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血压患者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筛查诊治流程

1 高血压患者 OSA 的筛查和诊断

1.1 高血压患者 OSA 的筛查

1.1.1 筛查人群 由于OSA与高血压密切相关且相互影响,建议对高血压患者进行OSA筛查,存在以下几个线索的患者,应作为重点筛查对象:

(1)合并典型 OSA临床症状的患者,如日间疲劳和嗜睡、夜间打鼾、被观察到呼吸暂停、夜尿等:73%~90%的OSA患者表现为显著的日间疲劳和嗜睡,50%~60%的患者表现为频繁且明显的打鼾,30%的患者夜间频繁起夜,10%~15%的患者在睡眠期间可被观察到呼吸暂停[20]。

(2)合并肥胖的患者:肥胖是OSA的重要危险因素[21]。颈部过度的脂肪积累会增加上气道周围软组织的厚度,导致气道狭窄、睡眠时上气道更易阻塞[22]。

(3)合并上气道解剖结构异常的患者:包括下颌后缩、小颌畸形、鼻中隔偏曲、舌体肥大、悬雍垂和软腭增大、扁桃体肥大等[4,23]。

(4)具有特殊血压表型的患者:包括非勺型血压[24]、夜间高血压[25]、晨起高血压[26]、隐蔽性高血压[27]、难治性高血压[28]等。

(5)合并抑郁、认知功能障碍或痴呆的患者:未经治疗的OSA会引起情感障碍和认知功能下降,甚至导致永久性脑损伤[5]。其主要病理生理机制是间歇性的低氧血症引发脑微血管灌注不足、内皮功能障碍和神经炎症等[29]。

(6)合并心脑血管疾病或代谢性疾病的患者:如心房颤动、脑卒中、冠心病、心力衰竭、代谢综合征及糖尿病等[9,30-31]。

(7)某些继发性高血压患者:例如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患者[32-33]。由于醛固酮的过度分泌,导致体内液体积聚,尤其是在颈部周围组织,可能引起或加重OSA。荟萃分析显示,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患者中OSA的患病率高达46%[34]。

1.1.2 筛查方法

1.1.2.1 问卷筛查 问卷筛查可作为高血压患者OSA 筛查的首选方式。OSA 筛查问卷是一种成本低

中华高血压杂志(中英文) 2024年10月第32卷第10期 Chin J Hypertens, October 2024, Vol. 32 No. 10

$\cdot$ 907 $\cdot$

廉、操作简便的工具,通过问诊即可获得相应结果,适用于门诊等资源有限的环境或大规模筛查等。目前,临床上广泛应用的OSA筛查问卷包括STOP-BANG问卷(Snoring, Tiredness during daytime, Observed apnea, and high blood Pressure-Body mass index, Age, Neck circumference, Gender)、STOP问卷、柏林问卷及Epworth嗜睡量表等(表1)。STOP-BANG问卷包含打鼾、疲劳、观察到的呼吸暂停、血压、体重指数(body mass index, BMI)、年龄、颈围和性别8个项目,能够在短时间内完成,受试者容易接受,且诊断OSA的灵敏度和准确性较高。荟萃分析结果显示,STOP-BANG问卷评分≥3分检测呼吸暂停低通气指数(apnea-hypopnea index,AHI)≥5、15、30次/h的灵敏度分别为90%、94%和96%,且评分越高,患重度OSA的可能性越大[35]。因此,STOP-BANG问卷是目前高血压患者OSA筛查的首选工具。此外,STOP问卷和柏林问

卷也可用于OSA筛查,但两者的灵敏度和准确性不如STOP-BANG 问卷[36]。STOP 问卷是 STOP-BANG 问卷的简化版本,只包含前4个项目,通常认为评分≥2分者具有较高的OSA风险[37]。柏林问卷包含10个问题,相较于STOP-BANG 问卷内容更多、评分方式更复杂,涵盖打磨/呼吸暂停、日间过度嗜睡及高血压/肥胖3个方面,通常认为有2个及以上方面阳性者为OSA 高风险[38]。Epworth 嗜睡量主要用于评估患者的日间嗜睡情况,虽然其在诊断OSA方面的灵敏度较低,但具有较高的特异度,通常认为评分≥9分时考虑存在日间嗜睡,评分≥16分则提示存在危险性嗜睡[36]。此外,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和普及,越来越多的线上问卷被用于OSA的筛查。这些问卷包括现有的STOP-BANG 问卷,以及一些新开发的问卷,后者根据OSA的症状、合并症和BMI等因素进行评分,并显示出良好的灵敏度和特异度。

|筛查工具|特点|优势与不足| |---|---|---| |问卷筛查||| |STOP-BANG 问卷|包含打鼾、疲劳、观察到的呼吸暂停、血压、体重指数、年龄、颈围和性别8个项目,每个项目阳性为1分,阴性为0分,得分范围为0~8分。得分越高,表明患有OSA的风险越大,通常评分≥3分者被视为高风险OSA患者|首选筛查工具,能够在短时间内完成,受试者容易接受,且诊断OSA的灵敏度和准确性较高| |STOP 问卷|仅包含打鼾、疲劳、观察到的呼吸暂停、血压4个项目,得分范围为0~4分。通常认为评分≥2分者具有较高OSA风险|相较于STOP-BANG问卷内容更少,灵敏度和准确性不如STOP-BANG问卷| |柏林问卷|包含10个问题,涵盖打鼾/呼吸暂停、日间过度嗜睡及高血压/肥胖3个方面,通常认为有2个及以上方面阳性者为OSA高风险|相较于STOP-BANG问卷内容更多、评分方式更复杂,灵敏度和准确性不如STOP-BANG问卷| |Epworth 量表|主要用于评估患者的日间嗜睡情况,共有8个问题。通常认为评分≥9分时考虑存在日间嗜睡,评分≥16分则提示存在危险性嗜睡|诊断OSA方面的灵敏度较低,但特异度较高,一般与STOP-BANG问卷联合使用| |便携式设备筛查||| |IV型睡眠监测设备|主要用于大规模人群筛查,采用持续单/双信号通道记录,能够连续测量1~2个生理参数,其中最常采集的信号是脉搏血氧饱和度|操作简便,更贴近自然睡眠状态,患者接受度高,可及性强。其估算的AHI需要更多数据和研究的验证,筛查价值大于诊断价值| |智能可穿戴设备|多用于患者自我筛查,能够监测包括心率、血压和血氧饱和度在内的多种生理信号,还能记录睡眠时长和效率等数据,并依据设备内置算法提供OSA的辅助诊断结果。还能自动将数据上传至云端,实现远程监控|主要优势在于其便携性,诊断结果准确性因设备类型和内置算法的差异而有所不同,其广泛应用仍需依靠大规模临床试验数据的支持|

