度:100%)。
建议适时对我国AMI-CS的救治需求、救治能力、救治策略证据缺口、资源需求和主要障碍进行系统调查,制定以急性心肌梗死救治质量评估指标集和现有AMI-CS 数治循证医学证据为基础的、适用于AMI-CS的治疗评估指标集。建议构建大数据库和临床队列,由区域转诊中心填报、核实数据并进行随访。在数据库建设中,需要建立AMI-CS 高危患者的早期预警体系,探讨符合我国国情的AMI-CS 标准化分级转诊制度和精准治疗策略,并通过建立研究模型,逐步实现多模态人工智能辅助诊疗。
构建数据库不仅有助于获得真实世界研究证据[32],而且支持参照国内外指南和先进经验,周期性地分析医疗数据,以发现的问题为导向递进式开展培训教育[96],这些也是全面管理的科学程序。在经验不足的初期阶段,可以根据区域范围内的具体情况,每月或每季度汇总数据,总结典型病例和经验教训,通过质量控制促进医疗服务同质化,进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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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医疗服务质量的改善。
指导委员会成员(按姓名汉语拼音排序):侯晓彤(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马长生(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于波(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张宏家(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赵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
共识制订及讨论专家组成员(按姓名汉语拼音排序):陈玉国(山东大学齐鲁医院),陈祖君(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程翔(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董念国(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杜中涛(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郭树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院),李白翎(海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李平(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李欣(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卢安东(兰州大学第一医院),卢俊宇(广西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罗哲(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宋雷(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孙艺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谭宁(广东省人民医院),王小芳(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王宇石(吉林大学第一医院),修光辉(云南大学附属医院),于彤形(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袁祖贻(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曾春燕(陆军军医大学陆军特色医学中心),张静(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张萍(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张喆(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周胜华(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执笔人: 王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 王晓 朦(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
利益冲突: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参考文献
[1] 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中华心血管病杂志编辑委员会.急性心肌梗死合并心原性休克诊断和治疗中国专家共识(2021)[J].中华心血管病杂志,2022,50(3):231-242. DOI: 10.3760/cma.j.cn112148-20210706-00574. [2] Kapur NK, Thayer KL, Zweck E. Cardogenic shock in the setting of 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J]. Methodist DeBakey Cardiovas J, 2020, 16(1): 16-21. DOI: 10.14797/mdcj-16-1-16. [3] Zeymer U, Bueno H, Granger CB, et al. Acute Cardiovascular Care Association position statement for th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patients with 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 complicated by cardiogenic shock: a document of the Acute Cardiovascular Care Association of the European Society of Cardiology[J]. Eur Heart J Acute Cardiovasc Care, 2020, 9(2): 183-197. DOI: 10.1177/2048872619894254. [4] Proudfoot AG, Kalakoutas A, Meade S, et al. Contemporary management of cardiogenic shock: a RAND appropriateness panel approach[J]. Circ Heart Fail, 2021, 14(12): e008635. DOI: 10.1161/CIRCHEARTFAILURE.121.008635. [5] Van Diepen S, Katz JN, Albert NM, et al. Contemporary management of cardiogenic shock: a scientific statement from the 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J]. Circulation, 2017, 136(16): e232-e268. DOI: 10.1161/CIR.00000000000000525. [6] 陈耀龙,杨克虎,王小钦,等.中国制订/修订临床诊疗指南的指导原则(2022版)[J].中华医学杂志,2022,102(10):697-703. DOI: 10.3760/cma.j.cn112137-20211228-02911.
