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冠状动脉性心脏病诊治的中国专家共识
一、女性冠心病流行病学
美国国家健康与营养调查2015—2018 年数据显示,冠心病患病率女性为 $6.2\%$ ,男性为 $8.3\%^{[1]}$ ]。我国冠心病患病率处于持续上升趋势[2]《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2020》显示,2019 年男性冠心病死亡率(城市:126.4/10 万,农村:134.12/10 万)高于女性(城市:116.63/10万,农村:126.03/10万)3]《心血管疾病医疗质量控制报告2021》源于2020 年医院
质量检测系统的5 311 424 例冠心病住院患者,中位年龄68(59\~76)岁,女性占 $44.1\%^{[4]}$ ]。中国急性心肌梗死(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AMI)注册研究显示女性接受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percutaneous coronary intervention,PCI)比例更低,院内死亡风险为同龄男性患者5.8倍;出院患者中,年轻女性较同龄男性2 年死亡率更高( $3.8\%$ 比1.4%,<0.05)5]。
二、女性冠心病的危险因素
女性冠心病的心血管危险因素包括高血压、糖尿病、血脂异常、肥胖等传统危险因素,以及妊娠、避孕药、多囊卵巢综合征等性别特异性危险因素[6⁃8]。
绝经期女性高血压的患病率逐渐超过同年龄男性[9],导致心血管风险增加的女性收缩压阈值低于男性[10]。高血压严重程度与卒中风险存在性别差异,女性卒中风险随血压升高明显增加[11]。女性
高血压患者对盐负荷更敏感,与代谢综合征和自身免疫疾病的相关性更强[12],这可能是女性治疗反应较差和心血管事件风险更高的原因[13]。2 型糖尿病女性较男性患冠心病的相对风险高 $44\%$ 、卒中的相对风险高 $27\%^{[6]}$ 。女性血脂异常发生率高于男性,但男性非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与心血管病风险的相关性高于女性[14⁃15]。在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atherosclerotic cardiovascular disease,ASCVD)高危人群中,女性血脂达标率低于男性[16]。研究表明,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女性的心血管死亡风险更高[17]。Framingham 研究显示,肥胖女性心血管疾病风险高于男性[18]。与男性相比,女性的腰围和腰围臀围比与心肌梗死风险更密切相关[19]。与男性相比,吸烟女性冠心病的相对风险更高[20]。二手烟吸入增加冠心病风险,与女性的相关性更显著[21]。
焦虑抑郁是女性冠心病的独立危险因素[22],女性患病率约是男性2 倍[23]。INTERHEART 研究显示社会心理因素与女性AMI 发生显著相关[24]。然而,前瞻性城乡流行病学研究(PURE)显示,女性更常见抑郁症状,但男性抑郁症状与心血管病风险的相关性高于女性[15]。
类风湿性关节炎、系统性红斑狼疮、血管炎等多种自身免疫性疾病患者发生冠状动脉不良事件的风险增加,其中约 $80\%$ 为女性[25]。肿瘤及相关治疗(包括化疗、放疗、免疫治疗等)是冠心病的独立危险因素[26]。如5⁃氟尿嘧啶导致冠状动脉血栓或冠状动脉痉挛(coronary artery spasm,CAS),肿瘤的免疫和靶向治疗增加冠状动脉斑块破裂风险[27]。乳腺癌放疗可导致冠状动脉发生ASCVD、血管内皮损伤及冠状动脉微血管功能障碍[28]。女性雌激素水平与肿瘤治疗的心脏毒性相关,女性青春期前肿瘤治疗的心脏毒性风险高于男性,绝经前风险低于男性,绝经后无显著性别差异[29]。
研究显示月经初潮年龄与冠心病风险呈U型曲线关系[30]。多囊卵巢综合征女性多伴有体重指数升高、血脂异常、高血压和胰岛素分泌不足,约2/3 出现胰岛素抵抗 $.7.5\%{\sim}10\%$ 发生2 型糖尿病[31],高血压发病风险增加 $70\%^{\left[32\right]}$ ,心血管疾病风险增加 $30\%^{\left[33\right]}$ 。血压正常女性服用联合避孕药可使血压升高 $7{\sim}8~\mathrm{mmHg(1~mmHg=0.133~kPa)}$ ),第1年深静脉血栓风险增加近2倍[34]。服用联合避孕药会增加女性心肌梗死或缺血性卒中风险,尤其是雌激素含量较高( $(\geqslant50~\upmu\mathrm{g})$ )剂型[35]。新一代联合口
服避孕药炔雌醇( $(\leqslant\!30~\upmu\mathrm{g}\,)$ )含量较少,相关的心血管疾病风险无明显增高。不孕女性糖尿病、高血压和肥胖的发生率更高[36]。多个大型队列研究表明,胎次与心血管疾病风险之间存在J 型关系,其中未产和经产 ${\geqslant}5$ 胎的女性心血管疾病风险最高[37]。早产女性心血管疾病和冠心病死亡风险增加2 倍[38],随着早产提前的周数增加,心血管疾病风险增加[39]。有胎儿宫内发育迟缓史的女性患血脂异常和胰岛素抵抗的风险增加[40]。妊娠高血压女性围产期卒中、心肌梗死、心肌病和自发性冠状动脉夹层(spontaneous coronary artery dissection,SCAD)风险增加[41⁃42],在长期随访中,妊娠高血压女性高血压、糖尿病、血脂异常发病年龄提前10 年,冠心病、心力衰竭、二尖瓣关闭不全和主动脉瓣狭窄风险增加[43]。妊娠期糖尿病女性心血管事件的风险是非妊娠期糖尿病女性的1.5\~2 倍,产后前10 年心血管事件风险增加2.3倍[44]。低出生体重婴儿( $\mathord{\langle<}2~500~\mathrm{g}\rangle$ )产妇ASCVD 风险增加 $25\%^{\lceil45\rceil}$ 。药物或自发流产是心血管疾病的独立危险因素 $(H R~1.5{\sim}3.0)$ ,自发流产女性更多伴随收缩压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升高[46]。大型队列研究显示 ${\geqslant}2$ 次流产史的女性心血管疾病风险增加2 倍[47]。20 万人的荟萃分析表明,累计哺乳 $_{\cdot\geqslant1}$ 年高血压风险降低 $13\%$ ,糖尿病风险降低 $30\%^{\lceil48\rceil}$ ]。另一项荟萃分析显示,40 岁前、40\~44岁及45\~49岁绝经女性的心血管疾病风险分别是50\~51 岁绝经女性的1.55 倍、1.30 倍及1.12倍[49]。
三、女性冠心病的病理生理特点
与男性比较,女性的体重轻、体脂率高、血容量少,器官、肌肉体积及药物分布容积小;女性肝血流量较低,药物代谢酶和转运蛋白存在性别差异;女性肾小球滤过率较男性低,经肾排出药物在女性体内清除速度较慢[50]。
女性冠心病患者的罪犯病变类型、斑块性质与男性存在差异,女性更常见SCAD、CAS和冠状动脉栓塞导致的冠状动脉功能及微血管功能异常。女性冠状动脉比男性更细小,更容易形成湍流并导致冠状动脉斑块快速进展[51]。斑块破裂多见于男性和老年女性冠心病患者;斑块侵蚀多见于50 岁以下女性,尤其常见于吸烟女性[52]。女性患者冠状动脉阻塞性病变较男性少,更常见非冠状动脉阻塞导致的心肌梗死(myocardial infarction with non⁃obstructive coronary arteries,MINOCA)或缺血(ischaemia with non⁃obstructive coronary arteries,
INOCA)。
冠状动脉微血管功能异常(coronary microvascular dysfunction,CMD)多见于女性患者( $70\%$ )且预后不良[53⁃54]。女性心肌缺血患者约 $60\%$ 冠状动脉造影未发现 ${\geqslant}50\%$ 的冠状动脉狭窄,其中半数由CMD 所致,男性仅约 $30\%^{\lfloor55\rfloor}$ 。女性CMD 患病率绝经后较绝经前明显增加[56]。绝经后女性雌激素水平降低,细胞内与活性氧相关的氧化应激诱发炎症反应是驱动CMD 的关键致病机制[57]。女性CMD 的高危因素包括妊娠相关疾病(先兆子痫、子痫、妊娠高血压、妊娠糖尿病)和自身免疫性疾病(系统性红斑狼疮、类风湿性关节炎)55, 58⁃59]。
