肺结核主动筛查循证指南

1 方法学

1.1 指南制订发起机构 本指南的制定由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传染和感染性疾病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牵头,联合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中华医学会结核病学分会等机构共同发起并组织。

1.2 指南工作组 指南工作组由结核病临床医学、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影像学、方法学、诊断学与循证医学专家等多个学科的专家组成,确保推荐意见的科学性、全面性与可操作性。工作组明确分工,设立指南管理组,负责总体策划与进度控制;循证方法学组,负责临床问题设定、证据检索、质量评价与推荐形成;临床与防控专家组,负责结核病防控策略与筛查路径的专业审定。整个制订过程中,工作组通过多次会议研讨和通讯交流,反复讨论关键问题,形成了初步推荐意见框架,并在指南定稿、批准和公布前审阅所有反馈意见,及时修订并完善。

1.2 指南工作组 指南工作组由结核病临床医学、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影像学、方法学、诊断学与循证医学专家等多个学科的专家组成,确保推荐意见的科学性、全面性与可操作性。工作组明确分工,设立指南管理组,负责总体策划与进度控制;循证方法学组,负责临床问题设定、证据检索、质量评价与推荐形成;临床与防控专家组,负责结核病防控策略与筛查路径的专业审定。整个制订过程中,工作组通过多次会议研讨和通讯交流,反复讨论关键问题,形成了初步推荐意见框架,并在指南定稿、批准和公布前审阅所有反馈意见,及时修订并完善。

1.3 利益冲突声明与管理 指南制订过程中高度重视利益冲突(conflict of interest, COI)的声明与管理。所有工作组成员在项目启动前均提交并签署了详细的书面COI声明。指南指导委员会或监督委员会对所有声明进行审核,对可能影响指南推荐的COI进行了评估。对于存在相关利益冲突的成员,工作组采取规避措施,例如要求其在涉及相关领域的证据评阅或推荐形成时回避讨论和表决。整个指南制定过程中未接受任何商业机构资助,所有潜在COI均已声明、审核并采取必要回避措施,确保推荐意见形成的客观独立性和公正性。

1.4 指南使用者 本指南的主要使用者为从事结核病防治规划制定与实施的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和疾病预防控制部门管理人员、各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结核病防治专科医院/防治所、慢性传染病防治机构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从事结核病防治工作的专业人员。指导对象涵盖决策制定者和一线实施者,旨在为其提供科学依据明确、可操作性强的筛查策略建议。各地可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参照本指南开展肺结核主动筛查工作,并在实施过程中不断优化策略,以提高筛查效果。

1.5 指南范围与优先问题的确定 本指南聚焦于肺结核可疑症状人群、高风险人群、重点人群和肺结核高发病率地区社区人群的主动筛查策略,旨在针对这些特定人群开展肺结核早期发现与早期干预。指南系统阐述了主动筛查的方法学和主要筛查技术(如症状问询、影像学检查、C反应蛋白检测、分子生物学快速检测等)的原理、适用性、准确性及优缺点,并据此提出相应的筛查推荐意见及推荐理由。工作组综合国内外结核病流行病学数据和防治实践,确定上述人群为优先关注对象,并围绕“在这些人群中是否应开展主动筛查、采用何种筛查手段和频率能取得最佳效果”这一核心问题设定了具体的临床问题。每个优先问题均采用PICO框架明确人群、干预措施、对照和结局指标,确保证据检索和评价具有针对性。该方法确保指南范围清晰地聚焦于高风险人群主动筛查这一领域的关键决策点,也保证了有限资源下优先解决最重要的实践问题。本指南的制定与上述范围选择,契合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关于系统筛查的指导精神和我国结核病防控规划中针对重点人群提高早期病例发现的需求。

1.6 证据的检索和评价 指南编制严格遵循循证医学方法进行证据检索和评价。工作组制定了系统的文献检索策略,检索范围涵盖中英文文献数据库,包括Medline、Cochrane Library、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CBM)、万方数据、中国知网(CNKI)等。检索内容围绕肺结核高风险和重点人群的患病率与发病风险、筛查干预措施(如不同筛查工具的应用)的应用效果和可能的不良影响等方面。工作组针对每个优先问题预先设定了纳入和排除标准,优先纳入高质量的系统综述、随机对照试验和前瞻性队列研究等证据。对于检索获得的文献,方法学专家采用“双人独立+交叉核查”的方式进行筛选和资料提取,并评估研究质量(包括偏倚风险、结果一致性、直接性和精确性等指标)。随后,采用GRADE(Grading of Recommendations Assessment, Development and Evaluation)系统对证据的质量(确定性)进行分级,并对推荐意见的强度加以评定。依据GRADE方法,证据质量从高到低分为高、中、低、极低4级,工作组根据研究设计质量、样本量、效应大小及一致性等因素确定证据等级。对于每个临床问题,汇总证据后制作证据概要表,列出主要结局指标的效果估计值及对应的证据等级,作为推荐意见形成的依据。

1.7 指南推荐意见的形成 在系统评估证据的基础上,工作组通过集体讨论和决策框架分析形成指南推荐意见。运用 GRADE 证据-决策

· 4 ·

实用医学杂志 2026年4月 第42卷 第7期 The Journal of Practical Medicine, Apr. 2026, Vol.42 No.7 https://www.syyxzz.com

E-mail:syyxzz@syyxzz.com

(Evidence to Decision)框架,综合考虑以下因素:干预措施的潜在获益与风险伤害权衡、目标人群的价值取向与意愿、资源投入与成本效益、可行性与可及性,以及公平性等。当证据表明某筛查干预在目标人群中显著利大于弊时,工作组给予“强烈推荐”的意见;若干预效果不确定、不同情境下可能效果有别或需权衡价值观时,则给予“有条件推荐(即弱推荐)”的意见。值得注意的是,对于某些虽然直接证据质量水平的实施核查可能带来严重后果的情形,工作组基于专家经验和间接证据也会提出“强烈推荐”。在形成初步推荐条目后,工作组邀请相关领域的外部独立专家对草案推荐意见进行评阅和反馈。随后,通过会议讨论和必要的修改,针对每条推荐意见达成一致共识。共识形成采用名义小组法和匿名投票等方式,以确保少数不同意见得到充分讨论。当绝大多数组员(预设≥75%同意率)同意一项推荐时,该推荐即被确定为最终意见纳入指南。整个推荐形成过程力求透明、公正,所有不同意见和依据均记录在案,确保推荐来源可追溯、可解释。

1.8 指南的撰写、外审与批准 指南推荐意见确定后,由撰写小组起草完整的指南文本。撰写内容包括背景与目的、方法学描述、各条推荐意见及其依据解释、附录(如证据表)和参考文献等,确保指南内容结构完整、表述清晰和符合规范。初稿完成后,工作组组织指南外部审阅(外审)程序:邀请结核病防治、临床医学、方法学等方面的国内外专家以及指南目标用户代表,对指南草稿进行独立审阅。外审专家重点评估指南内容的科学性、推荐意见的适用性和表述准确性,并就指南的可实施性提出建议。工作组根据外审反馈对指南进行相应的修改与完善。最终定稿的指南经由发起单位审核批准:包括中华医学会结核病学分会审定通过,随后发表,以接受同行评议和广泛传播。同时,指南全文在国家指南发布平台和相关专业网站上公开发布,方便使用者查阅。通过上述批准和发布程序,确保了指南内容的权威性、可信度和可及性。

1.9 指南的发布、传播与更新 本指南经正式批准后以多种形式对外发布。一方面,通过国家结核病防治学术会议、培训班等途径,将指南核心内容及时传达给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和医疗单位的专业人员。同时,利用学术期刊、专业网站、新媒体平台等渠道广泛传播指南,提高行业知晓度。为促进指南的落实,工作组成员还将组织编写面向基层的解读文章和培训教材,对指南推荐的实施方法进行讲解。各地在开展主动筛查项目时,可参照本指南并结合当地实际制订实施方案,逐

步将指南所倡导的筛查策略融入常规医疗和公共卫生服务体系,不断提高筛查覆盖面和质量。指南的更新方面,本指南制定机构将密切关注国内外新的证据和政策变化。如果有新的高质量研究结果(例如新型筛查技术的大规模试验结果、WHO发布新的筛查建议等)出现,或我国结核病疫情形势和防控策略发生重大变化,指南工作组将及时组织评估并对推荐意见进行更新。建议每5年对指南进行1次全面评估和必要的修订。如在评估中发现有必要提前更新的内容,将及时启动指南更新程序。通过定期回顾和动态更新,确保指南始终保持科学性、前瞻性与实用性,为肺结核高风险和重点人群的筛查提供持续有效的指导。

2 主动筛查技术

用于肺结核筛查的方法主要包括症状筛查、胸部影像学检查、C反应蛋白(C-reactive protein, CRP)检测、免疫学和分子生物学检测等。根据不同的人群,综合考虑不同筛查方法的特点,进行合理地选用是在开展筛查工作前必须考虑的问题。表2总结了所考虑的筛查工具的敏感性和特异性。筛查工具的选择将满足“结核病筛查工具目标产品概况(target product profiles, TPPs)标准”所规定的所有最低要求,并尽可能多地满足最佳要求[10]。

2.1 症状筛查 症状筛查的核心是通过询问患者主观感受来识别疑似病例[11-12]。判定标准包括咳嗽、咳痰持续2周以上,或者咯血、发热等症状,并结合其他症状进行综合评估。长期咳嗽或任一肺结核相关症状可作为一般人群的初步筛查指标;任意时长咳嗽或任一肺结核相关症状可作为高风险个体的初步筛查指标。针对HIV感染者,则推荐采用WHO所明确的4种主要症状进行筛查(任意时长咳嗽、发热、盗汗、体质量减轻)[13]。该方法具有操作简便、成本低廉、非侵入性的显著优点,常作为多步骤筛查流程中的首要环节。

尽管症状筛查在肺结核初步识别中具有操作简便、易于推广的优势,但其应用存在明显局限性。一方面,肺结核患者的症状常呈间歇性或不典型表现,部分病例可自行缓解,易导致漏诊和治疗延迟[14];另一方面,该方法对早期及亚临床结核病的识别能力有限,敏感性与特异性均低于影像学和分子检测等方法[15]。此外,肺结核症状常与其他呼吸道疾病重叠,进一步限制了其单独使用的诊断准确性。为此,学界呼吁推行“超越症状”的筛查策略,以实现更早期、更全面的病例发现[16-18]。在实际应用中,症状筛查多与其他技术

实用医学杂志 2026年4月 第42卷 第7期

The Journal of Practical Medicine, Apr. 2026, Vol.42 No.7 https://www.syyxzz.com E-mail:syyxzz@syyxzz.com

·5·

表2 不同筛查手段用于肺结核主动筛查的效果评价

Tab.2 Effect evaluation of different screening methods for active screening of pulmonary tuberculosis

|筛查手段|适用人群|敏感性|特异性| |---|---|---|---| |长期(慢性)咳嗽[2]|可疑人群/高风险人群|0.42(95%CI:0.36 ~ 0.48)|0.94(95%CI:0.92 ~ 0.96)| |任意时长咳嗽[2]|可疑人群/高风险人群|0.51(95%CI:0.43 ~ 0.60)|0.88(95%CI:0.82 ~ 0.92)| |任意肺结核症状[2]|可疑人群/高风险人群|0.71(95%CI:0.62 ~ 0.79)|0.64(95%CI:0.52 ~ 0.74)| |WHO推荐的4种主要结核病症状[2]|HIV 感染者|0.83(95%CI:0.74 ~ 0.89)|0.38(95%CI:0.25 ~ 0.53)| |胸部X线(肺结核疑诊)[2]|可疑人群/高风险人群|0.85(95%CI:0.77 ~ 0.90)|0.96(95%CI:0.93 ~ 0.97)| |胸部X线(任何症状)[2]|可疑人群/高风险人群|0.94(95%CI:0.92 ~ 0.96)|0.89(95%CI:0.85 ~ 0.92)| |分子快速诊断检测[2]|可疑人群/高风险人群|0.69(95%CI:0.48 ~ 0.86)|0.99(95%CI:0.97 ~ 0.99)| |$LF-LAM^{[2,19]}$|HIV 感染者|0.42(95%CI:0.31 ~ 0.55)|0.91(95%CI:0.85 ~ 0.95)| |C反应蛋白检测(5 mg/L)[2]|HIV 感染者|0.90(95%CI:0.78 ~ 0.96)|0.50(95%CI:0.29 ~ 0.71)|

(如胸部影像或分子检测)相结合,以弥补其敏感性不足,从而在保证可操作性的同时提升整体筛查效能。

2.2 影像学检查 胸部X线(chest X-ray, CXR) 检查可直观显示肺部典型的结核病变,如上叶尖后段或下叶背段的浸润、空洞或纤维化灶[20-21]。CXR在识别无症状结核患者方面具有显著优势,可有效检出症状筛查易遗漏的早期病例[22]。其对活动性肺结核(active tuberculosis, ATB)的敏感性约为80%~90%,特异性在70%~85%之间,是目前最敏感的单一筛查方法之一[23-24]。因此,它被广泛推荐用于症状筛查阳性者或HIV感染者等高风险人群的进一步评估,尤其在提高早期诊断率方面具有重要价值。然而,即使 CXR结果正常,胸部CT仍可检出部分痰培养阳性的肺结核患者[25],与XCR相比,CT在肺结核筛查中具有显著优势。其更高的密度分辨率和灵敏度使其能够更清晰地显示肺部微细结构,并且对痰菌阴性患者、病灶位于肺尖或纵隔等隐蔽区域者检出效果更佳,可有效降低漏诊风险[26-27]。因此,对疑似但CXR阴性、病变可能隐匿(肺尖、纵隔)或临床高度怀疑而痰细菌学阴性者,在条件允许时建议采用胸部CT检查,在常规主动筛查中仍以数字化CXR为首选。

2.2.1 计算机辅助诊断(computer-aided diagnosis, CAD)系统在CXR筛查中的应用 尽管CXR筛查在多数国家已有有效控制结核病传播[28-29],但传统CXR判读依赖阅片者经验,存在结果差异大、可重复性低等问题,制约规模化推广。近年来基于深度学习模型的CAD技术[30],可自动识别肺部异常阴影(如结节、浸润和空洞),辅助影像科医生提高诊断的敏感性与特异性[31-33]。WHO在其2021年发布的指南中建议,在对15岁以上人群进

