蛋白酶体抑制剂心血管毒性监测和管理中国专家共识（2025版）

1 PIs 相关心血管毒性及其发生机制

蛋白质通过泛素-蛋白酶体通路及时降解以维持

正常细胞内稳态，其在MM 的病理生理中发挥重要作用。PIs 通过抑制泛素-蛋白酶体途径，诱导未折叠或错误折叠的免疫球蛋白在恶性浆细胞中积累，最终诱导其凋亡[11]。恶性浆细胞对蛋白酶体的活性有很高的依赖性，因此对蛋白酶体抑制作用高度敏感[12]。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恶性浆细胞并非体内唯一具有高蛋白酶体活性的细胞。心肌细胞的蛋白酶体活性和蛋白质周转率也很高。卡非佐米和硼替佐米可以通过诱导凋亡引起心脏毒性，特别是卡非佐米相关心脏毒性与泛素-蛋白酶体系统密切相关，该系统对维持心肌细胞的功能至关重要，但被PIs 长期抑制后易引发心脏毒性。泛素-蛋白酶体系统的长期抑制可导致心肌细胞内不当折叠蛋白的积累，导致心肌重构，其病理过程与扩张型或肥厚型心肌病相似[13-14]。

PIs 可影响内皮细胞一氧化氮合酶的活性，引起血管内皮功能障碍，导致外周血管阻力增加，是诱发高血压的主要机制[15]。PIs 还可通过线粒体功能障碍、

自由氧生成过多、内质网应激增加、核因子kB 激活、下调自噬途径等机制诱发心血管毒性。此外，衰老是蛋白酶体功能障碍的主要介质，增加了对PI 相关心血管毒性的易感性[3]。

由于卡非佐米对蛋白酶体的抑制作用具有不可逆性，其心血管毒性发生风险高于硼替佐米，而伊沙佐米相关报道则较少[10,16-17]。

2 PIs 相关心血管毒性类型

2.1 心力衰竭

心力衰竭，特别是射血分数保留的心力衰竭不仅是心脏淀粉样变（cardiac amyloidosis，CA）的主要临床特征，也是PIs 治疗的重要且严重不良反应。多项研究报道，心力衰竭是PIs 治疗期间最常见的心血管不良事件[7,10]。所有PIs 药物都与心力衰竭相关。其中，卡非佐米最为显著，因为其不可逆的结合到其靶点，SEER-Medicare 数据分析显示，其心衰发生率为 $7.2\%\sim23\%^{[4,18]}$ 。在真实世界中，其心力衰竭的患病率可能更高。硼替佐米心衰发生率相对较低 $(4\%)$ ，且多发生在首次化疗期间；伊沙佐米发生率极低[3]。心力衰竭的程度与药物的剂量、处方频率及患者年龄等有直接关系[19]。

2.2 高血压

高血压是PIs 的另一个重要不良反应。3 种药物当中，卡非佐米高血压发生率最高。SEER-Medicare数据集分析报告，卡非佐米显著增加高血压风险[18]。与硼替佐米相比，卡非佐米治疗期间高血压的发生率更高，约为 $15\%$ 。卡非佐米治疗4 个周期后，可使收缩压升高 $10\ \mathrm{mmHg}$ ，舒张压升高 $3.3\ \mathrm{mmHg}$ ，平均动脉压升高 $5.4~\mathrm{mmHg}$ ，可诱发或加重高血压[20]。而硼替佐米、伊沙佐米引起高血压风险较低[3]。

此外，年龄、联合应用其他化疗药物，肾功能不全等因素也会导致患者血压升高[15,21]。ASPIRE Ⅲ期研究显示，卡非佐米治疗70 岁以上患者高血压发生率更为显著，且易发生3 级高血压，因心血管不良事件而停药的风险也更高[22]。

联合治疗也会影响高血压的发生率。在真实世界中，卡非佐米-来那度胺-地塞米松的联合治疗方案增加了高血压的发病率。高剂量卡非佐米同样增加3 级高血压发生率。

2.3 心律失常

MM 患者淀粉样变的发生率约为 $10\%$ ，肾脏和心脏是最常见的受累器官[15]。心肌淀粉样变本身可累及心脏传导系统，导致周围心肌纤维化和多种心律失常。其中房室传导阻滞和房颤是心肌淀粉样变性最常见的心律失常[23-25]。应用卡非佐米会进一步增加心房颤动等心律失常的发生风险达 $7\%^{[26]}$ 。

QT 间期延长是PIs 的另一常见心电图改变。

QT 间期延长是发生尖端扭转型室速重要可识别的客观指标，可增加心源性猝死风险。多项研究显示卡非佐米与QT 延长有强的相关性[10]。

2.4 缺血性心脏病

PIs 可通过短期及长期机制诱发心肌缺血，短期机制包括血管痉挛、内皮损伤、血栓形成；长期机制为脂质代谢异常继发动脉粥样硬化。

研究发现，使用PIs 后，缺血性心脏病的风险显著升高[27-29]。卡非佐米与缺血性心脏病的风险增加相关，可导致急性冠脉综合征、急性心肌梗死，甚至心源性猝死[7,15,18]。伊沙佐米同样增加冠状动脉疾病发生率。此外，在应用PIs 治疗的MM 患者中，高龄是心血管疾病发生发展的重要危险因素[22]。