CAS 多见于绝经后女性[60]。绝经前雌二醇激活内皮一氧化氮合酶产生一氧化氮使血管扩张,从而发挥对冠状动脉的保护作用[61];绝经后雌激素水平下降导致内皮功能障碍,引发血管痉挛[62]。此外,女性冠状动脉随年龄增长血管硬化更明显[63],更易发生CAS 相关的心肌缺血。50\~60 岁女性高交感神经活性可诱发 $\mathrm{Ca^{2+}}$ 通道开放引发血管痉挛[64]。研究表明,女性更容易受情绪影响,焦虑抑郁等心理疾病可导致CAS[65],情绪波动可增加神经递质(乙酰胆碱、血管紧张素Ⅱ)水平引起血管收缩[66]。低剂量乙酰胆碱可诱发女性CAS,有助于明确诊断[67]。
SCAD 是与性别密切相关的非ASCVD,多发生于无明确传统危险因素的50 岁以下中青年女性以及妊娠、分娩期女性,是发生妊娠相关心肌梗死的重要原因[68⁃70]。有报道显示口服避孕药或激素替代治疗的女性发生SCAD 风险增加[71],评估女性SCAD风险时,应询问外源性激素的补充情况,尽可能避免使用外源性激素。建议发生过SCAD 的女性避免再次妊娠[72]。过度劳累或强烈情绪应激也可导致SCAD[69]。SCAD 还与遗传性动脉疾病、结缔组织疾病相关[73];部分SCAD 患者存在纤维肌发育不良,常见于年轻女性;马方综合征[74]、血管Ehlers⁃Danlos 综合征[75]也是造成女性SCAD 的遗传性疾病。
应激性心肌病(takotsubo syndrome,TTS/心碎综合征)患者 $90\%$ 为女性,需与冠心病鉴别,占女性疑诊ST 段抬高型心肌梗死(ST⁃segment elevation myocardial infarction,STEMI)患者的 $5\%{\sim}6\%$ ,多发生在50岁以上女性剧烈的情绪应激后[76⁃77],发病机制尚不清楚,可能与CMD相关。
四、女性冠心病的临床特点
女性冠心病发病年龄较男性延迟,随着年龄增长患病率升高,绝经后冠心病发病率明显增加。女性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acute coronary syndrome,ACS)患者年龄偏大、心血管危险因素及并发症更多,院内死亡率较男性高[78]。STEMI多中心注册数据显示,女性STEMI 患者平均年龄为66.1 岁,男性为59.9岁[79]。冠心病女性合并疾病较男性多,低体重、营养不良、贫血、疲劳衰弱状态及精神心理疾病更多见[51, 78, 80]。与男性相比,女性心理应激性心肌缺血更常见( $31\%$ 比 $16\%$ )81]。胸痛是冠心病女性最常见的症状,女性 ACS 患者 $80\%$ 以上表现为胸骨后疼痛、压迫、紧缩或不适感[51]。ISCHEMIA 研究入选的中重度心肌缺血女性比男性心绞痛发作频率高[82]。女性胸痛部位多变,伴随症状更多,如恶心、呕吐、气短、乏力、多汗、心悸以及颈肩、手臂、下颌或背部疼痛等[55, 78, 80]。VIRGO 研究显示,55岁以下的心肌梗死患者 $61.9\%$ 女性报告3 种以上伴随症状,而男性只有 $54.8\%^{[78]}$ 。与男性相比,ACS女性更有可能将胸痛症状错误归因于非心脏原因而延迟就诊,以伴随症状就诊的比例更高[83]。
AMI女性发生严重并发症的风险较高,入院时Killip 分级更高,更易出现心原性休克、心肌破裂、室间隔穿孔、心包填塞、心力衰竭等急性并发症,出血、需要输血治疗的患者比例更高,住院时间更长,再发心肌梗死、死亡率高于男性AMI患者[84]。
TTS 临床表现与ACS 相似,仅从症状难以鉴别,常通过冠状动脉造影及左心室造影进行明确,在女性急性胸痛患者中应予以关注。
五、女性冠心病的辅助检查
平板运动试验(exercise treadmill test,ETT)是冠心病最常用的筛查手段,女性假阳性率较高,诊断的准确性低于男性。一项包含29 项研究的荟萃分析纳入3 392 名女性,ETT 诊断冠心病的敏感度和特异度分别为 $62\%$ 和 $68\%$ ,阳性预测值仅为 $47\%^{\lceil85\rceil}$ ]。女性达到目标运动负荷的比例较低,由运动诱发的心绞痛明显少于男性[86]。有症状的女性患者,ETT 显示ST 段压低的阳性预测值显著低于有症状的男性患者,阴性预测值与男性接近。此外,女性患者运动诱发的 ST 段压低有可能为非阻塞性冠状动脉疾病。
负荷超声心动图比ETT 具有更强的特异性和准确性,无显著性别差异[87],推荐用于静息或运动心电图异常、有症状的中危女性;对于有症状、无法
运动的中危女性,可采用药物负荷超声心动图[85]。
单光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成像(single⁃photon emission computed tomography,SPECT)心肌灌注显像(myocardial perfusion imaging,MPI)预测冠心病的敏感性及特异性较ETT高,但女性SPECT⁃MPI诊断准确率较低[88]。女性心脏较小,传统伽马相机的低分辨率会导致检测的敏感性降低;与男性相比,乳腺组织伪影可降低女性SPECT⁃MPI的特异性(男性 $94\%$ ,女性 $74\%$ $\!\!\!\!\!\left<\upsilon,P\!\!\!<\!\!0.01\right>$ );使用衰减校正、俯卧成像,结合左心室射血分数和室壁运动的评估可提高女性SPECT⁃MPI 的诊断准确率[89]。正电子发射断层成像(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PET)⁃MPI 比SPECT⁃MPI的诊断性能更好,在检测冠状动脉造影有意义的狭窄时,敏感度为 $90\%{\sim}92\%$ ,特异度为 $81\%{\sim}88\%^{\lceil87\rceil}$ ,PET 是无创测定冠状动脉血流储备(coronary flow reserve,CFR)的金标准。若疑似冠心病的女性负荷PET⁃MPI正常,心血管事件或死亡风险 ${<}1\%$ 。冠心病中高风险、静息心电图异常需行药物负荷或ETT提示中高危的女性,可考虑行负荷SPECT⁃MPI或PET⁃MPI[90]。
冠状动脉CT 血管造影(coronary computed tomography angiogram,CCTA)可用于诊断冠心病和评估动脉粥样硬化斑块性质,女性应尽量降低放射剂量;对于年轻女性,应考虑到放射辐射量、预计癌症风险和准确性[89]。虽然CCTA 辐射对胎儿危害较小,临床应用安全,但碘对比剂能够通过胎盘进入胎儿血液循环,孕妇应谨慎使用;通过母乳吸收到婴儿胃肠道的对比剂低于 $1\%$ ,可安全用于哺乳期女性[91]。
冠状动脉造影直接用于有心绞痛症状的高危患者或既往冠状动脉检查为左主干、前降支近段以及多支血管病变症状加重的患者[92]。女性在冠状动脉造影时更易发生穿刺部位并发症,桡动脉入路较少发生血管并发症。
对于有明确心绞痛症状、非侵入性功能检查异常、冠状动脉造影或CCTA 示冠状动脉无明显狭窄的患者,应考虑微循环障碍。心脏磁共振成像无辐射暴露,可进行CFR评估,具有识别心肌水肿、纤维化和瘢痕的优势,可作为女性冠心病的首选检查手段[55]。女性的CFR通常较低,可能与静息冠状动脉血流的性别差异相关[93];较低的CFR值与严重心绞痛症状和预后不良相关[94] $_\mathrm{CFR}{<}2.32$ 可为鉴别阈值[53, 95]。
血管内超声( intravenous ultrasound , IVUS )和
光学相干断层成像(optical coherence tomography,OCT)能够更准确评估冠状动脉病变性质,用于指导和优化介入治疗策略[92]。OCT 在评估SCAD 患者壁内血肿和内膜撕裂时优于IVUS,为女性患者提供更优诊断证据[96]。
六、女性冠心病的治疗建议
1. 慢性冠状动脉综合征(chronic coronary syndrome,CCS)的药物治疗:女性冠心病患者应早期识别、积极干预、控制危险因素以改善预后、降低猝死风险。建议在健康生活方式基础上给予药物治疗,包括抗血小板药物、β 受体阻滞剂、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angiotensin converting enzyme inhibitors,ACEI)/血管紧张素Ⅱ受体阻滞剂(angiotensin Ⅱ receptor blocker,ARB)、调脂药物,应兼顾共性和女性特点进行诊治。合并心房颤动的CCS 女性 $\mathrm{CHA}_{2}\mathrm{DS}_{2}$ ⁃VASc 评分 $_{\geqslant2}$ 分时应考虑抗凝治疗 $\mathrm{CHA}_{2}\mathrm{DS}_{2}\mathrm{·VASc}$ 评分 ${\geqslant}3$ 分时需长期抗凝治疗,优先选择新型口服抗凝药[97]。
