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准与规范丨中国年轻乳腺癌诊疗专家共识（2026版）

一、年轻乳腺癌的流行病学

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下属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2年，乳腺癌为全球第2大常见恶性肿瘤，但在女性中发病率和死亡率位居首位 ［ 3 ］ 。乳腺癌是年轻女性（15~39岁）最常见的恶性肿瘤，约占所有肿瘤的30% ［ 4 ］ ，且全球范围内年轻乳腺癌发病率呈增长趋势。2019年全球疾病负担研究数据库乳腺癌统计数据显示年轻女性（15~39岁）乳腺癌负担在全球范围内呈上升趋势：1990—2019年期间，年轻乳腺癌的年龄标化发病率（age-standardized incidence rate，ASIR）显著增加 ［ 5 ］ 。2024年美国最新乳腺癌统计显示，乳腺癌发病率在2012—2021年期间以每年1%的速度持续上升，其中年龄<50岁的女性乳腺癌发病率年增速（1.4%）快于≥50岁女性（0.7%），亚裔美国人和太平洋岛民增速明显更快（分别为每年2.7%和2.5%） ［ 1 ］ 。 我国国家癌症中心基于肿瘤登记及随访监测最新数据发布的2024年国家癌症报告，2022年中国乳腺癌新发病例约为35.7万例，占所有癌症新发病例的15.6%，位居女性恶性肿瘤第2位；死亡病例约7.5万例，位居女性恶性肿瘤第5位 ［ 6-7 ］ 。2022年我国45岁以下乳腺癌发病人数约占全球年轻乳腺癌患者的14.5%，说明中国在年轻乳腺癌患者群体中的显著地位 ［ 6 ］ 。中国22个癌症登记中心（城市和农村各11个）的统计数据显示 ［ 8 ］ ：20岁以上女性乳腺癌的ASIR从2003年46.34/10万人增加到2017年的68.78/10万人，年增长率为2.5%，且各年龄段均有增长。YBCC-Catts研究对中国国家癌症登记中心和8家医院的统计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 ［ 9 ］ ：2000—2017年，极年轻乳腺癌（≤35岁）占比从4.0%增加到5.9%，病例数量从10 000增加到13 422，发病率年增约2%，而老年女性的发病率仅略有增加，甚至在65岁以上的年龄段有所下降。 关于YBCC发病趋势，86%的YBCC2专家认为发病率上升，其中73%认为属全球趋势，14%认为我国特有；针对增长形式，61%认为绝对数量与相对比率均上升，31%和7%分别认为仅绝对数量或仅相对比率上升。 推荐意见1：年轻乳腺癌在全球范围内均有上升趋势（共识度：73%），且YBCC绝对数量和相对比率呈增加态势（共识度：61%）。

二、年轻乳腺癌的年龄定义及特征

目前国际上对年轻乳腺癌的年龄定义尚未统一，由于中国乳腺癌患者的平均发病年龄为45~49岁，YBCC1专家组将40岁作为年轻乳腺癌的界限取得共识，与欧洲肿瘤学院（European School of Oncology，ESO）和欧洲肿瘤内科学会（European Society of Medical Oncology，ESMO）发布的第五版年轻女性乳腺癌国际共识（the fifth international consensus guidelines for breast cancer in young women，BCY5）一致 ［ 10 ］ 。ESMO青少年和年轻肿瘤手册中显示，国外大多数乳腺癌患者年龄超过40岁，35~39岁约占6.5%，30~34岁比例较小（2.5%），30岁之前占比不超过1% ［ 11 ］ 。 然而，国内≤35岁乳腺癌患者比例明显更高，且呈增长趋势。YBCC-Catts研究显示，从2000—2017年，≤35岁的乳腺癌占比从4.0%增加到5.9%，农村增长相较城市更为显著，2017年城市和农村地区≤35岁的乳腺癌占比分别为5.0%和7.1% ［ 9 ］ 。中国年轻女性乳腺癌发病、死亡近30年的变迁情况及趋势研究显示，1992—2021年，对比其他年龄组，15~39岁女性乳腺癌ASIR和年龄标准化死亡率处于较低水平，随着时间的推移，年轻女性乳腺癌的发病风险呈上升趋势，死亡风险呈现先下降（2012—2016年为谷底）后上升的趋势 ［ 12 ］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及上海长海医院2008—2018年登记11 671例乳腺癌患者中，年龄≤35岁患者占10.3%，且预后明显更差，与35~50岁和>50岁女性相比，≤35岁乳腺癌女性肿瘤组织学分级更高，淋巴脉管侵犯的概率更高，三阴性乳腺癌占比更大 ［ 13 ］ 。 ≤35岁乳腺癌患者的生物学和临床特征不同于>35岁患者。匈牙利国立肿瘤研究所对2000—2014年的数据进行回顾性分析，结果显示，极年轻女性乳腺癌（≤35岁）相较年轻女性乳腺癌（36~45岁）患者，肿瘤分期和组织学分级更高，三阴性乳腺癌以及雌激素受体（estrogen receptor，ER）阴性患者的比例显著更高，且远处转移发生率明显更高，因此，极年轻患者的总生存期（overall survival，OS）和无病生存期（disease-free survival，DFS）显著更差 ［ 14 ］ 。一项基于法国人群的多中心病例对照分析同样显示，与36~50岁组相比，≤35岁组的患者具有肿瘤体积较大、组织学分级较高、ER阴性比例高、淋巴结受累多、脉管浸润多、乳房切除手术占比大以及化疗比例更大等特点，且该年龄组患者的DFS和OS均较差 ［ 15 ］ 。一项纳入9 985例<50岁乳腺癌的大型研究中，<35岁女性乳腺癌死亡风险显著增加，每年轻1岁，死亡风险增加5%，而35~50岁患者随年龄没有明显变化。此外，该研究显示，激素受体（hormone receptor，HR）阳性患者中<35岁较35~39岁患者预后更差（ P<0.05），但35~39岁与40~50岁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19）；在HR阴性患者中，任意年龄组之间生存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16 ］ 。可能由于年轻患者卵巢功能活跃导致体内雌激素水平较高，刺激HR阳性乳腺癌细胞生长，从而与年长患者相比有更高的复发风险 ［ 2 ］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对中美乳腺癌数据库进行的分析发现，即使TNM分期相同，HR阳性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ormone receptor positive human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2，HER2）阴性型≤35岁患者较36~40岁患者的OS及乳腺癌特异性生存率（breast cancer-specific survival，BCSS）显著更差。我国2 000多例乳腺癌患者的70基因（MammaPrint ®，多基因检测产品，用于早期乳腺癌复发风险预测）数据也显示，≤35岁乳腺癌患者的70基因评分显著较36~40岁患者更高危，证实了两组的肿瘤生物学特征存在显著不同。 YBCC2专家组针对<40岁是否有必要增加分级，将≤35岁定义为“极年轻乳腺癌（very young breast cancer”）进行了投票。73%的专家认为有必要将≤35岁定义为“极年轻乳腺癌”，而24%的专家认为没必要。 推荐意见2：将≤35岁定义为“极年轻乳腺癌”（共识度：73%），其临床与生物学特征与35~40岁患者存在明显差异（共识度：62%）。 年轻乳腺癌在基因特征方面与其他年龄段的乳腺癌也存在诸多不同，这些差异不仅体现在遗传突变，还涉及体细胞突变。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对8 627例未经选择的乳腺癌患者进行了 BRCA1和 BRCA2基因胚系致病突变的检测，结果显示6.1%的患者携带 BRCA1/2基因胚系突变，年轻（≤40岁）乳腺癌患者中 BRCA1/2基因胚系突变率显著高于>40岁的患者（9.7%比5.1%） ［ 17 ］ 。另一项研究对根据美国国家综合癌症网络（National Comprehensive Cancer Network，NCCN）指南标准进行 BRCA基因检测的乳腺癌患者进行回顾分析，数据显示6%患者存在 BRCA基因突变，其中≤40岁患者群中突变率显著高于>40岁患者（11.1%比4.9%） ［ 18 ］ 。 一项研究对SOFT研究中HR阳性HER2阴性早期乳腺癌患者进行基因组测序，结果发现，与年长女性（≥40岁）相比，年轻女性（<40岁）的GATA结合蛋白3（GATA binding protein 3，GATA3）（19%比16%）和拷贝数扩增（copy number amplifications，CNA）（47%比26%）的突变频率显著更高，而磷脂酰肌醇-4，5-二磷酸-3-激酶催化亚基α（phosphatidylinositol-4，5-bisphosphate 3-kinase catalytic subunit alpha，PIK3CA）（32%比47%）、钙黏蛋白1（cadherin 1，CDH1）（3%比9%）和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激酶激酶1（mitogen-activated protein kinase kinase kinase 1，MAP3K1）（7%比12%）的突变频率显著更低。此外，该研究发现年轻女性乳腺癌中，同源重组修复（homologous recombination deficiency，HRD）特征相关的突变频率（27%比21%）和PIK3CA突变同时伴有CNA的比例也更高（23%比11%） ［ 19 ］ 。综合多组学分析不同年龄组患者的基因组学特征显示，与年长组（≥40岁）相比，年轻组（<40岁）患者在肿瘤蛋白p53（tumor protein p53，TP53）信号通路家族中的体细胞突变发生率更高，在PI3K信号通路家族中的突变频率更低（均 P<0.001） ［ 20 ］ 。一项针对35岁以下女性早期乳腺癌的全外显子测序并与癌症基因组图谱计划（The Cancer Genome Atlas，TCGA）对比发现，在管腔A型（Luminal A）乳腺癌中，PIK3CA突变在年长患者（≥45岁）中更为常见，而GATA3（43%比12%）和AT富集相互作用结构域1A（AT-rich interaction domain 1A，ARID1A）（18%比2%）突变在年轻患者（<35岁）中更为常见 ［ 21 ］ 。 推荐意见3：年轻乳腺癌肿瘤组织学分级更高、TNM分期更晚（共识度：91%）、复发转移风险较高、总体生存较差（共识度：90%）、遗传突变率更高（共识度：96%）。 推荐意见4：年轻乳腺癌体细胞突变与年长乳腺癌有明显差异。（共识度：65%） 年轻是影响乳腺癌预后的重要因素，且和乳腺癌亚型具有相关性。一项meta分析显示，年轻是HR阳性HER2阴性乳腺癌的独立预后因素，在三阴性或HR阴性HER2阳性乳腺癌患者中则不是重要预后因素 ［ 22 ］ 。多项研究显示与>40岁相比，≤40岁Luminal A和Luminal B患者的预后更差，而HER2阳性和三阴性患者中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23-25 ］ 。一项国际多中心队列研究显示，相较白种人，亚洲年轻患者（<40岁）中HR阳性HER2阴性乳腺癌发生率更高，且该亚型中，<40岁患者的6年总生存率较40~49岁乳腺癌患者更差（94.4%比96.6%， HR=0.62， P<0.001） ［ 26 ］ 。因此，HR阳性HER2阴性的年轻乳腺癌患者更有可能具有较高的复发风险。 推荐意见5：HR阳性HER2阴性亚型的年轻乳腺癌患者预后更差。（共识度：75%） 针对其他亚型，59%的专家认为年轻乳腺癌三阴亚型预后更差，50%的专家认为年轻乳腺癌HR阳性HER2阳性亚型预后更差，32%的专家认为年轻乳腺癌HR阴性HER2阳性亚型预后更差，3%的专家认为年轻乳腺癌与其他乳腺癌的预后没有明显不同，14%的专家选择不明确。 第三部分 年轻人群的乳腺癌筛查

