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移性结直肠癌原发灶处理专家共识（2026版）

一 共识制订的原则及方法

共识制订的原则及方法 本共识立足于mCRC原发灶处理的重要临床问题，遵循美国医学科学院（National Academy of Medicine，USA，NAM）临床实践指南定义，参照《世界卫生组织指南制定手册》和《中国制订/修订临床诊疗指南的指导原则（2022版）》的制订步骤（表1），符合临床指南研究与评价系统Ⅱ（AGREEⅡ）标准，并按照国际实践指南报告规范（reporting items for practice guidelines in healthcare，RIGHT）撰写。共识已在国际实践指南注册与透明化平台进行注册（注册号：PREPARE-2026CN140）。  证据质量与推荐强度采用GRADE分级标准进行分级（表2）[5]。本次专家共识采用德尔菲法进行投票。共有99位相关领域专家参与了本次投票，其中结直肠外科专家84位，肿瘤内科专家9位，放疗科专家6位。本共识设定的达成标准为：专家最终同意率≥80%。 

二 初治mCRC原发灶处理的临床决策

初治mCRC原发灶处理的临床决策 （一）PTR的适应证 推荐意见1：对于可根治性切除的mCRC，预计术后可达长期无瘤状态，建议行根治性手术切除原发灶及转移灶，或新辅助治疗后行手术切除。（证据级别：A；推荐等级：强推荐；投票同意率：98.0%） 推荐意见2：初始评估原发灶和转移灶无法实现根治性切除者，若原发灶已经或即将引起需要外科干预的严重并发症（如梗阻、大出血、穿孔或顽固性局部症状）或影响全身系统治疗进行时，建议行PTR或肠造口手术；否则应优先进行全身系统治疗。（证据级别：A；推荐等级：强推荐；投票同意率：96.0%） 推荐说明 对于初始评估原发灶与转移灶在技术上均可实现根治性切除的mCRC患者，彻底切除原发灶是实现无瘤状态（no evidence of disease，NED）及长期生存的必要前提。可根治性切除的mCRC系指通过传统手术方式可达到R0切除、残余脏器足够维持患者功能及后续治疗者。根据患者肿瘤负荷、手术损伤及复发风险等，可采用同期切除或序贯切除等方式，或新辅助治疗后进行手术。策略上优先采用“围手术期治疗+手术”的综合治疗模式，通过术前治疗，观察肿瘤生物学行为和消灭微小转移灶，待确认获益后，在确保剩余器官功能及全身状况耐受的前提下，实施原发灶联合转移灶的根治性切除[6]。 若初始评估原发灶与转移灶无法实现根治性切除，治疗策略需依据“转化潜力”与“症状急迫性”进行分层处理。对于肿瘤负荷相对较低、全身状况良好［东部肿瘤协作组（Eastern Cooperative Oncology Group，ECOG）评分0~1分］的患者（潜在可切除亚群），治疗目标应设定为转化治疗，通过MDT制定的药物诱导方案促使肿瘤降期。转化成功后，应积极实施原发灶与转移灶的联合根治性切除，以期获得长期生存[4, 7-10]。对于经评估确认为始终无法根治性切除的患者，决策重心转为转移灶的疾病控制和原发灶的症状管理。若原发灶导致梗阻、穿孔或难治性出血等急症，外科干预是必需的，推荐行姑息性切除或造口手术，核心目标在于解除生命威胁并维持生活质量[11-13]。反之，对于无症状的不可切除患者，首选策略为直接开展全身系统治疗，不宜在治疗前常规行PTR。JCOG1007（iPACS）及CAIRO4等多项RCT已证实，预防性PTR并不能改善患者的总体生存期（overall survival， OS），反而可能因手术并发症延误关键的系统治疗时机[14-16]。因此，不推荐作为常规操作[17-19]。 （二）原发灶切除的禁忌证 推荐意见3：美国麻醉医师协会（American  Society of the Anesthesiologists，ASA）分级Ⅲ级及以上、ECOG评分≥3分，或合并严重心、肺、肝、肾等脏器功能不全的mCRC患者，在症状可控的前提下，不推荐行PTR。（证据级别：C；推荐等级：强推荐；投票同意率：92.9%） 推荐意见4：肿瘤广泛转移、预计对全身治疗反应不佳、且预计生存期3~6个月的mCRC患者，或原发灶无法实现R0切除者，不推荐行PTR。（证据级别：C；推荐等级：强推荐；投票同意率：96.0%） 推荐说明 手术的实施需严格评估患者的全身状况与肿瘤负荷。术前评估显示存在严重心、肺、肝、肾等重要脏器功能不全，或合并未控制的严重内科疾病，以致无法耐受麻醉与手术创伤者（ASA分级≥3级），应视为手术禁忌[20-21]。此外，肿瘤负荷广泛、呈多器官弥漫转移且对全身治疗耐药，预计生存期极短（通常<3个月），应以最佳支持治疗（best supportive care，BSC）为主要策略。