与男性相比,CCS 女性更少接受抗血小板药物、调脂药物、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抑制剂、β 受体阻滞剂和硝酸酯类药物,治疗达标率更低[98⁃99]。女性服用相同剂量的阿司匹林、β 受体阻滞剂或他汀类药物比男性血浆浓度高,更易出现药物不良反应[50, 100],女性抗栓治疗比男性更易发生出血并发症。女性交感神经活性通常高于男性,静息心率和心率变异性大于男性,对β 受体阻滞剂更为敏感[101]。与男性比较,女性服用美托洛尔后血浆浓度较高,血压、心率降幅更大。女性服用ACEI咳嗽的发生率约为男性的3 倍,前蛋白转化酶枯草杆菌蛋白酶9抑制剂注射部位不良反应更多见[102]。
2.ACS 治疗:尽管女性ACS 患者可从早期血运重建及二级预防治疗中获益[103⁃104],但接受指南指导的药物治疗和冠状动脉血运重建的比例低、治疗延迟多[103, 105]。女性早期介入治疗的获益与危险分层相关,STEMI 患者首选急诊PCI 再灌注治疗,建议高危非ST 段抬高ACS(non⁃ST⁃segment elevation ACS,NSTE⁃ACS)女性患者可考虑早期PCI治疗,低危患者首选药物治疗。与男性比较,PCI 女性近期疗效好,远期预后较差;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后死亡率较高[106⁃107]。
ACS女性常见SCAD,容易漏诊和误诊,需冠状动脉造影、冠状动脉腔内影像学及功能学检查确定是否需进行血运重建治疗。研究显示,介入治疗不改善SCAD 患者近期及远期预后[72, 108],首选药物保
守治疗,若患者血流动力学不稳定或持续胸痛不能缓解时,可以考虑行血运重建;SCAD再发缺血性事件风险高,需密切随访。与同龄男性相比,年轻女性ACS的死亡率和不良事件发生率更高[72]。
女性ACS患者发生心原性休克、心力衰竭等并发症的风险高于男性[109]。女性PCI 并发症发生率高于男性,女性桡动脉较男性纤细,更易出现桡动脉痉挛及术后桡动脉闭塞;女性前臂组织较男性疏松,更容易发生前臂肿胀或筋膜间隙综合征。女性冠状动脉病变常合并内皮功能和微血管血流储备异常,PCI 术中无复流或慢血流发生率高[110]、血管穿孔几率高于男性。PCI 围术期女性出血事件发生率高于男性[111],需根据体重和肾功能调整抗栓药物剂量[103⁃104],应避免过度抗栓治疗[112]。女性较男性更容易出现对比剂肾损伤[113],水化治疗是减少对比剂所致急性肾损伤(contrast induced acute kidney injury,CIAKI)的有效措施[114]。中国人群瑞舒伐他汀预防糖尿病患者对比剂所致急性肾损伤(TRACK⁃D)研究显示在冠心病合并糖尿病、慢性肾功能不全的患者中,女性是CIAKI 的独立危险因素,瑞舒伐他汀治疗可获益[115⁃116]。
七、妊娠期/哺乳期冠心病患者管理
妊娠女性体内代谢增加导致循环血容量和心肌耗氧量增加,母体的心血管负担增加。妊娠期/哺乳期女性患者的冠心病治疗需兼顾母体疗效和胎儿发育的安全性。
妊娠人群ACS 相对少见[(1.7\~6.2)/100 000],冠状动脉疾病占产妇心血管死亡的 $20\%^{\left[117\cdot118\right]}$ 20% 。与未孕的同龄女性相比,妊娠女性AMI 风险增加 $3{\sim}$ 4 倍[119⁃121]。高龄妊娠女性冠状动脉疾病风险增加,年龄每增加1岁,心肌梗死风险增加 $20\%^{\lceil117\rceil}$ ]。除了高血压、糖尿病等传统危险因素,妊娠期/哺乳期女性存在子痫、血栓、输血以及产后出血等风险[122⁃123]。妊娠期冠状动脉疾病多为妊娠相关的SCAD( $43\%$ )、CAS( $18\%$ )以及冠状动脉血栓栓塞 $(\,17\%\,)^{[42,\,72]}$ ]。妊娠期STEMI患者首选急诊PCI再灌注治疗,高危NSTE⁃ACS 行急诊PCI 时应尽量降低辐射剂量并采用冠状动脉腔内影像学指导治疗措施,低危NSTE⁃ACS妊娠女性首选药物治疗[72]。
目前,冠状动脉疾病的药物治疗缺乏关于妊娠期/哺乳期女性及胎儿安全性影响的研究证据,使用时需权衡母体和胎儿双方的安全。在抗血小板治疗药物中,小剂量阿司匹林对妊娠女性相对安全,缺乏 $\mathrm{P}2\mathrm{Y}_{12}$ 受体抑制剂的安全性证据,建议仅在
必要时使用氯吡格雷并尽量缩短使用时间[122]。药物洗脱支架置入后,双联抗血小板治疗的时间需根据患者的血栓负荷及出血风险考虑,不建议哺乳期女性服用低剂量阿司匹林以外的抗血小板药物[124]。PCI治疗时,短期肝素化增加出血风险。目前缺乏妊娠期女性使用血小板糖蛋白Ⅱb/Ⅲa 抑制剂和比伐芦定获益的研究证据,不推荐用于妊娠合并冠心病患者。妊娠期和围产期出血风险增加,慎用溶栓药物。妊娠、哺乳期应避免使用他汀类药物,对于心血管风险极高危女性,如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和ASCVD 患者,应评估他汀类药物使用的获益和风险,进行个体化治疗选择[125⁃126]。β 受体阻滞剂可用于妊娠期女性,降低SCAD 的发生风险,可能增加胎儿生长受限和低血糖风险[127⁃128]。选择性β1 受体阻滞剂可减少发生子宫收缩和周围血管扩张的风险,较少导致胎儿生长迟缓。β 受体阻滞剂在母乳中浓度高,可导致新生儿心动过缓[129]。妊娠合并冠心病女性使用静脉或口服硝酸酯类药物未发现明显的不良影响。ACEI/ARB类药物具有致畸作用,妊娠、哺乳期女性不应使用[130]。钙通道阻滞剂增加新生儿发生癫痫的风险,动物实验显示地尔硫卓有致畸作用[130]。
冠心病患者妊娠期发生严重不良心血管事件风险增加,应在病情稳定、无残余缺血、左心室功能障碍、综合评估安全的情况下再考虑妊娠。女性ACS患者需根据血管病变、心功能及个体治疗情况确定延迟妊娠的时间,一般建议ACS发生后至少延迟12个月[68, 131⁃132]。
八、绝经激素治疗建议
女性雌激素水平与ASCVD 的发生和发展相关,绝经后女性心血管疾病的患病率和病死率增加。研究显示绝经早期补充雌激素治疗(menopause hormone therapy,MHT)可降低冠心病死亡率,但增加深静脉血栓、卒中或乳腺癌风险,不推荐MHT 用于冠心病一级预防和二级预防[23, 133]。45 岁以前绝经女性的心血管疾病、骨质疏松症风险较高,建议使用MHT治疗[134]。
九、精神心理管理及康复治疗
冠心病女性常合并抑郁和焦虑等精神心理疾病[135⁃136]。女性患者经历急性心血管事件后,焦虑和抑郁的患病率更高、程度更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导致再住院率和死亡率增加[135]。对焦虑和抑郁冠心病女性进行全程管理是该类患者冠心病治疗的重要措施[135]。研究表明,心理治疗可以减轻
女性冠心病患者的抑郁症状,但不能降低抑郁相关心血管事件风险[137]。康复治疗增加冠状动脉血流储备,缓解心肌缺血症状,改善抑郁状态,提高生活质量,控制血脂、血糖、延缓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病变进展,降低心血管死亡率和再住院风险。尽管女性进行康复治疗的比率低于男性,但更多获益于运动和心理康复治疗[138⁃139]。
十、女性冠心病诊治存在的问题和展望
CVD 是全球女性致死致残的首要原因,导致2019 年全球女性 $35\%$ 的死亡,其防治面临严峻挑战。由于女性CVD 流行病学数据缺乏、发病机制尚需探索,国内外临床研究中女性代表性不足,导致部分诊疗方法缺乏女性群体应用的有效性及安全性评价证据。因此,迫切需要在临床试验中纳入更多女性,开展有关性别特异性、社会心理和社会经济等因素对女性冠心病影响的研究。此外,我国女性冠心病的流行病学、机制及预后的研究匮乏,迫切需要结合我国国情和女性人群特点开展临床和基础研究。针对我国人群对于女性冠心病危害认识不足、防控措施亟待加强的现状,加强医务工作者专业培训和公众科普教育,进行冠心病相关危险因素和风险评估、制定个体化干预策略,对女性冠心病防治有重要的临床价值和社会意义。
(执笔:刘梅林 张晶 付志方)