注:OSA为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AHI为呼吸暂停低通气指数。

1.1.2.2 便携式设备筛查 主要包括IV型睡眠监测设备和智能可穿戴设备。

IV型睡眠监测设备主要用于大规模人群筛查,通过持续单/双信号通道测量1~2个生理参数,其中最常采集的信号是脉搏血氧饱和度。虽然单一的血氧饱和度监测所提供的信息有限,但部分IV型设备可借助特殊算法估算AHI。但是,这些估计值的准确性仍需更多数据和研究验证。IV型设备操作简便,更接近自然睡眠状态,患者接受度高,可及性强,尽管诊断能力不及I~Ⅲ型设备,但在OSA筛查中通常表现出良好的。

灵敏度和特异度[39],其筛查价值大于诊断价值[23]。

智能可穿戴设备,如指环和手表等,多用于患者自我筛查[40-42]。这些设备能够监测包括心率、血压和血氧饱和度在内的多种生理信号,还能记录睡眠时长和效率等数据,并依据设备内置算法提供OSA的辅助诊断结果。此外,这些设备还能自动将数据上传至云端,实现远程监控。智能可穿戴设备的主要优势在于其便携性,但其诊断准确性因设备类型和内置算法的差异而有所不同(57%~96%)[43],其广泛应用仍需大规模临床试验数据的支持。

$\cdot$ 908 $\cdot$

中华高血压杂志(中英文) 2024年10月第32卷第10期 Chin J Hypertens, October 2024, Vol. 32 No. 10

1.1.2.3 其他辅助检查 诊室外血压测量,包括动态血压和家庭血压监测,对于识别特殊血压表型具有重要意义。动态心电图有助于发现可能存在的心律失常。口腔、咽喉部及面部检查有助于评估是否存在上气道解剖结构异常。

1.2 OSA 的诊断 目前,OSA 的诊断主要依赖于睡眠呼吸监测。对于无复杂并发症的高血压患者,推荐使用Ⅲ型睡眠监测设备作为首选确诊工具。Ⅲ型监测设备,即家庭睡眠呼吸暂停监测(home sleep apnea test,HSAT)设备,通常测量4~7个生理参数,包括呼吸努力和气流、心率或心电图、血氧饱和度等。由于使用方便、医疗成本低且无需在睡眠中心过夜等优势,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患者的“首夜效应”,适用于对疑似OSA患者进行初步诊断和治疗效果的评估。研究显示,HSAT 在诊断OSA方面灵敏度和特异度较高,且与多导联睡眠监测(polysomnography,PSG)测得的AHI无显著差异[44-45]。部分设备能够报告潮式呼吸(Cheyne-Stokes respiration,CSR)事件,对于诊疗方案选择具有重要意义。然而,HSAT通常不记录电脑信号,因此无法详细记录睡眠情况以及准确获取睡眠时间。若患者当晚实际睡眠时间较短或监测信号存在伪迹,可能会低估OSA的严重程度[46]。因此,对于HSAT 结果为阴性但仍高度怀疑OSA的患者,建议复查HSAT或使用PSG进行确诊。

PSG 是确诊 OSA 及其严重程度分级的金标准。这类设备监测参数齐全,能够测量包括呼吸努力和气流、血氧饱和度、脑电图、心电图、胸腹运动和体位等十余项指标,主要用于呼吸障碍的诊断及其他睡眠障碍的辅助诊断[47]。根据是否需要专业技术人员整夜值守,又可分为I型和II型监测设备。尽管PSG 监测参数齐全,但因检查成本高、等待时间长、存在“首夜效应”等原因,对于高血压患者的OSA诊断,多数情况下仍可以通过HSAT进行确诊。如果患者合并以下几种情况,建议使用PSG进行确诊:①合并慢性功能不全;②合并脑卒中、癫痫及认知功能障碍;③合并肺泡低通气疾病,如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神经肌肉疾病及肥胖低通气综合征;④长期服用阿片类药物;⑤严重失眠或存在/怀疑其他睡眠疾病;⑥HSAT提示存在CSR;⑦虽然HSAT结果阴性,但仍高度怀疑存在OSA。

在睡眠监测结果判读中,AHI或呼吸紊乱指数(respiratory disturbance index,RDI)是判断是否患有OSA及评估其严重程度的关键指标。AHI指的是睡眠过程中每小时发生的呼吸暂停和低通气事件的总次数。RDI在AHI的基础上进一步包括了每小时发生的呼吸努力相关微觉醒(respiratory effort-related

arousal, RERA)的次数。若监测结果显示 AHI 或 RDI≥5次/h, 并且伴有典型的 OSA 临床症状, 或 AHI 或 RDI≥15次/h, 就可以确诊为 OSA[47]。对于已确诊为高血压的患者, 如果 AHI 或 RDI≥5次/h, 也应同时诊断 OSA[16,48]。AHI 或 RDI 在 5~<15次/h 为轻度 OSA; 15~<30次/h 为中度 OSA; ≥ 30次/h 为重度 OSA。