三 mCRC的全身系统治疗

mCRC的全身系统治疗 推荐意见5：应在MDT框架下，根据患者一般状况及症状、肿瘤负荷和部位及分子检测结果等，进行以全身系统治疗为主的综合治疗。（证据级别：A；推荐等级：强推荐；投票同意率：99.0%） 推荐意见6：对于转移性中低位直肠癌，在全身系统治疗控制远处转移的基础上，可根据直肠癌局部复发风险和患者症状，适时进行放射治疗。（证据级别：C；推荐等级：强推荐；投票同意率：99.0%） 推荐说明 大量临床证据表明，依托MDT模式能够有效整合肿瘤内科、外科、放疗科及分子病理科等多领域视角，根据患者基线临床特征、耐受性、肿瘤负荷和分子分型来进行评估，显著优化诊疗路径[22]。在相关指南和共识中有详细的流程和方案，此处不做赘述。 对于需要局部控制的转移性直肠癌，尤其是中低位直肠癌，局部放疗主要有短程放疗（short-course radiotherapy，SCRT）和长程放化疗（long-course radiotherapy，LCRT）两种模式。SCRT疗程短，可迅速完成原发灶处理，尽快开始针对转移灶的全身化疗；LCRT肿瘤降期效果更明显，有助于提高保肛率和R0切除率。随着全程新辅助治疗（total neoadjuvant therapy， TNT） 模式的兴起，SCRT在转移性背景下的应用逻辑发生深刻变化。RAPIDO研究证实了SCRT后序贯化疗的模式在局部晚期直肠癌中的价值[23]。该策略已被借鉴至寡转移患者的治疗中。意大利ShorTRIP研究显示，SCRT后序贯FOLFOXIRI三药方案（氟尿嘧啶类、奥沙利铂、伊立替康），病理完全缓解（pathological complete response，pCR）率可达33%，主要病理缓解（major pathological response，MPR）率达67%[24]。2024版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hinese Society of Clinical Oncology，CSCO）结直肠癌指南基于UNION研究结果，对于错配修复完整/微卫星稳定（proficient mismatch repair，pMMR/microsatellite stable，MSS）型局部晚期直肠癌，新增放化疗联合免疫治疗的推荐[25]。上述策略或Ⅳ期情况也适用，但目前尚缺少高级别的循证医学证据。