核心专家组成员(按姓氏拼音排序):丁茹(上海长征医院),段丽琴(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付志方(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高晓津(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郭潇潇(北京协和医院)、韩雅玲(解放军北部战区总医院),胡思宁(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黄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李萍(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刘梅林(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罗素新(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任景怡(中日友好医院),田刚(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汪敏(武汉亚洲心脏病医院),夏珂(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徐琳(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张晶(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张文娟(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赵巍(吉林大学第一医院),朱梦云(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
专家组成员(按姓氏拼音排序):艾辉(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白文佩(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卜培莉(山东大学齐鲁医院),曹丰(解放军总医院第二医学中心),陈凤英(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陈慧(福建省立医院),陈立娟(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陈书艳(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陈晓平(四川大学华西医院),陈宇(解放军总医院第六医学中心),楚天舒(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党爱民(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董少红(暨南大学第二临床学院深圳市人民医院),董颖雪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付研(北京泰康燕园康复医院),甘露(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高晓丽(华北石油管理局总医院),何平(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侯爱洁(辽宁省人民医院),胡晓晟(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姜一农(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孔一慧(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李翠兰(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李建美(云南省阜外心血管病医院),李丽(暨南大学附属广州红十字会医院),李志娟(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刘伶(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刘蔚(北京医院),刘艳霞(解放军北部战区总医院),刘宇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钱玲梅(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同仁医院),秦明照(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沈建颖(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沈迎(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宋玉娥(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寿锡凌(陕西省人民医院),孙丽杰(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孙玉红(大同同煤集团总医院),唐晓鸿(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王晶(解放军总医院第六医学中心),王敬萍(山西省心血管病医院),王丽霞(河南省人民医院),王勉(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吴云(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徐新娟(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许丹焰(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杨丽霞(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二〇医院),杨萍(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杨锐英(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杨艳敏(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殷艳蓉(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于海波(解放军北部战区总医院),余丹青(广东省人民医院),张航(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南京医院),张梅(武警特色医学中心),张薇(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张晓红(安徽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赵洛沙(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郑杨(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周颖玲(广东省人民医院),诸葛瑞琪(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利益冲突 所有作者声明无利益冲突
参 考 文 献