一、我国年轻女性乳腺癌筛查现状与不足

乳腺癌筛查是通过有效、简便、经济的乳腺检查措施，对无症状妇女开展筛查，以期早期发现、早期诊断及早期治疗。其最终目的是要降低人群乳腺癌的死亡率。乳腺癌早期诊断率的提高在短期内可能显示乳腺癌发病率数据的上升，但患者的生存期将显著延长 ［ 27-28 ］ 。 目前国内关于乳腺癌筛查覆盖率及不同筛查类型实际占比的数据报道较少。《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提出到2022年和2030年农村适龄妇女“两癌”筛查县覆盖率应≥80%和≥90% ［ 29 ］ 。2022年国家卫生健康委《乳腺癌筛查工作方案》提出，到2025年底，35~64周岁妇女乳腺癌防治核心知识知晓率达到80%以上，筛查早诊率达到70%以上 ［ 30 ］ 。中国适龄女性乳腺癌筛查服务的可及性分析显示：2015年我国>20岁女性既往和3年内乳腺癌筛查率仅17.5%和18.9%；广东省农村妇女乳腺癌筛查情况显示：2017—2019年既往接受过乳腺癌检查的比例为18.6%；而英国报告显示：2018年3年内筛查率已达到75.9% ［ 31-32 ］ 。 推荐意见6：我国≤40岁年轻人群乳腺癌防范意识不足，需要社会大众与医疗界共同加强健康教育与筛查推广，提升早防早诊水平。（共识度：94%）

二、机会性筛查与群体性筛查的比较及特点

乳腺癌筛查分为机会性筛查（opportunistic screening）和群体筛查（mass screening）。机会性筛查是指医疗保健机构为因各种情况前来就诊的适龄女性进行的乳腺筛查，或女性个体主动或自愿到提供乳腺筛查的医疗保健机构进行检查；群体筛查是社区或单位实体借助医疗保健机构的设备、技术和人员有组织地为适龄女性提供乳腺筛查服务 ［ 27 ］ 。 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通常采用适龄女性群体筛查模式。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和女性乳腺癌发病特点与西方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别，目前乳腺癌筛查以机会性筛查为主 ［ 28 ］ ，但综述分析显示2020年我国适龄女性机会性筛查占个体服务总量的比例（0.6%）明显低于组织性筛查（95.8%）和体检（3.6%） ［ 31 ］ 。中国女性乳腺癌群体筛查与机会性筛查的比较研究显示，机会性筛查具有受试者乳腺癌高危因素比例高、筛查阳性率高、乳腺癌检出率高、活检阳性率高、筛查费用低的特点，但机会性筛查的早期乳腺癌比例低于群体筛查，基层医院开展机会性筛查时活检阳性率较低；卫生经济学方面，机会性筛查的价值显著高于群体性筛查，群体筛查组发现每1例乳腺癌的平均费用为215 038元，是机会性筛查组15 799元的13.6倍 ［ 33 ］ 。2024年发表的一项中国乳腺癌早期筛查研究，基于1 072万女性大规模数据分析再次验证，机会性筛查的乳腺癌检出率（11.9%比1.32%）、早期癌症检出率（4.9%比0.82%）均高于群体筛查，但早期乳腺癌比例低于群体筛查（72.42%比80.17%） ［ 34 ］ 。 YBCC确诊时分期相对较晚，关于应该如何提高年轻女性乳腺癌的早期发现率的问题未能达成共识。56%的YBCC2专家认为应加强机会性筛查（被动筛查），提高大众的防癌意识，面向前来就医或体检的目标疾病风险人群检查；39%的专家认为应加强群体性筛查（主动筛查），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筛查，针对一般人群进行的检查，另有5%的专家目前不确定。 乳腺癌筛查技术主要包括乳腺查体和影像学检查，乳腺查体分为乳腺自我检查（breast self-examination，BSE）和临床乳腺检查（clinical breast examination，CBE）。乳腺的影像学检查主要包括乳腺X线检查（钼靶）、乳腺超声以及乳腺磁共振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MRI）等。

三、筛查起始年龄及技术手段选择

目前国内外对年轻女性乳腺癌筛查的起始年龄和筛查方法尚无统一标准。中国女性乳腺癌发病高峰年龄（45~54岁）较欧美国家提前10~15年，故一般风险人群建议从40岁开始筛查，对于乳腺癌高危人群可将筛查起始年龄提前到40岁之前。针对一般风险年轻（<40岁）女性人群，美国妇产科医师学会（American College of Obstetricians and Gynecologists，ACOG）和NCCN发布的指南建议从25岁开始进行CBE，并每1~3年重新评估1次；美国乳腺外科医师协会建议这部分人群除定期风险评估外，不需要进一步筛查 ［ 35 ］ 。国内《乳腺癌诊疗指南（2022年版）》 ［ 36 ］ 建议20~39岁的女性每月1次BSE，每1~3年1次CBE；《中国女性乳腺癌筛查指南（2022年版）》 ［ 28 ］ 建议18~25岁女性，进行乳腺癌防治知识宣教和每月1次BSE；26~40岁女性，进行乳腺癌防治知识宣教，每月1次BSE，1年1次CBE。BSE可能有助于提高女性的防癌意识，但并不能提高乳腺癌早期检出率，也不能降低患者死亡率；且目前尚无证据显示，CBE单独作为乳腺癌筛查的方法可以提高乳腺癌早期的诊断率，降低患者死亡率。《中国抗癌协会乳腺癌诊治指南与规范（2026年版）》 ［ 27 ］ 不推荐对20~39岁人群进行乳腺筛查。 YBCC2专家对于我国年轻女性机会性乳腺癌筛查的起始年龄未能达成共识，14%和21%的YBCC2专家分别认为应该从25岁和30岁起，36%和19%的专家分别认同从35岁和40岁起，另有5%的专家认为应从20岁起。NCCN乳腺癌筛查指南建议25岁以上女性每1~3年体格检查1次，针对我国25岁及以上人群每1~3年进行一次体格检查，72%的YBCC2专家认为不够，20%的专家认为足够。说明国内专家认为我国年轻女性群体的筛查仍需进一步加强。 乳腺X线检查是欧美国家进行乳腺癌筛查的主要手段，美国癌症协会推荐将X线摄影检查作为乳腺癌首选筛查方式，建议具有乳腺癌一般风险的女性应从45岁开始定期接受乳腺X线摄影筛查 ［ 37 ］ 。研究表明，乳腺X线检查可降低乳腺癌死亡率 ［ 38 ］ 。但乳腺X线筛查对50岁以上亚洲妇女诊断的准确性高，对40岁以下及致密型乳腺诊断的准确性欠佳。因此《中国抗癌协会乳腺癌诊治指南与规范（2026年版）》不建议对40岁以下、无明确乳腺癌高危因素或临床体检未发现异常的女性进行乳腺X线检查 ［ 27 ］ 。 乳腺超声检查是一种操作简便、无辐射的乳腺癌筛查方式，是我国目前乳腺癌筛查主要的手段。国内研究显示，乳腺超声筛查的灵敏度和准确度均显著优于X线摄影，同时超声有更好的成本效果比，采用超声筛查发现1例乳腺癌仅花费X线检查的17.4%或联合筛查的36.5% ［ 39 ］ 。对于中国女性，从乳腺癌发病年龄、乳腺的致密度和卫生经济学等方面考虑，乳腺超声在乳腺癌筛查中均具有明显的优势，《中国女性乳腺癌筛查指南（2022年版）》推荐超声检查作为中国女性乳腺癌筛查的首选手段 ［ 28 ］ 。但乳腺超声检查单独作为筛查措施的有效性尚未得到充分的证据证实，部分指南推荐乳腺超声检查可推荐作为乳腺X线筛查的有效补充 ［ 27 ， 40 ］ 。针对体检中心机会筛查人群，《乳腺癌机会性筛查规范路径专家共识》推荐40岁以下女性以超声筛查为主 ［ 40 ］ 。 乳腺MRI筛查，由于价格较高，检查时间长，对病灶检测的灵敏度高，特异度低，容易导致过度治疗。考虑经济因素等，MRI暂被定为高危人群的筛查方式，不适合广泛应用。美国癌症协会指南推荐，乳腺癌MRI普查适用于终生患乳腺癌风险高达20%~25%及以上的人群，包括胸部接受放射治疗患者 ［ 41 ］ 。 YBCC2专家组针对我国40岁以下年轻女性机会性筛查方式的投票结果显示，95%的专家首选B超，仅2%首选体格检查、3%首选钼靶；99%认为B超适宜，68%认为应加入体格检查。关于是否需要做钼靶尚未达成共识，53%认为不需要，19%认为需要，28%不确定。若需做钼靶，59%的专家建议从40岁以上开始，20%建议35岁以上，16%建议45岁以上；在钼靶频率方面，63%建议每2年1次，24%建议每年1次，6%建议每3年1次，2%建议每半年1次。 推荐意见7∶40岁以下年轻女性适合并首选超声作为机会性筛查方式（共识度：99%）；对于筛查路径，虽然“机会性筛查”与“群体性筛查”之间尚未完全统一，但应加强年轻女性筛查（共识度：95%）。具体到起始年龄，专家组认为应从35岁或更早开始接受机会性乳腺癌筛查（共识度：76.5%）。

四、妊娠相关乳腺癌（pregnancy-associated breast cancer，PABC）及辅助生殖前筛查建议

PABC通常被定义为发生在怀孕期间、产后1年或哺乳期的乳腺癌 ［ 42 ］ 。一般PABC发病率较低，为1/3 000到1/10 000，但易出现延迟诊断，其中约2/3的病例在产后的前6个月内被确诊。主要原因可能是妊娠期间部分妊娠相关的生理变化掩盖了乳腺癌的初始体征或症状 ［ 42-43 ］ 。PABC平均发病年龄为32~34岁，约占40岁以下女性乳腺癌的10%，35岁以下比例上升至15.6%，30岁以下占比高达20%。据报道，尽管有家族史和 BRCA基因突变的患者存在高风险，但大部分PABC患者无乳腺癌家族史 ［ 43-44 ］ 。关于PABC预后，与未怀孕患者相比，PABC临床结局较差，死亡率更高 ［ 45 ］ 。这可能与多种原因相关，如诊断时年龄较年轻、TNM分期较晚、淋巴血管浸润和淋巴结转移更高，体内雌/孕激素水平高 ［ 42,45 ］ ，提示应加强对PABC早期筛查和防范的重要性，以进一步提高患者生存。 关于接受辅助生殖技术（assisted reproductive technology，ART）是否增加乳腺癌风险，目前尚无定论。多数研究认为ART未显著增加乳腺癌的风险，一项纳入25项研究的meta分析显示，ART过程并不会增加乳腺癌发病风险 ［ 46 ］ 。但也有研究表明乳腺癌发病风险与辅助生育治疗时间呈正相关，如使用促排卵相关药物超6个月女性患乳腺癌的风险有所增加 ［ 47-48 ］ 。此外，多项研究表明乳腺癌的风险随着ART治疗开始年龄的增加而增加，在40岁以上开始治疗的女性中风险最高，卵巢刺激可能会增加40岁以上开始ART治疗的女性患乳腺癌的风险 ［ 49-50 ］ 。 YBCC2专家投票显示，68%认为怀孕及哺乳不会增加乳腺癌风险，16%认为风险升高，16%不确定。对于怀孕及哺乳期女性是否需筛查乳腺癌，35%认为所有都需要，53%认为仅高龄（35岁以上）孕产妇需要，71%认为有乳腺癌家族史者需要，57%认为使用辅助生殖者需要。此外，93%的专家建议女性行辅助生殖前应常规检查排除乳腺癌，仅7%选择“否”。 推荐意见8：妊娠及哺乳一般不增加乳腺癌风险，但建议有乳腺癌家族史的孕产妇及拟行辅助生殖者接受乳腺筛查。（共识度：100%） 第四部分 年轻乳腺癌 BRCA基因突变相关问题