四 mCRC的系统治疗后原发灶处理原则

mCRC的系统治疗后原发灶处理原则 推荐意见7：接受系统治疗后疾病控制良好，治疗目标确定为无疾病状态时，可考虑在适当时机，行原发灶和转移灶的根治性切除或其他毁损性治疗，处理顺序建议遵照“重急先治、轻缓后处”原则；不建议对原发灶采用观察等待（watch and wait，W&W）策略，但在某些情况下，如低位直肠癌或患者保肛意愿强烈时，可谨慎考虑。（证据级别：B；推荐等级：强推荐；投票同意率：97.0%） 推荐意见8：对于系统治疗转化成功的患者，建议在末次化疗结束后4~6周行手术切除；若新辅助治疗使用贝伐珠单抗，末次用药与手术间隔在6周以上为宜。（证据级别：B；推荐等级：强推荐；投票同意率：91.9%） 推荐意见9：接受系统治疗后评估转移灶无法长期控制，或原发灶无法实现R0切除，或PTR会显著影响患者生活质量者，不推荐优先行PTR。（证据级别：A；推荐等级：强推荐；投票同意率：92.9%） 推荐说明 对于初诊原发灶与转移灶均在技术上可切除的mCRC患者，治疗核心目标是通过R0切除实现NED以改善长期生存。在完成术前治疗并确认疾病稳定或缓解后，手术方式与时机取决于手术复杂程度、原发肿瘤部位及患者耐受性。如手术创伤可控、PTR简单（如右半结肠）且转移灶局限（如肝转移灶可行肝脏楔形切除）的患者，优先推荐同期切除[26-31]；若手术复杂（如大范围肝切除联合结直肠癌根治术）、原发灶症状严重或患者全身状态差，推荐实施分期切除[32]。处理顺序建议遵照“重急先治、轻缓后处”原则，如先行PTR以预防即将出现的急症，中低位直肠癌肝脏转移采取“肝优先”策略[33]。 对于初诊不可切除的患者，治疗目标为延长生存或争取转化。若转化治疗后病灶达到可切除标准，则应彻底切除原发灶和所有转移灶以实现NED[4, 34-35]。对意向行肝移植患者，可优先行PTR，一般建议两次手术间隔在6个月以上。若系统治疗初期患者表现为快速进展，则不建议行PTR，因可能延误全身治疗的启动时机，应视为相对禁忌[14]。通常建议在末次化疗后等待4~6周再行根治性手术，以使骨髓功能恢复、化疗药物所致肝损伤得到修复，从而降低肝切除后发生肝衰竭的风险[36-37]。 为追求NED状态，原则上首选R0切除。然而，在临床实践中往往需要兼顾肿瘤控制与患者对保留器官功能及生活质量的强烈诉求。近年来，TNT模式的应用使直肠癌pCR率显著提升。局部W&W策略已从局部进展期直肠癌拓展至寡转移患者的管理中[38-41]。建议谨慎采用W&W策略，Ⅳ期的W&W局部复发率在40%以上[41]。

五 急症情况的原发灶处理

急症情况的原发灶处理 推荐意见10：对于原发病灶导致的急性肠梗阻，可采用手术切除原发灶、肠造口、自膨胀式支架或肠减压管置入等方法解除梗阻；对于腹膜转移引起的多节段复杂梗阻，原则上应避免行手术，首选药物和减压为主的综合姑息治疗。（证据级别：B；推荐等级：强推荐；投票同意率：96.0%） 推荐说明 针对伴有原发灶症状的mCRC患者，手术决策需依据症状危急程度而定。急诊手术主要针对危及生命的急症情况（如肿瘤穿孔致弥漫性腹膜炎、急性完全性肠梗阻或无法控制的消化道大出血）[11]。对于非急症、但症状显著（如慢性梗阻、严重贫血或疼痛）且药物或内镜等保守治疗无效的患者，推荐实施择期姑息性手术，或药物治疗无法缓解后行手术切除。手术时机应避开患者全身状况极差的阶段，建议在营养支持治疗和体能改善后的“窗口期”进行。 特殊临床场景如腹膜转移所致梗阻，腹膜转移是导致多节段、复杂性梗阻的主要原因，此类患者行姑息性手术的病死率（6%~32%）和严重并发症发生率（7%~44%）高，术后易再次梗阻（6%~47%），难以实现提高生活质量的治疗目标[42]。对于腹膜转移广泛、影像学提示多处梗阻的患者，原则上应避免开腹手术，首选药物治疗、胃肠减压和经皮胃或空肠造口引流。在梗阻部位较为明确、预计可行单纯造口的情况下，可慎重考虑手术干预[43-44]。

六 医患共决策和术前知情同意的获取

医患共决策和术前知情同意的获取 推荐意见11：mCRC的原发灶切除手术具有一定特殊性，知情同意需重点阐述治疗策略的逻辑与客观风险，充分告知替代治疗方案，并结合患者的意愿和经济状况商定个体化治疗方案。（证据级别：C；推荐等级：强推荐；投票同意率：99.0%）。 推荐说明 mCRC的原发灶手术具有特殊性，其实质是医患双方在充分信息交换上的信任构建。所以知情同意的获取需充分考虑患者的治疗预期、手术的风险与收益，规范的知情同意可避免不必要的手术损伤、病灶的遗漏和法律伦理风险。 规范的术前知情同意谈话应包含以下核心内容：（1）诊断与分期的确认：明确告知肿瘤性质、分化程度和基因型，明确转移类型及转归[45]；（2）治疗策略的逻辑解释：说明选择“先药物再手术”或“直接手术”的依据；（3）特定风险的量化披露：围手术期病死率（在大型中心中为3%~5%）、术后并发症（如出血、胆漏、腹腔感染或肝功能衰竭等）、复发风险（如5年复发率为50%~75%）[46]；（4）替代方案的探讨：如局部消融、立体定向放疗、肝移植、最佳支持治疗等；（5）患者价值观的整合：询问患者对生活质量的期望，讨论经济负担。 医患共同决策的实施技巧包括：利用决策辅助图表和手册展示不同治疗方案的生存曲线[47]；采用回授法确认患者理解程度[48]；明确传达MDT意见以增强患者信心。