行肺结核筛查与分诊时,可使用CAD技术替代传统的人工阅片[2]。CAD技术可作为胸部X线检查的增强手段,辅助医生快速评估影像异常,减少主观误判。CAD技术能提升诊断准确率,尤其在高负荷筛查场景中,但其特异性相对较低,易产生假阳性结果,导致不必要的进一步检查[34-35]。因此,CAD技术应结合临床复核以优化效能。在高风险人群中,CAD技术有助于提高筛查敏感性,弥补传统影像判读的变异性问题。然而,其诊断性能可能因人群异质性而波动,需结合本地流行病学调整阈值[34-35]。在重点人群中,CAD技术的应用证据有限[34-35]。由于儿童肺结核影像表现不典型,且缺乏针对性的训练数据,CAD技术在该群体中的可靠性和安全性需进一步研究,因此应谨慎应用或优先选择其他确诊方法。在肺结核高负担地区社区人群筛查中,CAD技术常与移动X线检查结合,形成高效策略。这种联用模式在资源有限环境中能大幅提升检出率,包括亚临床病例,但需评估成本效益和实施可行性[34-35]。未来需加强卫生经济学研究,以优化CAD技术在社区层面的整合。另外,CAD技术作为影像筛查的辅助工具,其发展应聚焦于多技术联用和人群适应性优化,以持续增强肺结核防控体系。

2.2.2 移动X线机在XR筛查中的应用 面对医疗资源有限的偏远地区及监狱等特殊场所,移动X线筛查的使用显著提升了高风险人群的结核病早期发现能力[36-38]。移动X线筛查具有便携、高效的特点,显示出良好的防控效果。研究[39-40]显示,该方式在流动人口、老年人以及免疫抑制人群等重点群体中能够有效提高ATB的检出率,尤其有助于发现临床症状不明显或处于疾病早期的患者。通过早期诊断与及时治疗介入,不仅有助于改善患者个体预后,也在降低社区传播风险方面

· 6 ·

The Journal of Practical Medicine, Apr. 2026, Vol.42 No.7 https://www.syyxzz.com E-mail:syyxzz@syyxzz.com

发挥积极作用,从而实现早诊断、早治疗,降低疾病传播风险[36,41]。然而,移动筛查的实施仍面临设备成本、专业人员培训、影像判读质量以及后续诊疗转诊体系整合等多重挑战。未来需通过周密规划、资源投入和深入的实施性研究,进一步评估其大规模推广的成本效益与公共卫生影响,以充分发挥其在肺结核控制规划中的潜力。

2.3 免疫学和分子生物学检测 免疫学检测和以核酸扩增检测(nucleic acid amplification tests, NAATs)为核心的分子检测技术,是近几十年来结核病原学诊断领域革命性的进展。在提升检测灵敏度的同时大幅降低了操作复杂性,在结核病筛查中展现出重要应用价值[42-44]。

免疫学检测主要包括体液免疫诊断与细胞免疫诊断两种。免疫学检测通过检测体液中的特异性抗体或细胞免疫反应,为结核病的辅助诊断与鉴别提供了重要依据,但其应用仍受限于抗原识别差异及患者免疫状态的影响。目前,体液免疫使用范围较广,能实现结核分枝杆菌疾病的区分和鉴别[45]。在细胞免疫诊断中,结核菌素皮肤试验(tuberculin skin test, TST)操作简便、成本低廉,在我国基层医疗机构应用广泛。但其结果易受卡介苗接种史和非结核分枝杆菌感染的影响,特异性相对较低[46-48]。γ干扰素释放试验(interferon-gamma release assays, IGRAs)通过检测全血或外周血单个核细胞在结核特异性抗原刺激下产生的γ干扰素等细胞因子来判断感染。与TST相比,其特异性更高,不受卡介苗接种影响,适用于卡介苗接种率较高地区的筛查[49]。近年来开发的重组结核分枝杆菌融合蛋白(EC试验)则提供了新的检测手段,尤其用于高流行率环境中的HIV LTBI筛查[50]。在体液免疫诊断中,脂阿拉伯甘露聚糖检测(lipoarabinomannan assay, LAM)作为一种基于抗原的免疫测定方法,特别适用于HIV合并感染或免疫抑制患者的快速诊断。其操作简便、成本较低,常作为辅助工具用于高危人群筛查[51-52]。LAM在结核病的诊断中独具优势,具有区分LTBI和ATB的潜在价值[53]。

现有分子检测技术主要分为常规荧光定量PCR平台和现场快速检测(POCT)一体化系统两类[54-55]。这两类技术均适用于多种生物样本,常见的包括咽拭子、鼻咽拭子、唾液、血液以及组织样本等。常规荧光定量PCR平台可兼容实验室现有设备,成本相对较低;POCT一体化系统通过高度集成和自动化简化操作,但试剂与仪器投入较高。在应用场景上,大规模筛查适合采用常规技术以发挥规模效益,而小规模筛查则更依赖POCT的便捷性。NAATs通过识别细菌DNA或RNA的

特定区域实现诊断[56-57],具有检测快速、结果准确等优势,且部分产品能同步检测利福平耐药性[58]。该检测与传统方法相比,表现出更高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可有效降低假阳性结果,减少不必要的后续确诊负担[2,59-60]。NAATs已被广泛采纳,特别是在结核病高负担国家,其应用显著提升了诊断速度和准确性,支持早期治疗并降低传播率[55,61]。除NAATs外,其他检测技术也日益受到关注。靶向下一代测序(tNGS)是一种基于高通量测序的分子诊断技术,通过测序结核分枝杆菌的特定基因组区域,可提供全面的耐药性信息和菌株分型[62-63]。研究[64-65]显示,NGS在肺结核(如痰液和肺泡灌洗液)和肺外结核(如脑脊液和脓液)检测中均具有较高敏感度,且具备测序快速和效率高等优势,因此在耐药结核病(尤其是MDR-TB)诊断中应用广泛。然而,该技术面临成本高、技术要求严以及生物信息学流程标准化不足等挑战。未来仍需通过技术优化和成本控制以推动普及。在大规模筛查场景中,采用结核菌与耐药基因同步检测的策略可能导致大量不必要的耐药检测,从而显著增加成本。为提高成本效益,推荐采用分步检测策略:首先进行肺结核初筛,仅对阳性样本进一步开展耐药性评估。基于此,适用于筛查的分子检测试剂应优先聚焦于结核病特异性靶标。为提升检测灵敏度,建议选择多拷贝的特异性基因片段作为靶点,以提高感染者检出能力。此外,湿检技术通过混合样本进行初检,阳性时再复检个体样本,可显著节约资源和时间。该技术在低流行区或人群筛查中可提高检测通量,降低成本,但需结合统计学模型优化敏感性,确保筛查可靠性。

2.4 CRP检测 CRP是一种急性时相反应蛋白,在机体发生感染、炎症或组织损伤时血浆浓度显著升高[66]。尽管其在多种炎症性疾病和恶性肿瘤中均可出现水平上升,缺乏疾病特异性,但研究[67-68]表明在结核病患者中CRP水平与细菌载量及炎症严重程度呈正相关。近年来多项临床研究[69-72]证实,CRP可作为结核病的辅助筛查指标,适用于不同种族人群及合并症患者。CRP已被提出作为结核病的潜在生物标志物,同时也可作为疾病进展及治疗反应的预后指标[73]。

CRP已被证明是最接近符合世界卫生组织建议的参数[74-75],优于症状筛查策略[12,76-77]。与基于症状的筛查或分子检测方法相比,CRP检测具有快速、经济、便于即时实施的优势[69,76-78]。在诊断性能方面,CRP检测呈现出高敏感性但特异性相对有限的特点。诊断阈值的设定对其性能具有决定性影响:降低阈值可提高敏感性但会相应降低

实用医学杂志 2026年4月 第42卷 第7期

The Journal of Practical Medicine, Apr. 2026, Vol.42 No.7 https://www.syyxzz.com E-mail:syyxzz@syyxzz.com · 7 ·

特异性。随着敏感性的提高,CRP的特异性会相应降低,且其特异性与症状数量的增多成反比[74,79]。WHO指南将有条件地推荐CRP作为初治HIV感染者结核病筛查工具,建议阈值为>5 mg/L[2]。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极低CRP浓度(<1.5 mg/L)对排除结核病具有重要价值(阴性预测值达100%),而极高浓度(>400 mg/L)对结核病具有强预测性[80]。

检测流程的标准化使其在资源有限地区仍具有适用性。早期诊断对降低高风险人群(特别是HIV 感染者)的疾病严重程度和病死率具有积极意义[77]。WHO推荐将其与症状筛查结合使用:并联使用可维持或提高筛查敏感性,而采用“先症状筛查后CRP检测”的串联策略则有助于提高特异性,优化转诊流程[2]。综上所述,CRP是一种有价值的结核病辅助筛查工具,然而,其非特异性决定了需结合临床表现及其他检测方法进行综合判断,不宜作为独立诊断依据。未来需进一步标准化检测流程并优化其在各类人群中的最佳诊断界值。

3 目标人群与筛查方式

3.1 可疑症状人群 肺结核可疑症状者的主动筛查,是指医疗卫生系统主动地、有组织地在特定人群中,对具有肺结核可疑症状的个体进一步的检查以尽早发现肺结核患者。这与被动发现(即患者因症状自行就医)形成互补,是“终结结核病流行”策略的关键组成部分。

3.1.1 推荐意见 推荐意见1:对于15岁以下人群,建议优先进行免疫学检测和NAATs,任一检测结果阳性者,建议进行CXR检查;对于15岁及以上人群,应同时进行CXR检查和病原学检查,病原学检查优先进行痰标本NAATs(强烈推荐,高质量证据)。针对无痰或难以获得合格痰标本的人群,可采集舌拭子标本进行检测(有条件推荐,低质量证据)。

补充说明：

儿童:若难以获得合格痰标本可采集胃液或者粪便标本进行检测。

HIV 感染者:对于符合WHO推荐指征的HIV感染者(如住院患者、晚期HIV疾病、CD4计数低于阈值、重症或出现结核病症状/体征者),推荐在送检呼吸道标本进行分子检测的同时进行侧流尿脂阿拉伯甘露聚糖测定(LF-LAM);该策略尤其适用于无法获得疾标本的患者。

特殊人群:对于不适合首选CXR做筛查的人群(例如孕妇),应首选NAATs;若无条件开展NAATs,应在专业评估后选用免疫学或炎症相关

指标进行辅助诊断。

3.1.2 推荐依据 根据WHO的定义和指南,结核病的临床管理模块中将15岁作为儿童与成人的分界线,这不仅是生理成熟度的分界,也是临床症状表现与诊断策略差异化的科学依据[81]。可疑症状人群需进一步结合CXR影像学、病原学检测等确认手段,并在临床评估中排除其他疾病可能[82],从而提升肺结核早期发现的准确性与防控效能。对于出现肺结核相关症状的可疑症状人群,CXR检查常作为症状筛查阳性后的关键确认工具。其高敏感性有助于快速识别肺部异常,减少漏诊风险,但需注意阴性结果不能完全排除肺结核(尤其肺外结核或不典型病例),因此常需结合病原学检测进行综合评估[20-21]。对于可疑症状人群,NAATs常作为症状筛查或影像学检查后的关键确认工具,以快速确诊疑似病例[42-44]。研究[83-84]表明,NAATs对涂阴肺结核的敏感性可达85%~95%,特异性超过95%,能有效减少漏诊和误诊,尤其适用于有症状但传统检测阴性个体的进一步评估。然而NAATs的应用仍面临若干关键挑战。首先,该技术对精密实验室设备及专业操作人员的依赖度较高,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可行性[85]。

较高,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可行性[85]。其次,较传统检测方法,该技术通常涉及更高的成本,这可能对其在资源匮乏地区的广泛推广构成实质性障碍[86]。此外,尽管多项研究证实NAATs具有优良的性能指标,但其在真实世界肺结核防控规划中的实际效果、成本效益及公共卫生影响,仍需通过更多实践数据予以验证。2022年的一项系统综述[20]表明,在未感染 HIV或 HIV感染状况未知的人群中,2周及以上咳嗽的症状筛查联合胸部影像学筛查的敏感度和特异度分别达到99.2%(95%CI: 96.8%~99.8%)和84.9%(95%CI: 81.2%~88.1%)。WHO在结核病诊断指南中推荐分子生物学检测作为病原学检测首选技术[54]。对于有结核病症状和体征的患者,同时开展病原学检测和影像学检查,相对于先影像学检查后病原学检测的诊断流程,肺结核检出率更高,但检测成本更高[87]。WHO推荐对于具有肺结核症状的儿童,应优先使用分子生物学检测[81,87]。由于儿童肺结核症状缺乏特异性,大约30%的儿童可能会接受不必要的检测或治疗[88]。由于年幼的儿童无法主动咳出痰液,而痰液是用于检测成人肺结核的微生物的常规样本,因而年幼儿童的样本通常是通过胃部抽吸等侵入性方法收集的,最近有证据显示采集粪便亦可[88]。因此,应密切监测儿童对治疗的反应,警惕儿童肺结核的过度诊疗。HIV感染儿童、推荐同时检测呼吸道标本、粪便标本及LF-LAM(尿液)[89]。HIV感染者如果

· 8 ·

The Journal of Practical Medicine, Apr. 2026, Vol.42 No.7 https://www.syyxzz.com E-mail:syyxzz@syyxzz.com

筛查结果呈阳性或异常,应进一步接受结核病的初步诊断检测,包括结核分枝杆菌的分子检测(mWRD)和LF-LAM[90]。对于CD4细胞计数≤100细胞/µL且有TB体征和症状[肺和(或)肺外]的HIV阳性成人患者,或CD4细胞计数未知的重症HIV阳性患者,LF-LAM可用于协助诊断TB[91]。一项系统综述[92]显示,口腔拭子(含舌拭子)在成人应用的敏感度范围为36%~91%,在儿童应用的敏感度范围为5%~42%。特异度范围为66%~100%,且大部分研究的特异度在90%以上。但由于纳入研究的样本及方法的异质性大,未进行Meta分析。出于对孕妇和胎儿安全的考虑,以及NAATs在检测准确性和速度上的优势,医学指南[93-94]强烈推荐在孕妇等不适合进行胸片X线筛查的人群中,首选NAATs作为结核病的筛查和诊断手段。一项针对上呼吸道样本进行的系统综述[95]通过Meta分析显示,口腔拭子(含舌拭子)检测结核分枝杆菌复合群的总敏感度为57%,特异度为91%。另一项研究[96]的Meta分析显示,口腔拭子(含舌拭子)在肺结核患者中诊断的总敏感度为67%,特异度为95%。使用舌拭子的qPCR检测的多中心研究[97-98]为肺结核提供了一种可靠且无创的诊断替代方案,尤其适用于难以收集痰液的情况。尽管舌拭子敏感度低于痰液,但考虑到采样便利性,基于主动筛查的需求,为了增加病原学检测技术的可及性,以舌拭子为代表的基于非痰标本的检测方法将发挥一定作用,在主动筛查场景下具有实施优势。

3.2 肺结核发病高风险人群 高风险人群是从个人疾病发生风险角度定义的。指由于自身免疫状态或特殊生理状况,一旦感染结核菌,发展成ATB的概率极高的人群或者是由于所处环境感染风险极高的人群。筛查该类人群是为了早期发现并治疗,保护个体健康。