2 高血压患者 OSA 的治疗

高血压患者 OSA 的治疗需要多学科团队协作,包括心脏科、呼吸科、耳鼻喉科、口腔科和神经科等专业。通过多学科团队协作,可以更全面地评估病情,以制定更有效的综合治疗方案。OSA 的治疗策略包括生活方式干预、气道正压通气(positive airway pressure, PAP)、口腔矫治器、上气道手术、舌下神经刺激以及药物治疗等(表2)。选择治疗方案时,应详细告知患者每种选择的优势和潜在风险,并结合患者的具体情况和个人偏好,制定个性化治疗计划,以确保最佳的治疗效果[48]。

2.1 生活方式干预 生活方式干预非常重要,无论OSA的严重程度如何,均可通过改善生活方式有效干预OSA。生活方式干预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减重:研究表明,体重每下降10%,AHI可以下降26%[9]。对于合并超重和肥胖(BMI≥25 kg/m$^{2}$)的OSA患者,建议通过饮食调整和适当有氧运动来减重。对于BMI≥27 kg/m$^{2}$的OSA患者,如果饮食和运动无法显著改善体重,可以评估药物治疗减重的适应证[49]。胰高血糖素样肽-1受体激动剂等减重药物可在一定程度上改善OSA的严重程度,但长期效果和安全性仍需进一步研究[50-51]。有研究表明,停止使用减重药物和生活方式干预1年后,参与者体重反弹2/3[52]。对于BMI≥35 kg/m$^{2}$的OSA患者,可考虑减重手术[49]。尽管减重手术能明显改善患者的BMI和AHI[53],但大多数患者术后仍可能存在OSA[54]。

(2)戒酒、慎用镇静催眠药:酒精和镇静催眠药会导致喉部肌肉松弛,增加睡眠时上气道塌陷的风险[48],因此建议 OSA患者避免饮酒并谨慎使用催眠药。

(3)戒烟:吸烟会加剧呼吸系统的炎症和水肿,增加气道阻塞和OSA的严重程度,因此强烈建议OSA患者戒烟。

(4)体位治疗:对体位相关性 OSA,采用侧卧位睡眠和适当抬高床头可以帮助减轻 OSA 症状[55]。荟萃分析显示,使用专门的睡眠体位训练器可显著减少患者仰卧位的睡眠时间,并使AHI平均下降11.3次/h[56]。

中华高血压杂志(中英文) 2024年10月第32卷第10期 Chin J Hypertens, October 2024, Vol. 32 No. 10

$\cdot$ 909 $\cdot$

3 高血压患者 OSA 的随访管理

OSA 治疗的有效性和长期获益主要取决于对该疾病的持续管理。建立多学科随访体系至关重要,不仅可以及时帮助患者解决实际问题,确保治疗方案的及时调整,还能显著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改善预后并提高治疗依从性。远程医疗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为OSA的长期管理提供了便利。

3.1 高血压的随访管理 对于高血压合并 OSA 的患者,长期严格的血压管理至关重要。血压管理目标值参照《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2024年修订版)》[86]。对于血压控制稳定的患者,建议每周至少进行一次家庭血压测量[87]。此外,建议每3~6月进行一次随访,包括动态血压监测,检测血脂、血糖等心血管危险因素,评估可能的靶器官损害。对于血压未达标的患者,建议增加动态血压和家庭血压监测的频率,每2~4周进行一次随访,以密切监测血压控制情况并对治疗方

案进行相应调整。

3.2 OSA的随访管理

3.2.1 随访时间 对于接受 PAP 治疗的患者, 早期治疗依从性是影响长期依从性的关键因素[88-89]。因此, 治疗后的第1周、第1月和第3月的密切随访至关重要, 以确保及时解决治疗中可能遇到的问题。之后, 建议每半年或每年进行一次随访。对于接受口腔矫治器和上气道手术的患者, 建议在治疗后3月和6月复查HSAT 或PSG, 以评估治疗效果。关于舌下神经刺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短期疗效和安全性, 长期随访数据较少。

3.2.2 随访内容 在随访过程中,需要重点关注患者PAP治疗是否达到良好的依从性,以及残余AHI或RDI是否低于5次/h。如果未达到,应查找原因,如呼吸机模式和参数设置是否合理,是否存在漏气或其他不良反应等,并积极处理(图2)。

![graph TD\n A1[第1周、第1月、第3月查看呼吸机数据管理云平台] --> A2[1.看依从性]\n A2 --> A3[每晚使用时间≥4 h，且每周使用时间≥5 d（或者每晚使用时间≥4 h的天数占总天数的70%及以上）]\n A2 --> A4[每晚使用时间<4 h，或每周使用时间<5 d（或者每晚使用时间≥4 h的天数不足总天数的70%）]\n A3 --> A5[2.检查残余AHl或RDi、CSR、RRA]\n A4 --> A12[寻找原因:呼吸机设置不当?面罩漏气?不良反应?]\n A5 --> A6[残余AHl或RDi<5次/h]\n A5 --> A7[残余AHl或RDi≥5次/h，或CSR增多，或RRA增多]\n A6 --> A8[漏气量小，参数无需调整]\n A7 --> A12\n A8 --> A9[6~12月复查]\n A10[调整呼吸机参数(包括舒适性参数)] --> A11[1周后复查呼吸机数据]\n A12 --> A13[处理漏气和不良反应]\n A12 --> A10\n A13 --> A11\n](1/parseimages/figure412afaafde0b4998bd518768a3d1798c_0_9.png) 注:PAP为气道正压通气;AHI为呼吸暂停低通气指数;RDI为呼吸紊乱指数;CSR为潮式呼吸;RERA为呼吸努力相关微觉醒。