一、遗传咨询与检测

乳腺癌患者中，9%~10%患者会有胚系相关致病基因突变，其中 BRCA1/2是乳腺癌最常见的易感基因，突变频率5%~6% ［ 51-52 ］ 。携带 BRCA1/2基因胚系突变的女性70岁时乳腺癌和卵巢癌累积发病风险分别为36%~85%和10%~59% ［ 53 ］ 。对于 BRCA1/2 基因胚系突变的卵巢癌患者，在诊治卵巢癌的同时，应该注意乳腺癌的筛查，其生存时间越长，再患乳腺癌的风险越高。John等 ［ 54 ］ 的研究对184例 BRCA相关性卵巢癌患者进行回顾性分析，研究显示携带 BRCA基因胚系突变的卵巢癌患者3、5和10年发生乳腺癌的累积风险分别为5.6%、9.5%和33.3%。《胚系 BRCA突变的卵巢癌（包括输卵管癌和原发性腹膜癌）患者行乳腺癌筛查的专家指导意见（2022版）》推荐同时符合下述3个条件的卵巢癌应定期行乳腺癌筛查：（1）年龄>25岁；（2）本人或具有血缘关系的亲属携带胚系 BRCA1/2突变；（3）病情稳定的 BRCA1/2突变卵巢癌（包括输卵管癌和原发性腹膜癌）患者，尤其是在卵巢癌治疗后生存期越长的患者中越应该重视乳腺癌的筛查 ［ 53 ］ 。 推荐意见9：建议 BRCA突变的卵巢癌患者定期到乳腺专科就诊，以协助防范乳腺癌相关风险。（共识度：100%） 二代测序（next-generation sequencing，NGS）是目前最常用的 BRCA基因突变检测技术，相较Sanger测序可在一次检测中实现对 BRCA基因上所有外显子及内含子区域的准确测序，且具有较高的灵敏度、特异度和成本效益。Sanger测序一般适用于已知变异位点的测序确认，因其本身测序成本高，通量低，在 BRCA基因突变检测中一般用于阳性致病突变的确认复核。 除 BRCA1/2基因外， PALB2、BARD1、CHEK2、RAD51C、ATM等HRD通路相关基因的胚系突变亦可引起乳腺癌风险升高 ［ 55-56 ］ 。研究表明，相较于仅基于家族史进行 BRCA基因胚系突变筛查，通过联合筛查 BRCA1/2、 RAD51C、RAD51D、BRIP1、PALB2等基因胚系突变，能在人群中识别出近一倍的具有家族性乳腺癌/卵巢癌风险的基因突变携带者 ［ 57 ］ 。Buys等 ［ 58 ］ 在35 000例乳腺癌患者中进行了25基因组合的检测，结果发现致病/可能致病基因突变率为9.3%，其中超过50%的基因变异是 BRCA1/2之外的基因突变。目前《中国家族遗传性肿瘤临床诊疗专家共识（2021年版）》推荐 BRCA1/2 基因突变常规采用 BRCA1/2的基因检测组合或包含 BRCA1/2在内的乳腺癌易感基因（10~20个基因）的基因组合检测 ［ 59 ］ 。 NGS也存在部分不足，如在 BRCA基因突变检测中对大片段重排情况的检测灵敏度和准确度较低。《中国人群的 BRCA胚系突变筛查专家共识（2024年版）》 ［ 60 ］ 建议对具有明显家族史且NGS筛查结果显示 BRCA胚系突变为阴性的人群可进行其他易感基因筛查。但多基因组合测序可能会检测出一些中度外显率的易感基因的突变和大量临床意义不明的突变，给风险评估带来不确定性，有可能增加患者心理负担。 推荐意见10：年轻乳腺癌患者胚系突变遗传风险检测，可选择 BRCA1/2单基因检测或包含 BRCA1/2在内的数十个多基因组合检测，具体根据检测成本与患者偏好个体化选择。（共识度：61%） 对于携带 BRCA基因胚系突变的乳腺癌患者，专业遗传咨询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可以帮助患者了解其遗传风险，从而制定个体化的预防和管理策略，并优化医疗决策。此外，遗传咨询还能为患者的家庭成员提供遗传风险评估，帮助其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研究表明， BRCA基因胚系突变与非突变携带者相比，更易出现痛苦、焦虑和抑郁等心理问题，这可能与突变携带者对于远期健康风险、医疗决策压力及家族遗传等认知偏差相关 ［ 61 ］ 。但经医学专家进行的系统结构化的遗传咨询，患者充分了解遗传易感基因相关的诊疗知识后，可以减轻患者的恐惧 ［ 62 ］ 。因此，针对是否推荐为 BRCA基因胚系突变的乳腺癌患者提供遗传咨询，99%的YBCC专家持支持意见。 遗传性肿瘤以显性遗传模式为主，致病基因突变遗传给后代的概率为50%。胚胎植入前遗传学诊断（preimplantation genetic diagnosis，PGD）或更广义的胚胎植入前遗传学检测（preimplantation genetic testing，PGT）技术能最大程度地降低致病性突变向子代传递的风险。PGT是利用体外受精-胚胎移植（in vitro fertilization and embryo transfer，IVF-ET）和遗传学检测技术，选择无遗传性肿瘤易感基因致病性变异的胚胎移植到子宫中，从而阻断遗传性肿瘤的子代传递并降低后代患病风险。对于 BRCA1/2基因胚系突变的健康携带者，若有优生优育的意愿，PGT是一种阻断基因突变传递给后代的干预手段 ［ 63 ］ 。美国NCCN指南及ESMO遗传性乳腺癌筛查指南均建议此类人群在生育前考虑PGT。《中国家族遗传性肿瘤临床诊疗专家共识（2021年版）》建议：在遗传咨询中，针对健康的 BRCA1/2突变携带者，若其有愿望生产无 BRCA1/2 致病性突变的下一代，应充分告知PGD相关知识及相关的获益及风险，让其决策是否采取以上措施 ［ 59 ］ 。PGT技术不断发展，虽为遗传性肿瘤防控提供新路径，但也面临诸多挑战，包括迟发性遗传疾病问题、伦理问题、安全性问题及公众对PGT技术认知不足，均影响其合理应用和推广 ［ 64 ］ 。在决定使用产前诊断或PGT时，应权衡各种医疗和患者个人因素，并确保技术应用符合国家伦理规范。 推荐意见11：推荐为 BRCA基因胚系突变的乳腺癌患者提供遗传咨询，且考虑生育时推荐患者进行PGT。（共识度：90%）