3.2.1 推荐意见 推荐意见2:对于15岁及以上人群,应开展肺结核症状筛查、CXR检查和疾标本NAATs;针对难以获得合格痰标本的人群,建议采集舌拭子进行NAATs。对于15岁以下以下人群,建议优先进行症状筛查和免疫学检测,若出现肺结核可疑症状或免疫学检查阳性,则推荐同时进行CXR和NAATs(强烈推荐,高质量证据)。

推荐意见3:对于高风险人群中感染HIV的成人和青少年,应开展WHO所明确的4种主要症状筛查并结合CXR或CRP;若出现任何肺结核症状和(或)CXR或CRP结果异常,应进行NAATs;对于随访管理的HIV感染者,不论有无结核病症状,每年应进行1次CXR和(或)结核病原学检查,病原学检查首选NAATs;对于15岁以下HIV感染青

少年的年度随访,不推荐常规首选CXR,应优先考虑如NAATs及其他适宜儿童的筛查方法;若出现肺结核症状,可按临床需要合理使用CXR(强烈推荐,高质量证据)。

补充说明:上述筛查结果呈阳性或异常的HIV感染者,若符合晚期HIV疾病、重症或CD4计数低下等指示,应在进行NAATs的同时进行LF-LAM检测;无法获得痰标本者,LF-LAM可作为重要补充手段。

3.2.2 推荐依据 目前,我国HIV/AIDS者接受ART的比例较高(92.9%),其接受ART后会抑制HIV的复制,免疫功能恢复,可降低肺结核发病的风险[99]。2018年的一项纳入18项研究的Meta分析[100]显示,在接受ART的HIV/AIDS者中单独使用症状筛查,敏感度为51.0%(95%CI: 28.4% ~ 73.2%),特异度为70.7%(95%CI: 47.8% ~ 86.4%),在未接受ART的HIV/AIDS者中单独使用可疑症状筛查,敏感度为89.4%(95%CI: 83.0% ~ 93.5%),特异度为28.1%(95%CI: 18.6% ~ 40.1%)。在其中纳入的2项研究的亚组分析中,对接受ART的HIV/AIDS者开展可疑症状筛查与胸部影像学检查的敏感度为84.6%(95%CI: 69.7% ~ 92.9%),特异度为29.8%(95%CI: 26.3% ~ 33.6%);对未接受ART的HIV/AIDS者同时开展可疑症状筛查与胸部影像学检查,敏感度为94.3%(95%CI: 76.2% ~ 98.8%),特异度为20.1%(95%CI: 7.6% ~ 43.8%)。2021年的一项纳入22项研究的Meta分析[101]显示,门诊 HIV/AIDS者进行可疑症状筛查后再行CRP检测者(≥5 mg/L为阳性),敏感度为70%(95%CI: 31% ~ 92%),特异度为75%(95%CI: 53% ~ 88%)。一项纳入34个国家的46项队列研究的Meta分析显示,HIV+儿童患肺结核的可能性是HIV+儿童的3.5倍。一项针对国内59 816例 HIV/AIDS者的Meta分析显示,我国该人群的结核病检出率为4%(95%CI: 3% ~ 6%)。进一步分析发现,在结核病检查比例达100%的地区,检出率显著高于检查不完整的地区(7% vs. 2%)[102]。国内一项纳入1515例 HIV+结核病患者和1526例 HIV+结核病患者抗结核治疗死亡危险因素的队列研究[103]显示,HIV+病者死率是HIV+者的15.4倍,且就诊延迟是导致结核病/HIV感染者死亡的危险因素。结核菌脂阿拉伯甘露聚糖(LAM)作为诊断标志物正日益受到重视,STAMP试验表明,基于LF-LAM的结核病筛查能显著提高HIV住院患者结核病的早期诊断和治疗率[104]。WHO的指南亦推荐初筛阳性的HIV感染者使用NAATs和LF-LAM进行进一步检查[2]。

针对肺结核患者密切接触者,研究[105]显示,

实用医学杂志 2026年4月 第42卷 第7期

The Journal of Practical Medicine, Apr. 2026, Vol.42 No.7 https://www.syyxzz.com E-mail:syyxzz@syyxzz.com

在指示病例被诊断后的3个月内实施密切接触者调查,病原学阳性肺结核患者密切接触者的结核病患病率为3.8%(95%CI:3.3%~4.3%);在患者密切接触者中进行结核病筛查,可以降低该人群的死亡率(RR=0.6,95%CI:0.4~0.8)和全人群的结核病患病率(RR=0.82,95%CI:0.64~1.04)。在涂阳肺结核患者的家庭内密切接触者中开展肺结核筛查,肺结核患病率为3.6%(95%CI:3.2%~4.0%)[106]。对涂阴肺结核患者的密闭接触者中开展展筛查,其结核病检出率为1.3%,明显高于一般人群[107];另一项在国内开展的队列研究[108]结果显示,低于15岁家庭密切接触者ATB检出率0.85%,15~59岁家庭密切接触者ATB检出率1.40%,超过60岁家庭密切接触者ATB检出率2.75%。韩国一项回顾性队列研究[109]显示,约60%和80%的肺结核密切接触者分别在指示病例诊断后的1年内和2年内发病。该研究(2015—2018年)对接触者平均随访2.9年,累计发病的时序分布如下:第一季度23.8%,半年内40.9%,一年内60.5%,两年内81.0%。2021年发表的系统综述和Meta分析[105]结果显示,在肺结核患者密切接触者中分别采用症状筛查、CXR筛查、症状和CXR筛查,结核病检出率分别为1.7%(95%CI:0.7%~3.2%)、3.6%(95%CI:2.6%~4.8%)和4.4%(95%CI:3.8%~5.2%)。有述评[110]指出,仅使用症状筛查对结核病患者密切接触者进行筛查无法满足结核病控制工作的需要。在山东省开展的一项研究[111]表明,使用胸部CT检查对结核病患者家庭密切接触者进行筛查。胸部CT异常率为17.97%,揭示了影像检查在密切接触者结核病筛查中的重要作用。2020年发布的团体标准《学校肺结核患者密切接触者筛查及处置规范》[112-113]亦推荐使用症状筛查联合胸片以及TST、IGRA、EC检测对各级各类学校的结核病密切接触者进行筛查。由于儿童结核病诊断难度大(痰难采集、CXR结果不典型),免疫学检测(IGRA/TST)作为一种非侵入性、操作简便且敏感的辅助诊断工具,能够在早期筛查中发现潜在感染者,从而及时采取预防或治疗措施,避免病情恶化或传播[114-115]。随着研究的深入,舌拭子因其采集简便、生物安全性高且能覆盖难以咳痰的高危人群,已成为肺结核高风险人群主动筛查中一种日益主流且被广泛验证的替代标本[96-98,116]。

医务人员、来自结核高负担国家移民、吸毒者等高风险群体是由于其居住、工作或社会环境等结构性因素导致获取医疗服务困难而面临结核病风险增加和结核病健康结果不良的人群[117-118]。2013—2020年期间的观察性研究[119]表明,在受结

构性危险因素影响的人群中进行结核病筛查可能会降低结核病患病率。接触硅生和矽肺是肺结核最强的危险因素之一[120]。矽肺在矿工中很常见[121-122],这是他们肺结核高发的主要原因。合并矽肺的肺结核患者死亡风险增加(RR:3.0;95%CI:1.4~6.3)[123]。

接触硅生和矽肺是肺结核最强的危险因素之一[120]。矽肺在矿工中很常见[121-122],这是他们肺结核高发的主要原因。合并矽肺的肺结核患者死亡风险增加(RR:3.0;95%CI:1.4~6.3)[123]。

针对免疫抑制患者,系统评价发现,由于HIV感染以外的原因而处于免疫抑制状态的患者,包括器官移植术后、肾衰竭长期透析或使用TNF-α拮抗剂的患者,患结核病的风险大大增加:一项研究[124]发现,器官移植患者的结核病发病率是普通人群的20~74倍;另一项研究[125]发现,透析患者的结核病发病率是普通人群的10~25倍。巴西一项研究[126]表明,使用TNF-α拮抗剂患者的结核病发病率是普通人群的18倍。

3.3 重点人群 除以上肺结核高风险人群外,从公共卫生和疫情传播角度定义的重点人群指那些一旦发病,容易造成社区内广泛传播,引发聚集性疫情的人群,如糖尿病患者、老年人(年龄≥65岁)、既往结核病患者、学校、劳动密集型企业、监管场所等人员密集机构人群等。筛查重点人群是为了切断传播链,保护公众健康。

3.3.1 推荐意见 推荐意见4:对于15岁以上的人群,推荐联合使用症状筛查和CXR检查进行肺结核筛查;针对症状筛查和(或)CXR检查初筛结果异常的重点人群,应进行病原学检测,首选NAATs;针对症状状筛查和CXR检查结果均正常的重点人群,若处于结核病高流行地区或具备充分资源,可考虑开展NAATs,以进一步提高检出率,减少漏诊(强烈推荐,中等质量证据)。

推荐意见5:对于幼儿园、小学和非寄宿制初中学生入学体检以及15岁以下人群,筛查应包含肺结核可疑症状的问诊和结核病密切接触史调查。

有可疑症状者:建议进行免疫学检测和NAATs,NAATs和(或)免疫学检测阳性者建议进行CXR检查(强烈推荐,中等质量证据)。

有结核病密切接触史者:建议进行免疫学检测,免疫学检测阳性者建议进行NAATs和CXR(强烈推荐,中等质量证据)。

高中和寄宿制初中入学新生:入学体检应包含肺结核可疑症状的问诊和免疫学检测,有可疑症状和(或)免疫学检测阳性者应留取痰标本进行病原学检测并及时到结核病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强烈推荐,中等质量证据)。

若无法获得合格的痰标本,可使用舌拭子进行NAATs检测(有条件推荐,低质量证据)。

3.3.2 推荐依据 一项纳入145项研究的Meta分

· 10 ·

The Journal of Practical Medicine, Apr. 2026, Vol.42 No.7 https://www.syyxzz.com E-mail:syyxzz@syyxzz.com

析[127]显示,肺结核患者在成功治疗后,平均随访2.3年的复发率为2.3/100人年(95%CI:1.9~2.7/100人年)。一项南非的研究[128]表明,既往结核病患者再次感染结核分枝杆菌的风险是普通人群的4倍;此外,有干预研究[129]表明,连续3年对既往结核病患者主动进行肺结核可疑症状筛查和CXR检查,并对出现任一症状或影像学异常者进一步开展结核检查,可将ATB患病率从7114.6/10万降至1934.2/10万,年发病度从2155.2/10万下降至1578.6/10万。因此,本指南推荐使用症状筛查联合CXR检查对既往结核病患者进行定期筛查。

国内流行病学数据[130]显示,社区老年人的活动性结核病发病率显著高于全人群平均水平,疾病负担异常沉重。老群体因年龄相关的免疫功能下降、共病负担重、临床表现不典型等特征,成为结核病发病的脆弱人群[131]。有队列研究[130,132-133]表明,社区老年人ATB发病率显著高于同期全人群发病率水平,揭示了老年人群异常沉重的疾病负担。建议对65岁及以上老年人,在基层就诊和年度体检中常规进行结核病症状问询,并对有症状者及时行CXR检查[134]。值得注意的是老年肺结核的筛查较普通人群更为复杂:一方面,患者多合并慢性呼吸系统疾病,肺结核症状易与基础病重叠或被误认为病情加重;另一方面,受免疫功能减退影响,起病常隐匿,发热少见,而多以乏力、消瘦、贫血、认知障碍等非特异性全身症状为主要表现[135]。此类非典型临床表现显著增加了诊断难度,需引起临床医师的高度重视。值得注意的是,主动筛查发现的老年肺结核患者超过60%为无症状感染者[136],这揭示了单纯症状筛查的局限性。国内多个中心的研究[133,137-139]表明单一症状筛查方式存在明显局限,而采用“症状筛查联合CXR检查”的方案,对肺结核的检出敏感性与特异性都显著优于单一症状筛查。一项在社区老年人群中展开的主动筛查研究[140]表明,采用症状筛查联合CXR检查,并对症状筛查和CXR检查存在异常的社区老年人加做NAATs检查,可显著提高肺结核诊断率和社区老年肺结核患者的治疗成功率。许多老年人患有慢性基础疾病,身体虚弱无法自行咳疫者并不罕见。对于这部分无法获得痰标本的老年人,使用舌拭子联合核酸检测技术进行筛查和诊断正日益受到重视[141-142]。此外,基于CRISPR/Cas系统的结核菌检测技术在诊断与筛查研究中表现出较高的灵敏度,较短的检测时间和较低的检测成本,具有良好的应用潜力[116,143]。为实现全国结核病防治规划的目标,使用AI辅助的CXR检查联合基于CRISPR的现场快速检测(POCT)技术的“X+P”筛查策略具有节省

人力、成本低廉、快速准确等优势,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我国结核病发现长期依赖“因症就诊”,许多糖尿病患者对结核病认知不足,常导致就诊延迟[144]。糖尿病患者合并结核病时,常缺乏典型结核病症状(如咳嗽、咯血),易被漏诊,主动筛查能显著提升患者发现率,实现早诊早治[145]。在糖尿病患者中开展结核病筛查有助于早期识别症状、实现及时诊治[146-147]。筛查工作应纳入糖尿病管理系统:新诊断患者需同时接受症状筛查和胸部影像学检查,无症状且影像学正常者转入社区季度随访;存在可疑症状或影像学异常者需立即转诊至结核病定点机构进行痰涂片等进一步检查[148]。对于已确诊的糖尿病患者,随访中应结合症状筛查与危险因素评估:无症状无高风险因素者常规随访,无症状伴高风险因素者每年进行胸部影像学检查,有可疑症状者则需完成影像学与痰涂片检查,异常结果及时转诊[149]。单一症状筛查灵敏度不足,可能会漏诊大量无症状者。症状筛查联合 CXR 检查可显著提升灵敏度,减少糖尿病合并结核病的漏诊[150]。我国已将糖尿病患者结核病筛查纳入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明确要求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对糖尿病患者进行结核病可疑症状筛查,并对可疑者转诊进行胸部X线检查[148-149]。

学校、社会福利机构、监管场所、未成年人救助机构、精神卫生中心、工矿企业等人员密集机构结核病流行的风险较高。有必要将结核病主动筛查作为入学(所、院、职)体检的必需项目,以及员工年度常规体检的必查项目。一项关于南充市入学新生结核病主动筛查的研究[151]表明,新生结核潜伏感染率可达0.76%。为规范各级学校的结核病防控工作,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了《中国学校结核病防控指南》[152],并明确指出各级各类学校应在新生入学体检和教职工常规体检中开展结核病相关检查,并将体检结果纳入学生和教职员工的健康档案。根据《中国学校结核病防控指南》,学校教职工入职体检、年度常规体检和大学新生入学体检应包含症状筛查和CXR检查;幼儿园、小学和中学生入学体检应包含症状筛查、密切接触史和免疫学检测[152]。在赣州市开展的一项研究[153]表明,使用重组结核分枝杆菌融合蛋白(EC)皮肤试验对6613名学校结核病密切接触者进行筛查,首次筛查即检出6例ATB和259例LTBI,3个月后再次筛查又检出7例LTBI,提示肺结核患者密切接触者多次筛查的必要性。根据2020年发布的《学校结核患者密切接触者筛查及处置规范》,15岁以下的学校肺结核患者密切接触者应