七 mCRC原发灶处理的临床实施

mCRC原发灶处理的临床实施 推荐意见12：依据患者状况、肿瘤生物学行为、前期治疗效果及资源可及性等通过MDT讨论决定手术时机及个体化手术方案；推荐术前采用全身PET-CT等检查了解病灶分布及其活性状况。（证据级别：B；推荐等级：强推荐；投票同意率：93.9%） 推荐意见13：手术应以实现原发灶及转移灶的NED状态为目标，并预先规划PTR的方式、范围、转移病灶的处理顺序等，规避术中意外和病灶遗漏；若同期联合切除原发灶和转移灶风险过高，建议采取分阶段序贯切除策略。（证据级别：B；推荐等级：强推荐；投票同意率：99.0%） （一）术前综合评估 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merican Society of Clinical Oncology，ASCO）指南强调MDT管理和共同决策在mCRC治疗中的核心地位；欧洲肿瘤内科学会（European Society for Medical Oncology，ESMO）指南将mCRC患者分为“可切除”、“潜在可切除”和“不可切除”三类，并依据肿瘤生物学行为进行亚组分类，强烈推荐基于分子标志物（RAS、BRAF及MSI状态）进行精准治疗和预后判断。对于预期复发率较高的患者，要谨慎进行PTR；对预计达到NED可能性较大者，应积极寻求R0切除机会。 术前影像学评估是制定手术方案的依据。多排螺旋CT是基线检查首选，用于评估远处转移；MRI是盆腔包括直肠病灶评估和确定肝脏病灶的首选；MRI、尤其是使用肝细胞特异性造影剂对肝脏小病灶的显示优势明显；PET-CT有助于评估转移病灶范围及残留活性，尤其在肿瘤标志物如癌胚抗原升高、但常规影像学阴性时；液态活检技术对治疗方案的选择及疾病状态监测有一定帮助。 全身系统治疗后，PTR的术前规划十分重要。宜有计划地组合采用手术切除和损毁等手段达到NED状态，尤其要避免遗漏残余肿瘤病灶。治疗前后的影像资料对比是必不可少的；FDG-PET-CT检查是必要的，其中FAPI-PET-CT对腹膜转移的识别敏感性更高；部分原发病灶需要术前或术中内镜定位；三维重建技术有助于联合脏器切除手术的计划性；拟肝转移灶切除或损毁术者应准备术中超声或超声造影；联合脏器切除者应注意合理安排人力资源并协调相关科室，如麻醉科、重症监护室和手术室等。 （二）手术原则 手术规划应致力于实现原发灶及局限性转移灶的安全R0切除。结肠癌应贯彻完整结肠系膜切除（complete mesocolic excision，CME）原则，直肠癌需执行全直肠系膜切除（total mesorectal excision， TME）原则[49-52]。并根据术中发现，进行必要的跨层次分离和切除。mCRC往往伴随更多的区域淋巴结转移及跳跃性转移[53]。故术中需严格把握淋巴结清扫范围，建议至少达到D3淋巴结清扫水平，尤其要避免术中意外和病灶遗漏。对仅为解除症状的原发灶切除，不需要考虑系统、扩大的淋巴结清扫乃至于标准TME或CME层面的问题。对于术前接受过高强度转化治疗的患者，需关注放化疗后的病理改变对手术的影响，减少医源性播散及副损伤；因术后吻合口并发症风险增高，应视术中情况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包括肠造口等。 mCRC的手术规划宜依托更为完善的MDT，根据患者体能及肿瘤负荷制定个体化方案。对于原发灶和转移灶均可切除、且体能良好的患者，同期切除是实现NED的首选策略[27-29, 54-56]。对于不适合同期手术的病例，若同期联合切除原发灶和转移灶风险过高，建议采取分阶段序贯切除策略，分期切除的顺序应遵循“症状导向”与“预后导向”相结合的原则。如原发灶伴有梗阻、穿孔风险或活动性出血等急需解决症状者，可优先处理原发灶；原发灶无明显症状、转移负荷较重或处于临界可切除状态的患者，宜优先处理转移灶[57-62]。 （三）mCRC原发灶处理的技术实施 推荐意见14：原发灶切除术宜灵活选择开放、微创手术（腹腔镜或机器人辅助）入路，复杂疑难或联合脏器切除术及围手术期管理需与相关科室密切配合。（证据级别：A；推荐等级：强推荐；投票同意率：99.0%） 推荐意见15：根据原发灶分期，可考虑TME、CME或跨层面手术，建议至少行D3淋巴结清扫，并关注腹膜后、盆腔侧方、腹股沟等特殊部位的淋巴结；必要时可选择肠造口来保障吻合口安全及后续抗肿瘤治疗的及时进行。