[7] Singh M, Gersh BJ, Lennon RJ, et al. Outcomes of a system-wide protocol for elective and nonelective coronary angioplasty at sites without on-site surgery: the Mayo Clinic experience[J]. Mayo Clin Proc, 2009, 84(6): 501-508. DOI: 10.4065/84.6.501. [8] Tai D, Dhar A, Yusuf A, et al. The Royal Free Hospital 'hub-and-spoke network model' delivers effective care and increased access to liver transplantation[J]. Public Health, 2018, 154: 164-171. DOI: 10.1016/j.puhe.2017.10.012. [9] Negi PC, Dsouza S, Kandoria A, et al. Impact of capacity building and tele ECG based decision support on change in thrombolysis rate and inhospital and one year mortality in patients with STEMI, using hub and spoke model; multi-phasic intervention trial[J]. Indian Heart J, 2024, 76(3): 167-171. DOI: 10.1016/j.ihj.2024.06.005. [10] Mihu MR, El Banayosy AM, Harper MD, et al. Comparing outcomes of post-cardiotomy cardiogenic shock patients: on-site cannulation vs. retrieval for V-A ECMO support[J]. J Clin Med, 2024, 13(11): 3265. DOI: 10.3390/jcm113113265. [11] Alviar CL, Hall S, Mebazaa A. Outcomes of patients with cardiogenic shock in hub and spoke centers: the importance of protocol standardization at a network level[J]. J Card Fail, 2024, 30(4): 576-579. DOI: 10.1016/j.cardfail.2024.01.007. [12] Tehrani BN, Sherwood MW, Rosner C, et al. A standardized and regionalized network of care for cardiogenic shock[J]. JACC Heart Fail, 2022, 10(10): 768-781. DOI: 10.1016/j.jchf.2022.04.004. [13] Moghaddam N, van Diepen S, So D, et al. Cardiogenic shock teams and centres: a contemporary review of multidisciplinary care for cardiogenic shock[J]. ESC Heart Fail, 2021, 8(2): 988-998. DOI: 10.1002/ehf2.13180. [14] Patarroyo Aponte MM, Manrique C, Kar B. Systems of care in cardiogenic shock[J]. Methodist DeBakey Cardiovasc J, 2020, 16(1): 50-56. DOI: 10.1497/mdcj-16-1-50. [15] 中国创伤救治联盟. 中国城市创伤救治体系建设专家共识[J]. 中华外科杂志, 2017, 55(11): 830-833. DOI: 10.3760/cma.j.issn.0529-5815.2017.11.002. [16] Garan AR, Kataria R, Li B, et al. Outcomes of patients transferred to tertiary care centers for treatment of cardiogenic shock: a Cardiogenic Shock Working Group analysis[J]. J Card Fail, 2024, 30(4): 564-575. DOI: 10.1016/j.cardfail.2023.09.003. [17] Barrionuevo-Sánchez MI, Viana-Tejedor A, Ariza-Solé A, et al. Impact of annual volume of cases and intensive cardiac care unit availability on mortality of patients with 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related cardiogenic shock treated at revascularization capable centres[J]. Eur Heart J Acute Cardiovasc Care, 2023, 12(7): 422-429. DOI: 10.1003/ehjacc/zuad061. [18] Chioncel O, Parissis J, Mebazaa A, et al. Epidemiology, pathophysiology and contemporary management of cardiogenic shock - a position statement from the Heart Failure Association of the European Society of Cardiology[J]. Eur J Heart Fail, 2020, 22(8): 1315-1341. DOI: 10.1002/jehf.1922. [19] Vallabhajosyula S, Dunlay SM, Barsness GW, et al. Hospital-level disparities in the outcomes of 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 with cardiogenic shock[J]. Am J Cardiol, 2019, 124(4): 491-498. DOI: 10.1016/j.amjcard.2019.05.038. [20] Kanwar MK, Billia F, Randhawa V, et al. Heart failure related cardiogenic shock: an ISHLT consensus conference content summary[J]. J Heart Lung Transplant, 2024, 43(2): 189-203. DOI:
中国循环杂志2025年9月第40卷第9期(总第327期)Chinese Circulation Journal, September, 2025, Vol. 40 No.9 (Serial No.327)
859
10.1016/j.healun.2023.09.014. [21] Rab T, Ratanapo S, Kern KB, et al. Cardiac shock care centers: JACC review topic of the week[J]. J Am Coll Cardiol, 2018, 72(16): 1972-1980. DOI: 10.1016/j.jacc.2018.07.074. [22] Hernández-Pérez FJ, Álvarez-Avelló JM, Forteza A, et al. Initial outcomes of a multidisciplinary network for the care of patients with cardiogenic shock[J]. Rev Espanola Cardiol (Engl Ed), 2021, 74(1): 33-43. DOI: 10.1016/j.rec.2020.03.010. [23] Jaroszewski DE, Kleisli T, Staley L, et al. A traveling team concept to expedite the transfer and management of unstable patients in cardiopulmonary shock[J]. J Heart Lung Transplant, 2011, 30(6): 618-623. DOI: 10.1016/j.healun.2010.11.018. [24] Saeed D, Potapov E, Loforte A, et al. Transition from temporary to durable circulatory support systems[J]. J Am Coll Cardiol, 2020, 76(25): 2956-2964. DOI: 10.1016/j.jacc.2020.10.036. [25] Baran DA, Billia F, Randhawa V, et al. Consensus statements from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Heart and Lung Transplantation consensus conference: heart failure-related cardiogenic shock[J]. J Heart Lung Transplant, 2024, 43(2): 204-216. DOI: 10.1016/j.healun.2023.10.007. [26] Sharobeam A, Yan B. Advanced imaging in acute ischemic stroke: an updated guide to the hub-and-spoke hospitals[J]. Curr Opin Neurol, 2022, 35(1): 24-30. DOI: 10.1097/WCO.000000000001020. [27] Wilcock AD, Schwamm LH, Zubizarreta JR, et al. Reperfusion treatment and stroke outcomes in hospitals with telestroke capacity[J]. JAMA Neurol, 2021, 78(5): 527-535. DOI: 10.1001/jamurol.2021.0023. [28] 吴亭亭,刘亚飞,闫世曦,等."互联网+"在急性缺血性卒中救治中的应用进展[J].中国卒中杂志,2022,17(10): 1133-1138. DOI: 10.3969/j.issn.1673-5765.2022.10.016. [29] 潘凤梅,唐柚青,林梵,等.扁鹊飞救远程急救系统在脑卒中院前急救中的应用效果[J].中国数字医学,2019,14(5): 103-105. DOI: 10.3969/j.issn.1673-7571.2019.05.033. [30] 陈文苏,陆远,张琦,等.江苏农村地区远程"心电一张网"建设可行性分析[J].中国心脏起搏与电心生理杂志,2024,38(5): 320-325. DOI: 10.13333/j.cnki.cjcpe.2024.05.002. [31] 屈正,陈利文,朱金秀.心电网络化建设进展[J].实用心电学杂志,2023,32(3): 157-161, 165. DOI: 10.13308/j.issn.2095-9354.2023.03.002. [32] Samsky M, Krucoff M, Althouse AD, et al. Clinical and regulatory landscape for cardiogenic shock: a report from the Cardiac Safety Research Consortium ThinkTank on cardiogenic shock[J]. Am Heart J, 2020, 219: 1-8. DOI: 10.1016/j.ahj.2019.10.006. [33] Bhardwaj A, Khan S, Sinha SS, et al. Clinical trials in cardiogenic shock: challenges and solutions for the future[J]. JACC Adv, 2023, 2(10): 100708. DOI: 10.1016/j.jacadv.2023.100708. [34] Ezzeddine Z, Khalil A, Zeddini B, et al. A survey on green enables: a study on the energy efficiency of AI-based 5G networks[J]. Sensors, 2024, 24(14): 4609. DOI: 10.13390/s24144609. [35] Han W, Li Nd Y, Chen Rd C, et al. 5G key technologies for belicopter aviation medical rescue[J]. Med Inter Res, 2024, 26: e50355. DOI: 10.2196/50355. [36] 中国医师协会急救复苏与灾难医学专业委员会,中国医学救援协会救援防护分会,航空救援医学专家共识组.5G+直升机航空医学教授流程中国专家共识(2024版)[J].中华危重病急救医学,2024,36(3): 225-230. DOI: 10.3760/cmaj.cn121430-20240111-00034.