图 2 PAP 治疗的随访管理流程

其他需要关注的指标包括：

(1)CSR:心力衰竭患者睡眠呼吸障碍的患病率高达37%~61%,其中CSR的患病率为30%~45%。PAP治疗期间,CSR的突然增多可能是患者发生心力

衰竭的危险信号。

(2) RERA: RERA是指由于呼吸努力增加导致的短暂觉醒,这一指标在OSA诊断中有时会被忽视。RERA与交感神经调节的显著增加有关,尤其是女

中华高血压杂志(中英文) 2024年10月第32卷第10期 Chin J Hypertens, October 2024, Vol. 32 No. 10

$\cdot$ 915 $\cdot$

性[90]。即使AHI在正常范围内,RERA的高发生率仍可导致夜间交感神经张力升高,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90]。对于PAP治疗后血压仍控制不佳的患者,需要特别关注RERA值。

最后,低氧是 OSA 导致血压升高及其他并发症的重要原因[91]。尽管如此,由于监测不便和相关研究的缺乏,血氧指标通常未被纳入标准的随访流程。事实上,氧减指数(oxygen desaturation index, ODI)≥10次/h已被证实与心血管事件的显著增加相关[92]。随着智能手表和指环等可穿戴设备的普及,患者的氧合情况更方便监测。未来应开展血氧饱和度和OD对OSA及其相关并发症影响的研究,以揭示这些指标在OSA随访中的指导意义。

3.2.3 随访方式包括电话随访、社交软件、互联网远程管理等。

4 对高血压患者 OSA 临床诊疗流程的建议和展望

本文基于OSA的流行病学和主要危害,系统阐述了高血压患者OSA的筛查、诊断、治疗和随访方面的综合管理策略,形成了一套标准的临床诊疗流程。综合分析后,本流程提出以下建议:

(1)建议对高血压患者进行OSA筛查。合并典型OSA临床症状、肥胖、上气道解剖结构异常、特殊血压表型、抑郁,认知功能障碍或痴呆、其他心脑血管疾病或代谢性疾病,以及继发性高血压等线索的患者,应重点进行筛查。推荐使用灵敏度和准确性较高的STOP-BANG问卷作为首选筛查工具。便携式设备,包括IV型睡眠监测设备和智能可穿戴设备,可作为筛查的有效补充。

(2)对于高血压患者的OSA诊断,多数情况下推荐使用HSAT作为首选诊断工具。对于已经确诊高血压的患者,如果AHI或RDI≥5次/h,即可诊断为OSA。对于怀疑合并CSA或CSR,或HSAT结果阴性但仍高度怀疑存在OSA的患者,建议使用PSG进行确诊。

(3)对于高血压患者的OSA治疗和随访,需要多学科协作。推荐使用PAP治疗结合生活方式干预,建议每晚使用PAP的时间不少于4h,且每周使用时间不低于5d。在治疗的第1周、第1月和第3月应进行密切随访,关注患者的治疗依从性及其他与治疗效果和预后密切相关的关键指标。通过患者教育、提高设备的舒适性、选择合适的面罩以及及时处理治疗过程中出现的不良反应,提高治疗的依从性。对于PAP治疗不耐受的患者,可根据个体情况选择其他合适的治疗方法。

牵头单位:上海市高血压研究所

组长:王继光(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上海市高血压研究所)

执笔专家:陈歆(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秘书:夏嘉晖(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高血压患者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筛查诊治流程》专家委员会成员(按姓氏拼音首字母排序):

卜培莉(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陈 歙(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蒋波延(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刘 靖(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刘 敏(河南省人民医院)

呜(江苏省中医院)

罗 裕(自贡市第四人民医院)

邱朝晖(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同仁医院)

王继光(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上海市高血压研究所)

王肖龙(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

吴海(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古北分院)

谢良地(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许建忠(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杨莉(昆明市延安医院)

杨庆辉(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

余 静(兰州大学第二医院)

张宇清(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

参考文献

[1] Wang Z, Chen Z, Zhang L, et al. Status of hypertension in China: results from the China Hypertension Survey, 2012 – 2015 [J]. Circulation, 2018, 137(22):2344-2356.

[2] Hoshide S, Kario K, Chia YC, et al. Characteristics of hypertension in obstructive sleep apnea; an Asian experience [J]. J Clin Hypertens (Greenwich), 2021, 23(3); 489-495.

[3] Tokunou T, Ando SL Recent advances in the management of sec- ondary hypertension-obstructive sleep apnea[J]. Hypertens Res, 2020,43(12):1338-1343.

[4] Patel SR. Obstructive sleep apnea[J]. Ann Intern Med, 2019, 171 (11): ITC81-ITC96.

[5] Vanek J, Prasko J, Genzor S, et al. Obstructive sleep apnea, depression and cognitive impairment [J]. Sleep Med, 2020, 72: 50-58.

[6] Pocobelli G, Akosile MA, Hansen RN, et al. Obstructive sleep apnea and risk of motor vehicle accident[J]. Sleep Med, 2021, 85: 196-203.

[7] Liu Y, Han J, Ning L, et al. Cognitive function and life quality of patients with moderate-to-severe obstructive sleep apnea-hypopnea syndrome in China[J]. Expert Rev Respir Med, 2021, 15(3):435-440.

[8] Dredla BK, Castillo PR. Cardiovascular consequences of obstructive sleep apnea[J]. Curr Cardiol Rep, 2019, 21(11):137.