（证据级别：C；推荐等级：强推荐；投票同意率：91.9%） 1.手术入路与微创平台的选择：研究证实，腹腔镜下同期根治手术具有确切的安全性，能显著减少联合脏器切除的叠加创伤，缩短术后至辅助治疗启动的时间[30, 63-70]。前瞻性RCT结果提示，直肠癌手术中采用“头内侧向外侧入路”，相比传统中间入路（medial approach，MAP）能显著增加第253组淋巴结获取数目，且不增加围手术期风险[71]。机器人手术系统凭借裸眼3D高清视野与多自由度仿真手腕，进一步突破了传统腹腔镜在血管骨骼化清扫及复杂缝合中的技术局限[72-78]。然而，临床决策不应盲目追求微创，全身系统治疗后的mCRC原发灶切除有更多的治疗后水肿和纤维化、系膜淋巴结肿大乃至融合、肿瘤体积相对较大并伴跨解剖层次等特点。对于肿瘤负荷巨大、解剖关系不清、或两处病灶处理互相干扰的病例，仍应积极采用开放手术或分期策略。此外，针对“局部解剖困难”的特殊挑战（如男性肥胖、骨盆狭窄或超低位直肠癌），经肛全直肠系膜切除术（transanal TME，taTME）可作为一种关键的互补技术，克服传统经腹操作在骨盆深部的显露盲区[79-81]。 2.标准切除范围外的选择性扩大淋巴结清扫：尽管CME和TME是现代结直肠癌手术的标准，但对于局部侵犯严重、具有特殊解剖毗邻或伴有高危淋巴结转移负荷的复杂病例，肿瘤细胞常突破传统解剖屏障，需实施超越标准解剖平面的扩大淋巴结清扫策略。 侧方淋巴结清扫（lateral lymph node dissection，LLND）：对于肿瘤突破直肠系膜筋膜侵犯周围脏器、或伴侧方淋巴结转移的晚期直肠癌，单纯TME切除范围是不足的。研究显示，亚洲直肠癌患者转移性侧方淋巴结的合并患病率为17.3%，对于新辅助治疗后病理淋巴结仍阳性或侧方淋巴结短径≥5 mm的高危人群，侧方复发风险显著升高[82]。针对此类患者，应遵循超TME切除（beyond TME， bTME）的手术策略，以确保环周切缘阴性并降低侧方复发率[83]。但需注意，盲目扩大盆腔淋巴结清扫会显著增加术中出血量及手术时间，并大幅提高术后泌尿及性功能障碍风险[84]。 腹主动脉旁淋巴结清扫（para-aortic lymph node dissection，PALND）：对于超出标准清扫范围的同期腹主动脉旁淋巴结转移，临床处理尚存争议。现有研究提示，对于高度选择的病例，在根治性切除原发灶的同时行PALND安全性可控，5年OS可达22.4%~37.7%[85-87]。虽缺乏高质量证据支持常规推荐，但在MDT精细评估下，对特定患者实施PALND仍是争取长期生存的潜在机会。 3. mCRC的PTR围手术期并发症及管理： 推荐意见16：对于暂不进行PTR的患者，应密切监测原发灶相关并发症（特别是肠梗阻与慢性贫血）；更需警惕并发症发生时急诊手术带来的高死亡风险。对于PTR的患者，应关注术后并发症对全身系统治疗启动的影响，警惕全身系统治疗带来的围手术期风险，如吻合口漏和感染等。（证据级别：B；推荐等级：强推荐；投票同意率：99.0%） 推荐说明 当临床决策倾向于全身系统治疗而暂不进行PTR时，需关注在治疗过程中原发肿瘤导致的并发症。系统评价显示，mCRC原发灶相关的总体并发症发生率为21.7%[88]。其中肠梗阻最为常见（13.9%~14.4%）[19,88]。危及生命的急性大出血较为罕见，但慢性失血导致的贫血发生率达11.0%[88]。Tebbutt等[89]的研究显示，未进行PTR的患者中有20.7%需要接受超过5个单位的血液输注。原发灶穿孔发生率极低，为1%~3%[90]。当并发症发生时，有15.8%~18.3%的患者最终需进行手术干预[88-91]。急诊手术的围手术期病死率高达27.8%，而择期手术病死率仅为7.3%[91]。 原发灶优先切除的代价是手术创伤和潜在的术后并发症，可能导致全身治疗的延迟。原发灶切除组总并发症发生率为22.4%~23.0%[88-91]；其中伤口感染和愈合不良风险因术前治疗而显著增加（OR=1.43）[92]；吻合口漏发生率为1.7%[91]；腹腔感染或脓肿发生率为2.2%~3.7%[88-91]；术后肠梗阻发生率约4.0%[88]。SYNCHRONOUS与CCRe-IV研究数据的联合分析显示，原发灶切除组有24.1%的患者无法接受化疗[15]。