2.5 血栓栓塞

MM 患者血栓形成的风险明显增加，血栓栓塞按部位可分为动脉血栓栓塞和静脉血栓栓塞。动脉血栓栓塞的发生率较低，约为 $1\%$ ，但预后不良。静脉血栓栓塞（venous thromboembolism，VTE）更为常见，包括肺动脉栓塞和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27]。联合使用PIs和免疫调节药物，将进一步增加血栓形成风险[30-38]。ASPIRE 研究发现卡非佐米、来那度胺和地塞米松联合方案，与来那度胺和地塞米松相比，明显增加深静脉血栓风险（ $6.6\%\ \nu s.\ 3.9\%$ ）[33]。

此外，MM 合并心脏淀粉样变亦增加心腔内血栓形成的风险，尤其是合并心房颤动的患者。经胸超声心动图（transthoracic echocardiography，TTE）及经食道超声心动图有助于心腔内血栓的检出[39]。

2.6 肺动脉高压

肺动脉高压的特点是肺血管重构，肺动脉压力升高，肺血管阻力增加，使右心室压力负荷增加，导致右心衰。肺动脉高压为PIs 的罕见并发症，目前数据有限。SEER 数据库综合分析显示，卡非佐米治疗的MM 患者， $1\%$ 在治疗后出现肺动脉高压[40]。相较于卡非佐米，硼替佐米引起肺动脉高压的发生率更低。

3 PIs 相关心血管毒性预防与管理策略

3.1 基线评估

推荐意见：推荐MM 患者在应用PIs 前进行肿瘤治疗相关心血管毒性风险评估，同时进行心脏淀粉样变筛查。

PIs 治疗前进行基线心血管损伤风险评估是预防肿瘤治疗相关心血管毒性 （cancer therapy-related-car-diovascular toxicity，CTR-CVT） 的必要措施。推荐所有患者接受心血管危险因素 （高血压、糖尿病、吸烟、血脂异常、肥胖等） 的筛查与评估。根据患者年龄、性别、伴随心血管危险因素、基础心血管疾病、既往肿瘤治疗史、相关检查结果及拟采用的MM 治疗方案，对MM 患者进行基线 CTR-CVT 风险评估，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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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高危和非高危。识别高危患者，通过多学科协作，制定个体化的主动监测方案，适时启动心脏保护治疗。危险分层方案参照2023 年中国肿瘤整合诊治技术指南-心血管保护指南（CACA）内有关多发性骨髓瘤患者蛋白酶体抑制剂和免疫调节剂CTR-CVT 危险因素评分方案[41]。具有 $\cdot\!\geqslant\!1$ 项主要危险因素或同时存在多种次要危险因素合计评分 ${\geqslant}5$ 分为多发性骨髓瘤患者PIsCTR-CVT 高危人群，见表1。

表 1 多发性骨髓瘤患者蛋白酶体抑制剂CTR-CVT 危险因素

|类型型 内容|| |---|---| |主要因素年龄≥75岁|| |既往心脏淀粉样变、心肌病、心衰或肿瘤治疗相关心功能|| |不全|| |既往动脉疾病史(冠心病、TIA、脑卒中和外周血管病)|| |既往VTE(深静脉血栓形成或肺栓塞)或动脉血栓栓塞史|| |既往蒽环类药物化疗史|| |既往曾发生蛋白酶体抑制剂或免疫调节剂致心血管毒性|| |基线LVEF||

此外，心脏淀粉样变筛查是MM 患者基线评估的重要内容。建议合并射血分数保留的心力衰竭或TTE 提示心肌肥厚的MM 患者，应启动心脏淀粉样变的筛查流程，行心脏核磁检查，部分诊断困难的患者，需要心内膜心肌活检确诊[42]。

3.2 治疗过程中监测

推荐意见：推荐患者在PIs 治疗过程中根据不同危险分层，定期进行临床评估及相应辅助检查。主要项目包括血压、肌钙蛋白、利钠肽（NPs）、肾功能、心电图及TTE。

推荐患者在PIs 治疗过程中根据不同危险分层，定期进行临床评估及相应辅助检查。主要项目包括血

压、肌钙蛋白、利钠肽（NPs）、心电图及TTE。

NPs 水平及TTE 是心力衰竭最重要且常用的监测手段，左室射血分数仍然是目前最常用的评估、监测指标。当出现心脏症状或体征时应及时进行TTE检查[43]。但是，TTE 测量的左室射血分数敏感性不高[44]，而且射血分数保留的心力衰竭是PIs 相关心力衰竭的常见形式，因此难以早期发现心脏功能受损。研究发现，舒张功能障碍和整体纵向应变改变是卡非佐米引起左室功能障碍的早期迹象[45]。整体纵向应变在患者的心血管毒性和全因死亡率方面具有预测价值[46-47]。监测整体纵向应变，有助于识别高危患者，早期发现心脏功能受损。