[37] Chioncel O, Metra M. Cardiogenic shock centres for optimal care coordination and improving outcomes in cardiogenic shock[J]. Eur J Heart Fail, 2021, 23(11): 1938-1941. DOI: 10.1002/ejhf.2320. [38] Roston TM, So DY, Liu S, et al. Leveraging existing STEMI networks to regionalize cardiogenic shock systems of care: efforts to expand the scope could improve shock outcomes[J]. Can J Cardiol, 2023, 39(4): 427-431. DOI: 10.1016/j.cja.2022.11.005. [39] Polyzogopoulo E, Bezati S, Karamasis G, et al. Early recognition and risk stratification in cardiogenic shock: well begun is half done[J]. J Clin Med, 2023, 12(7): 2643. DOI: 10.3390/jcm12072643. [40] Thiele H, Akin I, Sandri M, et al. PCI strategies in patients with 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 and cardiogenic shock[J]. N Engl J Med, 2017, 377(25): 2419-2432. DOI: 10.1056/NEJMoa1710261. [41] Damluji AA, van Diepen S, Katz JN, et al. Mechanical complications of 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 a scientific statement from the 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J]. Circulation, 2021, 144(2): e16-e35. DOI: 10.1161/CIR.00000000000985. [42] Gong FF, Vaitenas I, Malaisrie SC, et al. Mechanical complications of 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 a review[J]. JAMA Cardiol, 2021, 6(3): 341-349. DOI: 10.1001/jamacardio.2020.3690. [43] Lemor A, Basir MB, Patel K, et al. Multivessel versus culprit-vessel percutaneous coronary intervention in cardiogenic shock[J]. JACC Cardiovasc Interv, 2020, 13(10): 1171-1178. DOI: 10.1016/j.jcin.2020.03.012. [44] Gerbaud E, Elbaz M, Lattuca B. New insights into cardiogenic shock and coronary revascularization after 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J]. Arch Cardiovasc Dis, 2020, 113(4): 276-284. DOI: 10.1016/j.acvd.2019.12.005. [45] Ponikowski P, Voors AA, Anker SD, et al. 2016 ESC guidelines for th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acute and chronic heart failure: the Task Force for th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Acute and Chronic Heart Failure of the European Society of Cardiology (ESC). Developed with the special contribution of the Heart Failure Association (HFA) of the ESC[J]. Eur J Heart Fail, 2016, 18(8): 891-975. DOI: 10.1002/jhf.592. [46] Morshuis M, Bruenger F, Becker T, et al. Inter-hospital transfer of extracorporeal membrane oxygenation-assisted patients: the hub and spoke network[J]. Ann Cardiothorac Surg, 2019, 8(1): 62-65. DOI: 10.2103/acs.18.12.03. [47] Naidu SS, Baran DA, Jentzer JC, et al. SCAI SHOCK stage classification expert consensus update: a review and incorporation of validation studies: this statement was endorsed by the American College of Cardiology (ACC), American College of Emergency Physicians (ACEP), 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 (AHA), European Society of Cardiology (ESC) Association for Acute Cardiovascular Care (ACVC),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Heart and Lung Transplantation (ISHLT), Society of Critical Care Medicine (SCCM), and Society of Thoracic Surgeons (STS) in December 2021[J]. J Am Coll Cardiol, 2022, 79(9): 933-946. DOI: 10.1016/j.ajc.2022.01.018. [48] 曾繁芳,何松坚,胡伟,等.美国心血管造影和介入学会休克分类在真实世界急性心肌梗死合并心原性休克的应用价值[J].中国介入心脏病学杂志,2023,31(3): 174-181. DOI: 10.3969/j.issn.1004-8812.2023.03.002. [49] Monnet X, Teboul JL. Passive leg raising: five rules, not a drop of fluid! [J]. Crit Care Lond Engl, 2015, 19(1): 18. DOI: 10.1186/