二、BRCA1/2基因胚系致病突变预后与治疗

对于年轻乳腺癌患者， BRCA基因胚系突变对患者预后影响的结论目前尚不一致。一项针对年轻（≤40岁）乳腺癌的回顾性分析 ［ 65 ］ ，中位随访时间105个月，与非携带者相比，年轻 BRCA基因突变携带者在复发和生存率方面表现出较差的DFS、远处无病生存（distant disease free survival，DDFS）和OS（均 P<0.05），且时间越长差异越大。但前瞻性队列POSH研究结果显示 ［ 66 ］ ，年轻（≤40岁）乳腺癌患者是否伴有 BRCA基因胚系突变对OS预后无影响（2、5和10年OS均相似）。同时该研究显示，年轻乳腺癌患者 BRCA基因胚系突变对预后的影响与乳腺癌分子分型具有相关性，在三阴性乳腺癌患者中， BRCA基因胚系突变携带者的2年总生存率比未携带者高（95%比91%， P=0.047），但5年总生存率（81%比74%， P=0.62）和10年总生存率（72%比69%， P=0.12）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提示在三阴性乳腺癌患者中， BRCA突变患者早期可能具有生存优势。但另一项针对年轻（<40岁）乳腺癌的真实世界研究显示 ［ 67 ］ ，携带 BRCA基因胚系突变的三阴性乳腺癌患者相较无突变患者显示更好的5年DDFS率（81.4%比54.3%， P=0.012）和5年总生存率（96.7%比62.7%， P<0.001）；HR阳性HER2阴性患者中， BRCA基因胚系突变患者表现出生存率较差的趋势，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因此，对于三阴性乳腺癌患者， BRCA基因胚系突变对OS或存在有利的预后价值。 关于 BRCA基因胚系突变的年轻乳腺癌患者，与非突变乳腺癌患者相比，生存预后是否更差的问题，YBCC2专家未达成共识，分别42%和49%的专家选择“是”和“否”，另有9%的专家不确定。 BRCA1和 BRCA2分别为22个和27个外显子的大基因，编码1 863个和3 418个氨基酸的蛋白。同为 BRCA1/2基因胚系致病突变，不同位点/形式的突变，致病风险可存在明显不同，临床上的家族史差异也较大，相当一部分 BRCA致病突变的患者或携带者并无明确家族史。 BRCA队列联盟的数据显示， BRCA1（5′-c.2281，c.4072-3′）和 BRCA2（5′-c.3846，c.6276-3′）基因两端的突变较中间段突变的乳腺癌发生风险显著高出50%~70% ［ 68 ］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解云涛团队的研究也显示， BRCA1/2基因靠近3′端的突变致病风险显著更高 ［ 69 ］ 。基于此，95%的YBCC2专家认为同为 BRCA1/2基因胚系致病突变，不同位点/形式的突变致病风险可能存在明显不同。 对于携带 BRCA1/2基因胚系突变的乳腺癌患者，其最佳的手术方式仍存在不少争议。 BRCA1/2 基因胚系突变乳腺癌患者接受保乳手术治疗的预后不亚于乳房切除术。中国一项大样本队列研究纳入8 396例（其中187例伴 BRCA1基因突变，304例伴 BRCA2基因突变）原发性乳腺癌患者，研究显示，接受保乳治疗的 BRCA1/2基因突变携带者与接受乳房切除联合放疗或接受单纯乳房切除术的患者相比，BCSS和OS均无显著差异 ［ 70 ］ 。 推荐意见12：对于 BRCA1/2基因胚系致病突变，不同位点及不同形式突变的致病风险可能存在差异，临床决策时应结合具体突变特征予以考虑。（共识度：95%） 目前已知 BRCA1/2基因胚系致病突变会显著增加对侧乳腺癌风险。一项来自MD安德森肿瘤中心的队列研究 ［ 71 ］ 显示：接受保乳治疗的 BRCA1/2 基因胚系突变乳腺癌患者10年对侧和同侧乳腺癌发生风险分别为21.3%和12.2%，均高于一般患者。该研究单变量分析显示， BRCA1/2基因胚系突变年轻患者与同侧乳腺癌发生风险呈正相关（<40岁比≥40岁， P=0.005），但对侧乳腺癌发生风险与年龄无显著相关性。北京大学肿瘤医院的数据显示 ［ 72 ］ ， BRCA1和 BRCA2基因胚系突变乳腺癌患者对侧乳腺癌的10年累积风险分别为15.5%和17.5%，显著高于非突变者的3.2%；在年轻乳腺癌患者中， BRCA1和 BRCA2基因胚系突变患者对侧乳腺癌的10年累积风险分别上升至21.5%和20.2%；首次诊断年龄较小与 BRCA1基因胚系突变患者10年对侧乳腺癌风险增加显著相关（≤40岁比>40岁：21.5%比11.9%， P=0.044），但年龄与 BRCA2基因胚系突变患者和非突变患者的对侧乳腺癌发生风险无显著相关性。Kuchenbaecker等 ［ 68 ］ 研究发现， BRCA1基因突变携带者对侧乳腺癌20年累积发病风险显著高于 BRCA2基因突变携带者（40%比26%， P=0.001）。因此，对于携带 BRCA致病突变的乳腺癌患者，其对侧乳腺癌发生风险不容忽视。 此外，研究显示 BRCA1基因胚系致病突变乳腺癌患者的卵巢癌发病风险较高，中国伴 BRCA1和 BRCA2基因胚系突变的乳腺癌患者到70岁时患卵巢癌的累积风险分别为15.3%和5.5%，显著高于非携带者0.4% ［ 73 ］ 。预防性输卵管卵巢切除术（risk-reducing salpingo-oophorectomy，RRSO）可将此类高风险女性的终生卵巢癌风险降低到10%以下，部分研究建议终生卵巢癌风险超过4%~5%时应考虑进行RRSO ［ 73 ］ 。但目前对于携带致病 BRCA1/2基因胚系突变的年轻乳腺癌患者，预防性卵巢切除的时机目前尚无定论。中国 BRCA1和 BRCA2基因胚系突变的乳腺癌患者卵巢癌风险在40岁之前较低，但在45岁后开始增加， BRCA1携带者的累积卵巢癌风险大约是 BRCA2携带者的3倍 ［ 73 ］ 。NCCN指南建议 BRCA1携带者于35~40岁， BRCA2携带者于40~45岁，完成生育需求后可考虑进行RRSO ［ 74 ］ 。ACOG指南推荐 BRCA1携带者于35~40岁进行RRSO， BRCA2携带者可推迟至40~45岁，或根据家族史和个人意愿等讨论具体手术时机，某些情况下或可适当延迟 ［ 75 ］ 。YBCC1共识中大部分专家（72%）选择根据患者的突变类型、家族史和个人意愿等因素，决定是否行预防性双侧卵巢输卵管切除和切除时机。中国患者卵巢癌发病年龄相对较晚，若无明确卵巢癌家族史，可酌情推迟预防性卵巢切除的时机，定期密切监测卵巢情况，待围绝经期/绝经期再行手术，以免过早切除卵巢降低生活质量。不过也有35%的专家认可NCCN指南的推荐： BRCA1突变携带者在35~40岁， BRCA2突变携带者在40~45岁进行预防性卵巢切除。 针对携带不同致病风险的 BRCA1/2基因胚系致病突变乳腺癌患者，是否会影响到手术决策这一问题尚未达成共识，53%的YBCC2专家选择会对致病风险明显更高的突变推荐更积极的手术方案（患侧全切/对侧预防性切除/卵巢输卵管预防性切除），33%的专家认为只要是致病突变，不影响手术方案推荐，还有14%的专家持不确定的观点。 多聚腺苷二磷酸核糖聚合酶（poly ADP-ribose polymerase inhibitor，PARP）抑制剂目前已是携带 BRCA1/2基因胚系突变的高危早期乳腺癌患者的标准治疗，但其最佳使用时机还存在争议。OlympiA研究是一项国际多中心的Ⅲ期研究，共纳入1 836例HER2阴性、携带 BRCA基因胚系突变且具有高复发风险的早期乳腺癌患者，完成常规（新）辅助化疗后，行奥拉帕利强化辅助治疗1年。中位随访6.1年时，奥拉帕利组较安慰剂组，6年无侵袭性疾病生存（invasive disease-free survival，iDFS）率获益达到9.4%（79.6%比70.3%， HR=0.65，95% CI：0.53~0.78），6年DDFS率获益为7.8%（83.5%比75.7%， HR=0.65，95% CI：0.53~0.81），6年总生存率获益为4.4%（87.5%比83.2%， HR=0.72，95% CI：0.56~0.93） ［ 76-77 ］ 。基于OlympiA研究的阳性结果，NCCN指南推荐对于携带 BRCA1/2基因胚系突变的HER2阴性患者，可以考虑加用奥拉帕利辅助治疗1年 ［ 78 ］ 。 然而，目前高危HR阳性乳腺癌患者的辅助强化治疗使用细胞周期蛋白依赖性激酶4/6（cyclin-dependent kinases 4/6 inhibitor，CDK4/6）抑制剂（瑞波西利/阿贝西利）已经成为标准 ［ 79-80 ］ ，而三阴性乳腺癌患者若新辅助治疗未达病理完全缓解，亦常规使用卡培他滨强化辅助治疗 ［ 81 ］ 。其已有的强化方案如何与PARP抑制剂强化联合、序贯或选择其中一种方案，是临床尚未解决的问题，尤其PARP抑制剂与CDK4/6抑制剂均有显著的血液学毒性，如联合应用，其安全性可能欠佳。 YBCC2专家投票显示，对于BRCA1/2胚系突变的HR阳性高危乳腺癌患者的辅助强化治疗，65%的专家选择PARP抑制剂序贯CDK4/6抑制剂，取得共识；17%选择CDK4/6抑制剂序贯PARP抑制剂，7%选择两者联合，各有2%选择CDK4/6抑制剂单药或PARP抑制剂单药。 推荐意见13：BRCA1/2基因胚系突变的HR阳性高危早期年轻乳腺癌患者，辅助强化治疗优先选择PARP抑制剂序贯CDK4/6抑制剂。（共识度：65%） YBCC2专家针对 BRCA1/2基因胚系突变的HR阴性高危乳腺癌患者的辅助强化治疗应如何选择则未达成共识，35%的专家选择PARP抑制剂序贯卡培他滨，31%的专家选择卡培他滨联合PARP抑制剂，21%的专家选择PARP抑制剂单药，5%的专家选择卡培他滨序贯PARP抑制剂，1%的专家认为应选择卡培他滨单药，7%的专家不确定。 第五部分 早期年轻乳腺癌患者的治疗与管理

一、年轻乳腺癌患者的化疗

化疗是乳腺癌综合治疗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年轻乳腺癌患者相对复发转移风险较高，但YBCC1专家组对年轻患者常规推荐比普通患者更强化疗方案的意见未达成共识。因此，年轻乳腺癌患者在化疗决策上应与年长患者遵循相同的原则，避免因单纯考虑年龄而出现过度治疗。 随着多基因检测技术的发展，21基因（Oncotype DX ®）、70基因等检测已在欧美用于HR阳性HER2阴性早期乳腺癌的预后评估及化疗决策 ［ 78,82 ］ 。TAILORx和MINDACT研究显示，21基因和70基因在50岁以下患者中的预测价值较低 ［ 83-84 ］ 。现有研究主要基于欧美人群，40岁以下患者入组较少，证据不足。因此，依据多基因检测结果指导年轻乳腺癌患者是否豁免辅助化疗需特别谨慎。 关于年轻乳腺癌患者主要担心的化疗不良反应，高达91%的YBCC1专家选择了脱发，显示年轻乳腺癌患者对于外表的重视程度较高，可能与年轻患者担任的社会角色有关。此外，心脏毒性、血液学毒性和胃肠道反应也是主要担心的不良反应。 蒽环类药物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即取得了乳腺癌化疗药物的基石地位，然而也伴随着一系列不良反应包括心脏毒性等 ［ 85 ］ ，这些不良反应限制了蒽环类药物在一些患者群体尤其是老年人中的使用，“去蒽环”成为备受关注的问题。83%的YBCC1专家认为“去蒽环”化疗方案的优势是更少的心脏不良反应；但仍有56%的专家反对年轻乳腺癌患者化疗时优选“去蒽环”化疗，因为年轻患者的心脏毒性并不常见。BCY5共识提出，在经过高度筛选的、肿瘤较小、淋巴结阴性的HER2阳性乳腺癌患者中，可以考虑使用不含蒽环类药物的12周每周紫杉醇联合曲妥珠单抗方案 ［ 10 ］ 。US oncology 9735研究结果显示，在中低危乳腺癌仅用四个疗程化疗的情况下，多西他赛联合环磷酰胺可能优于蒽环联合环磷酰胺 ［ 86 ］ 。NCCN指南关于70基因MammaPrint ®检测的更新推荐：在已被判定为需要化疗的HR阳性HER2阴性、淋巴结阴性（pN0）及0~3枚阳性患者中，70基因高风险2型（MP-H2）患者采用不含蒽环类的紫杉类方案治疗预后显著更差，提示该类人群可从紫杉类基础上联合蒽环类化疗中获益；而MP-H1型患者无需常规联用蒽环类药物，可避免不必要的治疗相关毒性 ［ 78 ］ 。 紫杉联合蒽环仍是三阴性乳腺癌新辅助治疗的标准化疗，在此基础上加入铂类可进一步提高病理学完全缓解（pathologic complete response，pCR）率 ［ 87 ］ ，但能否转化为无事件生存期（event free survival，EFS）获益尚不确定。对于中高危年轻乳腺癌HER2阳性或三阴性乳腺癌患者，71%的YBCC1专家反对常规考虑含铂方案来取代含蒽环的辅助化疗方案。