建议接受PI 治疗的多发性骨髓瘤患者在每次访视时测量血压，并在治疗初始3 个月内每周进行1 次家庭血压监测，此后每月进行1 次，治疗期间应将血压控制在 $140/90\:\mathrm{mmHg}$ 以下。降压治疗期间，推荐联合诊室血压及家庭自测血压监测，应每天测量血压，早晚各1 次，直至血压达标；每次随访均需规律测量血压。动态血压监测有助于评估血压昼夜节律、夜间血压、清晨血压等。

接受卡非佐米治疗的CTR-CVT 高危患者建议每3 个周期进行1 次TTE 检查；非高危患者也可考虑每3 个周期进行1 次TTE 监测。建议接受卡非佐米或硼替佐米治疗的患者在基线和前6 个周期内每个周期检测利钠肽水平。

合并心脏淀粉样变的患者，心血管毒性反应发生风险及不良预后会显著增加，应增加随访频率，每3～6 个月进行1 次TTE 和利钠肽监测[48]。

3.3 不同类型心血管毒性管理

3.3.1 心力衰竭推荐意见：推荐对出现心力衰竭患者，查找病因，减少PIs 用量，进行容量管理及改善心脏重构等治疗。

基线心脏淀粉样变筛查有助于PIs 治疗过程中心力衰竭的病因鉴别及管理。

CA 预后差，因此早期诊治对预后至关重要。CA“警示征”有助于CA 的早期诊断，包括：1）不明原因左心室肥厚[ 超声心动图：室间隔和（或）左心室后壁 $\geqslant\!12\;\mathrm{mm}]$ 伴（射血分数保留的）心力衰竭；2）心电图肢导联低电压或者胸导联R 波递增不良；3）超声心动图见房间隔、房室瓣增厚或右心室壁增厚；Ⅲ级左心室舒张功能异常；左心室纵向应变减低合并心尖保留现象；4）心脏磁共振的初始（native）T1 值升高，细胞外容积增加，弥漫心内膜下晚期钆延迟增强；5）持续低水平肌钙蛋白升高；6）既往高血压，目前血压正常甚至低血压；7）多发周围神经病变；8）植物神经功能紊乱；9）皮肤瘀斑和巨舌；10）双侧腕管综合征[42,49-51]。

CA 中 $98\%$ 为轻链型（immunoglobulin light chain

cardiac amyloidosis，AL-CA）和转甲状腺素蛋白型（transthyretin cardiac amyloidosis，ATTR-CA），如果临床高度怀疑CA，应依照诊断流程对该两种类型CA进行规范筛查[42,51]。首先，通过血、尿免疫固定电泳和血清游离轻链评估是否存在单克隆免疫球蛋白。如血清游离轻链比值异常、血清和尿免疫固定电泳阳性，应请血液科会诊，影像学检查高度提示CA 时，考虑行受累脏器（尤其是心脏或肾脏）或骨髓、脂肪活检，推荐首选受累脏器进行活检并通过质谱、免疫组织化学、免疫荧光或免疫电镜检查明确淀粉样变蛋白类型。如果单克隆免疫球蛋白检测无异常，可进行99m 锝 $(^{99\mathrm{{m}}}\mathrm{{Tc})}$ -焦磷酸盐（PYP）检查。研究显示心肌摄取为2 级或3级时诊断ATTR-CA 的特异性和阳性预测值均为 $100\%$ 。此时无需进行组织活检。不具备核素扫描检查时，建议进行侵入性心内膜心肌组织活检进行确诊。

容量管理是合并心脏淀粉样变的心力衰竭患者治疗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利尿剂选择上，应使用袢利尿剂和螺内酯。对常规利尿治疗效果不佳、合并低钠血症或肾功能不全的患者推荐使用托伐普坦。血管紧张素系统抑制剂、β 受体阻滞剂及洋地黄类药物并不能改善预后，甚至可加重低血压[42]。

不合并心脏淀粉样变的MM 患者，出现心力衰竭症状时，减少PIs 的应用剂量，减慢PIs 输液速度可能有助于减少心血管毒性及心力衰竭发生风险[19]。发生严重心力衰竭时，需要停用PIs 药物。

PIs 相关急性心力衰竭的患者，应查找其他诱因以及评估容量、灌注、主要脏器功能状态。根据急性心力衰竭临床分型，去除可逆性原因，合理应用利尿剂、血管扩张剂、正性肌力药及血管活性药物。

目前，尚缺乏针对PIs 相关慢性心力衰竭治疗及预后的大规模临床研究，因此PIs 相关慢性心力衰竭治疗，可参照其他传统化疗药物相关心脏毒性的治疗推荐。基线射血分数减低或高危心脏毒性风险的患者，可给予血管紧张素转化酶抑制剂（angiotensin-convert-ing enzyme inhibitor，ACEI）或血管紧张素受体拮抗剂（angiotensin receptor blocker，ARB）、β 受体阻滞剂、螺内酯等药物[3]。小样本回顾性研究表明，MM 患者在应用卡非佐米时，联合使用ARB，可保护患者的心脏功能[52]。