860
中国循环杂志2025年9月第40卷第9期(总第327期)Chinese Circulation Journal, September, 2025, Vol. 40 No.9 (Serial No.327)
s13054-014-0708-5. [50] 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中华心血管病杂志编辑委员会.洋地黄类药物临床应用中国专家共识[J].中华心血管病杂志,2019,47(11): 857-864. DOI: 10.3760/cma.j.issn.0253-3758.2019.11.003. [51] Kadosh BS, Berg DD, Bohula EA, et al. Pulmonary artery catheter use and mortality in the cardiac intensive care unit[J]. JACC Heart Fail, 2023, 11(8 Pt 1): 903-914. DOI: 10.1016/j.jchf.2023.04.007. [52] Papolos AI, Kenigsberg BB, Berg DD, et al. Management and outcomes of cardiogenic shock in cardiac ICUs with versus without shock teams[J]. J Am Coll Cardiol, 2021, 78(13): 1309-1317. DOI: 10.1016/j.jacc.2021.07.044. [53] Owyang CG, Rippon B, Teran F, et al. Pulmonary artery pressures and mortality during venoarterial ECMO: an ELSO registry analysis[J]. Circ Heart Fail, 2024, 17(8): e01123. DOI: 10.1161/CIRCHEARTFAILURE.123.011123. [54] Réa ABBAC, Mihajlovic V, Vishram-Nielsen JKK, et al. Pulmonary artery catheter usage and impact on mortality in patients with cardiogenic shock: results from a Canadian single-centre registry[J]. Can J Cardiol, 2024, 40(4): 664-673. DOI: 10.1016/j.cjca.2023.12.005. [55] 游洁芸,耿立,沈运丽,等.脉搏描述性交流带血监测改善急性心肌梗死合并心原性休克患者临床预后研究[J].中国介入心脏病学杂志,2022,30(9): 665-671. DOI: 10.3969/j.issn.1004-8812.2022.09.05. [56] 李晓刚,丁慧芳,张宁,等.脉搏指示连续心输出量监测在老年急性心肌梗死合并心源性休克患者中的应用[J].中华老年多器官疾病杂志,2021,20(1): 25-29. DOI: 10.11915/j.issn.1671-5403.2021.01.005. [57] Lu DY, Adelsheimer A, Chan K, et al. Impact of hospital transfer to hubs on outcomes of cardiogenic shock in the real world[J]. Eur J Heart Fail, 2021, 23(11): 1927-1937. DOI: 10.1002/ejhf.2263. [58] Luna P, Kim LK, Yeo I, et al. Sex disparities in the management, outcomes, and transfer of patients hospitalized for cardiogenic shock[J]. J Soc Cardiovasc Angiogr Interv, 2024, 3(3Part A): 101212. DOI: 10.1016/j.jscai.2023.101212. [59] Scholz KH, Maier SKG, Maier LS, et al. Impact of treatment delay on mortality in ST-segment elevation myocardial infarction (STEMI) patients presenting with and without haemodynamic instability: results from the german prospective, multicentre FIT-STEMI trial[J]. Eur Heart J, 2018, 39(13): 1065-1074. DOI: 10.1093/eurheartj/ehy004. [60] Warren J, Fromm RE Jr, Orr RA, et al. Guidelines for the inter- and intrahospital transport of critically ill patients[J]. Crit Care Med, 2004, 32(1): 256-262. DOI: 10.1097/01.CCM.0000104917.39204.0A. [61] Thiele H, Zeymer U, Neumann F-J, et al. Intraortic balloon support for myocardial infarction with cardiogenic shock[J]. N Engl J Med, 2012, 367(14): 1287-1296. DOI: 10.1056/NEJMoa1208410. [62] Thiele H, Zeymer U, Neumann F-J, et al. Intra-aortic balloon counterpulsation in 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 complicated by cardiogenic shock (IABP-SHOCK II): final 12 month results of a randomised, open-label trial[J]. Lancet, 2013, 382(9905): 1638-1645. DOI: 10.1016/S0140-6736(13)61783-3. [63] 郭超,杨昊翰,王心宇,等.主动脉内球囊反搏置入时机对急性心肌梗死合并心原性休克患者预后的影响[J].中国循环杂志,2022,37(8): 782-788. DOI: 10.3969/j.issn.1000-3614.2022.08.004. [64] 周文全,赵士超,田新桥. PCI术联合IABP治疗急性心肌梗死并心源性休克的效果[J].医药论坛杂志,2023,44(1): 22-24.