二、年轻乳腺癌的内分泌治疗

（一）辅助内分泌治疗 辅助内分泌治疗是降低HR阳性患者复发风险的重要手段，多种治疗方案，如ER调节剂（他莫昔芬、托瑞米芬）、OFS联合他莫昔芬、OFS联合芳香化酶抑制剂（aromatase inhibitor，AI），以及CDK4/6 抑制剂联合辅助内分泌治疗，均已成为此类患者的有效治疗手段。 2025年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merican Society of Clinical Oncology，ASCO）大会公布的SOFT研究长期随访结果显示，OFS联合甾体类AI依西美坦对比OFS联合他莫昔芬或他莫昔芬单药治疗的15年无浸润性乳腺癌比例的绝对获益为2.9%~6.5%，在相对高风险的<35岁极年轻患者亚组中，OFS联合甾体类AI依西美坦更是将其15年无浸润性乳腺癌比例从他莫昔芬单药的51.3%提高到了69.6%，绝对获益高达18.3% ［ 88 ］ 。而在两项OFS联合非甾体类AI（来曲唑或阿那曲唑）治疗绝经前HR阳性乳腺癌患者的ABCSG-12/HOBOE研究中，DFS和OS均未显示出显著改善 ［ 89-90 ］ 。 对于≤35岁的极年轻HR阳性乳腺癌，即使为临床低危的Luminal A型（低Ki-67），是否会因复发风险更高而采取相应的强化治疗，YBCC2专家未能达成共识：50%的专家认为需要，应使用OFS，32%的专家选择不会，另有11%和7%的专家不确定和选择化疗。 （二）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gonadotropin releasing hormone，GnRH）类似物（GnRH analog，GnRHa）与卵巢功能抑制和逃逸 1.GnRHa的剂型选择：绝经前女性下丘脑分泌GnRH，促使垂体释放黄体生成素和卵泡刺激素作用于卵巢，并释放雌激素，而雌激素能促进ER阳性的乳腺癌细胞生长。OFS是指通过手术、放疗或药物抑制卵巢产生雌激素。常用药物为GnRHa，代表药物有亮丙瑞林、戈舍瑞林和曲普瑞林。此类药物通过持续刺激垂体，抑制垂体分泌黄体生成素和卵泡刺激素（follicle-stimulating hormone，FSH），进而下调绝经前患者体内雌激素水平，起到OFS的作用，进一步抑制乳腺癌的生长。考虑到手术的有创性和不可逆性，以及放疗效果欠佳，目前药物去势（GnRHa）已成为绝经前HR阳性的早期乳腺癌OFS的首选 ［ 91 ］ 。 临床常用的GnRHa有1个月和3个月给药两种剂型。多项研究表明，1个月与3个月剂型GnRHa均可有效降低雌激素水平，达到卵巢功能抑制的效果 ［ 16,91 ］ 。国内一项真实世界研究 ［ 91 ］ ，对2013—2021年在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接受GnRHa联合内分泌治疗的950例绝经前HR阳性乳腺癌患者进行了疗效评估，研究显示术后24个月内分别使用GnRHa 1个月和3个月剂型两组间达到雌二醇抑制（<30 pg/ml）的患者比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94.53%比92.84%）。基于不同时间点、不同内分泌药物［选择性ER调节剂（selective estrogen receptor modulators，SERM）或AI］、不同年龄组和是否接受化疗的患者亚组分析表明，3个月组的雌二醇抑制率均不劣于1个月剂型组（均 P>0.05）。另外一项研究报告了2种剂型GnRHa的卵巢逃逸率，3个月剂型GnRHa的卵巢逃逸率为4.80%~9.38%，1个月剂型的卵巢逃逸率为3.60%~12.20%，证实2种剂型的卵巢逃逸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16 ］ 。长期预后角度，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真实世界研究中位随访时间46个月，3个月和1个月剂型 GnRHa联合内分泌治疗无病生存率（91.2%比88.2%， P=0.93）和总生存率（98.7%比95.8%， P=0.17）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日本一项研究纳入222例绝经前HR阳性早期乳腺癌患者，在他莫昔芬5年辅助治疗的基础上，随机联合亮丙瑞林3个月剂型2年或3~5年强化治疗 ［ 92 ］ 。随访10年结果显示，接受3个月剂型亮丙瑞林治疗3~5年组与2年组的10年无病生存率（86.6%比82%）和总生存率（96.6%比98.9%）相似；但亚组分析显示高风险患者中3~5年组的DFS明显较2年组更长，低风险患者中两组之间没有差异，提示高风险患者应使用更长时间的OFS。3~5年组安全性与2年组相似，患者长期耐受性良好。 推荐意见14：HR阳性年轻乳腺癌患者行卵巢功能抑制治疗时，1个月与3个月剂型GnRHa均可作为常规选择。（共识度：93%） 2. GnRHa与AI的启动时机：AI能够特异性抑制芳香化酶，减少雌激素生成，降低血液中雌激素水平；如果将AI用于绝经前女性，其引起的雌激素水平降低可负反馈刺激下丘脑垂体通路，进而导致血浆雌二醇水平的升高。在既往研究中，GnRHa联合AI方案中AI的启动时机有所不同。多在GnRHa治疗6~8周后开始AI治疗，或在开始GnRHa后立即开始，或在化疗完成后进行，目前尚缺乏上述AI启动时机与患者预后的相关性分析。ASCO指南、BCY5共识未对GnRHa与内分泌治疗的启动顺序给出具体建议 ［ 10,93 ］ 。NCCN指南建议，如未计划化疗，GnRHa应单独使用1~2个周期，或与他莫昔芬同时使用，直到雌二醇水平达到绝经后范围，才可考虑使用AI ［ 78 ］ 。但一项ASCO成员临床调研中一半的受访者表示几乎从不等待使用GnRHa抑制6~8周后再使用AI ［ 94 ］ 。在开始GnRHa治疗后，AI刺激下丘脑垂体通路进而导致雌二醇水平升高的作用有限；因此，早期同步启动GnRHa和AI治疗也是可以接受的，但对于卵巢逃逸风险较高的年轻患者，仍需谨慎。 YBCC1专家关于AI启动时机未达成共识，53%的YBCC1专家认为，对于未绝经的乳腺癌患者，GnRHa可以与AI同时启用；43%的专家则认为需在开始GnRHa治疗并确认OFS后才可以开始AI治疗。YBCC2专家对于年轻HR阳性乳腺癌患者选择OFS联合AI时，是否会先用OFS，然后检测雌二醇确保成功抑制后再使用AI再次进行投票，形成推荐。 推荐意见15：未绝经的HR阳性年轻乳腺癌患者采用OFS联合AI治疗时，GnRHa与AI可同步启用。（共识度：67%） 3.卵巢抑制逃逸的定义、风险因素与监测管理：卵巢逃逸是指在接受GnRHa治疗的绝经前患者中，卵巢功能未能被完全抑制，导致雌二醇水平升高，甚至恢复月经或发生意外妊娠。在临床研究中，接受OFS药物的患者通常用雌二醇水平来判断抑制状态，但雌二醇的界值判定缺乏统一标准。SOFT-EST研究等采用了严格的2.72 pg/ml作为界值，少数研究将10、20 pg/ml甚至50 pg/ml作为界值，更多研究将30 pg/ml（即110 pmol/L）作为OFS逃逸与否的界值 ［ 95 ］ 。另外，由于监测时间、测定方法不一，激素水平受干扰因素较多，乳腺癌患者绝经诊断尚缺乏循证医学标准。《中国绝经前女性乳腺癌患者辅助治疗后绝经判断标准及芳香化酶抑制剂临床应用共识》 ［ 96 ］ 和《中国早期乳腺癌卵巢功能抑制临床应用专家共识（2024年版）》 ［ 90 ］ 建议，将FSH>40 U/L且雌二醇<30 pg/ml作为绝经状态的判定标准。 针对卵巢抑制逃逸的定义，YBCC2专家未达成共识：59%的专家同意将卵巢抑制逃逸定义为雌二醇水平高于绝经判定阈值30 pg/ml，或临床出现恢复月经或发生意外妊娠；12%和17%的专家不同意或不确定，另有12%的专家认为需要更灵敏的检测方法和更低的阈值。 卵巢抑制逃逸发生率为5%~50%，因雌二醇阈值设定不同而有所差异，其高危因素尚不明确，研究表明与年轻（<40岁）、高体质指数（body mass index，BMI）、未接受过化疗和OFS药物方案相关 ［ 97 ］ 。年轻（<40岁）患者卵巢储备功能较强且雌二醇水平较高者，更容易发生卵巢抑制逃逸，一项纳入435例ER阳性HER2阴性的年轻（≤40岁）乳腺癌患者的回顾性研究显示，OFS治疗后，年龄≤35岁患者雌激素抑制失败率显著高于35~40岁患者（8.7%比1.0%， P<0.05） ［ 98 ］ 。