[9] Yeghiazarians Y, Jneid H, Tietjens JR, et al. Obstructive sleep apnea and cardiovascular disease: a scientific statement from the

$\cdot$ 916 $\cdot$

中华高血压杂志(中英文) 2024年10月第32卷第10期 Chin J Hypertens, October 2024, Vol. 32 No. 10

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J]. Circulation, 2021, 144(3): e56-e67. [10] Redline S, Azarbarzin A, Peker Y. Obstructive sleep apnea heterogeneity and cardiovascular disease[J]. Nat Rev Cardiol, 2023, 20(8):560-573. [11] Reutrakul S, Mokhlesi B, Obstructive sleep apnea and diabetes; a state of the art review[J]. Chest, 2017, 152(5): 1070-1086. [12] Gaines J, Vgontzas AN, Fernandez-Mendoza J, et al. Obstructive sleep apnea and the metabolic syndrome: the road to clinically-meaningful phenotyping; improved prognosis, and personalized treatment[J]. Sleep Med Rev, 2018, 42:211-219. [13] Liguori C, Maestri M, Spanetta M, et al. Sleep-disordered breathing and the risk of Alzheimer's disease[J]. Sleep Med Rev, 2021, 55:101375. [14] Xia W, Huang Y, Peng B, et al. Relationship between obstructive sleep apnea syndrome and essential hypertension; a dose-response meta-analysis[J]. Sleep Med, 2018, 47:11-18. [15] Hou H, Zhao Y, Yu W, et al. Association of obstructive sleep apnea with hypertension;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J]. J Glob Health, 2018, 8(1):010405. [16] 国家卫生健康委高血压诊疗研究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国家卫生健康委高血压诊疗研究重点实验室,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高血压中心。2023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相关性高血压临床诊断和治疗专家共识[J]. 中华高血压杂志,2023,31(12):1142-1155. [17] Wang G, Miao H, Hao W, et al. Association of obstructive sleep apnea with long-term cardiovascular events in patients with acute coronary syndrome with or without hypertension; insight from the OSA-ACS project[J]. BMJ Open Respir Res, 2023, 10(1): e001662. [18] Yao X, Li N, Heizhati M, et al. Obstructive sleep apnea remains a risk factor for major adverse cardiovascular and cerebrovascular events even in hypertensive patients under treatment; the Urumqi Research on Sleep Apnea and Hypertension (UROSAH) data[J]. Cardiovasc Diagn Ther, 2023, 13(6):968-978. [19] The Writing Committee of the Report on Cardiovascular Health and Diseases in China, Hu SS. Report on cardiovascular health and diseases in China 2021: an updated summary[J]. J Geriat Cardiol, 2023, 20(6):399-430. [20] Gottlieb DJ, Punjabi NM. Diagnosis and management of obstructive sleep apnea: a review[J]. JAMA-2020, 32(3):143, 1389-1400. [21] Belyavskiy E, Pieske-Kraigher E, Tadic M. Obstructive sleep apnea, hypertension, and obesity: adangerous triad[J]. J Clin Hypertens (Greenwich), 2019, 21(10):1591-1593. [22] Isono S. Obesity and obstructive sleep apnea: mechanisms for increased collapsibility of the passive pharyngeal airway[J]. Respirology, 2012, 17(1):32-42. [23] 中华医学会呼吸分会睡眠呼吸障碍学组,中国医学装备协会呼吸病学装备技术专业委员会睡眠呼吸设备学组,成人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高危人群筛查与管理专家共识[J]. 中华健康管理学杂志, 2022, 16(8):520-528. [24] Cuspidi C, Tadic M, Sala C, et al. Blood pressure non-dipping and obstructive sleep apnea syndrome; a meta-analysis[J]. Clin Med, 2019, 8(9):1367. [25] Thomas SJ, Johnson DA, Guo N, et al. Association of obstruc-

tive sleep apnea with nighttime blood pressure in African Americans: the Jackson heart study [J]. Am J Hypertens, 2020, 33(10): 949-957. [26] Mokros L, Kuczyński W, Francazk L, et al. Morning diastolic blood pressure may be independently associated with severity of obstructive sleep apnea in non-hypertensive patients; a cross-sectional study [J]. J Clin Sleep Med, 2017, 13(7):905-910. [27] Baguet JP, Lévy P, Barone-Rochette G, et al. Masked hypertension in obstructive sleep apnea syndrome [J]. J Hypertens, 2008, 26(5):885-892. [28] Johnson DA, Thomas SJ, Abdalla M, et al. Association between sleep apnea and blood pressure control among blacks [J]. Circulation, 2019, 139(10):1275-1284. [29] Kerner NA, Roosevelt SP. Obstructive sleep apnea is linked to depression and cognitive impairment: evidence and potential mechanisms [J]. Am J Geriatr Psychiatry, 2016, 24(6):496-508. [30] Javaheri S, Barbe F, Campos-Rodriguez F, et al. Sleep apnea: types, mechanisms, and clinical cardiovascular consequences [J]. J Am Coll Cardiol, 2017, 69(7):841-858. [31] Light M, McCowen K, Malhotra A, et al. Sleep apnea, metabol-ic disease, and the cutting edge of therapy [J]. Metabolism, 2018, 84:94-98. [32] Li M, Ge Q, Sheng CS, et al.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snoring patients with primary aldosteronism and obstructive sleep apnea hypopnea syndrome [J]. J Hum Hypertens, 2019, 33(9):693-700. [33] 胡哲,陈歆,初少莉,等. 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伴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临床诊治特点[J]. 丙例病例报告和文献回顾[J]. 世界临床药物, 2019, 40(3):190-193, 219. [34] Zhang R, Cai L, Xin C; et al. Primary aldosteronism and obstructive sleep apnea: meta-analysis of prevalence and metabolic characteristics [J]. Sleep Med, 2024, 114:8-14. [35] Nagappa M, Liao P, Wong J, et al. Validation of the STOP-BANG questionnaire as a screening tool for obstructive sleep apnea among different populations: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J]. PLoS One, 2015, 10(12):e0143697. [36] Chiu HY, Chen PY, Chuang LP, et al. Diagnostic accuracy of the Berlin questionnaire: STOP-BANG, STOP, and Epworth sleepiness scale in detecting obstructive sleep apnea: a bivariate meta-analysis [J]. Sleep Med Rev, 2017, 36:57-70. [37] Patel D, Tsang J, Saripella A, et al. Validation of the STOP questionnaire as a screening tool for OSA among different populations: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regression analysis [J]. J Clin Sleep Med, 2022, 18(5):144-1453. [38] Senaratna CV, Perret JL, Matheson MC, et al. Validity of the Berlin questionnaire in detecting obstructive sleep apnea: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J]. Sleep Med Rev, 2017, 36:116-124. [39] Abrahamyan L, Sahakyan Y, Chung S, et al. Diagnostic accuracy of level IV portable sleep monitors versus polysomnography for obstructive sleep apnea: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J]. Sleep Med, 2018-22(3):593-611. [40] Strumpf Z, Gu W, Tsai CW, et al. Belun Ring (Belun Sleep System BLS-100): deep learning-facilitated wearable enables obstructive sleep apnea detection, apnea severity categorization, and sleep stage classification in patients suspected of obstructive sleep