[1] Tsao CW, Aday AW, Almarzooq ZI, et al. Heart disease and stroke statistics‑2022 update: a report from the 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J]. Circulation, 2022, 145(8): e153‑e639. DOI: 10.1161/CIR.0000000000001052. [2] 中国心血管病中心 . 中国心血管健康与疾病报告 2021[M]. 北京 : 科学出版社 , 2022. [3]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 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 (2020)[M]. 北京 :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2020. [4] 国家心血管病医疗质量控制中心 《 2021 年中国心血管病 医疗质量报告》概要 [J]. 中国循环杂志 , 2021 (36): 1041‑1064. DOI: 10.3969/j.issn.1000‑3614.2021.11.001. [5] Lv J, Ni L, Liu K, et al.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prognosis, and gender disparities in young patients with 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J]. Front Cardiovasc Med, 2021, 8: 720378. DOI: 10.3389/fcvm.2021.720378. [6] Gerdts E, Regitz‑Zagrosek V. Sex differences in cardiometabolic disorders[J]. Nat Med, 2019, 25(11): 1657‑1666. DOI: 10.1038/s41591‑019‑0643‑8. [7] Guo W, Du X, Gao Y, et al. Sex differences in
characteristics, treatments, and outcomes among patients hospitalized for non‑ST‑segment‑elevation myocardial infarction in China: 2006 to 2015[J]. Circ Cardiovasc Qual
Outcomes, 2022, 15(6): e008535. DOI: 10.1161/ CIRCOUTCOMES.121.008535. [8] 孙程程 , 熊辉 . 绝经前心肌梗死女性冠心病危险因素分析 [J]. 中国介入心脏病学杂志 , 2020, 28(12): 690‑694. DOI: 10.3969/j.issn.1004‑8812.2020.12.006. [9] Colafella K, Denton KM. Sex‑specific differences in hypertension and associated cardiovascular disease[J]. Nat Rev Nephrol, 2018, 14(3): 185‑201. DOI: 10.1038/ nrneph.2017.189. [10] Ji H, Niiranen TJ, Rader F, et al. Sex differences in blood pressure associations with cardiovascular outcomes[J]. Circulation, 2021, 143(7): 761‑763. DOI: 10.1161/ CIRCULATIONAHA.120.049360. [11] Madsen TE, Howard G, Kleindorfer DO, et al. Sex differences in hypertension and stroke risk in the REGARDS Study: a longitudinal cohort study[J]. Hypertension, 2019, 74(4): 749‑755. DOI: 10.1161/ HYPERTENSIONAHA.119.12729. [12] Tasić T, Tadić M, Lozić M. Hypertension in women[J]. Front Cardiovasc Med, 2022, 9: 905504. DOI: 10.3389/ fcvm.2022.905504. [13] Lodi E, Carollo A, Martinotti V, et al. Hypertension and pharmacological therapy in women[J]. High Blood Press Cardiovasc Prev, 2018, 25(2): 147‑150. DOI: 10.1007/ s40292‑018‑0257‑0. [14] Opoku S, Gan Y, Fu W, et al. Prevalence and risk factors for dyslipidemia among adults in rural and urban China: findings from the China National Stroke Screening and prevention project (CNSSPP)[J]. BMC Public Health, 2019, 19(1):1500. DOI: 10.1186/s12889‑019‑7827‑5. [15] Walli‑Attaei M, Rosengren A, Rangarajan S, et al. Metabolic, behavioural, and psychosocial risk factors and cardiovascular disease in women compared with men in 21 high‑income, middle‑income, and low‑income countries: an analysis of the PURE study[J]. Lancet, 2022, 400(10355): 811‑821. DOI: 10.1016/S0140‑6736(22) 01441‑6. [16] Zhang M, Deng Q, Wang L, et al. Prevalence of dyslipidemia and achievement of low‑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 targets in Chinese adults: a nationally representative survey of 163, 641 adults[J]. Int J Cardiol, 2018, 260:196‑203. DOI: 10.1016/j.ijcard.2017.12.069. [17] Iyen B, Qureshi N, Weng S, et al. Sex differences in cardiovascular morbidity associated with familial hypercholesterolaemia: a retrospective cohort study of the UK Simon Broome register linked to national hospital records[J]. Atherosclerosis, 2020, 315: 131‑137. DOI: 10.1016/j.atherosclerosis.2020.10.895. [18] Wilson PW, D′Agostino RB, Sullivan L, et al. Overweight and obesity as determinants of cardiovascular risk: the Framingham experience[J]. Arch Intern Med, 2002, 162(16):1867‑1872. DOI: 10.1001/archinte.162.16.1867. [19] Peters S, Bots SH, Woodward M. Sex differences in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measures of general and central adiposity and the risk of myocardial infarction: results from the UK Biobank[J]. J Am Heart Assoc, 2018, 7(5): e008507. DOI: 10.1161/JAHA.117.008507. [20] Hackshaw A, Morris JK, Boniface S, et al. Low cigarette