高BMI患者可能因体内脂肪组织较多，导致雌激素合成增加，从而增加卵巢逃逸的风险；未接受过化疗的患者可能因卵巢功能未受到化疗的抑制而更容易出现卵巢逃逸；此外还有少数患者可能对多肽结构产生抗体，进而导致对GnRH激动剂产生耐药 ［ 97 ］ 。 在GnRHa应用期间监测雌激素水平的临床价值仍不明确。YBCC1中，45%的YBCC专家认为不需要监测雌激素，31%的专家认为刚开始时需要、确认OFS后无需监测，仅11%的专家认为在整个使用过程中需要定期监测。研究表明，OFS联合SERM类药物（如他莫昔芬）或AI类药物可进一步改善绝经前HR阳性乳腺癌患者的生存获益 ［ 99 ］ ，但SERM类和AI类药物作用机制存在显著差异。他莫昔芬通过竞争性结合ER阻断雌激素对肿瘤细胞的刺激作用，其作用机制不依赖卵巢功能调控且不直接干扰卵巢生理活动。研究表明，残留卵巢功能可能干扰他莫昔芬疗效，但对长期预后无显著影响 ［ 100 ］ 。AI类药物通过不可逆抑制外周组织（脂肪/肾上腺）中芳香化酶的活性，阻断雄激素转化为雌激素，对于绝经后女性，AI类药物可有效降低雌激素水平；但在OFS抑制不完全的绝经前女性中，AI类药物可能刺激残余卵巢功能，导致雌激素水平升高及不良预后。因此，监测雌激素水平对确保OFS与AI的疗效较为重要 ［ 97 ］ 。在YBCC1共识中，GnRHa联合AI类药物时，28%的专家认为需要监测雌激素以反映卵巢逃逸情况；GnRHa联合SERM类药物时，仅5%的专家认为需要监测雌激素。 YBCC2专家投票显示，针对极年轻（≤35岁）及既往未化疗等高卵巢逃逸风险患者，58%的专家认为联合SERM时无需加强雌激素监测、联合AI时需要，31%认为不需要，11%认为都需要。 推荐意见16：GnRHa应用期间监测雌激素的价值尚不明确，但35岁以下极年轻及未化疗患者，联用OFS与AI时建议加强监测（共识度：69%） 关于卵巢抑制逃逸对HR阳性乳腺癌患者内分泌治疗疗效的影响，目前缺乏大型研究。理论上，持续性卵巢功能抑制不全或反复出现卵巢功能抑制不足的情况下，可能导致ER阳性乳腺癌复发的风险升高 ［ 101 ］ 。一项纳入9项前瞻性研究的meta分析显示：绝经后患者随着雌二醇水平的升高，乳腺癌复发风险增加了2倍 ［ 102 ］ ，但目前尚无证据表明绝经前患者中两者是否具有相关性。但在临床上见到的卵巢逃逸患者中，雌二醇水平短暂升高或出现一次性月经周期的患者较多。SOFT-EST研究显示 ［ 103 ］ ，随治疗时间延长，卵巢逃逸率呈逐渐下降趋势。研究将雌二醇水平>2.72 pg/ml定为评估标准，治疗3、6、12个月时OFS抑制不全率分别为25%、24%及17%，而全治疗周期中，仅8%的患者雌二醇水平持续>2.72 pg/ml。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的真实世界研究显示同样趋势，应用GnRHa后卵巢抑制逃逸主要发生在前12个月内，6.3%（60/950）的患者出现OFS抑制不全，其中55例仅为单次发生，在24个月治疗周期内，未观察到持续性OFS抑制不全（定义为连续2次间隔≥4周，雌二醇>30 pg/ml），提示卵巢抑制逃逸多为暂时性的。从长期生存来看，卵巢抑制成功和卵巢抑制逃逸患者的DFS（ P=0.57）和OS（ P=0.63）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 91 ］ 。 推荐意见17：年轻HR阳性乳腺癌患者治疗过程中出现的卵巢抑制逃逸多为暂时性，其发生率可随治疗时间延长逐渐下降，及时干预处理后，一般不会影响内分泌治疗整体疗效与患者远期预后。（共识度：62%） 卵巢抑制逃逸的管理除雌激素监测外，调整GnRHa剂量、更换OFS药物、或采取其他OFS措施或为有效的管理措施 ［ 97 ］ 。GnRHa的给药频率可能会影响卵巢功能的抑制效果。如患者对当前GnRHa药物产生抗体或效果不佳，拒绝接受任何其他形式的永久性卵巢去势治疗并希望保留生育能力，可以尝试考虑换用其他GnRHa药物。此外，GnRH拮抗剂的使用也显示出良好的效果，也可以考虑作为替代治疗方案 ［ 104 ］ 。意大利ERA项目共识建议，根据患者的偏好，卵巢切除术或放疗可作为药物治疗的替代方案 ［ 105 ］ 。正如前文所述，SERM类药物作用机制不依赖卵巢功能调控，但AI类药物在卵巢功能不完全抑制时反而起到刺激卵巢的作用，所以当出现卵巢逃逸时，应立即停用AI以免继续刺激卵巢功能，否则AI可能升高雌激素水平，甚至可能增加乳腺癌的复发风险 ［ 106 ］ 。 推荐意见18：年轻HR阳性乳腺癌患者发生卵巢抑制逃逸时，OFS联合AI治疗者需暂停AI，更换为SERM类药物（共识度82%）；OFS联合SERM类药物治疗者可继续原方案用药（共识度78%），亦可酌情更换GnRHa药物或剂型（共识度67%），必要时可考虑手术去势治疗（共识度：64%）。 （三）卵巢保护 卵巢作为女性最重要的生殖内分泌器官，在维持女性内分泌平衡和整体健康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乳腺癌化疗方案常涉及烷化剂等对卵巢有较强毒性的细胞毒性药物，其可通过诱导生殖细胞凋亡和破坏间质血管等不可逆性损伤卵巢功能，导致早发性卵巢功能不全（premature ovarian insufficiency，POI）。POI不仅影响患者的生育力、心理健康及生命质量，而且对骨骼、心血管、泌尿生殖系统和认知等神经系统健康造成不良影响 ［ 107 ］ 。既往多项研究已证实GnRHa可有效保护卵巢功能，并降低化疗引发的POI发生风险。PROMISE-GIM6研究纳入281例18~45岁诊断为HR阳性或阴性绝经前早期乳腺癌，其中80.4%为HR阳性乳腺癌，相较于单纯化疗组，化疗期间使用GnRHa显著降低了化疗引起的早期闭经风险（化疗结束后12个月内闭经率：8.9%比25.9%， P<0.001），证实了GnRHa对绝经前乳腺癌化疗患者进行卵巢功能保护的有效性 ［ 108 ］ 。OPTION研究显示，化疗联合GnRHa相比单纯化疗对40岁及以下女性POI有保护作用（POI率：2.6%比20.0%， P=0.038）；但在40岁以上的女性中，无显著差异（POI率：42.3%比47.2%， P=0.798） ［ 109 ］ 。长期随访显示化疗期间使用GnRHa可以改善更年期症状。 对于HR阴性绝经前乳腺癌患者，POEMS研究同样证实了GnRHa可有效保护卵巢功能 ［ 110 ］ ，研究中接受辅助或新辅助化疗的HR阴性绝经前（18~49岁）乳腺癌患者，相较于单纯化疗组，GnRHa联合化疗显著降低卵巢早衰率（8%比22%， P=0.004），同时提高了5年累积妊娠率（21%比11%， P=0.03）。福建省肿瘤医院的一项研究评估了HR阴性乳腺癌患者（≤45岁）新辅助/辅助化疗期间应用3个月剂型和1个月剂型的亮丙瑞林对卵巢功能的保护作用，结果显示，两组化疗结束后6个月的抗缪勒氏管激素（anti-Müllerian hormone，AMH）低水平率（分别为14%和12%）和化疗结束后12个月AMH低水平率（分别为12%和10%）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除了41~45岁患者，其他年龄段（≤40岁）患者AMH基本能恢复至化疗前水平，并且大部分患者月经状态于化疗结束后12个月恢复，提示年轻乳腺癌患者化疗期间接受两种不同剂型GnRHa均具有一定的卵巢保护功能 ［ 111 ］ 。 一项meta分析纳入5项随机对照试验 ［ 112 ］ ，共873例绝经前早期乳腺癌化疗患者，分析显示化疗期间使用GnRHa可显著降低化疗导致的POI率（14.1%比30.9%， P<0.001），提高治疗后妊娠率，且无论HR阴性或是阳性患者均获益；同时GnRHa不影响化疗疗效和患者生存。《中国早期乳腺癌卵巢功能抑制临床应用专家共识（2024年版）》指出，无论HR阳性或阴性，均可使用GnRHa保护卵巢功能，降低卵巢功能早衰的发生风险，减少生育能力损害，推荐化疗前至少1周开始使用GnRHa。BCY5共识则建议在（新）辅助化疗期间应同时使用GnRHa类药物以降低卵巢功能早衰的发生风险，保护卵巢功能，减少对生育能力的损害 ［ 10 ］ 。 推荐意见19∶40岁以下年轻乳腺癌患者即使暂无生育需求，保留卵巢内分泌功能仍可改善生活质量，临床应尽量予以保护（共识度：89%）；无论HR表达状态如何，存在卵巢功能保护意愿者，均推荐在新辅助或辅助化疗期间规范使用GnRHa保护卵巢功能（共识度：94%）。