中华高血压杂志(中英文)2024年10月第32卷第10期 Chin J Hypertens, October 2024, Vol. 32 No. 10

$\cdot$ 917 $\cdot$

apnea[J]. Sleep Health, 2023, 9(4): 430-440. [41] Xu Y, Ou Q, Cheng Y, et al. Comparative study of a wearable intelligent sleep monitor and polysomnography monitor for the diagnosis of obstructive sleep apnea[J]. Sleep Breath, 2023, 27(1): 205-212. [42] Zhou G, Zhao W, Zhang Y, et al. Comparison of OPPO watch sleep analyzer and polysomnography for obstructive sleep apnea [J]. Nat Sci Sleep, 2024, 16: 125-141. [43] Khor YH, Khung SW, Ruehland WR, et al. Portable evaluation of obstructive sleep apnea in adults: a systematic review [J]. Sleep Med Rev, 2023, 68: 101743. [44] Zancanella E, do Prado LF, de Carvalho LB, et al. Home sleep apnea testing: an accuracy study [J]. Sleep Breath, 2022, 26(1): 117-123. [45] Gartner D, Ge JY, Li LH, et al. Diagnostic accuracy of a questionnaire and simple home monitoring device in detecting obstructive sleep apnea in a Chinese population at high cardiovascular risk [J]. Respirology, 2010, 15(6): 952-960. [46] 中华耳鼻咽喉头颈外科杂志编辑委员会咽喉组,中华医学会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学分会咽喉学组,便携式睡眠监测在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诊疗中的临床应用专家共识(2021)[J]. 中华耳鼻咽喉头颈外科杂志,2021,56(12): 1238-1243. [47] Kapur VK, Auckley DH, Chowdhuri S, et al. Clinical practice guideline for diagnostic testing for adult obstructive sleep apnea: an American Academy of Sleep Medicine clinical practice guideline [J]. J Clin Sleep Med, 2017, 13(3): 479-504. [48] 中国医师协会睡眠医学专业委员会,成人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多学科诊疗指南[J].中华医学杂志,2018,98(24): 1902-1914. [49] Hudge DW, Patel SR, Ahasic AM, et al. The role of weight management in the treatment of adult obstructive sleep apnea. An official American Thoracic Society clinical practice guideline [J]. Am J Respir Crit Care Med, 2018, 198(6): e70-87. [50] Blackman A, Foster GD, Zammit G, et al. Effect of liraglutide 3,0 mg in individuals with obesity and moderate or severe obstructive sleep apnea: The SCALE sleep apnea randomized clinical trial [J]. Int J Obes (Lond), 2016, 40(8): 1310-1319. [51] Le KDR, Le K, Foo F. The impact of glucagon-like peptide 1 receptor agonists on obstructive sleep apnea: a scoping review [J]. Pharmacy (Basel), 2024, 12(1): 11. [52] Wilding J, Batterham RL, Davies M, et al. Weight regain and cardiometabolic effects after withdrawal of semaglutide: the STEP 1 trial extension [J]. Diabetes Obes Metab, 2022, 24(8): 1553-1564. [53] Ashrafian H, Toma T, Rowland SP, et al. Bariatric surgery or non-surgical weight loss for obstructive sleep apnea?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comparison of meta-analyses [J]. Obes Surg, 2015, 25(7): 1239-1250. [54] Wong AM, Barnes HN, Joosten SA, et al. The effect of surgical weight loss on obstructive sleep apnea: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J]. Sleep Med Rev, 2018, 42: 85-99. [55] Landry SA, Beatty C, Thomson L, et al. A review of supine position related obstructive sleep apnea: classification, epidemiology, pathogenesis and treatment [J]. Sleep Med Rev, 2023, 72: 101847. [56] Ravesloot M, White D, Heinzer R, et al. Efficacy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devices for positional therapy for patients with position of al obstructive sleep apnea; a systematic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and meta-analysis [J]. J Clin Sleep Med, 2023, 13(6): 813-824. [60] Labarca G, Dreyse J, Drake L, et al. Efficacy of continuous positive airway pressure (CPAP) in the prevention of cardiovascular events in patients with obstructive sleep apne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J]. Sleep Med Rev, 2020, 52: 101312. [65] Khan SU, Duran CA, Rahman H, et al. A meta-analysis of continuous positive airway pressure therapy in prevention of cardiovascular events in patients with obstructive sleep apnea [J]. Eur Heart J, 2018, 39(24): 2291-2297. [66] Yu J, Zhou Z, McEvoy RD, et al. Association of positive airway pressure with cardiovascular events and death in adults with sleep apnea: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J]. JAMA, 2017, 318(2): 156-166. [67] McEvoy RD, Antic NA, Heeley E, et al. CPAP for prevention of cardiovascular events in obstructive sleep apnea [J]. N Engl J Med, 2016, 375(10): 919-931. [68] Martínez-García MA, Capote F, Campos-Rodríguez F, et al. Effect of CPAP on blood pressure in patients with obstructive sleep apnea and resistant hypertension: the HIPARCO randomized clinical trial [J]. JAMA, 2013, 310(22): 2407-2415. [69] Labarca G, Schmidt A, Dereyse J, et al. Efficacy of continuous positive airway pressure (CPAP) in patients with obstructive sleep apnea (OSA) and resistant hypertension (RH):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J]. Sleep Med Rev, 2021, 58: 101446. [70] Barbe F, Durán-Cantolla J, Capote F, et al. Long-term effect of