实用医学杂志 2026年4月 第42卷 第7期

The Journal of Practical Medicine, Apr. 2026, Vol.42 No.7 https://www.syyxzz.com E-mail:syyxzz@syyxzz.com · 11 ·

首先进行症状筛查和免疫学检测(TST或IGRA), 有可疑症状或感染检测阳性者应加做CXR检查。15岁及以上的学校结核患者密切接触者应同时进行症状筛查、免疫学检测和CXR检查。筛查发现的ATB患者应及时到结核病定点医疗机构接受治疗,结核分枝杆菌潜伏感染者应自愿进行预防性治疗,疑似结核患者应采取相对隔离措施[112-113]。

与综合性医院或其他专科医院不同,精神卫生中心的住院患者往往居住密集,且许多患者自知力可能受损,难以自诉病情。因此,若不进行结核病主动筛查,精神卫生中心爆发结核院内感染疫情的风险较高[154-155]。福利机构同样存在居住密集、老人或儿童对结核病易感等危险因素,容易爆发结核病疫情[156]。工矿企业职工常常暴露在有害的工作环境中,患砂的风险高,进一步增加了工矿企业结核病流行的风险[157]。中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建议对监管场所被监管人员每年进行一次结核病筛查[4]。除症状筛查和CXR外,位于有条件地区的监管机构可同时开展LTBI检测如IGRA或TST,有助于发现感染结核病的监管人群。这种联合筛查策略已被证明在监管场所具有良好的可操作性和成本效益,能够实现早期发现,早期隔离和早期治疗,有效控制结核病在监管场所内的传播[158]。WHO日益重视非痰标本诊断方法在结核病筛查中的作用,其中舌拭子标本核酸检测正是结核病诊断研究的重要方向之一[159]。有研究表明,两次舌拭子标本能达到单次痰标本检测的灵敏度水平[83,160]。巴西监管人群结核病筛查研究[161-162]表明,在痰标本结核菌载量从低到高的在监结核病患者中,两次舌拭子标本Xpert Ultra检测灵敏度可达38%~90%不等。

3.4 肺结核高发病率地区社区人群的主动筛查《全国结核病防治规划(2024—2030年)》号召在疫情高发地区探索扩大结核病主动筛查比例和频次,作为重点地区攻坚行动的重要措施。在高风险人群和重点人群筛查的基础上,为进一步降低肺结核发病率,可对肺结核高发病率地区的社区人群进行主动筛查。

3.4.1 推荐意见 推荐意见6:对所有的肺结核高发病率地区,推荐65岁以上老年人、流动人口等重点人群同时进行症状筛查和CXR检查;其他社区人群均应进行症状筛查,症状筛查阳性的人群建议进行CXR检查。CXR检查存在异常的人群建议进一步使用NAATs检测(X→P,即XtoP),可在部分经济状况允许的地区对症状筛查阳性的人群联合使用CXR和NAATs(X+P,XP)。若无法获得合格的痰标本,可采集舌拭子进行NAATs检

测。NAATs检测阳性的疑似肺结核患者应及时到结核病定点医疗机构就医(有条件推荐,低质量证据)。

推荐意见7:推荐有条件的肺结核高发病率地区在CXR检查时使用CAD技术。推荐肺结核高发病率地区社区人群的主动筛查优先使用痰标本进行NAATs检测,若无法获得合格的痰标本,可采集舌拭子进行NAATs检测(有条件推荐,低质量证据)。

3.4.2 推荐依据 有研究[163]表明在结核病高发病率地区对15岁以上社区人群进行每年1次的基于NAATs检测的主动筛查,与仅进行被动发现的对照组相比,在第4年的患病率调查中,干预组肺结核病患病率显著降低了44%。该研究强有力地证明,在高负担环境中采用年度主动筛查,与被动发现策略相比能更有效地降低ATB的患病率。未来的防控关键可能在于消除庞大的LTBI人群[164]。

在肺结核高发病率地区社区人群中,症状筛查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其公共卫生初筛功能。该方法因其简便性和低成本,常被整合于肺结核高发病率地区社区主动筛查策略的首个环节,用于快速评估大量个体。一项Meta分析研究[165]表明,纳入的28项社区研究中有21项将症状筛查作为初始步骤,证实了其在资源有限环境中的实用性。此外,研究[166]探索通过优化症状组合来提升筛查效率,可在成本可控前提下提高结核病检出率。然而,症状筛查作为一种重要的公共卫生初筛手段,虽不可或缺,但诊断效能有限,在实际应用中应被视为启动后续更精确诊断程序的重要触发条件,而非确诊依据。

在肺结核病率地区社区人群中,CXR检查通过移动X光机模式显著扩展了筛查覆盖面,能够有效早期发现无症状或早期肺结核患者,提升诊断时效[36,41]。移动筛查作为主动病例发现的重要工具,需结合转诊机制以优化防控效能,若干研究已探讨其在常规筛查与主动病例发现中的有效性[36-38];研究[39-40]显示,该策略有助于改善患者预后并降低结核病高发病率地区社区传播风险。然而,该策略实施面临设备成本、专业人力不足、影像质量一致性及后续诊疗衔接等挑战[36,41],未来需通过资源投入和深入的实施性研究进一步评估其成本效益与公共卫生价值,以充分发挥在结核病控制规划中的潜力。在肺结核高发病率地区社区人群筛查中,CAD技术常与移动X线检查结合,形成高效策略。这种联用模式在资源有限环境中能大幅提升检出率,包括亚临床病例,但需评估成本效益和实施可行性[34-35]。

在肺结核高发病率地区社区人群中,NAATs

· 12 ·

The Journal of Practical Medicine, Apr. 2026, Vol.42 No.7 https://www.syyxzz.com E-mail:syyxzz@syyxzz.com

的应用面临可及性和成本挑战,但便携式技术的发展正提升其社区部署潜力。WHO建议将NAATS整合于国家公共卫生体系,一项实施性研究证明了在基层医疗机构推广NAATS检测的可行性,能显著提高诊断速度和准确性[167-168]。有条件的地区可以联合使用CXR检查和NAATS进行主动筛查,即X+P(CXR+PCR,为便于协同记忆可概括为XP)。然而,NAATS的成本可能限制其在资源匮乏地区的广泛使用:可采用分步筛查(如先使用CXR检查初筛,CXR检查存在异常者再使用NAATS确认的X→P)(CXR to PCR,为便于协同记忆可概括为XtoP,其中to小写)以优化资源分配[85-86]。一项在柬埔寨展开的肺结核主动筛查研究[140]表明,使用症状筛查联合CXR检查,对存在的可疑症状和CXR检查异常者加做痰标本NAATS的筛查策略能有效提高肺结核诊断率。未来需加强卫生经济学评价,推动NAATs与社区防控路径的整合。

3.5 疑似肺结核患者的转诊

3.5.1 推荐意见 推荐意见8:通过主动筛查在以上目标人群中发现的疑似肺结核患者,其中CXR阳性者应及时转诊至现住址所在地的结核病定点医疗机构进一步诊治;NAATs阳性者须排除假性,参考中国现有DOTS策略,进行规范转诊和管理;免疫学检测阳性但可排除ATB患者,建议参考现有LTBI指南开展后续评估与管理。推荐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每周与结核病定点医疗机构共同核查疾病监测信息报告管理系统、传染病报告卡及转诊登记本以确保转诊通畅,并评价转诊率、转诊到位率、追踪率和追踪到位率(强烈推荐,中等质量证据)。

3.5.2 推荐依据 根据《中国结核病防治工作技术指南》和《医疗卫生机构肺结核病人报告、转诊和追踪实施办法》,通过主动筛查发现的疑似肺结核患者应转诊至肺结核定点医疗机构进行进一步诊治。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要指定专人负责,对疑似肺结核病人进行追踪,每周与医疗机构感染性疾病科共同核查疾病监测信息报告管理系统、传染病报告卡及转诊登记本,确认疑似肺结核病患者的转诊到位情况。评价指标包括医疗机构肺结核病患者转诊率、转诊到位率,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肺结核病患者追踪率和追踪到位率[4,169]。NAATs阳性可能诊断为ATB,也有可能是陈旧性肺结核患者体内残留的结核分枝杆菌DNA以及样本采集或检测过程中的核酸污染造成的假阳性。一项前瞻性研究[170]表明,在229例完成治疗且痰培养为阴性的患者中有16例在治疗结束后数月NAATs仍为阳性,揭示了残留结核分枝杆菌DNA

造成NAATs假阳性的可能性。一项病例报告研究[171]表明,支气管镜标准清洗消毒步骤可能仍会残留少量核酸,导致灌洗液样本结核分枝杆菌NAATs检测假阳性。因此,主动筛查中NAATs检测阳性者需在排除这些假阳性的可能后,参照DOTS策略进一步诊治[172]。在主动筛查中仅免疫学检测阳性,而临床表现和CXR检查排除ATB的人群,可能诊断为LTBI,应参照现有的LTBI诊疗指南进一步诊治[173-175]。

4 主动筛查实施效果的监测与评价

主动筛查实施效果的监测与评价是优化筛查策略、保障防控质量的核心环节,需通过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式,系统评估筛查工作的科学性、可行性与实效性,为政策调整和实践改进提供循证依据,最终实现“发现即管理”的结核病防控目标[176]。

4.1 定性评价 定性评价通过非量化手段,深入分析筛查实施过程中的流程适配性、人群接受度与系统协调性,聚焦实践中的关键障碍与改进需求,为筛查方案的本土化调整提供方向。

4.1.1 筛查流程适配性评价 重点核查筛查对象触达路径(如老年独居人群入户筛查覆盖率、流动人口定点筛查点可达性)、技术操作适配性(如基层医疗机构IGRA、胸部数字影像(DR)设备的使用效率)及流程规范性(如筛查前知情告知、样本采集质量控制、结果反馈的执行情况)[177]。例如,针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等免疫低下群体,需评估医疗联动筛查的衔接效率,避免因流程断层导致的筛查中断。

4.1.2 人群接受度与满意度评价 采用半结构化访谈、焦点小组讨论等方法,捕捉筛查对象对筛查必要性的认知、对技术安全性的顾虑(如辐射暴露担忧)及服务体验反馈(如筛查点态度、流程便捷性、结果解释清晰度)[179]。同时关注筛查阳性者转诊至定点医疗机构的流程顺畅度,分析转诊延迟的核心原因(如交通成本、信息不通畅)。

4.1.3 多部门协作协调性评价 评估疾控机构、医疗机构、社区服务中心在筛查组织动员、技术实施、结果上报、随访管理等环节的责任落实情况,重点核查筛查数据在不同机构间的共享及时性与准确性,以及人力(专业筛查人员)、物力(检测设备)、财力(筛查经费)在不同区域、人群中的配置均衡性[176]。

4.2 定量评价 定量评价基于标准化数据指标体系,以可量化结果反映筛查工作的实施质量、疾病发现效能与综合效益,核心指标需与国家结核病防控监测体系衔接,确保数据的可比性与应用

实用医学杂志 2026年4月 第42卷 第7期

The Journal of Practical Medicine, Apr. 2026, Vol.42 No.7 https://www.syyxzz.com E-mail:syyxzz@syyxzz.com · 13 ·

价值[179]。

4.2.1 实施过程质量指标 (1)筛查覆盖率:即实际接受筛查人数占目标高风险/重点人群总数的比例(按人群类别分别计算),反映筛查工作的人群覆盖广度,例如广东省连江口镇≥5岁常住人口肺结核主动筛查覆盖率达89.2%[180]。(2)筛查完成率:即完成全流程筛查(含初筛及后续确诊检查)人数占已启动筛查人数的比例,体现筛查流程的连贯性与人群依从性,一般要求完成率≥80%[6]。(3)筛查指标达标率:包括样本采集合格率(如痰涂片标本质量达标比例≥95%)、检测结果报告及时率(如DR检查结果24h内报告比例≥90%)、阳性者转诊率(筛查阳性者48h内转诊至定点医疗机构比例≥95%)[179]。(4)疑似肺结核患者转诊到位率,即主动筛查发现的疑似患者到达定点医院进行结核诊断的比例。(5)疑似肺结核患者和陈旧肺结核患者CXR复核率。

4.2.2 疾病发现效能指标 (1) 主动筛查发现患者占年度报告发病患者的比例:通过主动筛查发现的ATB患者占人数实际筛查人数的比例(按10万人口标准化计算),例如广东省连江口镇≥5岁常住人口肺结核发现率为285.71/10万[180]。(2)筛查方法性能指标:以临床诊断为金标准,计算不同筛查技术的敏感性与特异性[180]。(3)新发现患者比例:即主动筛查发现的未被既往登记新患者人数占肺结核患者总数的比例,反映筛查对“隐匿性病例”的挖掘价值,一般要求新发现患者比例≥70%[179]。(4)无症状患者比例:通过有组织、系统性的主动筛查,所检出的、在筛查前完全没有临床症状的某疾病患者数,占该筛查项目中发现的该疾病患者总数的比例。

4.2.3 综合效益指标 (1) 早诊率:即筛查发现的肺结核患者中病变处于早期(如痰菌阴性、肺部病灶局限)或从出现症状到确诊时间≤2周的患者比例,早诊率提升可显著提高治疗成功率[178]。(2)治疗成功率:即筛查发现并纳入规范治疗的肺结核患者中,完成疗程且达到治愈或治疗成功标准的比例,普通肺结核治疗成功率应≥90%[177]。(3)成本效益相关指标:包括单位病例发现成本(总筛查投入经费/筛查发现患者数)、成本效果比[每挽回一个伤残调整寿命年(DALY)所需投入],为筛查策略的资源配置优化提供经济学依据[178]。

推荐意见9:在主动筛查项目实施过程中,应建立统一的监测与评估体系,定期评价以下指标:(1)干预指标,包括治疗覆盖率、完成率和成功率。(2)长期流行病学指标,包括肺结核年发病率、患病率和病死率的趋势的变化。通过连续监测上述指标,判断筛查策略在人群层面阻断传播链的效果,