八 mCRC术后的衔接治疗和随访

mCRC术后的衔接治疗和随访 推荐意见17：mCRC原发灶切除术后的系统治疗建议在术后及早进行，可根据转移灶肿瘤负荷、既往系统治疗效果、患者耐受性和术后病理肿瘤退缩等进行治疗方案的调整。（证据级别：A；推荐等级：强推荐；投票同意率：97.0%） 推荐意见18：mCRC根治术后仍属极高复发风险人群，建议实施较高强度的随访监测，尤其是对特定转移器官的随访；推荐将循环肿瘤DNA（circulating tumor DNA，ctDNA）检测纳入术后监测体系，作为复发风险分层及辅助治疗决策的重要依据。（证据级别：C；推荐等级：弱推荐；投票同意率：87.9%） 推荐说明 在mCRC术后系统治疗方面，ESMO指南相对保守，对于复发风险极低（如单发、直径<2 cm、切缘宽、癌胚抗原检测正常、无不良基因突变）的结直肠癌肝转移患者，明确“单纯手术+密切随访”是合理选项[50,93]。ASCO指南建议，根据肿瘤负荷决定是否加用化疗[94]。CSCO指南则强调，只要患者体能允许，R0切除术后原则上应补足总疗程为6个月的化疗[95]。术后化疗延迟会显著影响生存获益。Rahbari等[15]对SYNCHRONOUS和CCRe-Ⅳ两项RCT的联合分析显示，单纯化疗组中位启动时间为随机化后6 d，而原发灶切除组中位启动时间延迟至34 d，5.6%的患者因术后并发症或早期死亡未能接受任何系统治疗。 mCRC术后患者复发风险极高，60%~70%的结直肠癌肝转移患者在根治术后2~3年内复发[96]。术后随访监测的目标是通过高强度监测早期发现无症状复发灶，争取二次根治性手术机会。ASCO推荐，随访强度与高危Ⅲ期结肠癌相似[97]。ESMO则建议，对根治性切除的转移性患者进行“更密集的监测”[50]。CSCO指南将ctDNA微小残留病灶（minimal residual disease，MRD）检测纳入Ⅰ~Ⅲ期结肠癌术后监测的Ⅲ级推荐[95]。PRODIGE-13研究显示，密集监测虽未显著改善OS，但显著提高了二次根治性手术的比例[98]。CHALLENGE试验证实，在完成辅助化疗后的切除性Ⅲ期或高危Ⅱ期结肠癌患者中，为期3年的结构化运动计划可显著改善无病生存期（HR=0.72），该证据主要来自非转移性结肠癌切除术后人群，或对mCRC根治术后患者有借鉴意义[99]。 转移性结直肠癌原发灶处理流程图见图1。  《转移性结直肠癌原发灶处理专家共识（2026版）》编审组成员名单 编审组长：武爱文（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张忠涛（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王锡山（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执笔组成员：邵凯迪（北京大学肿瘤医院）、陈楠（北京大学肿瘤医院）、程美乔（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张童越（北京大学医学部）、童军豪（北京大学医学部）、刘与杉（北京大学医学部） 审定组成员：张忠涛（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王锡山（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池畔（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叶颖江（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康亮（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王振宁（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王贵英（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邢宝才（北京大学肿瘤医院）、王崑（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李健（北京大学肿瘤医院）、王维虎（北京大学肿瘤医院）、丁培荣（中山大学附属肿瘤防治中心）、徐烨（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李心翔（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张卫（海军军医大学长海医院）、姚宏伟（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顾晋（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刘骞（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周爱萍（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张睿（辽宁省肿瘤医院）、张敬东（辽宁省肿瘤医院）、黄忠诚（湖南省人民医院）、张涛（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陶凯雄（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肖毅（北京协和医院）、顾艳宏（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金晶（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李勇（广东省人民医院）、王林（北京大学肿瘤医院）、王晰程（北京协和医院）、陈功（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袁瑛（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何义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参与审阅和投票的专家组成员（按姓氏拼音排序）：蔡联明（赣州市肿瘤医院）、曹高健（浙江省瑞安市人民医院）、曹家庆（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陈洪生（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陈健华（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陈景波（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陈瑛罡（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深圳医院）、程勇（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池畔（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刁德昌（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杜长征（北京清华长庚医院）、杜鹏（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冯波（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高远红（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公维鹏（山东省肿瘤医院）、顾艳宏（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