eration of devices for positional therapy for patients with position-al obstructive sleep apnea; a systematic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and meta-analysis[J]. J Clin Sleep Med, 2017, 13(6):813-824. [57] Patil SP, Ayappa IA, Caples SM, et al. Treatment of adult obstructive sleep apnea with positive airway pressure: an American Academy of Sleep Medicine clinical practice guideline[J]. J Clin Sleep Med, 2019, 15(2):335-343. [58] Li Z, Cai S, Wang J, et al. Predictors of the efficacy for daytime sleepiness in patients with obstructive sleep apnea with continual positive airway pressure therapy: a meta-analysis of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J]. Front Neurol, 2022, 13:911996. [59] Timkova V, Nagyova I, Reijneveld SA, et al. Quality of life of obstructive sleep apnea patients receiving continuous positive airway pressure treatment: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J]. Heart Lung, 2020, 49(1):10-24. [60] Sun L, Chang YF, Wang YF, et al. Effect of continuous positive airway pressure on blood pressure in patients with resistant hypertension and obstructive sleep apnea; an updated meta-analysis[J]. Curr Hypertens Rep, 2024, 26(5):201-211. [61] Chen Q, Cheng YB, Shen M, et al.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on ambulatory blood pressure lowering effect of CPAP in patients with obstructive sleep apnea and nocturnal hypertension[J]. Blood Press, 2020, 29(1):21-30. [62] Van Ryswyk E, Anderson CS, Barbe F, et al. Effect of continuous positive airway pressure on blood pressure in obstructive sleep apnea with cardiovascular disease[J]. Am J Respir Crit Care Med, 2019, 199(11):1433-1435. [63] Sánchez-de-la-Torre M, Gracia-Lavedan E, Benitez ID, et al. Adherence to CPAP treatment and the risk of recurrent cardiovascular events: a meta-analysis[J]. JAMA, 2023, 330(13): 1255-1265. [64] Labarca G, Dreyse J, Drake L, et al. Efficacy of continuous positive airway pressure (CPAP) in the prevention of cardiovascular events in patients with obstructive sleep apne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J]. Sleep Med Rev, 2020, 52:101312. [65] Khan SU, Duran CA, Rahman H, et al. A meta-analysis of continuous positive airway pressure therapy in prevention of cardiovascular events in patients with obstructive sleep apnea[J]. Eur Heart J, 2018, 39(24): 2291-2297. [66] Yu J, Zhou Z, McEvoy RD, et al. Association of positive airway pressure with cardiovascular events and death in adults with sleep apnea: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J]. JAMA, 2017, 318(2):156-166. [67] McEvoy RD, Antic NA, Heeley E, et al. CPAP for prevention of cardiovascular events in obstructive sleep apnea[J]. N Engl J Med, 2016, 375(10):919-931. [68] Martínez-García MA, Capote F, Campos-Rodríguez F, et al. Effect of CPAP on blood pressure in patients with obstructive sleep apnea and resistant hypertension: the HIPARCO randomized clinical trial[J]. JAMA, 2013, 310(22):2407-2415. [69] Labarca G, Schmidt A, Dereyse J, et al. Efficacy of continuous positive airway pressure (CPAP) in patients with obstructive sleep apnea (OSA) and resistant hypertension (RH):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J]. Sleep Med Rev, 2021, 58:101446. [70] Barbe F, Durán-Cantolla J, Capote F, et al. Long-term effect of

$\cdot$ 918 $\cdot$

中华高血压杂志(中英文) 2024年10月第32卷第10期 Chin J Hypertens, October 2024, Vol. 32 No. 10

continuous positive airway pressure in hypertensive patients with sleep apnea[J]. Am J Respir Crit Care Med, 2010, 181(7):718-726. [71] Xia JH, Kang YY, Cheng YB, et al. Continuous positive airway pressure adherence and blood pressure lowering in patients with obstructive sleep apnea syndrome and nocturnal hypertension [J]. Blood Press, 2021, 30(4):250-257. [72] Pépin JL, Tamisier R, Hwang D, et al. Does remote monitoring change OSA management and CPAP adherence? [J]. Respirology, 2017, 22(8): 1508-1517. [73] Woehrle H, Ficker JH, Graml A, et al. Telemedicine-based proactive patient management during positive airway pressure therapy: impact on therapy termination rate [J]. Somnologie (Berl), 2017, 21(2): 121-127. [74] Sharples LD, Clutterbuck-James AL, Glover MJ, et al. Meta-analysis of randomised controlled trials of oral mandibular advancement devices and continuous positive airway pressure for obstructive sleep apnea-hypopnoea [J]. Sleep Med Rev, 2016, 27:108-124. [75] Bratton DJ, Gaisl T, Wons AM, et al. CPAP vs mandibular advancement devices and blood pressure in patients with obstructive sleep apnea: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J]. JAMA, 2015, 314(21): 2280-2293. [76] Ou YH, Colpani JT, Cheong CS, et al. Mandibular advancement vs CPAP for blood pressure reduction in patients with obstructive sleep apnea [J]. J Am Coll Cardiol, 2024, 83(18): 1760-1772. [77] de Vries GE, Hoekema A, Claessen J, et al. Long-term objective adherence to mandibular advancement device therapy versus continuous positive airway pressure in patients with moderate sleep apnea [J]. J Clin Sleep Med, 2019, 15(11): 1655-1663. [78] Guimarães TM, Poyares D, Oliveira E, et al. The treatment of mild OSA with CPAP or mandibular advancement device and the effect on blood pressure and endothelial function after one year of treatment [J]. J Clin Sleep Med, 2021, 17(2): 149-158. [79] Chang JL, Goldberg AN, Alt JA, et al. International consensus statement on obstructive sleep apnea [J]. Int Forum Allergy Rhinol, 2023, 13(7): 1061-1482. [80] Kezirian EJ. SKUP3: a major step forward in sleep surgery research [J]. Thorax, 2013, 68(9): 801-802. [81] Fehrm J, Friberg D, Bring J, et al. Blood pressure after modified uvulopalatopharyngoplasty: results from the SKUP3 randomized