三、CDK4/6抑制剂显著降低早期HR阳性HER2阴性年轻乳腺癌复发风险

在OFS联合传统内分泌治疗的基础上，CDK4/6 抑制剂联合内分泌治疗可进一步降低HR阳性早期乳腺癌患者的复发风险。年轻乳腺癌倾向于具有更高复发风险的特征。2024年ESMO年会报告了NATALEE研究年轻（<40岁）亚组数据分析，在年轻亚组中可观察到更多患者处于Ⅲ期，或存在淋巴结转移、组织学3级、Ki-67≥20%以及前线接受过化疗，再次提示年轻乳腺癌生物学特性较为高危。研究显示，中位随访时间33.1个月时，在>40岁亚组中，瑞波西利组较对照组降低了22%的复发风险（iDFS率：90.7%比87.9%， HR=0.78），而在年轻乳腺癌亚组中，瑞波西利组能够更大程度地降低复发风险达45.4%（iDFS率：90.1%比80.5%， HR=0.546），说明年轻乳腺癌患者使用CDK4/6抑制剂治疗或可进一步逆转其高侵袭性的特点。 NATALEE研究的年轻亚组分析显示，年轻HR阳性乳腺癌原本更高的复发风险在使用CDK4/6抑制剂后降至接近非年轻患者的水平，但关于是否会考虑对更多年轻患者使用CDK4/6抑制剂强化治疗尚未达成一致，分别51%和38%的专家选择“是”和“否”，11%的专家不确定。 第六部分 晚期年轻乳腺癌患者的治疗与管理 一项对SEER数据库的分析显示，年轻（≤40岁）患者占到所有晚期乳腺癌的7.8%，相较年长（>40岁）患者，年轻患者肝转移更多，肺转移较少，预后显著更好，尤其是HER2富集亚型 ［ 113 ］ ，提示年轻是晚期乳腺癌患者OS的独立保护因素。CDK4/6抑制剂获批及应用改变了HR阳性HER2阴性晚期乳腺癌的临床治疗模式，年轻患者可能具有更高Ki-67增殖指数和更活跃的细胞周期调控，这使CDK4/6抑制剂在阻断细胞周期进程中的作用更为显著 ［ 114 ］ 。MONALEESA-7研究评估了CDK4/6抑制剂在绝经前或围绝经期HR阳性HER2阴性晚期乳腺癌患者中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 115 ］ 。亚组分析显示，<40岁年轻患者的死亡风险降低35%（中位OS：51.3比40.5个月， HR=0.65，95% CI：0.43~0.98）；≥40岁患者的死亡风险降低19%（中位OS：58.8比51.7个月， HR=0.81，95% CI：0.62~1.07），提示CDK4/6抑制剂联合内分泌治疗在年轻晚期乳腺癌患者中也表现出更为显著的生存改善。但YBCC2专家对于年轻晚期HR阳性乳腺癌患者较年长患者是否对CDK4/6 抑制剂更敏感尚存疑虑，57%的专家表示不确定，27%和16%的专家分别选择“是”或“否”。 与其他亚型的乳腺癌相比，三阴性乳腺癌中肿瘤浸润淋巴细胞（tumor infiltrating lymphocytes，TIL）水平和程序性死亡配体1（programmed death ligand 1，PD-L1）表达水平较高 ［ 116-117 ］ ，免疫治疗已在晚期三阴性乳腺癌治疗中取得显著成效，但目前尚缺乏直接对比年轻和年长晚期乳腺癌患者对免疫治疗反应的研究。KEYNOTE-355研究探索了帕博利珠单抗联合化疗一线治疗三阴性乳腺癌的疗效 ［ 118 ］ ，在PD-L1综合阳性评分（combined positive score，CPS）≥10的亚组中，帕博利珠单抗联合化疗相较对照组显著改善患者中位PFS（9.7比5.6个月， HR=0.66，95% CI：0.50~0.88， P=0.001 2），不同年龄亚组分析显示<65岁患者（ HR=0.63，95% CI：0.46~0.87）相较≥65岁患者（ HR=0.67，95% CI：0.37~1.23）显示出相对较低的进展或死亡风险，但未对年轻人群进行分析。TORCHLIGHT研究同样显示，特瑞普利单抗可显著延长PD-L1阳性（CPS≥1）三阴性乳腺癌患者的PFS与OS，且<65岁治疗显著有效 ［ 119 ］ 。目前关于年轻晚期三阴性乳腺癌患者是否较年长患者对免疫治疗更敏感尚无定论，77%的YBCC2专家选择不确定，仅17%的专家认为更敏感。 年轻晚期乳腺癌患者在心理层面面临更多挑战，在面对晚期癌症诊断时，相比年长患者，往往会经历更强烈的心理冲击和死亡焦虑。这种焦虑不仅源于对疾病的恐惧，还与患者尚未完成的家庭责任、事业规划以及生活目标密切相关。研究显示，15~39岁之间被诊断出癌症的患者比40岁或以上患者具有更大的情绪困扰，相比于非年轻患者，更需要个性化的心理支持 ［ 120 ］ 。另有研究显示，综合心理护理干预措施能够帮助年轻乳腺癌患者强化对疾病及治疗的认知，更好地控制情绪，提高患者的依从性以及各阶段的护理质量，使整体干预效果得到提高，从而最终改善患者的预后身心状态，提高生活质量 ［ 121 ］ 。 推荐意见20：临床面对年轻晚期乳腺癌患者时，应如实告知病情全貌，充分沟通疾病相关信息，鼓励患者积极参与全程治疗与疾病管理，树立规范治疗与长期慢病管理理念。（共识度：88%） 第七部分 年轻乳腺癌患者的生育问题 年轻乳腺癌患者经常面对生育决策挑战，研究显示，经治乳腺癌患者妊娠率仅为3%，远低于一般群 ［ 122 ］ 。肿瘤治疗与妊娠的间隔安全时间机制也不明确，能否妊娠及妊娠时机需结合患者病情、肿瘤用药史、意愿和生育力状态等，进行多学科综合评估而定 ［ 123 ］ 。2019年《年轻乳腺癌诊疗与生育管理专家共识》指出虽然乳腺癌辅助内分泌治疗会导致年轻患者进一步推迟妊娠时间，甚至错过最佳生育时机，但是不建议患者为生育而中断规范的内分泌治疗 ［ 124 ］ 。 前瞻性POSITIVE研究探索了内分泌治疗中断后怀孕的安全性。研究结果显示有妊娠意愿的早期HR阳性年轻乳腺癌患者（Ⅰ~Ⅲ期，入组时年龄≤42岁），暂时中断内分泌治疗以尝试妊娠并未影响短期的疾病结局，治疗中断组与对照人群相比，3年乳腺癌事件累积发生率分别为8.9%和9.2%（ HR=0.81，95% CI：0.57~1.15），3年乳腺癌远处转移率分别4.5%和5.8%（ HR=0.70，95% CI：0.44~1.12）。此外，研究显示74%的患者至少成功怀孕1次，多数（70%）患者妊娠发生在2年内，且新生儿缺陷比例低（2%） ［ 125 ］ 。另外一项回顾性研究显示，手术后妊娠的HR阳性乳腺癌患者（<35岁）与未妊娠组的DFS和OS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但内分泌治疗持续时间30个月以上获益更多 ［ 126 ］ 。 BCY5共识提出HR阳性患者应在辅助内分泌完成18~24个月后开始备孕，在分娩和母乳喂养后按照最初计划恢复并完成治疗 ［ 10 ］ 。2019年《年轻乳腺癌诊疗与生育管理专家共识》建议辅助化疗结束后2~3年可以考虑怀孕，但高风险患者或需长期辅助内分泌治疗的患者，建议需延长至5年或更久 ［ 124 ］ 。中国抗癌协会乳腺癌诊治指南与规范（2026年版）指出需要辅助内分泌治疗的患者，在受孕前3个月停止内分泌治疗（如戈舍瑞林、亮丙瑞林、他莫昔芬等），直至生育后哺乳结束，再继续内分泌治疗 ［ 27 ］ 。 YBCC2专家投票显示，关于与患者沟通中断内分泌治疗尝试妊娠的风险，91%的专家认为POSITIVE研究虽显示暂停治疗不增加乳腺癌复发风险，但并非无风险；96%的专家认同该研究中3年乳腺癌事件发生率8.9%、远处转移率4.5%，并不因暂停治疗而增加，但患者需了解并接受此风险；72%的专家认为暂停内分泌治疗不应超过2年，14%认为患者可安全中断治疗，7%认为不应为尝试妊娠而中断。对于POSITIVE研究结果是否适用于需使用CDK4/6抑制剂辅助强化的中高危HR阳性乳腺癌患者，54%的专家表示不确定，仅6%选择“是”，41%选择“否”，反映多数专家不支持中高危HR阳性患者中断内分泌治疗去怀孕。 推荐意见21：HR阳性年轻乳腺癌患者若计划备孕而中断内分泌治疗，需充分告知相关潜在复发风险。POSITIVE研究证实，短期内暂停内分泌治疗尝试妊娠不会显著增加乳腺癌整体复发风险，但仍存在一定疾病事件及远处转移风险，需由患者充分知晓并自主接纳（共识度：96%）；临床建议内分泌治疗中断备孕时长不宜超过2年（共识度：72%）。 肿瘤治疗对生育能力、生殖内分泌功能和后代有一定的影响，甚至有不孕不育的可能，生育力保存应在肿瘤治疗开始前进行，同时告知患者生育力保存的相关操作应以肿瘤治疗为主 ［ 123 ］ 。乳腺癌患者的生育力保存方法有卵子冷冻、胚胎冷冻、卵巢组织冷冻及药物保护。多项研究表明，乳腺癌患者接受生育力保护技术安全有效，卵巢刺激和后续妊娠无论对于ER阳性或阴性乳腺癌患者均不会增加其肿瘤复发风险，同时可增加ART的成功可能性 ［ 127-129 ］ 。ART已常规应用于女性不孕症的治疗中，目前多数研究显示ART不会增加乳腺癌发生风险，但也有研究显示反复周期性使用促排卵药物导致乳腺癌风险增加，其中40岁以上患者更为显著 ［ 46-50 ］ 。此外，meta分析显示对于有乳腺癌家族史或 BRCA1/2基因突变的女性，IVF治疗并未显著增加患乳腺癌风险 ［ 130 ］ 。一项国际队列研究，探索有乳腺癌病史且携带 BRCA1/2基因胚系突变的年轻（≤40岁）女性，使用ART怀孕的安全性，结果显示，自然妊娠与使用ART技术怀孕的乳腺癌患者DFS和妊娠结局没有显著差异 ［ 131 ］ 。ART未显著增加育龄期患者乳腺癌发生风险，为有生育需求的年轻患者治疗提供了参考。《育龄期女性乳腺癌病人生育力保存临床实践指南（2025版）》提出 ［ 132 ］ ，ART适用人群需满足：有明确生育意愿、卵巢功能正常（卵巢储备良好）、肿瘤分期较早且复发风险较低，无ART相关禁忌证的育龄期患者。胚胎冷冻、卵子冷冻、卵巢组织冷冻需在化疗前特定窗口期完成，GnRHa可作为ART辅助手段在化疗前7~14 d启动使用，同时明确胚胎冷冻适用于已婚且家庭结构稳定的女性，卵母细胞冷冻则适用于未婚女性。对于青春期前或需立即接受性腺毒性治疗的乳腺癌患者，可考虑行卵巢组织冷冻保存。“ASCO 2025生育力保护指南”提出，GnRHa可作为年轻乳腺癌患者卵巢保护的治疗选择，其使用可提高卵巢功能保留概率，但不可替代胚胎、卵子或卵巢组织冷冻等成熟的生育力保存方法，同时推荐ART技术需在确诊后2周内启动评估，化疗前≥10 d完成核心操作，且不得延迟化疗超过4周 ［ 133 ］ 。明确已婚者可采用胚胎冷冻作为首选ART形式，无伴侣者可采用卵子冷冻，两种形式均需符合卵巢储备功能正常的前提，紧急情况下可采用卵巢组织冷冻作为补充手段。 目前YBCC2专家对于人工辅助生殖是否可能增加乳腺癌发生风险或者乳腺癌患者的复发风险这一问题未达成共识，分别有13%和57%的专家选择“是”或“否”，还有30%的专家表示不确定。 第八部分 年轻乳腺癌患者的全面康复 年轻乳腺癌患者往往在治疗和心理层面都面临着一些特殊的挑战和需求。乳腺癌患者的康复管理包括生理功能的康复和社会功能的恢复。乳腺癌的康复治疗是在乳腺癌治疗的同时或结束后，帮助患者恢复机体生理功能、调整心理状态，并且能够回归社会正常生活的所有干预手段 ［ 27 ］ 。 不少乳腺癌的治疗需要较长期和频繁的静脉输注药物，会给患者身心带来压力，影响其整体生活质量，进而降低治疗的依从性。为进一步方便患者，不少原本静脉输注的药物有了皮下制剂。药物皮下制剂和静脉制剂相比，具有创伤更小、使用更便捷、节约医疗资源等多重优势，并显著提高了患者的生活质量。国内外研究均已证实，曲妥珠单抗皮下制剂与帕妥珠曲妥珠单抗皮下制剂在疗效和安全性方面与静脉制剂相当，两者可相互转换，无额外安全风险 ［ 134-137 ］ 。PrefHER研究 ［ 138 ］ 探讨了488例乳腺癌患者对皮下制剂与静脉制剂的治疗偏好，88.9%患者偏好曲妥珠单抗注射液（皮下注射），节省时间、减少疼痛、不适、不良反应是重要因素。PHranceSCa研究进一步验证了乳腺癌患者对皮下制剂的偏好，结果显示，85%的患者更倾向于选择帕妥珠曲妥珠单抗注射液（皮下注射），其中93%表现出强烈偏好，主要原因包括临床治疗时间缩短（42%）和给药过程更舒适（26%） ［ 137 ］ 。 推荐意见22：HER2阳性年轻乳腺癌患者行靶向治疗时，在经济负担相近的前提下，优先考虑皮下注射剂型，可减少静脉给药相关操作、缩短给药时长，提升治疗依从性与生活质量。（共识度：97%） 在乳腺癌年轻患者的临床管理中，需要特别关注患者对治疗的依从性。GnRHa有1个月和3个月两种剂型，均可有效降低雌激素水平，且安全性良好。长效制剂的使用不仅可以降低给药频率，减少患者往返医院的次数和花费，也会进一步提升患者生活质量和用药依从性 ［ 139 ］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基于真实世界数据比较了3个月剂型亮丙瑞林和1个月剂型戈舍瑞林的成本差异，结果显示，3个月剂型的直接非医疗成本（包括交通费、食宿费）和间接成本（包括患者劳动力损失、家属或陪护者劳动力损失）均显著低于1个月剂型 ［ 140 ］ 。TEXT和SOFT研究中年轻（<35岁）患者使用1个月剂型GnRHa治疗3年和4年的依从性分别为80%和77%；另一项日本研究中，患者（中位年龄43.5岁）使用3个月剂型GnRHa治疗3~5年的依从性为88.2% ［ 141-142 ］ 。因此，3个月剂型GnRHa是临床上常见的选择，可能帮助提高患者的依从性。 年轻乳腺癌患者由于担负着较多的家庭和社会责任，压力更大，往往面临着较高心理健康问题的风险，主要集中在焦虑和抑郁等情绪管理，以及对复发的恐惧。抑郁与焦虑是乳腺癌患者常见的心理问题，我国乳腺癌患者的患病率为38%，明显高于普通人群 ［ 143 ］ 。有研究显示，抑郁焦虑与乳腺癌患者复发率和全因死亡率增加有关 ［ 144 ］ 。综合性、多元化心理护理干预能明显缓解围治疗期乳腺癌患者的抑郁情绪，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及治疗的信心，促进良好医患关系的建立，值得在临床上推广 ［ 145 ］ 。乳腺癌患者心理功能康复，包括去除诱因、患者教育、提供支持、认知行为治疗和多学科介入，乳腺癌患者的社会功能康复应涵盖专业支持、家庭支持、同辈支持和其他支持 ［ 27 ］ 。BCY5共识提出患有乳腺癌的年轻女性患心理社会困扰的风险更高，应定期评估患者的痛苦和心理社会需求，提供心理社会护理；伴侣和家庭成员应及早参与，必要时应及时提出以夫妻为基础的社会心理干预措施。患者由于过早绝经、与治疗有关的闭经、体重增加、脱发和乳房手术而引起的与身体形象、性行为和性功能障碍有关的特定社会心理困扰，医疗团队应及时处理，以确保提供适当的信息和支持。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团队进行的一项真实世界研究，首次对比分析了OFS联合托瑞米芬或AI治疗中国中/高危绝经前HR阳性乳腺癌患者报告的结局（patient-reported outcome，PRO）和生存结局，结果显示与接受AI+OFS患者相比，托瑞米芬+OFS治疗绝经前HR阳性乳腺癌患者身心健康结局效果更好，焦虑/抑郁程度更低，两组具有相似的DFS和良好的耐受性特征 ［ 146 ］ ，为患者治疗方案选择提供了新的依据。 此外，乳腺癌患者常面临较严重的睡眠障碍问题，一项探索睡眠症状轨迹的纵向队列研究发现，79.6%的乳腺癌患者出现持续性升高的失眠症状，且失眠严重程度与焦虑、抑郁和生活压力程度呈正相关 ［ 147 ］ 。尽早进行睡眠评估和管理，最好在癌症治疗之前进行，有益于年轻乳腺癌患者健康 ［ 148 ］ 。有研究显示芳香疗法联合音乐干预或情绪释放技术相较单一疗法可更好地改善患者围手术期焦虑、疼痛反应及失眠症状 ［ 149-150 ］ 。一项meta分析显示，运动可以缓解乳腺癌患者的抑郁、焦虑、疲劳和睡眠障碍，其中多组分运动是缓解抑郁和焦虑最有效的干预方式，建议乳腺癌患者可每周进行3次以上的多组分运动训练，每次训练持续时间不超过60 min ［ 151 ］ 。如失眠超过3个月，建议转诊睡眠专科医师进行治疗。 推荐意见23：临床应多维度干预年轻乳腺癌患者的心理状态，通过科普疾病知识、理性认知复发风险以减轻过度恐慌，必要时应寻求专业心理医师的帮助（共识度：100%）。有效应对措施包括强化家庭与社会支持（共识度：99%），配合适度运动调节身心（共识度：87%）；存在明显焦虑、失眠等情绪障碍时必要辅以药物对症处理（共识度：95%）。 乳腺癌患者在确诊后常面临失业和经济压力。年轻（18~39岁）乳腺癌患者辞职的比例约为中年（40~49岁）患者的3倍（14.6%比4.4%， P<0.01），同时更易面临财务困难 ［ 152 ］ 。一项研究显示14.9%乳腺癌患者在确诊至少1年后辞职，教育水平较低、请病假和诊断年龄较年轻是辞职的预测因素 ［ 153 ］ 。国内研究显示中国患者未重返工作岗位的原因包括长期疲劳、自卑、缺乏家人和工作单位的支持，或自愿辞职 ［ 154 ］ 。