[65] 刘宇,丰德京,王乐丰,等.急性心肌梗死合并心原性休克患者住院期间结果及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介入心脏病学杂志,2020,28(4): 181-186. DOI: 10.3969/j.issn.1004-8812.2020.04.001. [66] 孙少兵,邹克勇,李大程.主动脉内球囊反搏在急性心肌梗死合并心源性休克PCI术不同时机的应用效果[J].河南医学研究,2023,32(7): 1233-1236. DOI: 10.3969/j.issn.1004-437X.2023.07.019. [67] 邵洋,任书堂,王翠华,等.CCU急性心肌梗死伴心源性休克运用体外膜肺氧合疗效及预后[J].中国老年学杂志,2022,42(20):4925-4928. DOI: 10.3969/j.issn.1005-9202.2022.20.007. [68] 邱泓杰,王乐,金红,等.体外膜肺氧合联合主动脉内球囊反搏对急性心肌梗死合并心原性休克患者直接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临床预后的影响[J].中国心血管杂志,2021,26(3): 257-261. DOI: 10.3969/j.issn.1007-5410.2021.03.011. [69] 叶建熙,陈臻,刘燕,等.体外膜肺氧合联合主动脉内球囊反搏对行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急性心肌梗死合并心源性休克患者疗效[J].临床军医杂志,2021,49(10): 1162-1164. DOI: 10.16680/j.1671-3826.2021.10.28. [70] Sung PH, Wu CJ, Yip HK. Is extracorporeal membrane oxygenator a new weapon to improve prognosis in patients with profound cardiogenic shock undergoing primary percutaneous coronary intervention? [J]. Circ J, 2016, 80(3): 572-578. DOI: 10.1253/circj. CJ-15-1398. [71] Zavalichi MA, Nistor I, Nedelcu AE, et al. Extracorporeal membrane oxygenation in cardiogenic shock due to 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 a systematic review[J]. BioMed Res Int, 2020, 2020: 6126534. DOI: 10.1155/2020/6126534. [72] 丁瑞,故虎山,亚低温联合体外膜肺氧合抢救心脏骤停患者的研究进展[J].中国循环杂志,2023,38(3): 366-370. DOI: 10.3969/j.issn.1000-3614.2023.03.017. [73] 邻丽,刘闯,李杏杏,等.预置股动静脉鞘管体外膜肺氧合床旁备机在高危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中应用的可行性分析[J].中国循环杂志,2023,38(1): 49-52. DOI: 10.3969/j.issn.1000-3614.2023.01.004. [74] Becher PM, GoBling A, Schrage B, et al. Procedural volume and outcomes in patients undergoing VA-ECMO support[J]. Crit Care Lond Engl, 2020, 24(1): 291. DOI: 10.1186/s13054-020-03016-z. [75] Corno AF, Faulkner GM, Harvey C. Mobile extracorporeal membrane oxygenation[J]. ASAIO J, 2021, 67(5): 594-600. DOI: 10.1097/MAT.000000000001286. [76] Shah AS. Mobile extracorporeal membrane oxygenation: lead, follow, or get out of the way[J]. J Thorac Cardiovasc Surg, 2017, 153(6): 1369-1370. DOI: 10.1016/j.jtcvs.2016.10.107. [77] Gutsche J, Vernick W, Miano TA, et al. One-year experience with a mobile extracorporeal life support service[J]. Ann Thorac Surg, 2017, 104(5): 1509-1515. DOI: 10.1016/j.athoracsur.2017.03.085. [78] Abrams D, Garan AR, Abdelbary A, et al. Position paper for the organization of ECMO programs for cardiac failure in adults[J]. Intensive Care Med, 2018, 44(6): 717-729. DOI: 10.1007/s00134-018-5064-5. [79] 瓦永凌,卢安东,高涵翔,等.西北地区体外膜肺氧合辅助患者院际转运模式的探索[J].中国循环杂志,2022,37(5): 519-525. DOI: 10.3969/j.issn.1000-3614.2022.05.012. [80] Extracorporeal Life Support Organization. Patient information form (ECMO referral)[EB/ODL]. (2022)[2025-03-03]. https://links.lww.com/ASAIO/A775. [81] Born F, Müller C, Hanuna M, et al. Patient transport and networks for use of extracorporeal life support[J]. Z Herz Thorax Gefasschir,
中国循环杂志2025年9月第40卷第9期(总第327期)Chinese Circulation Journal, September, 2025, Vol. 40 No.9 (Serial No.327)
861