[73] Woehrle H, Ficker JH, Graml A, et al. Telemedicine-based pro-active patient management during positive airway pressure theray-py; impact on therapy termination rate [J]. Somnologie (Berl), 2017,21(2):121-127.

[74] Sharples LD, Clutterbuck-James AL, Glover MJ, et al. Meta-analysis of randomised controlled trials of oral mandibular advancement devices and continuous positive airway pressure for obstructive sleep apnea-hypopnoea[J]. Sleep Med Rev, 2016,27:108-124.

[75] Bratton DJ, Gaisl T, Wons AM, et al. CPAP vs mandibular advancement devices and blood pressure in patients with obstructive sleep apnea: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J]. JAMA, 2015,314(21):2280-2293.

[76] Ou YH, Colpani JT, Cheong CS, et al. Mandibular advancement vs CPAP for blood pressure reduction in patients with obstructive sleep apnea[J]. J Am Coll Cardiol, 2024, 83(18): 1760-1772.

[77] de Vries GE, Hoekema A, Claessen J, et al. Long-term objective adherence to mandibular advancement device therapy versus continuous positive airway pressure in patients with moderate obstructive sleep apnea[J]. J Clin Sleep Med, 2019, 15(11):1655-1663.

[78] Guimarães TM, Poyares D, Oliveira E, et al. The treatment of mild OSA with CPAP or mandibular advancement device and the effect on blood pressure and endothelial function after one year of treatment[J]. J Clin Sleep Med, 2021, 17(2):149-158.

[79] Chang JL, Goldberg AN, Alt JA, et al. International consensus statement on obstructive sleep apnea [J]. Int Forum Allergy Rhinol, 2023,13(7):1061-1482.

[80] Kezirian EJ. SKUP3: a major step forward in sleep surgery research[J]. Thorax, 2013, 68(9): 801-802.

[81] Fehrm J, Friberg D, Bring J, et al. Blood pressure after modified uvulopalatopharyngoplasty: results from the SKUP3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J]. Sleep Med, 2017, 34: 156-161.

[82] MacKay S, Carney AS, Catcheside PG, et al. Effect of multilevel upper airway surgery vs medical management on the apnea-hypopnea index and patient-reported daytime sleepiness among pa-tients with moderate or severe obstructive sleep apnea; the SAMS randomized clinical trial[J]. JAMA, 2020,324(12):1168-1179.

[83] Kompelli AR, Ni JS, Nguyen SA, et al. The outcomes of hypoglossal nerve stimulation in the management of OSA: a systemat-ire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J]. World J Otorhinolaryngol Head Neck Surg, 2019,5(1):41-48.

[84] 惠馨颉,肖毅.睡眠呼吸障碍年度进展2023[J].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2024,47(1):59-63.

[85] Pépin JL, Eastwood P, Eckert DJ. Novel avenues to approach non-CPAP therapy and implement comprehensive obstructive sleep apnea care[J]. Eur Respir J, 2022,59(6):2101788.

[86] 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修订委员会,高血压联盟(中国),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高血压病学分会,等.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2024年修订版)[J].中华高血压杂志(中英文),2024,32(7):603-700.

[87] 中国高血压联盟《家庭血压监测指南》委员会. 2019 中国家庭血压监测指南[J]. 中华高血压杂志, 2019, 27(8):708-711.

[88] Campos-Rodriguez F, Navarro-Soriano C, Reyes-Nunez N, et al. Good long-term adherence to continuous positive airway pressure therapy in patients with resistant hypertension and sleep apnea [J]. J Sleep Res, 2019, 28(5); e12805.

[89] Van Ryswyk E, Anderson CS, Antic NA, et al. Predictors of long-term adherence to continuous positive airway pressure in patients with obstructive sleep apnea and cardiovascular disease[J]. Sleep, 2019, 42(10):zsz152.

[90] Chandra S, Sica AL, Wang J, et al. Respiratory effort-related arousals contribute to sympathetic modulation of heart rate variability[J]. Sleep Breath, 2013, 17(4): 1193-1200.

[91] 陈琦,程艾邦,黄绮芳,等.氧减指数筛查诊断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的可行性及其与夜间血压的关系[J].诊断学理论与实践,2017,16(6):587-591.

[92] Wang L, Ou Q, Shan G, et al. Independent association between oxygen desaturation index and cardiovascular disease in non-sleepy sleep-disordered breathing subtype: a Chinese community-based study[J]. Nat Sci Sleep, 2022,14:1397-1406.

收稿日期:2024-07-29 责任编辑:张刘锋

相关指南

• 2023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相关性高血压临床诊断和治疗专家共识 · 心血管内科 2023
• 内分泌性高血压筛查专家共识（2025版） · 心血管内科 2025
• 成人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诊断和外科治疗指南（2024） · 呼吸内科 2024
• CGP共识 | 社区老年人睡眠健康与康复管理中国专家共识（2025年版） · 呼吸科 2025
• 2025 GOLD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全球倡议：COPD诊断、治疗与预防全球策略 中文版 · 呼吸内科 2025
• 2025年餐后低血压管理的中国专家共识 · 心血管内科 2025
• 成人四肢血压测量的中国专家共识 · 心血管内科 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