consumption and risk of coronary heart disease and stroke: meta‑analysis of 141 cohort studies in 55 study reports[J]. BMJ, 2018, 360: j5855. DOI: 10.1136/bmj.
j5855. [21] Iversen B, Jacobsen BK, Løchen ML. Active and passive smoking and the risk of myocardial infarction in 24, 968 men and women during 11 year of follow‑up: the Tromsø Study[J]. Eur J Epidemiol, 2013, 28(8): 659‑667. DOI: 10.1007/s10654‑013‑9785‑z. [22] O′Neil A, Fisher AJ, Kibbey KJ, et al. Depression is a risk factor for incident coronary heart disease in women: An 18‑year longitudinal study[J]. J Affect Disord, 2016, 196: 117‑124. DOI: 10.1016/j.jad.2016.02.029. [23] 中国医师协会心血管内科医师分会女医师工作委员会 , 中 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女性心脏健康学组 . 中国女性心 血管疾病预防专家共识 [J]. 中华内科杂志 , 2017, 56 (6): 472‑476. DOI: 10.3760/cma.j.issn.0578‑1426.2017.06.01. [24] Yusuf S, Hawken S, Ounpuu S, et al. Effect of potentially modifiable risk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myocardial infarction in 52 countries (the INTERHEART study): case‑control study[J]. Lancet, 2004, 364(9438): 937‑952. DOI: 10.1016/S0140‑6736(04)17018‑9. [25] Fairweather D, Frisancho‑Kiss S, Rose NR. Sex differences in autoimmune disease from a pathological perspective [J]. Am J Pathol, 2008, 173(3): 600‑609. DOI: 10.2353/ ajpath.2008.071008. [26] Curigliano G, Lenihan D, Fradley M, et al. Management of cardiac disease in cancer patients throughout oncological treatment: ESMO consensus recommendations[J]. Ann Oncol, 2020, 31(2): 171‑190. DOI: 10.1016/j. annonc.2019.10.023. [27] Zamorano JL, Lancellotti P, Rodriguez Muñoz D, et al. 2016 ESC Position Paper on cancer treatments and cardiovascular toxicity developed under the auspices of the ESC Committee for Practice Guidelines: The Task Force for cancer treatments and cardiovascular toxicity of the European Society of Cardiology (ESC)[J]. Eur J Heart Fail, 2017, 19:9‑42. DOI: 10.1002/ejhf.654. [28] Mehta LS, Watson KE, Barac A, et al. Cardiovascular disease and breast cancer: where these entities intersect: a scientific statement from the 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J]. Circulation, 2018, 137(8): e30‑e66. DOI: 10.1161/CIR.0000000000000556. [29] Wilcox NS, Rotz SJ, Mullen M, et al. Sex‑specific cardiovascular risks of cancer and its therapies[J]. Circ Res, 2022, 130(4): 632‑651. DOI: 10.1161/ CIRCRESAHA.121.319901. [30] Mishra SR, Chung HF, Waller M, et al. Association between reproductive life span and incident nonfatal cardiovascular disease: a pooled analysis of individual patient data from 12 studies[J]. JAMA Cardiol, 2020, 5(12):1410‑1418. DOI: 10.1001/jamacardio.2020.4105. [31] Salley KE, Wickham EP, Cheang KI, et al. Glucose intolerance in polycystic ovary syndrome‑‑a position statement of the Androgen Excess Society[J]. J Clin Endocrinol Metab, 2007, 92(12): 4546‑4556. DOI: 10.1210/jc.2007‑1549. [32] Amiri M, Ramezani Tehrani F, Behboudi‑Gandevani S, et al. Risk of hypertension in women with polycystic ovary syndrome: a systematic review, meta‑analysis and meta‑regression[J]. Reprod Biol Endocrinol, 2020, 18(1): 23. DOI: 10.1186/s12958‑020‑00576‑1. [33] Okoth K, Chandan JS, Marshall T, et al. Association between the reproductive health of young women and cardiovascular disease in later life: umbrella review[J]. BMJ, 2020, 371:m3502. DOI: 10.1136/bmj.m3502. [34] Shufelt C, LeVee A. Hormonal contraception in women with hypertension[J]. JAMA, 2020, 324(14): 1451‑1452. DOI: 10.1001/jama.2020.11935. [35] Roach RE, Helmerhorst FM, Lijfering WM, et al. Combined oral contraceptives: the risk of myocardial infarction and ischemic stroke[J]. Cochrane Database Syst Rev, 2015, 2015(8):CD011054. DOI: 