3.3.2 高血压推荐意见：推荐对合并高血压患者进行治疗性生存方式干预和降压药物治疗，其中ACEI/ARB 及CCB 类药物为首选药物。

具体降压方案仍缺乏大规模随机对照临床研究证据支持。启动降压药物治疗的时机取决于包括血压水平在内的总体心血管风险，同时应结合年龄、预计生存期。降压治疗方案主要包括：治疗性生存方式干预和降压药物治疗。

所有高血压患者均应进行治疗性生存方式干预，包括：低钠高钾饮食（但不建议补钾）、合理膳食、控制体重、不吸烟、限制饮酒、增加运动、心理平衡、管理睡眠。生存方式强化管理应作为高血压患者的基础治疗并贯穿治疗全程。

降压药物选择需综合高血压相关靶器官损害和合并症等因素。ACEI、ARB、钙通道阻滞剂（calciumchannel blocker，CCB）、利尿剂和β 受体阻滞剂等均可作为PIs 导致高血压初始和维持治疗的常用药物[53-55]。一般情况，ACEI/ARB 及CCB 类药物可作为一线降压药物[56]。单药控制欠佳的患者可采取联合降压方案。3.3.3 缺血性心脏病推荐意见：推荐对PIs 治疗过程中出现缺血性心脏病的患者进行规范治疗及二级预防，通过多学科会诊制定、调整化疗方案及抗栓策略。

开始接受PIs 治疗前，必须收集完整的病史，包括既往是否存在的冠状动脉疾病和心脏病，考虑患者年龄、性别和既往治疗情况，确定缺血性心脏病高风险患者的化疗方案[57]。同时要定期随访，监测心电图和询问心肌缺血相关症状。

如出现新发心肌缺血相关心电图表现及临床症状，应及时停药[58-59]。当治疗过程中发生急性冠脉综合征或心肌缺血事件，应依照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及急性冠脉综合征相关治疗指南，加用抗血小板药物，并进行相应二级预防。如患者同时合并血小板减少症时，需要多学科会诊来决定是否进行抗血小板治疗。对于接受冠状动脉介入治疗的患者，介入策略应基于尽可能缩短抗血小板治疗时程[60]。若发生冠脉痉挛事件，需要重新考虑其他化疗药物，同时应给予硝酸酯类和钙拮抗剂以预防冠脉痉挛，并密切随访[59-61]。3.3.4 心律失常推荐意见：推荐在PIs 治疗期间监测心电图及QT 间期变化。心律失常处理遵循现有相关心律失常指南。

1）心房颤动：MM 合并心房颤动的治疗原则与一般房颤相同[62]，包括转复并维持窦性心律，控制心室率及抗凝治疗。合并心脏淀粉样变的MM 患者，如发生心房颤动/心房扑动，不依赖于 $\mathrm{CHA}_{2}\mathrm{DS}_{2}$ -VASc 评分，无禁忌证，均应进行抗凝治疗。胺碘酮是控制节律和心率的首选药物；控制心室率时要慎用地高辛，因其会与心肌间质中的淀粉样纤维结合引起中毒。非二氢吡啶类CCB 可能加重房室传导阻滞或低血压，也不推荐用于心房颤动的心室率控制。部分患者可考虑消融治疗，但效果欠佳。

2）QT 间期延长：PIs 治疗期间应监测心电图及QT 间期变化。一旦出现QT 间期延长，应密切监测心电图。如 QTc 在 $480\sim500\;\mathrm{ms}$ ，每周进行1 次心电图监测； $\mathrm{QTC}{\geqslant}500\:\mathrm{ms}$ ，应考虑停药或减少剂量，积极纠正可能存在的电解质紊乱及其他延长QT 间期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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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1 次心电图监测QTc，并经多学科会诊讨论重启PIs 时机及策略[41]。室性心律失常的处理遵循现有室性心律失常相关指南，基于血流动力学评估。血流动力学稳定患者，可以使用静脉抗心律失常药物或同步电复律；如果血流动力学不稳定，应立即采取直流电复律[63]。心脏性猝死复苏后或持续性室性心动过速的心脏淀粉样变患者，如预期生存期 ${>}1$ 年可考虑安装置入式心脏复律除颤器。

3.3.5 血栓栓塞推荐意见：推荐在开始PIs 治疗前，对所有MM 患者进行血栓栓塞和出血风险评估，根据不同风险分层，选择相应预防策略。

建议使用中国多发性骨髓瘤患者VTE 风险分层系统进行VTE 风险评估，见表2。根据不同风险分层，选择相应预防策略。 ${<}6$ 分：不建议药物预防；低危组（6～8 分）：阿司匹林 $100\;\mathrm{mg/d}$ ；高危组（9～12 分）：华法林 $\left(\mathrm{INR}2\sim3\right)$ ，预防剂量低分子肝素或预防剂量利伐沙班或阿哌沙班；极高危组（ $(\geqslant\!13$ 分）：治疗剂量低分子肝素或治疗剂量利伐沙班或阿哌沙班[41,48]。