并为政策制定和资源分配提供循证依据。(3)卫生经济学指标:成本-效用分析,成本-效益分析、成本-效果分析等(强烈推荐,低质量证据)。

5 未来主动筛查研究方向

自首个结核病筛查项目推出以来的十年间,筛查技术取得了重大且迅速的进步,包括移动甚至便携式数字射线照相设备,以及由人工智能(AI)驱动的计算机辅助检测软件方面的创新,这些软件能够随时随地对胸部X线片进行自动解读,用于结核病筛查[10]。这些进步,加上分子诊断测试的更广泛可用性,使得许多结核病高负担地区能够大幅扩大筛查规模。当前肺结核高风险和重点人群主动筛查已形成初步规范,但在技术适配性、策略精准度与管理效率方面仍存在需求缺口。政策的制定需要考虑在性能、成本、影响和操作特性方面可能存在的权衡取舍[10]。未来需聚焦“技术创新-策略优化-管理升级”协同推进,通过高质量研究填补循证空白,推动筛查从“广泛覆盖”向“精准高效”转型,契合《全国结核病防治规划(2024—2030年)》“提升防治精准度”的核心目标。

5.1 技术创新：人群特异性筛查技术的研发与验证

5.1.1 计算机辅助诊断(CAD) 针对结核病的新型筛查技术(例如基于数字化影像学平台的人工智能辅助判读系统,涵盖便携式DR、移动CT及低剂量肺部CT等设备)也在研发之中,这些技术适用于那些结核病可能性较大的人群[181]。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结核病筛查算法基于影像学检查(包括CXR、CT等)及其人工智能辅助判读软件、分子诊断测试、症状、体征以及其他工具[182]。

5.1.2 咳嗽声分析应用 通过手机APP分析咳嗽声来筛查结核病,具有无创、可及性极高的优点[183]。然而,其准确性在不同人群、环境噪声下的稳健性,以及作为独立筛查工具的可靠性,仍需大规模真实世界研究验证。

5.1.3 生物标志物测试 基于宿主血液(或其他体液)的转录组、蛋白组或代谢组特征来诊断结核病的新型检测方法[184]。其目标是开发比痰检更简便、比影像学更特异的工具。

5.1.4 数字听诊器与床边即时超声 数字听诊器结合AI分析肺部异常呼吸音;床边即时超声(PO-CUS)由临床医生操作快速筛查肺部结核相关病变[185]。它们代表了设备智能化和诊断前移的方向,但其作为筛查工具的灵敏度和特异性证据尚不充分,或操作者依赖性较强,难以标准化大规模推广。

5.1.5 呼气挥发性有机物(VOCs) 针对婴幼儿、

· 14 ·

The Journal of Practical Medicine, Apr. 2026, Vol.42 No.7

https://www.syyxzz.com

E-mail:syyxzz@syyxzz.com

孕妇等辐射敏感人群的无辐射替代技术研发,如基于VOCs的快速检测、血清结核抗体联合IGRA的无创方案。当前初步研究显示,VOCs检测对ATB的敏感性可达82.4%,但该技术在高风险人群中的特异性仍需大样本验证。

5.1.6 一体化技术开发 针对耐多药结核病(MDR-TB)高风险人群(既往治疗失败患者、密切接触者)的“初筛-确诊”一体化技术开发,例如将分子生物学检测与胸部影像分析结合,以缩短筛查至确诊的时间。现有研究表明,影像辅助分析对MDR-TB相关肺部病灶的识别准确率达89.3%,但需进一步纳入基层医疗机构数据以优化模型适应性[186]。此外,可穿戴设备(如智能手环)用于结核病相关症状(持续低热、夜间盗汗)实时监测的可行性与有效性,也需在社区队列研究中验证,有望成为高风险人群长期随访筛查的补充手段,这与《全国结核病防治规划(2024—2030年)》“推广智能化防治工具”的要求相契合。

然而,目前尚无足够证据支持以上技术单独用于主动筛查,仍需大规模前瞻性研究验证。

5.2 策略优化:风险分层精准筛查模式的构建突破当前“一刀切”筛查模式,需强化两项核心研究:其一,建立多维度风险因素预测模型,整合人口学特征(年龄、职业)、临床指标(糖尿病病程、HIV感染状态)、暴露史(密切接触强度、环境结核分枝杆菌载量)等变量,通过算法划分高风险人群风险等级,并针对不同等级制定差异化筛查频率(如高风险人群每6个月1次、中风险人群每年1次)。现有回顾性队列研究已构建初步预测模型(AUC=0.78),但需前瞻性队列验证其预测效能;其二,探索流动人口“跨区域联动筛查策略”,研究如何通过全国结核病信息管理系统实现筛查数据实时共享,结合流动人口轨迹制定“户籍地-现居地”协同随访方案。当前试点研究显示,主要研究功能和劳动人口筛查随访率提升34.6%,但全国推广机制需政策与技术双重支撑,这一方向也响应了《全国结核病防治规划(2024—2030年)》“优化流动人口防治服务”的部署。此外,“社区-家庭”联动筛查组织模式(如培训社区卫生工作者开展家庭入户筛查、结合便携式DR提升可及性的)成本效益比,需通过长期评估进一步明确,现有研究表明该模式可使老年独居人群筛查覆盖率提升至78.2%[176]。

推荐意见10:未来对肺结核可疑症状人群、高风险人群、重点人群和肺结核高发病率地区社区人群利用AI工具进行风险程度判断,进行更有针对性的风险分级主动筛查(有条件推荐,低质量证据)。

5.3 管理升级:闭环管理与长期效益评估体系完

善 重点推进两类研究以提升筛查综合效益:一是“筛查-诊疗-预防”数字化闭环管理模式的实施性研究,例如通过手机APP向筛查阳性者推送转诊提醒与治疗随访通知,同时联动定点医疗机构实时反馈诊疗进展。当前小规模试验显示,该模式可使筛查阳性者规范治疗率提升28.9%,但需在不同经济水平地区验证其适用性[176],符合《全国结核病防治规划(2024—2030年)》“完善防治信息系统”的要求[176];二是主动筛查的长期成本效益分析,现有研究多聚焦1~2年短期效益,未来需开展5~10年队列研究,通过计算“避免的二代病例数”“DALY”等指标,量化筛查对结核病传播控制的长期影响。现有研究[178]显示,每开展1次高风险人群主动筛查,5年内可减少12.3例二代病例,但需更多国家层面数据支持。此外,针对结核病病耻感影响筛查参与意愿的问题,需开展干预研究,探索健康宣教、同伴支持等降低病耻感策略的效果,现有定性研究已识别关键影响因素,但定量干预效果仍需验证。

执笔者:王小敏、陈珍妍、樊峻晟、李春晓、张慧敏、王瑾、卢水华

指导专家:高磊、杜建、黄飞

专家组成员(排名不分先后):卢水华、王小敏、方木通、陈雪融、王瑾、徐鹏[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传染和感染性疾病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高磊(中国防痨协会);黄飞(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彭俊平(中国医学科学院病原生物学研究所);杜建、侯代伦、王桂荣(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王建明(南京医科大学);马艳(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临床基础医学研究所);沙巍、余方友(同济大学附属上海市肺科医院);陈瑜晖(广东省公共卫生医学中心);竺丽梅(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陈静(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刘盛元(深圳市南山区慢性病防治院);夏岚(四川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李建英(西安市胸科医院);魏双、李月华(武汉市肺科医院);陈彬(浙江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李一诗(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钟新光(东莞市第六人民医院);李进岚(贵州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刘旭晖(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刘玉琴(黑龙江省传染病防治院);范小明(复旦大学);吴海武(赣州市第五人民医院);阮连国(武汉市金银潭医院);孙定勇(河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虞忻(苏州市第五人民医院);周丽平(湖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陆普选(《新发传染病电子杂志》)。

【Author contributions】WANG Xiaomin and LU Shuihua were responsible for designing the guidelines, organising expert discussions and consolidating the recommendations. WANG Xiaomin, CHEN Zhenyan, FAN Junseng, LI Chunxiao, ZHANG Huimin, and WANG Jin were responsible for literature retrieval, summarising expert opinions and drafting the initial version. The remaining experts participated in discussions regarding the recommendations, as well as revising and proofreading the guideline. All participants read and approved the final manuscript as submitted.

[Conflict of interest] The authors declare no conflict of interest.

实用医学杂志 2026年4月 第42卷 第7期

The Journal of Practical Medicine, Apr. 2026, Vol.42 No.7 https://www.syyxzz.com E-mail:syyxzz@syyxzz.com

附表1 临床问题PICO框架详表

App. Tab.1 Detailed table of PICO framework for clinical problems

|编号|临床问题表述|人群(Population)|干预措施(Intervention)|对照措施(Comparison)|结局指标(Outcome)|备注| |---|---|---|---|---|---|---| |1|在肺结核可疑症状人群中, 采用症状问询+胸部X线检查与单纯症状问询相比, 是否能提高患者检出率并缩短诊断延误?|出现咳嗽、咳痰≥2周、咯血、发热、盗汗等肺结核可疑症状的个体。|症状问询+胸部X线检查(立即或24 h内)。|单纯症状问询(转诊至定点机构自行检查)。|关键结局:ATB检出率、患者诊断延误时间。|针对基层医疗机构初诊场景。| |2|在HIV感染者等高危人群中, 采用CRP检测作为初筛工具, 是否能有效筛选出需要进一步进行分子生物学检测的对象?|HIV感染者、矽肺患者、免疫抑制剂使用者等高危人群。|CRP检测(按既定阈值,如>5 mg/L为阳性)联合分子生物学快速检测。|症状问询(阳性者)联合分子生物学快速检测。|关键结局:筛查灵敏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 重要结局:漏诊率、不必要的进一步检查比例。|需明确CRP的截断值。| |3|在肺结核高发病率地区社区人群中, 采用移动X线车定期筛查与被动发现相比, 是否能有效降低社区结核病的传播风险?|过去1年肺结核发病率高于XX/10万的社区常住居民。|移动X线车现场拍摄,结合人工智能辅助读片或医生远程诊断(每年个月/次)。|仅依靠医疗机构被动发现(因症就诊)。|关键结局:社区结核病发病率、菌阳患者检出率。 重要结局:筛查覆盖率、参与率、每发现一例患者的成本。|筛查频率需明确。| |4|在学校结核菌素试验强阳性者等重点人群中, 采用分子生物学快速检测替代传统培养, 是否能更早发现 ATB?|学校结核病筛查中发现的PPD强阳性或IGRA阳性的密切接触者。|分子生物学快速检测(检测痰液或其他呼吸道标本)。|胸部X线检查+痰涂片/培养。|关键结局:ATB检出率、检测周转时间。 重要结局:预防性治疗启动率、耐药情况检出。|| |5|在老年人等重点人群中, 开展症状问询+胸部X线检查的频率应为每年一次是两年一次, 成本效果更优?|社区65岁及以上常住老年人。|每年一次症状问询+胸部X线检查。|每2年1次症状问询+胸部X线检查。|关键结局:发病率、晚期病变检出率。 重要结局:每质量调整生命年(QALY)成本、累计辐射暴露剂量。|需考虑基层执行能力。|

参考文献

[1] 国家疾控局,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关于印发《全国结核病防治规划(2024—2030年)》的通知:国疾控传防安[2024]19号[EB/OL].(2024-11-28][2026-03-11].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412/content_6991217.htm

[1] 国家疾控局,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关于印发《全国结核病防治规划(2024—2030年)》的通知:国疾控传防安〔2024〕19号[EB/OL].(2024-11-28](2026-03-11).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412/content_6991217.htm

[2]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consolidated guidelines on tuberculosis. Module 2: Screening-systematic screening for tuberculosis disease[M].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21.

[3]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consolidated guidelines on tuberculosis; Module 1: Prevention-infect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M].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22.

[4]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结核病预防控制中心.中国结核病防治技术工作指南[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21:388.

[5]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handbook for guideline development, 2nd Edition [M].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14.

[6] 陈耀龙,杨克虎,王小钦,等.中国制订/修订临床诊疗指南的指导原则[J].中华医学杂志,2022,102(10):697-703. doi:10.3760/cma.j.cn112137-20211228-02911.

[7] CHEN Y, YANG K, MARUSIC A, et al. A reporting tool for practice guidelines in health care: The RIGHT statement [J]. Ann Intern Med, 2017, 166(2): 128-132. doi: 10.7326/M16-1565.

[8] BROWERS M C, KHO M E, BROWMAN G P, et al. AGREE II: advancing guideline development, reporting and evaluation in health care [J]. CMAJ, 2010, 182 (18): E839-E842. doi:

10.1503/cmaj.090449

[9] 蒋朱明,詹思延,贾晓巍,等.制订/修订《临床诊疗指南》的基本方法及程序[J].中华医学杂志,2016,96(4): 250-253.

[10]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Target product profiles for tuberculosis screening tests [M].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25.

[11] SEMITALA F C, CATTAMANCHI A, ANDAMA A, et al. Brief report: Yield and efficiency of intensified tuberculosis case-finding algorithms in 2 high-risk HIV subgroups in Uganda [J]. J Acquir Immune Defic Syndr, 2019, 82 (4): 416-420. doi: 10.1097/QAI.0000000000002162.

[12] OLSSON O, BJÖRKMAN P, JANSSON M, et al. Plasma profiles of inflammatory markers associated with active tuberculosis in antiretroviral therapy-naive 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positive individuals [J]. Open Forum Infect Dis, 2019, 6(2): ofz015. doi: 10.1093/ofid/ofz015.

[13] GETAHUN H, KITIKRAISAK W, HEILIG C M, et al. Development of a standardized screening rule for tuberculosis in people living with HIV in resource-constrained settings: Individual participant data meta-analysis of observational studies [J]. PLoS Med, 2011, 8 (1): e1000391. doi: 10.1371/journal.pmed.1000391.

[14] RICHARDS A S, SOSSEN B, EMERY J C, et al. Quantifying progression and regression across the spectrum of pulmonary tuberculosis: A data synthesis study [J]. Lancet Glob Health, 2023, 11 (5): e684-e692. doi: 10.1016/S2214-109X (23) 00082-7.