但有研究表明，与重返工作的女性相比，未工作的女性在总体生活质量、身体、认知和角色功能以及财务问题上明显更差，抑郁、焦虑和痛苦程度更高。因此，鼓励癌症患者在身体状况允许时或完成主要治疗后继续工作或重返工作岗位，适当调整工作量和工作时间，对疾病康复也有所帮助 ［ 155-157 ］ 。 推荐意见24：年轻乳腺癌患者完成主要抗肿瘤治疗后，应鼓励并支持其循序渐进重返工作岗位。重返工作岗位有助于患者重新融入社会、调节身心状态、促进全面康复（共识度：100%）；年轻劳动力回归社会，对社会有重要意义（共识度：96%）；可依据个体康复阶段与身体耐受情况，合理选择适配工作强度，平稳回归社会生活（共识度：96%）。 《中国年轻乳腺癌诊疗专家共识（2026版）》撰写组成员 顾问（按姓氏汉语拼音排序）： 江泽飞（解放军总医院肿瘤医学部）；刘荫华（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甲状腺乳腺外科）；任国胜（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内分泌乳腺外科）；邵志敏（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乳腺外科）；宋尔卫（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乳腺外科）；吴炅（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乳腺外科）；徐兵河（国家癌症中心 国家肿瘤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肿瘤医院药物临床试验研究中心）；殷咏梅（江苏省人民医院乳腺内科）；张瑾（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乳腺三科） 执笔人： 刘强（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乳腺外科） YBCC2专家组成员（按姓氏汉语拼音排序）： 陈波（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乳腺外科）；陈佳艺（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放疗科）；陈凯（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乳腺外科）；陈前军（广东省中医院乳腺科）；陈蓉（北京协和医院妇科内分泌与生殖中心）；陈茹（海南省人民医院乳腺外科）；陈文艳（南昌市人民医院乳腺肿瘤内科）；陈占红（中国科学院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乳腺内科）；董朝（新疆医科大学肿瘤医院乳腺甲状腺外科）；杜彩文（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深圳医院乳腺内科）；范蕾（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乳腺外科）；范照青（北京大学肿瘤医院乳腺癌预防治疗中心）；范志民（吉林大学第一医院乳腺外科）；傅芳萌（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乳腺外科）；傅佩芬（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乳腺外科）；葛睿（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普外科）；耿翠芝（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乳腺中心）；龚畅（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乳腺外科）；郭宝良（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普外科）；郝春芳（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乳腺肿瘤内科）；何劲松（北京大学深圳医院乳腺甲状腺外科）；胡泓（深圳市人民医院乳腺外科）；胡孝渠（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乳腺外科）；黄晓波（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乳腺放疗专科）；冀学宁（大连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肿瘤内一科）；江泽飞（解放军总医院肿瘤医学部）；解云涛（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家族遗传性肿瘤中心）；金锋（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乳腺外科）；金亮（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乳腺外科）；厉红元（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乳腺甲状腺外科）；李凡（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乳腺甲状腺外科）；李恒宇（上海长海医院甲乳外科）；李曼（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乳腺肿瘤科）；李南林（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甲状腺乳腺血管外科）；李婷婷（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生殖医学中心）；李炘正（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乳腺外科）；李兴睿（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甲乳外科）；李志高（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乳腺外科）；李志华（南昌市人民医院乳腺外二科）；刘红（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乳腺肿瘤二科）；刘健（福建省肿瘤医院乳腺肿瘤内科）；刘洁琼（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乳腺外科）；刘强（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乳腺外科）；刘蜀（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乳腺外科）；刘荫华（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甲状腺乳腺外科）；刘运江（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乳腺中心）；刘真真（河南省肿瘤医院乳腺科）；陆劲松（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乳腺外科）；罗婷（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乳腺疾病中心）；马斌林（新疆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乳腺甲状腺外科）；马杰（河北省唐山市人民医院乳腺外一科）；马力（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乳腺中心）；马小鹏（安徽省立医院普外科乳腺甲状腺中心）；莫雪莉（北京大学首钢医院乳腺疾病科）；聂建云（云南省肿瘤医院乳腺外三科）；欧江华（新疆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乳腺外科）；欧阳取长（湖南省肿瘤医院乳腺内科）；潘跃银（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肿瘤内科）；彭培建（中山大学附属第五医院乳腺病科）；齐晓伟（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乳腺甲状腺外科）；钱立元（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乳甲外科）；裘佳佳（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护理部）；任国胜（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内分泌乳腺外科）；邵志敏（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乳腺外科）；盛湲（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甲乳外科）；史艳侠（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内科）；宋传贵（福建省肿瘤医院乳腺肿瘤外科）；宋东（吉林大学第一医院乳腺外科）；宋国红（北京大学肿瘤医院乳腺肿瘤内科）；宋尔卫（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乳腺外科）；宋玉华（青岛大学附属医院乳腺肿瘤内科）；孙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乳腺甲状腺科）；孙光（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乳腺外科）；孙正魁（江西省肿瘤医院乳腺肿瘤外科）；唐鹏（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乳腺甲状腺外科）；滕月娥（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肿瘤内科）；王碧芸（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乳腺及泌尿肿瘤内科）；王海波（青岛大学附属医院乳腺病诊疗中心）；王浩（四川省肿瘤医院乳腺科）；王嘉（大连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乳腺肿瘤整形外科）；王墨培（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肿瘤化疗与放射病科）；王瓯晨（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乳腺外科）；王殊（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乳腺外科）；王树滨（北京大学深圳医院肿瘤内科）；王树森（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内科）；王涛（解放军总医院肿瘤医学部）；王廷（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甲乳血管外科）；王晓稼（浙江省肿瘤医院肿瘤内科）；王曦（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乳腺科）；王昕（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乳腺外科）；王永胜（山东省肿瘤医院乳腺外科）；王永霞（东莞市人民医院乳腺科）；汪成（上海市第二人民医院乳腺外科）；汪颖（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乳腺内科）；韦伟（北京大学深圳医院甲状腺乳腺外科）；吴炅（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乳腺外科）；吴克瑾（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乳腺外科）；吴畏（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乳腺外科）；吴智勇（汕头市中心医院乳腺疾病诊疗中心）；熊慧华（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综合肿瘤科）；徐兵河（国家癌症中心 国家肿瘤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肿瘤医院药物临床试验研究中心）；徐莹莹（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乳腺外科）；薛妍（西安国际医学中心医院肿瘤一科）；严靖雯（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护理部）；杨华伟（广西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乳腺外科）；杨谨（西安交通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肿瘤内科）；杨碎胜（甘肃省肿瘤医院乳腺科）；杨雅平（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乳腺临床研究中心）；姚峰（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乳腺甲状腺外科）；姚和瑞（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乳腺内科、肿瘤内科）；姚静（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乳腺肿瘤科）；叶松青（福州大学附属省立医院乳腺外科）；易文君（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乳腺外科）；殷咏梅（江苏省人民医院乳腺内科）；余之刚（山东大学第二医院乳腺外科）；袁芃（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内科）；袁中玉（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内科）；曾晓华（重庆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乳腺肿瘤中心）；张安秦（广东省妇幼保健院乳腺科）；张超杰（湖南省人民医院乳甲外科）；张剑（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肿瘤内科）；张瑾（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乳腺三科）；张军（深圳市前海蛇口自贸区医院甲状腺乳腺科）；张强（辽宁省肿瘤医院乳腺外科）；张清学（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生殖医学中心）；张清媛（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乳腺内科）；朱丽（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甲乳外科） 利益冲突 所有作者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参考文献（下滑查看）： [1]Giaquinto AN ,Sung H ,Newman LA ,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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