表 2 多发性骨髓瘤相关VTE 风险分层

|危险因素|积分(分）| |---|---| ||| ||| ||| ||| ||| ||| ||| ||| ||| ||| | 充血性心力衰竭(1个月内) 急性心肌梗死 肺功能异常(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糖尿病 肾病综合征 治疗因素 免疫调节剂 每个周期地塞米松总量>160 mg 每个周期地塞米松总量120～160 mg 蒽环类为主的多药化疗 卡非佐米 中心静脉置管 促红细胞生成素 ||

3.3.6 肺动脉高压推荐意见：PIs 治疗过程中，监测患者的肺动脉压力。重度肺动脉高压需停药，并转至肺动脉高压中心进一步诊治。

PIs 治疗过程中，应密切监测患者的肺动脉压力，TTE 是最常用的筛查手段。除肺动脉压力外，三尖瓣返流程度、下腔静脉宽度、右心室大小及三尖瓣环收缩期位移等心脏超声指标有助于肺动脉高压的进一步评估，确诊有赖于右心导管检查。严重肺动脉高压可导致右心功能衰竭，需暂时停用PIs，并转至肺动脉高压中心进一步诊治。对于肺动脉压力可在停用PIs 后逐渐下降，是否应用靶向降肺动脉高压药物，目前缺乏相应证据。待肺动脉压力下降或恢复至基线水平，应根据获益/风险评估考虑是否重启PIs。

4 结语

接受PIs 治疗的MM 患者会出现各种心血管疾病，如心力衰竭、高血压、缺血性心脏病、心律失常、血栓栓塞症及肺动脉高压。监测并早期发现PIs 治疗期间的心血管毒性，对PIs 的应用及管理具有重要意义。目前提出了几种假设来解释PIs 相关心血管毒性的作用机制，应进一步研究以更好地了解这些机制。

对于心血管毒性风险高的MM 患者，需要采取预防措施。二甲双胍或ARB 与卡非佐米的联合使用可预防MM 患者的心脏功能不全，显示出潜在预防性治疗作用。阿普利司特、芦丁和右雷佐生已被证明能够逆转卡非佐米诱导的大鼠模型心脏毒性。在进入临床研究，探索其与PIs 治疗的心脏保护作用之前，未来还需要开展更多的体外和体内实验研究加以佐证。

共识撰写专家委员会

组长：

刘彤天津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李悦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张志仁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副组长（按姓氏拼音排序）：

卜军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陈佳艺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范圣瑾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马飞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夏云龙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谢晓冬中国人民解放军北部战区总医院张梅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特邀指导专家（按姓氏拼音排序）：

曹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常春康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六人民医院陈样新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卢学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二医学中心 汪道文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曾春雨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军医大学大坪医院 邹萍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血液病研究所

专家组成员：（按姓氏拼音排序，\*为核心专家）

蔡菁菁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曹璐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陈静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陈少斌汕头大学医学院附属肿瘤医院陈小兵河南省肿瘤医院陈占红中国科学院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程蕾蕾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方凤奇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付真彦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耿旭红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公永太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胡金柱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胡威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黄辉中山大学附属第八医院黄明光山西省肿瘤医院黄峥嵘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姜馨陕西省人民医院 姜永生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蒋彬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景红梅\*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李殿富\* 江苏省人民医院李东辉陕西省人民医院李旭平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李志高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刘海霞重庆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刘红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刘基巍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刘健福建省肿瘤医院刘通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刘莹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刘越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刘兆喆中国人民解放军北部战区总医院陆寓非河南省肿瘤医院吕方芳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毛爱红甘肃省肿瘤医院庞慧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千年松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邱春光郑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任爽广西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沈赞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史业辉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苏胜发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孙丽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孙显东赤峰市医院唐方明广东省农垦中心医院 汪成上海交大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黄浦分院王洪斌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王军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王立新沧州中西医结合医院王群山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王延风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王颖重庆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王智慧吉林大学附属第二医院韦伊尔广州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吴钢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伍伟锋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徐明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徐向英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薛竟宜广东省人民医院杨谨西安交通大学第一医院杨润祥云南省肿瘤医院杨巍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姚和瑞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印凡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二医学中心余华中国科技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余鹰天津医科大学袁义强河南省胸科医院张爱启\*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张海涛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 张红梅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张会来\* 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张冀东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张莉湖北省肿瘤医院张然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张瑶\*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张英梅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张宇辉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张玉玲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钟久昌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朱天刚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朱燕林北京协和医院庄莉云南省肿瘤医院 执笔人：王卫定天津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邵群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赵志强天津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本文无影响其科学性与可信度的经济利益冲突。