实用医学杂志 2026年4月 第42卷 第7期

16

The Journal of Practical Medicine, Apr. 2026, Vol.42 No.7 https://www.syyxzz.com E-mail:syyxzz@syyxzz.com

[15] STUCK L, KLINKENBERG E, ALI N A, et al. Prevalence of subclinical pulmonary tuberculosis in adults in community settings: An individual participant data meta-analysis [J]. Lancet Infect Dis, 2024, 24 (7): 726-736. doi: 10.1016/S1473-3099 (24)00011-2. [16] YOON C, DOWDY D W, ESMAIL H, et al. Screening for tuberculosis: Time to move beyond symptoms [J]. Lancet Respir Med, 2019, 7(3): 202-204. doi: 10.1016/S2213-2600(19)30039-6. [17] ESMAIL H, MILLER C, FALZON D, et al. Scaling-up symptom-agnostic, community-wide screening toward global tuberculosis elimination: Opportunities, challenges, and lessons from history [J]. Int J Infect Dis, 2025, 155: 107875. doi: 10.1016/j.ijd.2025.107875. [18] SOSSEN B, MAARTENS G. Tuberculosis screening in adults with HIV: Beyond symptoms [J]. Lancet Glob Health, 2024, 12 (5): e719-720. doi: 10.1016/S2214-109X(24)00081-0. [19] BJERRUM S, SCHILLER I, DENDUKURI N, et al. Real flow urine lipoarabinomannan assay for detecting active tuberculosis in people living with HIV [J]. Cochrane Database Syst Rev, 2019, 10(10). doi: 10.1002/14651858.CD011420.pub3. [20] VAN T HOOG A, VINEY K, BERRMANN O, et al. Symptom-and chest - radiography screening for active pulmonary tuberculosis in HIV - negative adults and adults with unknown HIV status [J]. Cochrane Database Syst Rev, 2022, 3(3). doi: 10.1002/14651858.CD010890.pub2. [21] QIN C, YAO D, SHI Y, et al. Computer-aided detection in chest radiography based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 survey [J]. Biomed Eng Online, 2018, 17 (1): 113. doi: 10.1186/s2393-0544-y. [22] TAN Q, HUANG C C, BECERRA M C, et al. Chest radiograph screening for detecting subclinical tuberculosis in asymptomatic household contacts, Peru [J]. Emerg Infect Dis, 2024, 30(6): 1115. doi: 10.3201/eid3006.231699. [23] TELISINGHE L, FIELDING K L, MALDEN J L, et al. High tuberculosis prevalence in a South African prison: The need for routine tuberculosis screening [J]. PloS One, 2014, 9(1): e87262. doi: 10.1371/journal.pone.0087262. [24] NGUYEN T B P, NGUYEN T A, LUU B K, et al. A comparison of digital chest radiography and Xpert® MTB/RIF in active case finding for tuberculosis [J]. Int J Tuberc Lung Dis, 2020, 24(9): 934-940. doi: 10.15588/j.19.0764. [25] LE V, PASCOPELLA L, WESTENHOUSE J, et al. A cross-sectional study of patients with extrapulmonary tuberculosis and normal chest radiographs—what characteristics were associated with sputum culture positivity? [J]. Clin Infect Dis, 2022, 75(12): 2113-2118. doi: 10.1039/cid/ciac383. [26] 罗光慧, 张建平. CT检查在肺结核诊断中的应用价值[J]. 临床合理用药杂志, 2012, 5(28): 37-38. doi: 10.3969/j.issn.1674-3296.2012.28.030. [27] SHARMA K, SAXENA P. Chest X-rays and CT Results from Tuberculosis Screening in Healthcare Workers Using Interferon-Gamma Release Assay (IGRA) [J]. Cardiometry, 2022 (25): 1436-1440. doi: 10.18137/cardiometry.2022.25.14361440. [28] GOLUB J E, MOHAN C I, COMSTOCK G W, et al. Active case finding of tuberculosis: Historical perspective and future prospects [J]. Int J Tuberc Lung Dis, 2005, 9(11): 1183. PMID: 1633293 [29] MACHERSON P, STAGG H R, SCHWALB A, et al. Impact of

active case finding for tuberculosis with mass chest X-ray screening in Glasgow, Scotland, 1950 - 1963: An epidemiological analysis of historical data [J]. PLoS Med, 2024, 21 (11): e1004448. doi: 10.1371/journal.pmed.1004448. [30] 中国防痨协会影像专业分会,中华医学会结核病学分会,中国防宿协会标准化专业分会,等.胸部影像学检查人工智能辅助读片技术在肺结核患者发现中的应用专家共识[J].中国防宿杂志,2025,47(9): 1093-1104. doi: 10.19982/j.issn.1000-6621.20250234. [31] NIJIATI M, MA J, HU C, et al.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ssisting the early detection of active pulmonary tuberculosis from chest X-ray: A population-based study [J]. Front Mol Biosci, 2022, 9: 874475. doi: 10.3389/fmolb.2022.874475. [32] SANTOSH K C, ALLU S, RAJARAMAN S, et al. Advances in deep learning for tuberculosis screening using chest X-rays: The last 5 years review [J]. J Med Syst, 2022, 46 (11): 82. doi: 10.10074/s10916-023-01870-8 [33] MOSES D A. Deep learning applied to automatic disease detection using chest X-rays[J]. J Med Imaging Radiat Oncol, 2021, 65(5): 498-517. doi: 10.111/1754-9485.13273. [34] SHOWKATTAN E, SALEHI M, GHAFFARI H, et al. Deep learning-based automatic detection of tuberculosis disease in chest X-ray images [J]. Pol J Radiol, 2022, 87(1): 118-124. doi: 10.5114/pjr.2022.113435. [35] HEO S J, KIM Y, YUN S, et al. Deep learning algorithms with demographic information help to detect tuberculosis in chest ra-diographs in annual workers' health examination data [J]. Int J Environ Res Public Health, 2019, 16(2): 250. doi: 10.3390/ijperh16020250. [36] EANG M T, SATH A, YADAV R P, et al. Early detection of tuberculosis through community-based active case finding in Cambodia [J]. BMC Public Health, 2012, 12(1): 469. doi: 10.1186/1471-2458-12-469. [37] STORY A, ALDRIDGE R W, ABUBAKAR I, et al. Active case finding for pulmonary tuberculosis using mobile digital chest radi-ography: An observational study [J]. Int J Tuberc Lung Dis, 2012, 16(11): 1461-1467. doi: 10.5588/ijtld.11.0773. [38] PARK S, SUNG C, CHOI H, et al. Comparison of active tubercu-losis case finding strategies for immigrants in South Korea: Epidemiology and cost-effectiveness analysis [J]. PLoS One, 2023, 18 (4): e0283414. doi: 10.1371/journal.pone.0283414. [39] MAHLER B, DE VRIES G, VAN HEST R, et al. Use of targeted mobile X-ray screening and computer-aided detection software to identify tuberculosis among high-risk groups in Romania: Descriptive results of the E-DETECT TB active case-finding project [J]. BMJ Open, 2021, 11(8): e045289. doi: 10.1136/bmjopen-2020-045289. [40] WALI A, SAFDAR N, MANAIR R, et al. Early TB case detection by community-based mobile X-ray screening and Xpert testing in Balochistan [J]. Public Health Action, 2021, 11(4): 174-179. doi: 10.5588/pha.21.0032. [41] ZAIDI S M A, JAMAL W Z, MERGENTHALER C, et al. A spatial analysis of TB cases and abnormal X-rays detected through active case-finding in Karachi, Pakistan [J]. Sci Rep, 2023, 13 (1): 1336. doi: 10.1038/s41598-023-28014-1. [42] PORMOHAMMAD A, NASIRI M J, MCHUGH T D, et al.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of the diagnostic accuracy of nucleic acid amplification tests for tuberculous meningitis [J]. J

The Journal of Practical Medicine, Apr. 2026, Vol.42 No.7 https://www.syyxzz.com E-mail:syyxzz@syyxzz.com 17

Clin Microbiol, 2019, 57 (6) : e01113-18. doi: 10.1128/ JCM.01113-18. [43] LARAQUE F, GRIGGS A, SLOPEN M, et al. Performance of nucleic acid amplification tests for diagnosis of tuberculosis in a large urban setting [J]. Clin Infect Dis, 2009, 49 (1): 46-54. doi: 10.1086/599376. [44] WANG W H, TAKEUCHI R, JAIN S H, et al. A novel, rapid (within hours) culture-free diagnostic method for detecting live Mycobacterium tuberculosis with high sensitivity [J]. EBioMedicine, 2020, 60; 103007, doi: 10.1016/j.ebism.2020.102940. [45] 来元春. 结核病实验室检测技术研究进展[J].中国防痨杂志, 2024, 46 (z1): 322-324. doi: 10.3969/j.issn. 1000-6621.2024. z1.101 [46] FARHAT M, GREENAWAY C, PAI M, et al. What is the absolute effect of BCG and nontuberculous mycobacteria [J]. Int J Tuberc Lung D, 2006, 10 (11): 1192-1204. doi: 10.5588/ijtld.06.0183. [47] GAO L, JIN Q. Differences in BCG vaccination and tuberculin skin-test positivity reply [J]. Lancet Infect Dis, 2015, 15 (9): 1003-1005. doi: 10.1016/S1473-3099(15)00177-X. [48] YU X, LIU P N A, LIU G, et al. The prevalence of non-tuberculous mycobacterial infections in China's mainland: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J]. J Infection, 2016, 73 (6): 558-567. doi: 10.1016/j.jinf.2016.08.020. [49] 中华医学会结核病学分会.结核分枝杆菌γ-干扰素释放试验及临床应用专家意见(2021年版)[J].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 2022, 45 (2): 143-150. doi: 10.3760/cma. j.cn112147-2021110-00794. [50] NIYONGABO B, HIRA S. Evaluation of the diagnostic efficacy of EC-test for latest tuberculosis infection in ambulatory people with HIV [J]. Aids, 2023, 37 (12): 1899-1900. doi: 10.1097/QAD.0000000000003669. [51] MATGA O M M, BISSON G P, GUPTA A, et al. Urine lipoarabinomannan testing in adults with advanced 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in a trial of empiric tuberculosis therapy [J]. Clin Infect Dis, 2021, 73(4): e870-e877. doi: 10.1093/cid/ciaa1632. [52] PEREIRA G R, BARBOSA M S, SECCHI C, et al. Lateral flow urine lipoarabinomannan assay for tuberculosis diagnosis in HIV-positive inpatients and outpatients [J]. J Bras Pneumol, 2025, 51 (4): e20250152. doi: 10.36416/1806-3756/20250152. [53] CORREIA-NEVES M, FRÖBERG G, KORSHUN L, et al. Biomarkers for tuberculosis; The case for liparabinomannan [J]. ERJ Open Res, 2019, 5 (1) doi: 10.1183/23120541.00012-2019. [54]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consolidated guidelines on tuberculosis. Module 3: Diagnosis-rapid diagnostics for tuberculosis detection [M].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24. [55] HORNE D J, ZIFODYA J S, SHAPIRO A E, et al. Xpert MTB/RIF Ultra assay for pulmonary tuberculosis and rifampicin resistance in adults and adolescents [J]. Cochrane Database Syst Rev, 2025 (7): 10.1002/14651858.CD009593.pdf. [56] MONIS P T, GIGLIO S. Nucleic acid amplification-based techniques for pathogen detection identification [J]. Infect Genet Evol, 2006, 6(1): 2-12. doi: 10.1016/j.meegid.2005.01.002. [57] JOON D, NIMESH M, SALUJA D. Loop-mediated isothermal amplification as alternative to PCR for the diagnosis of extrapulmonary tuberculosis [J]. Int J Tuberc Lung Dis, 2015, 19

[88] ACHARYA B, ACHARYA A, GAUTAM S, et al. Advances in diagnosis of Tuberculosis: An update into molecular diagnosis of Mycobacterium tuberculosis [J]. Mol Biol Rep, 2020, 47 (5): 4065-4075. doi: 10.1007/s11033-020-05313-0. [59] WANG X W, PAPPOE F, HUANG Y, et al. Xpert MTB/RIF Assay for Pulmonary Tuberculosis and Rifampicin Resistance in Children: A Meta-Analysis [J]. Clin Lab, 2015, 61 (11): 1775-1785. doi: 10.7754/Clin.Lab.2015.150302. [60] ABAYNEH M, TERESSA M. Detection of Mycobacterium tuberculosis using Gene Xpert-MTB/RIF assay among tuberculosis suspected patients Mizan-Tepi university teaching hospital, southwest Ethiopia: An institution based cross-sectional study [J]. PLoS One, 2022, 17 (11): e0277536. doi: 10.1371/journal.pone.0277536. [61] SHAPIRO A E, ROSS J M, YAO M, et al. Xpert MTB/RIF and Xpert Ultra assays for screening for pulmonary tuberculosis and rifampicin resistance in adults, irrespective of signs or symptoms [J]. Cochrane Database Syst Rev, 2021 (3). doi: 10.1002/14651858.CD013593.pub2. [62] VOTINTSEVA A A, BRADLEY P, PANKHURST L, et al. Same-day diagnostic and surveillance data for tuberculosis via whole-genome sequencing of direct respiratory samples [J]. J Clin Microbiol, 2017, 55 (5): 1285-1298. doi: 10.1128/JCM.02483-16. [63] AMLEROVA J, BITAR I, HRABAK J. Genotyping of Mycobacterium tuberculosis using whole genome sequencing [J]. Folia Microbiol (Paha), 2018, 63(5): 537-545. doi: 10.1007/s12223-018-0598-z. [64] ZHOU X, WU H, RUAN Q, et al. Clinical evaluation of diagnosis efficacy of active Mycobacterium tuberculosis complex infection via negenomestic next-generation sequencing of direct clinical samples [J]. Front Cell Infect Microbiol, 2019, 9: 351. doi: 10.3389/fcimb.2019.00351. [65] KO D H, LEE E J, LEE S K, et al. Application of next-generation sequencing to detect variants of drug-resistant Mycobacterium tuberculosis: Genotype-phenotype correlation [J]. Ann Clin Microbiol Antimicrob, 2019, 18(1): 2. doi: 10.1186/12941-018-0299-0. [66] HART P C, RAJAB I M, ALEBRAHEEM M, et al. C-reactive protein and cancer—diagnostic and therapeutic insights [J]. Front Immunol, 2020, 11: 595835. doi: 10.3389/fimmu.2020.595835. [67] JAYAKUMAR A, VITTINGHOFF E, SEGAL M R, et al. Serum biomarkers of treatment response within a randomized clinical trial for pulmonary tuberculosis [J]. Tuberculosis (Edinb), 2015, 95(4): 415-420. doi: 10.1016/j.tube.2015.05.007. [68] STEFANESCU S, COCOş R, TURCU-STIOLICA A, et al. Prediction of treatment outcome with inflammatory biomarkers after 2 months of therapy in pulmonary tuberculosis patients: Preliminary results [J]. Pathogens, 2021, 10 (7): 789. doi: 10.3390/pathogens10070789. [69] CICCACCI F, FLORIDIA M, BERNARDINI R, et al. Plasma levels of CRP, neopterin and IP-10 in HIV-infected individuals with and without pulmonary tuberculosis [J]. J Clin Tuberc Other Mycobact Dis, 2019, 16: 100107. doi: 10.1016/j. jctube.2019.100107. [70] CAI R, YU F, TAO Z, et al. Routinely detected indicators in plasma have a predictive effect on the identification of HIV-

实用医学杂志 2026年4月 第42卷 第7期

· 18 ·

The Journal of Practical Medicine, Apr. 2026, Vol.42 No.7 https://www.syyxzz.com E-mail:syyxzz@syyxzz.com

infected patients with non-tuberculous mycobacterial and

infected patients with non-tuberculous mycobacterial and tuberculosis infections [J]. Infect Dis Poverty, 2017, 6(1): 132. doi: 10.1186/s40249-017-0342-0.