韩方海（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韩鹏（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何义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胡海（四川省肿瘤医院）、胡军红（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黄颖（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黄有群（海南省肿瘤医院）、黄忠诚（湖南省人民医院）、江晓晖（江苏省南通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介建政（北京中日友好医院）、金晶（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鞠海星（浙江省肿瘤医院）、鞠昊（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孔大陆（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李波（云南大学附属医院）、李海（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李辉宇（山西白求恩医院）、李军（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李涛（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李旭照（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医院）、李永翔（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李云峰（北京大学肿瘤医院云南医院）、李中信（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刘超（四川省肿瘤医院）、刘凡隆（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刘海义（山西省肿瘤医院）、刘洪洲（山西长治医学院附属和平医院）、刘静（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鲁守堂（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罗凌涛（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孟文建（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千年松（解放军总医院）、任黎（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孙跃明（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唐源（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田利军（山西省人民医院）、汪欣（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汪泳（南方医科大学深圳医院）、王畅（吉林大学第一医院）、王贵英（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王颢（海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王举（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王俊锋（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王猛（浙江省肿瘤医院）、王旻（吉林大学第二医院）、王嵘（青海省肿瘤医院）、王莎莎（青岛大学附属医院）、王铁（河北省沧州中西医结合医院）、王锡山（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王辛（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王延磊（山东大学齐鲁医院）、王志刚（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韦烨（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魏丽春（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武爱文（北京大学肿瘤医院）、项建斌（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熊德海（重庆大学附属三峡医院）、许剑民（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燕速（青海大学附属医院）、杨春康（福建省肿瘤医院）、杨柳（江苏省肿瘤医院）、杨熊飞（甘肃省人民医院肛肠科）、姚庆华（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姚占胜（山西省运城市中心医院）、叶盛威（湖北省肿瘤医院）、叶颖江（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叶再生（福建省肿瘤医院）、易波（江西省肿瘤医院）、于志伟（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袁维堂（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袁瑛（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张国志（华北理工大学附属医院）、张宏（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张森（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张寿儒（重庆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张昭（天津市人民医院）、张忠涛（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赵斌（佳木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郑建勇（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郑阳春（四川省肿瘤医院）、周超熙（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朱玉萍（浙江省肿瘤医院）、庄成乐（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利益冲突 所有作者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滑动阅读参考文献 [1]郑荣寿,陈茹,韩冰峰,等. 2022年中国恶性肿瘤流行情况分析[J].中华肿瘤杂志, 2024,46(3): 22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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