[82] 35(5): 283-290. DOI: 10.1007/s00398-021-00453-y. [82] Britsch S, Britsch M, Hahn L, et al. Prognostic performance of the SCAI shock classification at admission and during ICU treatment: a retrospective, observational cohort study[J]. Heart Lung J Crit Care, 2024, 68: 52-59. DOI: 10.1016/j.hrtlng.2024.06.012. [83] Muller G, Flecher E, Lebreton G, et al. The ENCOURAGE mortality risk score and analysis of long-term outcomes after VA-ECMO for 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 with cardiogenic shock[J]. Intensive Care Med, 2016, 42(3): 370-378. DOI: 10.1007/s00134-016-4223-9. [84] Schmidt M, Burrell A, Roberts L, et al. Predicting survival after ECMO for refractory cardiogenic shock: the survival after veno-arterial-ECMO (SAVE)-score[J]. Eur Heart J, 2015, 36(33): 2246-2256. DOI: 10.1093/eurheartj/ehv194. [85] Pladet LCA, Barten JMM, Vernooij LM, et al. Prognostic models for mortality risk in patients requiring ECMO[J]. Intensive Care Med, 2023, 49(2): 131-141. DOI: 10.1007/s00134-02-06947-z. [86] Chatzis G, Markus B, Syntila S, et al. Comparison of mortality risk models in patients with postcardiac arrest cardiogenic shock and percutaneous mechanical circulatory support[J]. J Intervent Cardiol, 2021, 2021: 8843935. DOI: 10.1155/2021/8843935. [87] Park S, Robba C, Sonneville R. Neuromonitoring for prognostication under ECMO[J]. Intensive Care Med, 2023, 49(4): 451-454. DOI: 10.1007/s00134-02-06989-x. [88] 中国医师协会体外生命支持专业委员会. 体外膜氧合患者脑监测中国专家共识[J]. 中华医学杂志, 2024, 104(9): 662-673. DOI: 10.3760/cma.j.cn112137-20231009-00686. [89] Grandin EW, Nunez J1, Willar B, et al. Mechanical left ventricular unloading in patients undergoing venoarterial extracorporeal membrane oxygenation[J]. J Am Coll Cardiol, 2022, 194(9): 451-454. DOI: 10.1016/j.jacc.2022.01.032.
79(13): 1239-1250. DOI: 10.1016/j.jacc.2022.01.032. [90] 覃雁. VA-ECMO 联合 IABP 辅助对于急性心肌梗死合并心源性休克的疗效观察[J]. 当代临床医刊, 2023, 36(1): 48-49. DOI: 10.3969/j.issn.2095-9559.2023.01.25. [91] Jorde UP, Saeed O, Uehara M, et al. Left ventricular venting based on acute shock ECMO phenotype[J]. J Am Coll Cardiol, 2022, 80(18): e153-e154. DOI: 10.1016/j.jacc.2022.04.071. [92] Lorusso R, Meani P, Raffa GM, et al. Extracorporeal membrane oxygenation and left ventricular unloading: what is the evidence?[J]. JTCVS Tech, 2022, 13: 101-114. DOI: 10.1016/j.xjtc.2022.02.039. [93] Kim AR, Park H, Lee SE, et al. Outcomes of left ventricular unloading with a transseptal cannula during extracorporeal membrane oxygenation in adults[J]. Artif Organs, 2021, 45(4): 390-398. DOI: 10.1111/aor.13838. [94] Kruit N, Burrell A, Tian D, et al. Expert consensus on training and accreditation for extracorporeal cardiopulmonary resuscitation an international, multidisciplinary modified Delphi study[J]. Resuscitation, 2023, 192: 109989. DOI: 10.1016/j.resuscitation.2023.109989. [95] 梁明,荣晶晶,孙景阳,等.移动介入手术方舱在院前急救中的应用[J]. 中华医院管理杂志, 2016, 32(11): 814-816. DOI: 10.3760/cma.ijssn.1000-6672.2016.11.006. [96] Hao Y, Liu J, Liu J, et al. Rationale and design of the Improving Care for Cardiovascular Disease in China (CCC) project: a national effort to prompt quality enhancement for acute coronary syndrome[J]. Am Heart J, 2016, 179: 107-115. DOI: 10.1016/j.ahj.2016.06.005.
(收稿日期:2025-03-03) (编辑:朱柳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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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 出处
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中国医师协会. 建立急性心肌梗死合并心原性休克综合救治体系的中国专家共识[S/O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