[71] CUDAHY P G T, WARREN J L, COHEN T, et al. Trends in C-reactive protein, D-dimer, and fibrinogen during therapy for HIV-associated multidrug-resistant tuberculosis [J]. Am J Trop Med Hyg, 2018, 99(5): 1336. doi: 10.4269/ajtmh.18-0318.

[72] MOHD HANAFIAH K, GARCIA M L, ANDERSON D A. An observational case-control study to determine 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and host factor influence on biomarker distribution and serodiagnostic potential in adult pulmonary tuberculosis [J]. Trop Med Infect Dis, 2019, 4 (2): 57. doi: 13.3900/tropicalmed4020057.

[73] TENFORDE M W, GUPTE N, DOWDY D W, et al. C-reactive protein (CRP), interferon gamma-inducible protein 10 (IP-10), and lipopolysaccharide (LPS) are associated with risk of tuberculosis after initiation of antistrotural therapy in resource-limited settings [J]. PLoS One, 2015, 10(2): e0117424.

[74] SAMUELS T H A, WYSS R, ONGARELLO S, et al. Evaluation of the diagnostic performance of laboratory-based c-reactive protein as a triage test for active pulmonary tuberculosis [J]. PloS one, 2021, 16 (7) : e0254002. doi: 10.1371/journal.pone.0254002.

[75] MWEBE S Z, YOON C, ASEGE L, et al. Impact of hematocrit on point-of-care C-reactive protein-based tuberculosis screening among people living with HIV initiating antiretroviral therapy in Uganda [J]. Diagn Microbiol Infect Dis, 2021, 99(3): 115281. doi: 10.1016/j.dgimicrobio.2020.115281.

[76] LAWN S D, KERKHOFF A D, VOGT M, et al. Diagnostic and prognostic value of serum C-reactive protein for screening for HIV-associated tuberculosis[J]. Int J Tuberc Lung Dis, 2013, 17 (5). doi: 10.5588/ijtld. 12.0811.

[77] WILSON D, MOOSA M Y S, COHEN T, et al. Evaluation of tuberculosis treatment response with serial C-reactive protein measurements [J]. Open Forum Infect Dis, 2018, 5 (11): ofy253. doi: 10.1093/ofid/ofy253.

[78] YOON C, CHAISSON L H, PATEL S M, et al. Diagnostic accuracy of C-reactive protein for active pulmonary tuberculosis: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J]. Int J Tuberc Lung Dis, 2017, 21(9): 1013. doi: 10.5588/ijld.16.0913.

[79] MECA A D, TURCU-STIOLICA A, BOGDAN M, et al. Screening performance of C-reactive protein for active pulmonary tuberculosis 2024, 36(4): 3277.�mu= 2024. 36(4): 3277.mm. Di= 2024. 36(4): 3277.mm. Di= 2024. 36(4): 3277.mm. Di= 2024.

[80] YOON C, DAVIS J L, HUANG L, et al. Point-of-care C-reactive protein testing to facilitate implementation of isoniaid preventive therapy for people living with HIV [J]. J Acquir Immune Defic Syndr, 2014, 65(5): 551-556. doi: 10.1097/QAl.0000000000 000140.

[81]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operational handbook on tuberculosis. Module 5: Management of tuberculosis i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M].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22.

[82] FLORIDIA M, CICCACCI F, ANDREOTTI M, et al. Tuberculosis case finding with combined rapid point-of-care assays (Xpert MTB/RIF and Determine TB LAM) in HIV-positive individuals starting antiretroviral therapy in Mozambique [J]. Clin Infect Dis,

2017, 65(11): 1878-1883. doi: 10.1093/cid/cix606.

[83] WANG Y, HE Y, WANG L, et al. Diagnostic yield of nucleic acid amplification tests in oral samples for pulmonary tuberculosis: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J]. Open Forum Infect Dis, 2023, 10 (3): ofad082. doi: 10.1093/ofid/ofad082.

[84] SERRA-PLADEVALL J, CABALLERO E, ROIG G, et al. Comparison between conventional culture and NAATs for the microbiological diagnosis in gonococcal infection [J]. Diagn Microbiol Infect Dis, 2015, 83 (4): 341-343. doi: 10.1016/j. diagmicrobio.2015.07.020.

[85] RAJ A, BALIGA S, SHENOY M S, et al. Validity of a CB-NAAT assay in diagnosing tuberculosis in comparison to culture: A study from an urban area of South India [J]. J Clin Tuberc Other Mycobact Dis, 2020, 21: 100198. doi: 10.1016/j. jctube.2020.100198.

[86] NEMA V. Tuberculosis diagnostics: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J]. Lung India, 2012, 29 (3): 259-266. doi: 10.4103/0970-213.99102.

[87] VAN'T HOOG A H, ONOZAKI I, LONNROTH K. Choosing algorithms for TB screening: A modelling study to compare yield, predictive value and diagnostic burden [J]. BMC Infect Dis, 2014, 14(1): 532. doi: 10.1186/s12879-014-0532-2.

[88] VONASEK B, NESS T, TAKWOINGI Y, et al. Screening tests for active pulmonary tuberculosis in children [J]. Cochrane Database Syst Rev, 2021, 6(6): Cd013693. doi: 10.1002/14651858.CD013693.pub2.

[89]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operational handbook on tuber-culosis. Module 3: Diagnosis [M].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25.

[90]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Consolidated guidelines on HIV testing services, 2019 [M].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18.

[91]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The use of lateral flow urine lipoarabinomannan assay (LF-LAM) for the diagnosis and screening of active tuberculosis in people living with HIV: Policy guidance [M].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15.

[92] CHURCH E C, STEINGART K R, CANELOSI G A, et al. Oral swabs with a rapid molecular diagnostic test for pulmonary tuberculosis in adults and children: A systematic review [J]. Lancet Glob Health, 2024, 12 (1): e45-e54. doi: 10.1016/52214-109X (23/00469-2.

[33] 沈鑫, 沈银忠, 刘二勇, 等. 结核分枝杆菌和人类免疫缺陷病毒感染双向隐患技术应用专家共识[J]. 上海预防医学, 2024, 36(4): 3277-336. doi: 10.19428/j.cnki.sjpm.2024.23523.

[94]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Global tuberculosis report 2024[M].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24.

[95] SAVAGE H R, RICKMAN H M, BURKE R M, et al. Accuracy of upper respiratory tract samples to diagnose Mycobacterium tuberculosis: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J]. Lancet Microbe, 2023, 4(10) : e811-e821. doi: 10.1016/S2666-5247 (23)00199-4.

[96] ZHANG F, WANG Y, ZHANG X, et al. Diagnostic accuracy of oral swab for detection of pulmonary tuberculosis: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J]. Front Med (Lausanne), 2024, 10: 1278716. doi: 10.3389/fmed.2023.1278716.

[97] WANG Y, CUI J, LI Y, et al. Rapid quantitative PCR on tongue swabs for pulmonary tuberculosis in adults: A prospective multicentre study [J]. Eur Respir J, 2025, 65 (1): 2401493.

The Journal of Practical Medicine, Apr. 2026, Vol.42 No.7 https://www.syyxzz.com E-mail:syyxzz@syyxzz.com 19

doi: 10.1183/13993003.02414-2024. [98] WANG Y, MA Z, LIU Z, et al. Tongue swab-based molecular di-agnostics for pulmonary tuberculosis and drug resistance in adults: A prospective multicenter diagnostic accuracy study [J]. J Infect, 2025, 91(1): 106517. doi: 10.1016/j.jinf.2025.106517. [99] 何纳. 中国艾滋病流行病学研究进展[J]. 中华疾病控制杂志, 2021, 25 (12): 1365-1368. doi: 10.16462/j.cnki. zhbjkz.2021.12.001. [100] HAMADA Y, LUJAN J, SCHENKEL K, et al.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of WHO's recommended four-symptom screening rule for tuberculosis in people living with HIV: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J]. Lancet HIV, 2018, 5(9): e515-523. doi: 10.1016/S2352-3018(18)30137-1. [101] DHANA A, HAMADA Y, KENGNE A P, et al. Tuberculosis screening among ambulatory people living with HIV: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individual participant data meta-analysis [J]. Lancet Infect Dis, 2022, 22 (4): 507-518. doi: 10.1016/S473-3099(21)00387-9. [102] MARTINEZ L, CORDS O, HORSBURGH C R, et al. The risk of tuberculosis in children after close exposure: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individual-participant meta-analysis [J]. Lancet, 2020, 395(10228): 973-984. doi: 10.1016/S0140-6736(20)30166-5. [103] 李乐, 周子豪, 吴群红, 等. HIV 感染者/AIDS患者中结核病检出率的 meta分析[J]. 职业与健康, 2019, 35(24): 3437-3441. doi: 10.13329/j.cnki.zyyk.2019.0918. [104] GUPTA-WRIGHT A, CORBETT E L, VAN OOSTERHOUT J J, et al. Rapid urine-based screening for tuberculosis in HIV-positive patients admitted to hospital in Africa (STAMP): A pragmatic, multicentre, parallel-group, double-blind, randomised controlled trial [J]. Lancet, 2018, 392 (10144): 292-301. doi: 10.1016/S0140-6736(18)31267-4. [105] VEEN K, SHINGDE R V, HO J, et al. The effectiveness of contact investigation among contacts of tuberculosis patients: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J]. Eur Respir J, 2021, 58 (6): 2100266. doi: 10.1183/13993003.00266-2021. [106] 张家泳, 丛守婧, 王涛, 等. 中国肺结核患者家庭密切接触者活动性肺结核检出情况的Meta分析[J]. 中国防褥杂志, 2016(10): 862-868. doi: 10.3969/j.issn.1000-6621.2016.010.015. [107] CAVANY S M, SUMNER T, VYNNYCKY E, et al. An evaluation of tuberculosis contact investigations against national standards [J]. Thorax, 2017, 72 (8): 736-745. doi: 10.1136/thoraxjnl-2016-209970. [108] 刘庆萍. 肿结核患者家庭密切接触者筛查策略比较研究[J]. 医学信息, 2022, 35 (22): 75-84. doi: 10.3969/j.issn.1000-692.026-026. [109] PARK S Y, HAN S, KIM Y, 4 et. 1. Risk of active tuberculosis development in contacts exposed to infectious tuberculosis in congregate settings in Korea [J]. Sic Rep, 2020, 10(1): 1306. doi: 10.1038/s41598-020-58248-2. [110] 王延莉, 高志东, 张亚楠, 等. 从密切接触者管理看结核感染预防性治疗与结核病控制策略[J]. 首都公共卫生, 2022, 16(1): 3-1. doi: 10.16760/j.cnki.sdggws.2022.01.001. [111] 郭鹏, 李岩, 单芬, 等. 菌阳肺结核患者密切接触者的感染筛查、预防性治疗及发病情况研究[J]. 中国医药指南, 2023, 21(16): 9-12. doi: 10.15912/j.cnki.gogcm.2023.16.046. [112] 沈鑫, 肖筱, 白丽琼, 等.《学校肺结核患者密切接触者筛查及处置规范》解读[J]. 中国防褥杂志, 2020, 42(9): 990-991. doi: 10.3969/j.issn.1000-6621.2020.09.019

[113] 中国防痨协会.学校肺结核患者密切接触者筛查及处置规范: T/CHATA 003—2020 [S]. 2020. [114] 国家呼吸内科医疗质量控制中心,中华医学会结核病学分会,中国防痨协会结核病控制专业分会,等.综合医疗机构肺结核早期发现临床实践指南[J].中国防痨杂志,2024,46(2):127-140. doi:10.19982/j.issn.1000-6621.20230428. [115] 国家呼吸内科医疗质量控制中心,中华医学会结核病学分会,中国防痨协会结核病控制专业分会,等.结核分枝杆菌感染检测技术应用专家共识[J].结核与肺部疾病杂志,2025,6(4):365-381. doi:10.19982/j.issn.1000-6621.20230428. [116] HUANG Z, SONG Z, ZENG J, et al. Sensitive pathogen DNA detection by a multi-guide RNA Cas12a assay favoring transversus cis-cleavage [J]. Nat Commun, 2025, 16(1): 8257. doi:10.1038/s41467-025-62963-99. [117] Commission on Social Determinants of Health. Closing the gap in a generation: health equity through action on the social determinants of health; Final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on social determinants of health [M].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08. [118] HARGREAVES J R, BOCCIA D, EVANS C A, et al. The social determinants of tuberculosis: From evidence to action [J].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2011, 101 (4): 654-662. doi:10.2105/AJPH.2011.300209. [119] TELISINGHE L, SHAWENO D, HAYES R J, et al. The effect of systematic screening of the general population on TB case notification rates [J]. Int J Tuberc Lung Dis, 2021, 25(12): 964-973. doi: 10.5588/ijld.21.0136. [120] BARBOZA C E G, WINTER D H, SEISCENTO M, et al. Tuberculosis and silicosis; Epidemiology, diagnosis and chemoprophylaxis [J]. J Brass Pneumol, 2008, 34: 959-966. doi:10.1590/S1806-37132008001100011. [121] CORBETT E L, CHURCHYARD G J, CLAYTON T C, et al. HIV infection and silicosis; The impact of two potent risk factors on the incidence of mycobarterial disease in South African miners [J]. Aids, 2000, 14(17): 2759-2768. doi: 10.1097/00002030-200011100-00016. [122] CHURCHYARD G J, EHRLICH R, TEWATERNAUDE J M, et al. Silicosis prevalence and exposure-response relations in South African goldminers [J]. Occup Environ Med, 2004, 61(10):811-816. doi: 10.1136/oem.2003.010967. [123] CHURCHYARD G J, KLEINSCHMIDT I, CORBETT E L, et al.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an increased case-fatality rate in HIV-infected and non-infected South African gold miners with pulmonary tuberculosis [J]. Int J Tuberc Lung Dis, 2000, 4(8): 705-712. doi: 10.5588/ijld.00.0668. [124] MUÑOZ P, RODRÍGUEZ C, BOUZA E. Mycobacterium tuberculosis infection in recipients of solid organ transplants [J]. Clin Infect Dis, 2005, 40(4): 581-587. doi: 10.1086/427701. [125] CHIA S, KARIM M, ELWOOD R K, et al. Risk of tuberculosis in dialysis patients: A population-based study [J]. Int J Tuberc Lung Dis, 1992, 12(2): 989-991. doi: 10.5588/ijld.98.0498. [126] SARTORI N S, PICON P, PAPKE A, et al. A population-based study of tuberculosis incidence among rheumatic disease patients under anti-TNF treatment [J]. PLoS One, 2019, 14 (12): e0224963. doi: 10.1371/journal.pone.0224963. [127] VEGA V, RODRÍGUEZ S, VAN DER STUYFT P, et al. Recurrent TB: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of the incidence rates and the proportions of relapses and reinfections [J]. Thorax, 2021, 76 (5): 494-502. doi: 10.1136/thoraxjnl-