参考文献 [1] Vincent Rajkumar S. Multiple myeloma: 2020 update on diagnosis, risk-stratification and management[J]. Am J Hematol, 2020, 95(5): 548-567. [2] Willis MS, Patterson C. Proteotoxicity and cardiac dysfunction: Alzheimer’s disease of the heart[J]? N Engl J Med, 2013, 368(5):455- 464. [3] Georgiopoulos G, Makris N, Laina A, et al. Cardiovascular toxicity of proteasome inhibitors: underlying mechanisms and management strategies: JACC: CardioOncology state-of-the-art review[J]. JACC CardioOncol, 2023, 5(1):1-21. [4] Siegel D, Martin T, Nooka A, et al. Integrated safety profile of single-agent carfilzomib: experience from 526 patients enrolled in 4 phase Ⅱ clinical studies[J]. Haematologica, 2013, 98(11):1753- 1761. [5] Astarita A, Mingrone G, Airale L, et al. Multiple myeloma patients undergoing carfilzomib: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a risk score for cardiovascular adverse events prediction[J]. Cancers (Basel), 2021, 13(7):1631. [6] Al-Yafeai Z, Ghoweba M, Ananthaneni A, et al. Cardiovascular complications of modern multiple myeloma therapy: a pharmacovigilance study[J]. Br J Clin Pharmacol, 2023, 89(2):641-648. [7] Cornell RF, Ky B, Weiss BM, et al. Prospective study of cardiac events during proteasome inhibitor therapy for relapsed multiple myeloma[J]. J Clin Oncol, 2019, 37(22):1946-1955. [8] Mancuso S, Carlisi M, Sarocchi M, et al. Cardio-oncology in multiple myeloma: is it time for a specific focus[J]? Leuk Lymphoma, 2018, 59(7):1764-1766. [9] Fakhri B, Fiala MA, Shah N, et al. Measuring cardiopulmonary complications of carfilzomib treatment and associated risk factors using the SEER-Medicare database[J]. Cancer, 2020, 126(4):808-813. [10] Buck B, Kellett E, Addison D, et al. Carfilzomib-induced cardiotoxicity: an analysis of the FDA adverse event reporting system (FAERS)[J]. J Saudi Heart Assoc, 2022, 34(3):134-141. [11] Obeng EA, Carlson LM, Gutman DM, et al. Proteasome inhibitors induce a terminal unfolded protein response in multiple myeloma cells[J]. Blood, 2006, 107(12):4907-4916. [12] Patel VG, Cornell RF. Cardiovascular complications associated with multiple myeloma therapies: incidence, pathophysiology, and management[J]. Curr Oncol Rep, 2019, 21(4):29. [13] Wilson Grandin E, Ky B, Frank Cornell R, et al. Patterns of cardiac toxicity associated with irreversible proteasome inhibition in the treatment of multiple myeloma[J]. J Card Fail, 2015, 21(2):138- 144. [14] Pagan JL, Seto T, Pagano M, et al. Role of the ubiquitin proteasome system in the heart[J]. Circ Res, 2013, 112(7):1046-1058. [15] Bruno G, Bringhen S, Maffei I, et al. Cardiovascular organ damage and blood pressure levels predict adverse events in multiple myeloma patients undergoing carfilzomib therapy[J]. Cancers (Basel), 2019, 11(5):622. [16] Parlati F, Lee SJ, Aujay M, et al. Carfilzomib can induce tumor cell death through selective inhibition of the chymotrypsin-like act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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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y of the proteasome[J]. Blood, 2009, 114(16):3439-3447. [17] Jouni H, Aubry MC, Lacy MQ, et al. Ixazomib cardiotoxicity: a possible class effect of proteasome inhibitors[J]. Am J Hematol, 2017, 92(2):220-221. [18] Bishnoi R, Xie ZG, Shah C, et al. Real-world experience of carfilzomib-associated cardiovascular adverse events: SEER-Medicare data set analysis[J]. Cancer Med, 2021, 10(1):70-78. [19] Moreau P, Mateos MV, Berenson JR, et al. Once weekly versus twice weekly carfilzomib dosing in patients with relapsed and refractory multiple myeloma (A.R.R.O.W.): interim analysis results of a randomised, phase 3 study[J]. Lancet Oncol, 2018, 19(7):953- 964. [20] Gavazzoni M, Lombardi CM, Vizzardi E, et al. Irreversible proteasome inhibition with carfilzomib as first line therapy in patients with newly diagnosed multiple myeloma: Early in vivo cardiovascular effects[J]. Eur J Pharmacol, 2018, 838:85-90. [21] Chen JH, Lenihan DJ, Phillips SE, et al. Cardiac events during treatment with proteasome inhibitor therapy for multiple myeloma[J]. Cardiooncology, 2017, 3:4. [22] Dimopoulos MA, Keith Stewart A, Masszi T, et al. Carfilzomib, lenalidomide, and dexamethasone in patients with relapsed multiple myeloma categorised by age: secondary analysis from the phase 3 ASPIRE study[J]. Br J Haematol, 2017, 177(3):404-413. [23] Alsouqi A, Khan M, Dhakal B, et al. KD-PACE salvage therapy for aggressive relapsed refractory multiple myeloma, plasma cell leukemia and extramedullary myeloma[J]. Clin Lymph Myel Leuk, 2021, 21(8):526-535. [24] Forsberg PA, Rossi AC, Boyer A, et al. Phase Ⅱ study of carfilzomib and dexamethasone therapy for newly diagnosed multiple myeloma[J]. Am J Hematol, 2019, 94(5):539-545. [25] Gurram MK, Pulivarthi S, Ehresmann K, et al. Cardiotoxicity associated with bortezomib: a single-center experience[J]. J Cancer Res Ther, 2017, 13(6):961-963. [26] Waxman AJ, Clasen S, Hwang WT, et al. Carfilzomib-associated cardiovascular adverse events: a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J]. JAMA Oncol, 2018, 4(3):e174519. [27] Gay F, Günther A, Offidani M, et al. Carfilzomib, bendamustine, and dexamethasone in patients with advanced multiple myeloma: The EMN09 phase 1/2 study of the european myeloma network[J]. Cancer, 2021, 127(18):3413-3421. [28] Dimopoulos MA, Laubach J, Echeveste Gutierrez MA, et al. Efficacy and safety of long-term ixazomib maintenance therapy in patients (pts) with newly diagnosed multiple myeloma (NDMM) not undergoing transplant: an integrated analysis of four phase 1/2 studies[J]. Blood, 2017, 130:902. [29] Land J, Afifi S, Adel NG, et al. Incidence and management of proteasome inhibitor-related cardiotoxicity in multiple myeloma patients at memorial Sloan Kettering cancer center[J]. Blood, 2015, 126(23):4265. [30] Martinez-Naharro A, Gonzalez-Lopez E, Corovic A, et al. High prevalence of intracardiac thrombi in cardiac amyloidosis[J]. J Am Coll Cardiol, 2019, 73(13):1733-1734. [31] Fradley MG, Groarke JD, Laubach J, et al. Recurrent cardiotoxicity potentiated by the interaction of proteasome inhibitor and im