10.1002/14651858.CD011054. pub2. [36] Luke B, Gopal D, Cabral H, et al. Adverse pregnancy, birth, and infant outcomes in twins: effects of maternal fertility status and infant gender combinations; the Massachusetts Outcomes Study of Assisted Reproductive Technology[J]. Am J Obstet Gynecol, 2017, 217(3): 330. e1‑330.e15. DOI: 10.1016/j.ajog.2017.04.025. [37] Moazzeni SS, Toreyhi H, Asgari S, et al. Number of parity/live birth(s) and cardiovascular disease among Iranian women and men: results of over 15 years of follow‑up[J]. BMC Pregnancy Childbirth, 2021, 21(1): 28. DOI: 10.1186/s12884‑020‑03499‑2. [38] Tanz LJ, Stuart JJ, Williams PL, et al. Preterm delivery and maternal cardiovascular disease in young and middle‑aged adult women[J]. Circulation, 2017, 135(6): 578‑589. DOI: 10.1161/CIRCULATIONAHA.116.025954. [39] Auger N, Potter BJ, He S, et al. Maternal cardiovascular disease 3 decades after preterm birth: longitudinal cohort study of pregnancy vascular disorders[J]. Hypertension, 2020, 75(3): 788‑795. DOI: 10.1161/ HYPERTENSIONAHA.119.14221. [40] Manten GT, Sikkema MJ, Voorbij HA, et al. Risk factors for cardiovascular disease in women with a history of pregnancy complicated by preeclampsia or intrauterine growth restriction[J]. Hypertens Pregnancy, 2007, 26(1): 39‑50. DOI: 10.1080/10641950601146574. [41] Wu P, Chew‑Graham CA, Maas AH, et al. Temporal changes in hypertensive disorders of pregnancy and impact on cardiovascular and obstetric outcomes[J]. Am J Cardiol, 2020, 125(10): 1508‑1516. DOI: 10.1016/j. amjcard.2020.02.029. [42] Tweet MS, Hayes SN, Codsi E, et al. Spontaneous coronary artery dissection associated with pregnancy[J]. J Am Coll Cardiol, 2017, 70(4): 426‑435. DOI: 10.1016/j. jacc.2017.05.055. [43] Honigberg MC, Zekavat SM, Aragam K, et al. Long‑term cardiovascular risk in women with hypertension during pregnancy[J]. J Am Coll Cardiol, 2019, 74(22):2743‑2754. DOI: 10.1016/j.jacc.2019.09.052. [44] Kramer CK, Campbell S, Retnakaran R. Gestational diabetes and the risk of cardiovascular disease in women: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J]. Diabetologia, 2019, 62(6):905‑914. DOI: 10.1007/s00125‑019‑4840‑2. [45] Søndergaard MM, Hlatky MA, Stefanick ML, et al. Association of adverse pregnancy outcomes with risk of atherosclerotic cardiovascular disease in postmenopausal women[J]. JAMA Cardiol, 2020, 5(12): 1390‑1398. DOI: 10.1001/jamacardio.2020.4097. [46] Minissian MB, Kilpatrick S, Eastwood JA, et al. Association cardiovascular disease[J]. Circulation, 2018, 137(8): 865‑871. DOI: 10.1161/CIRCULATIONAHA.117.031403. [47] Wagner MM, Bhattacharya S, Visser J, et al. Association between miscarriage and cardiovascular disease in a Scottish cohort[J]. Heart, 2015, 101(24):1954‑1960. DOI: 10.1136/heartjnl‑2015‑307563. [48] Rameez RM, Sadana D, Kaur S, et al. Association of maternal lactation with diabetes and hypertension: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J]. JAMA Netw Open, 2019, 2(10): e1913401. DOI: 10.1001/ jamanetworkopen.2019.13401. [49] Zhu D, Chung HF, Dobson AJ, et al. Age at natural menopause and risk of incident cardiovascular disease: a pooled analysis of individual patient data[J]. Lancet Public Health, 2019, 4(11): e553‑e564. DOI: 10.1016/ S2468‑2667(19)30155‑0. [50] Tamargo J, Rosano G, Walther T, et al. Gender differences in the effects of cardiovascular drugs[J]. Eur Heart J Cardiovasc Pharmacother, 2017, 3(3): 163‑182. DOI: 10.1093/ehjcvp/pvw042. [51] Haider A, Bengs S, Luu J, et al. Sex and gender in cardiovascular medicine: presentation and outcomes of acute coronary syndrome[J]. Eur Heart J, 2020, 41(13): 1328‑1336. DOI: 10.1093/eurheartj/ehz898. [52] Yahagi K, Davis HR, Arbustini E, et al. Sex differences in coronary artery