实用医学杂志 2026年4月 第42卷 第7期

· 20 ·

The Journal of Practical Medicine, Apr. 2026, Vol.42 No.7 https://www.syyxzz.com E-mail:syyxzz@syyxzz.com

[128]VERVER S, WARREN R M, BEYERS N, et al. Rate of reinfection tuberculosis after successful treatment is higher than rate of new tuberculosis [J]. Am J Respir Crit Care Med, 2005, 171(12): 1430-1435. doi: 10.1164/rccm.200408-1041OC. [129]张灿有,陈彬,叶建君,等.中国重点人群结核结构发病与病变调查分析[J].中国防痨杂志,2021,43(12): 1260-1268. doi: 10.3969/j.issn.1000-6621.2021.006 [130]王黎霞,成诗明,陈明亭,等.2010年全国第五次结核病流行病学抽样调查报告[J].中国防滑杂志,2012,34(8): 485-508. [131] LIU J, ZHOU Y, GUAN J, et al. Global burden of tuberculosis among adults aged 60 years and older, 1990-2021: Findings from the 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study 2021 [J]. Int J Infect Dis, 2025, 158: 107966. DOI: 10.1016/j.ijid.2025.107966. [132]张灿有,夏愔怡,陈卉,等.基于社区的老年人肺结核主动筛查:一项基于多中心队列研究的策略与效果分析[J].中国防滑杂志,2025,47(7): 846-854. doi: 10.19982/j.issn.1000-6621.20250032. [133]秦雪玲,陈丽,孙晓英,等.老年人肺结核主动筛查及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防滑杂志,2025,47(3): 355-361. doi: 10.19982/j.issn.1000-6621.20240457 [134]中华医学会结核病学分会.老年肺结核诊断与治疗专家共识(2023版)[J].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2023,46(11): 1068-1084. doi: 10.3760/cma.j.cn112147-20230921-00182. [135]ABBARA A, COLLIN S, KON O M, et al. Time to diagnosis of tuberculosis is greater in older patients: A retrospective cohort review [J]. ERJ Open Res, 2019, 5(4): 00226-2018. doi: 10.1183/23120541.00228-2018. [136]ZHOU Y, WANG F, CHEN S, et al. The asymptomatic tuberculosis proportion among the elderly population: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J]. BMC Public Health, 2024, 24(1): 3551. doi: 10.1186/s12898-024-21034-8. [137]王炜,郝晓刚,祝平.浙江省衢州市农村老年人大规模主动筛查发现的肺结核病特征特征分析[J].疾病监测,2021,36(12): 1308-1311. doi: 10.3784/bjc.202101270049. [138]张慧,成君,于艳玲,等.基于社区的重点人群结核活动发现干预效果评价:多中心前瞻性队列研究[J].中国防滑杂志,2021,43(12): 1248-1259. doi: 10.3969/j.issn.1000-6621.2021.12.005. [139]孙丹丽,刘宇红.老年人群中开展结核病主动发现的研究进展[J].中国防滑杂志,2025,47(1): 96-101. doi: 10.19982/j.issn.1000-6621.20240419. [140]CODLIN A J, MONYRATH C, KY M, et al. Results from a roving, active case finding initiative to improve tuberculosis detection among older people in rural Cambodia using the Xpert MTB/RIF assay and chest X-ray[J]. J Clin Tuberc Other Mycobact Dis, 2018, 13: 22-27. doi: 10.1016/j.jctube.2018.06.002. [141]董裕,逢宇.重视无痰患者肺结核断发掘握舌拭子替代潜能[J].中国防滑杂志,2023,45(12): 1131-1133. doi: 10.19982/j.issn.1000-6621.20230379. [142]WOOD R C, LLABEYA A K, DRAGOVICH R B, et al. Diagnostic accuracy of tongue swab testing on two automated tuberculosis diagnostic platforms, Cepheid Xpert MTB/RIF Ultra and Molbio Truenat MTB Ultima [J]. J Clin Microbiol, 2024, 62(4): e00019-24. doi: 10.1128/jcm.00019-24. [143]竺婷婷,刘芳,江咏梅.基于CRISPR/Cas系统的检测技术在老年感染性疾病常见病原体中的研究进展[J].遵义医科大学

学报, 2024, 47(9): 926-934. doi: 10.14169/j.cnki.zunyixue-hao.2024.0122. [144]李晓蓉,庞学文.社区糖尿病患者结核病筛查的可行性分析[J].华西医学,2021,36(10): 1465-1468. doi: 10.7507/1002-0179.201912227. [145] DOOLEY K E, CHAISSON R E. Tuberculosis and diabetes mel-litus: Convergence of two epidemics [J]. Lancet Infect Dis, 2009, 9 (12): 737-746. doi: 10.1016/S1473-3099(09)70282-3. [146] LI L I, LIN Y, MI F, et al. Screening of patients with tuberculosis for diabetes mellitus in China [J]. Trop Med Int Health, 2012, 17(10): 1294-1301. doi: 10.1111/j.1365-3156.2012.03047.x. [147] LIN Y, INNES A, XU L, et al. Screening of patients with Diabe-tes Mellitus for Tuberculosis in Community Health Settings in China [J]. Trop Med Int Health, 2015, 20(8): 1073-1080. doi: 10.1111/tmi.12516. [148]中国防痨协会.糖尿病患者肺结核筛查规范:T/CHATA 014-2021(S). 2021. [149]竺丽梅.关于完善我国糖尿病患者肺结核筛查政策的思考[J].中国防痨杂志,2024,46(3): 267-271. doi: 10.19982/j.issn.1000-6621.20230436. [150]毛毅,范博,刘勇.肺结核并发糖尿病的诊治研究进展[J].中国防痨杂志,2019,41(12): 1325-1329. doi: 10.3969/j.issn.1000-6621.2019.12.015. [151]沈琴琴,李运葵,田洪瑞,等.2022-2024年南充市入学新生结核病体检情况分析[J].预防医学情报杂志,2025,41(10): 1276-1283+1324. doi: 10.19971/j.cnki.1006-4028.250859N. [152]国家卫生健康委,教育部.关于印发中国学校结核病防控指南的通知:国土办疾控函[2020]910号[EB/OL]. (2020-10-16)[2026-03-11]. 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0-12/05/content_5567137.htm [153]谢添,王萌,彭小梅,等.赣州市学校结核病疫情肺结核患者接触者结核分枝杆菌伏感染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防痨杂志,2024,47(12): 1566-1572. doi: 10.19982/j.issn.1000-6621.20250282 [154]罗兴能,刘雄娥,李廷荣.精神病医院结核病防控工作现状与对策[J].中国民康医学,2015,27(18): 77-80. doi: 10.3969/j.issn.1672-0369.2015.18.046. [155]杨玲花,朱倩芸,梅红彬.精神病医院患者肺结核感染的调查与治疗研究[J].中华医院感染学杂志,2015,25(6): 1341-1343. [156]汤瑜奕.一起社会福利院内肺结核疫情的流行病学调查[J].中国乡村医药,2025,32(9): 67-68. doi: 10.19542/j.cnki.1006-5180.2409-104. [157]高雨龙.工矿企业相关病防治在结核病控制规划中的作用分析[C]//中国防痨协会结核病控制专业委员会.中国防痨协会结核病控制专业委员会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内蒙古自治区结核病防治研究所,2008: 89. [158]中国防痨协会.监管场所肺结核筛查指南:T/CHATA 030-2023[S].2023. [159]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High-priority target product profiles for new tuberculosis diagnostics: Report of a consensus meeting [J].WHO Meet Rep. 2014: 1-98. [160]LUABYEAA K, WOOD R C, SHENJE J, et al. Noninvasive detection of tuberculosis by oral swab analysis [J]. J Clin Microbiol, 2019, 57(3): e01847-18. doi: 10.1128/JCM.01847-18. [161]LIMA F, SANTOS A S, OLIVEIRA R D, et al. Oral swab testing by Xpert® MTB/RIF Ultra for mass tuberculosis screening in prisons [J]. J Clin Tuberc Other Mycobact Dis, 2020, 19:

The Journal of Practical Medicine, Apr. 2026, Vol.42 No.7 https://www.syyxzz.com E-mail:syyxzz@syyxzz.com 21

[102] DOS SANTOS P C P, DA SILVA SANTOS A, DE OLIVEIRA R D, et al. Pooling sputum samples for efficient mass tuberculosis screening in prisons [J]. Clin Infect Dis, 2022, 74 (12): 2115-2121. doi: 10.1093/cid/ciab662. [163] MARKS G B, NGUYEN N V, NGUYEN P T B, et al. Community-wide screening for tuberculosis in a high-prevalence setting [J]. N Engl J Med, 2019, 381 (14): 1347-1357. doi: 10.1056/NEJMoa1902129. [164] HOUBEN R M G J, MENZIES N A, SUMNER T, et al. Feasibility of achieving the 2025 WHO global tuberculosis targets in South Africa, China, and India: A combined analysis of 11 mathematical models [J]. Lancet Glob Health, 2016, 4 (11): e806-e815. doi: 10.1016/S2214-109X(16)30262-6. [165] BURKE R M, NLIWASA M, FEASEY H R A, et al. Community-based active case-finding interventions for tuberculosis: A systematic review [J]. Lancet Public Health, 2021, 6(5): e283-e299. doi: 10.1016/S2468-2667(21)00033-3. [166] ZHAO F, ZHANG C, YANG C, et al. Comparison of yield and relative costs of different screening algorithms for tuberculosis in active case-finding: A cross-section study [J]. BMC Infect Dis, 2021, 21(1): 813. doi: 10.1186/s12879-021-06492-2. [167] LAWN S D, NICOL M P. Xpert® MTB/RIF assay: Development, evalu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a new rapid molecular diagnostic for tuberculosis and rifampicin resistance [J]. Future Microbiol, 2011, 6(9): 1067-1082. doi: 10.2217/fmb.11.84. [168] BOEHME C C, NICOL M P, NABETA P, et al. Feasibility, diagnostic accuracy, and effectiveness of decentralised use of the Xpert MTB/RIF test for diagnosis of tuberculosis and multidrug resistance: A multicentre implementation study [J]. Lancet, 2011, 377 (9776): 1495-1505. doi: 10.1016/S0140-6736(11)60438-8 [169] 卫生部. 医疗卫生机构肺结核病人报告、转诊和追踪实施办法: 卫办疾控发[2006]224号[EB/OL]. (2006-12-25)[2026-03-11]. http://lawdb.cncourt.org/show.php?fid=115872. [170] THERON G, VENTER R, SMITH L, et al. False-positive Xpert MTB/RIF results in retested patients with previous tuberculosis: Frequency, profile, and prospective clinical outcomes [J]. J Clinical Microbiol, 2018, 56 (3): e01696-17. doi: 10.1128/JCM.01696-17. [171] JIN X, HU Q, LI Y, et al. Intensive reprocessing of reusable bronchoscopes can reduce the false positive rate of Xpert MTB/RIF caused by nucleic acid residue [J]. J Clin Tuberc Other Mycobact Dis, 2024, 37: 100476. doi: 10.1016/j. jctube.2024.100476. [172]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at is DOTS?: A guide to understanding the WHO-recommended TB control strategy known as DOTS[M].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1999. [173]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Guidelines on the management of latent tuberculosis infection [M].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25.

[174]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Latent tuberculosis infection: Updated and consolidated guidelines for programmatic management [M].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18. [175] 马艳,成诗明.加速我国结核潜伏感染筛查与预防性治疗的建议[J].实用医学杂志,2023,39(11): 1335-1341. doi: 10.3969/j.issn.1006-5725.20.23.11.003. [176] 陈伟,李雪,刘小秋,等.《全国结核病防治规划(2024—2030年)》解读[J].中国防痨杂志,2025,47(2): 130-136. doi: 10.19982/j.issn.1000-6621.20240585. [177] 姚嵩,方雪晖.《中国结核病预防控制工作技术规范(2020年版)》解读与思考[J].热带病与寄生虫学,2020,18(3): 138-141+137. doi: 10.3969/j.issn.100.1672-2302.2020.03.002. [178] BI K, ZHAO Y, LU S, et al. Comments on the WHO Global Tuberculosis Report 2024: Progress, Challenges and Innovations for Achieving End TB Strategy by 2035 [J]. Infect Microb Dis, 2025, 7(1): 1-4. doi: 10.1097/IM9.00000000000000175. [179]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肺结核诊断[J].传染病信息,2017,30(6): 12. doi: 10.3969/j.issn.1007-834.2017.06.001. [180] 吴惠忠,周芳静,廖庆华,等.2019年广东省连江口镇≥5岁常住人口肺结核主动陪查策略实施效果分析[J].中国防痨杂志,2021,43(10): 1032-1038. doi: 10.3969/j.issn.1000-6621.2021.010.13. [181]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Global tuberculosis report 2025 [M].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25. [182]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Use of computer-aided detection software for tuberculosis screening: WHO policy statement [M].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25. [183] PATHRI RAHUL, SANNADI SASIDHAR R, TANDON SAMARTH, et al. "TimBee" Phase-II Pilot Study Conducted Using Multi-Country Longitudinal Training Data for Screening of Pulmonary Tuberculosis Using Cough (Acoustic Sounds), Clinical & Demographic Imputs. [J] J Pulm Res Rep, 2025(7): SRC/JPRR-207. doi: 10.29328/journal.jprr.1001052. [184] GAEDDERT M, GLASER K, CHENDI B H, et al. Host blood protein biomarkers to screen for tuberculosis disease: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J]. J Clin Microbiol, 2024, 62(11): e00786-24. doi: 10.1128/jcm.00786-24. [185] ZHENG L, FENG H. Respiratory virus mRNA vaccines: mRNA Design, clinical studies, and future challenges [J]. Animal Model Exp Med, 2025, 8(10): 1731-1740. doi: 10.1002/ame2.12552. [186] QIN Z Z, SANDER M S, RAI B, et al. Us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o read chest radiographs for tuberculosis detection: A multi-site evaluation of the diagnostic accuracy of three deep learning systems [J]. Sci Rep, 2019, 9(1): 15000. doi: 10.1038/s41598-019-51503-3. (收稿:2026-02-28 修回:2026-03-06 录用:2026-03-09) (本文编辑:林培德)

推荐意见与 GRADE 证据分级

相关指南

• 老年失能失智非侵入性神经调控的效应和疗效评价的专家共识 · 综合与多学科
• 2020 中国成人失眠伴抑郁焦虑诊治专家共识 · 康复与精神 2020
• 麻醉睡眠病房建设专家共识（2025版） · 麻醉与急重症 2025
• 社区老年人肌肉减少症筛查专家共识 · 公共卫生与预防
• 中国成人失眠诊断与治疗指南（2023版） · 康复与精神 2023
• 2023 老年慢性失眠慢病管理指南 · 康复与精神 2023
• CT引导介入诊疗围手术期麻醉与镇痛管理专家共识 · 麻醉与急重症
• 移植胰腺急性排斥反应临床诊疗指南 · 外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