www.cjco.cn

munomodulatory therapy for the treatment of multiple myeloma[J]. Br J Haematol, 2018, 180(2):271-275. [32] Li WJ, Garcia D, FrankCornellR, et al. Cardiovascular and thrombotic complications of novel multiple myeloma therapies: areview[J]. JAMA Oncol, 2017, 3(7):980-988. [33] Stewart AK, Rajkumar SV, Dimopoulos MA, et al. Carfilzomib, lenalidomide, and dexamethasone for relapsed multiple myeloma[J]. N Engl J Med, 2015, 372(2):142-152. [34] Sonneveld P, Asselbergs E, Zweegman S, et al. Phase 2 study of carfilzomib, thalidomide, and dexamethasone as induction/consolidation therapy for newly diagnosed multiple myeloma[J]. Blood, 2015, 125(3):449-456. [35] Wang M, Martin T, Bensinger W, et al. Phase 2 dose-expansion study (PX-171-006) of carfilzomib, lenalidomide, and low-dose dexamethasone in relapsed or progressive multiple myeloma[J]. Blood, 2013, 122(18):3122-3128. [36] Feng DL, Syed IS, Martinez M, et al. Intracardiac thrombosis and anticoagulation therapy in cardiac amyloidosis[J]. Circulation, 2009, 119(18):2490-2497. [37] Palumbo A, Rajkumar SV, Dimopoulos MA, et al. Prevention of thalidomide- and lenalidomide-associated thrombosis in myeloma[J]. Leukemia, 2008, 22(2):414-423. [38] Feng DL, Edwards WD, Oh JK, et al. Intracardiac thrombosis and embolism in patients with cardiac amyloidosis[J]. Circulation, 2007, 116(21):2420-2426. [39] Swan D, Rocci A, Bradbury C,et al. Venous thromboembolism in multiple myeloma - choice of prophylaxis, role of direct oral anticoagulants and special considerations[J]. Br J Haematol, 2018, 183(4):538-556. [40] Dimopoulos MA, Moreau P, Palumbo A, et al. Carfilzomib and dexamethasone versus bortezomib and dexamethasone for patients with relapsed or refractory multiple myeloma (ENDEAVOR): a randomised, phase 3, open-label, multicentre study[J]. Lancet Oncol, 2016, 17(1):27-38. [41] 张志仁 , 李悦 , 夏云龙 , 主编 . 心血管保护 [M]. 樊代明 , 总主编 . 天津 :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2023:86-100. [42] Shen KN, Tian Z, Gao YJ, et al. Chinese consensus on th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immunoglobulin light-chain cardiac amyloidosis[J]. Chin Med J, 2024, 137(2):127-129. [43] Čelutkienė J, Pudil R, López-Fernández T, et al. Role of cardiovascular imaging in cancer patients receiving cardiotoxic therapies: a position statement on behalf of the Heart Failure Association (HFA), the European Association of Cardiovascular Imaging (EACVI) and the Cardio-Oncology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Society of Cardiology (ESC)[J]. Eur J Heart Fail, 2020, 22(9):1504-1524. [44] Jurcut R, Wildiers H, Ganame J, et al. Detection and monitoring of cardiotoxicity-what does modern cardiology offer[J]? Support Care Cancer, 2008, 16(5):437-445. [45] Mingrone G, Astarita A, Airale L, et al. Effects of carfilzomib therapy on left ventricular function in multiple myeloma patients[J]. Front Cardiovasc Med, 2021, 8:645678. [46] Kuznetsova T, Cauwenberghs N, Knez J, et al. Additive prognostic value of left ventricular systolic dysfunction in a population-based cohort[J]. Circ Cardiovasc Imaging, 2016, 9(7):e004661. [47] Rhea IB, Uppuluri S, Sawada S, et al. Incremental prognostic value of echocardiographic strain and its association with mortality in cancer patients[J]. J Am Soc Echocardiogr, 2015, 28(6):667-673. [48] Lyon A, López-Fernández T, Couch L, et al. 2022 ESC Guidelines on cardio-oncology developed in collaboration with the European Hematology Association (EHA), the European Society for Therapeutic Radiology and Oncology (ESTRO) and the International Cardio-Oncology Society (IC-OS)[J]. Eur Heart J, 2022, 43(41):4229- 4361. [49] Wechalekar AD, Fontana M, CristinaQuarta C,et al. AL amyloidosis for cardiologists: awareness, diagnosis, and future prospects: JACC: CardioOncology state-of-the-art review[J]. JACC CardioOncol, 2022, 4(4):427-441. [50] Kittleson MM, Maurer MS, Ambardekar AV, et al. Cardiac amyloidosis: evolving diagnosis and management: ascientific statement from the 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J]. Circulation, 2020, 142(1):e7-e22. [51] 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心力衰竭学组 , 中华心血管病杂志 编辑委员会 . 转甲状腺素蛋白心脏淀粉样变诊断与治疗中国专 家共识 [J]. 中华心血管病杂志 ,2021,49(4):324-332. [52] Fukuta T, Nishimura N, Shirouchi Y, et al. Angiotensin Ⅱ receptor blockers might reduce a cardiotoxicity induced by carfilzomib: retrospective analysis of 17 cases[J]. Clin Lymph Myel Leuk, 2019, 19 (10):e255. [53] Copland E, Canoy D, Nazarzadeh M, et al. Antihypertensive treatment and risk of cancer: an individual participant data meta-analysis[J]. Lancet Oncol, 2021, 22(4):558-570. [54] Bangalore S, Kumar S, Kjeldsen SE, et al. Antihypertensive drugs and risk of cancer: network meta-analyses and trial sequential analyses of 324, 168 participants from randomised trials[J]. Lancet Oncol, 2011, 12(1):65-82. [55] Coleman CI, Baker WL, Kluger J, et al. Antihypertensive medication and their impact on cancer incidence: a mixed treatment comparison meta-analysis of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J]. J Hypertens, 2008, 26(4):622-629. [56] Hurwitz H, Fehrenbacher L, Novotny W, et al. Bevacizumab plus irinotecan, fluorouracil, and leucovorin for metastatic colorectal cancer[J]. N Engl J Med, 2004, 350(23):2335-2342. [57] Plana JC, Galderisi M, Barac A, et al. Expert consensus for multimodality imaging evaluation of adult patients during and after cancer therapy: a report from the American society of echocardiography and the duropean association of cardiovascular imaging[J]. J Am Soc Echocardiogr, 2014, 27(9):911-939. [58] Herrmann J, Lerman A, Sandhu NP, et al. Evaluation and management of patients with heart disease and cancer: cardio-oncology[J]. Mayo Clin Proc, 2014, 89(9):1287-1306. [59] Tarantini L, Gulizia MM, Di Lenarda A, et al. ANMCO/AIOM/AICO Consensus Document on clinical and management pathways of cardio-oncology: executive summary[J]. Eur Heart J Suppl, 2017, 19(Suppl D):D370-D379. [60] Gevaert SA, Halvorsen S, Sinnaeve PR, et al. Evaluation and management of cancer patients presenting with acute cardiovascular disease: a consensus document of the acute cardio vascular care (ACVC) association and the ESC council of cardio-oncology-part 1:

www.cjco.cn

acute coronary syndromes and acute pericardial diseases[J]. Eur Heart J Acute Cardiovasc Care, 2021, 10(8):947-959.

[61] Zamorano JL, Lancellotti P, MuñozDR, et al. 2016 ESC position paper on cancer treatments and cardiovascular toxicity developed under the auspices of the ESC committee for practice guidelines: the task force for cancer treatments and cardiovascular toxicity of the european society of cardiology (ESC)[J]. Eur Heart J, 2016, 37(36):2768-2801.

[62] Phelan D, Collier P, Thavendiranathan P, et al. Relative apical sparing of longitudinal strain using two-dimensional speckle-tracking

echocardiography is both sensitive and specific for the diagnosis of cardiac amyloidosis[J]. Heart, 2012, 98(19):1442-1448.

[63] Gevaert SA, Halvorsen S, Sinnaeve PR, et al. Evaluation and management of cancer patients presenting with acute cardiovascular disease: a clinical consensus statement of the acute cardio vascular care association (ACVC) and the ESC council of cardio-oncologypart 2: acute heart failure, acute myocardial diseases, acute venous thromboembolic diseases, and acute arrhythmias[J]. Eur Heart J Acute Cardiovasc Care, 2022, 11(11):865-874.

（编辑：孙喜佳校对：武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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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勇教授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曲雅勤教授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 许沈华研究员浙江省肿瘤医院 杜端明教授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 李小东主任医师北京大学国际医院 何琪杨教授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 张静教授空军军医大学基础医学院 郑晓副研究员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姚娟主任医师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盛立军研究员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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