disease: pathological observations[J]. Atherosclerosis, 2015, 239(1): 260‑267. DOI: 10.1016/j. atherosclerosis.2015.01.017. [53] Pepine CJ, Anderson RD, Sharaf BL, et al. Coronary microvascular reactivity to adenosine predicts adverse outcome in women evaluated for suspected ischemia results from the National Heart, Lung and Blood Institute WISE (Women′s Ischemia Syndrome Evaluation) study[J]. J Am Coll Cardiol, 2010, 55(25):2825‑2832. DOI: 10.1016/ j.jacc.2010.01.054. [54] Jones E, Eteiba W, Merz NB. Cardiac syndrome X and microvascular coronary dysfunction[J]. Trends Cardiovasc Med, 2012, 22(6): 161‑168. DOI: 10.1016/j. tcm.2012.07.014. [55] Waheed N, Elias‑Smale S, Malas W, et al. Sex differences in non‑obstructive coronary artery disease[J]. Cardiovasc Res, 2020, 116(4):829‑840. DOI: 10.1093/cvr/cvaa001. [56] Tunc E, Eve AA, Madak‑Erdogan Z. Coronary microvascular dysfunction and estrogen receptor signaling[J]. Trends Endocrinol Metab, 2020, 31(3): 228‑238. DOI: 10.1016/j.tem.2019.11.001. [57] Masi S, Rizzoni D, Taddei S, et al. Assessment and pathophysiology of microvascular disease: recent progress and clinical implications[J]. Eur Heart J, 2021, 42(26):2590‑2604. DOI: 10.1093/eurheartj/ehaa857. [58] Dean J, Cruz SD, Mehta PK, et al. Coronary microvascular dysfunction: sex‑specific risk, diagnosis, and therapy[J]. Nat Rev Cardiol, 2015, 12(7): 406‑414. DOI: 10.1038/ nrcardio.2015.72. [59] Faccini A, Kaski JC, Camici PG. Coronary microvascular dysfunction in chronic inflammatory rheumatoid diseases [J]. Eur Heart J, 2016, 37(23):1799‑1806. DOI: 10.1093/ eurheartj/ehw018. [60] Mehta PK, Thobani A, Vaccarino V. Coronary artery spasm, coronary reactivity, and their psychological context[J]. Psychosom Med, 2019, 81(3): 233‑236. DOI: 10.1097/PSY.0000000000000682. [61] Siokatas G, Papatheodorou I, Daiou A, et al. Sex‑related effects on cardiac development and disease[J]. J Cardiovasc Dev Dis, 2022, 9(3): 90. DOI: 10.3390/ jcdd9030090. [62] Boese AC, Kim SC, Yin KJ, et al. Sex differences in vascular physiology and pathophysiology: estrogen and androgen signaling in health and disease[J]. Am J Physiol Heart Circ Physiol, 2017, 313(3): H524‑H545. DOI: 10.1152/ ajpheart.00217.2016. [63] Merz AA, Cheng S. Sex differences in cardiovascular ageing [J]. Heart, 2016, 102(11): 825‑831. DOI: 10.1136/ heartjnl‑2015‑308769. [64] Tan SW, Rahman ZB, Fauzi AA, et al. Coronary vasospasm in intractable autonomic dysreflexia[J]. Spinal Cord Ser Cases, 2016, 2:16030. DOI: 10.1038/scsandc.2016.30. [65] Daniel M, Agewall S, Berglund F, et al. Prevalence of anxiety and depression symptoms in patients with myocardial infarction with non‑obstructive coronary arteries[J]. Am J Med, 2018, 131(9): 1118‑1124. DOI: 10.1016/j.amjmed.2018.04.040. [66] Vaccarino V, Bremner JD. Behavioral, emotional and neurobiological determinants of coronary heart disease risk in women[J]. Neurosci Biobehav Rev, 2017, 74(Pt B): 297‑309. DOI: 10.1016/j.neubiorev.2016.04.023. [67] Sueda S, Sakaue T. Sex‑related differences in patients with positive coronary spasm as identified by acetylcholine testing[J]. Intern Med, 2021, 60(15): 2357‑2365. DOI: 10.2169/internalmedicine.6630‑20. [68] Hayes SN, Tweet MS, Adlam D, et al. Spontaneous coronary artery dissection: JACC state‑of‑the‑art review [J]. J Am Coll Cardiol, 2020, 76(8):961‑984. DOI: 10.1016/ j.jacc.2020.05.084. [69] Saw J, Humphries K, Aymong E, et al. Spontaneous coronary artery dissection: clinical outcomes and risk of recurrence[J]. J Am Coll Cardiol, 2017, 70(9):1148‑1158. DOI: 10.1016/j.jacc.2017.06.053. [70] Chan N, Premawardhana D, Al‑Hussaini A, et al. Pregnancy and spontaneous coronary artery dissection: lessons from survivors and nonsurvivors[J]. Circulation, 2022, 146(1): 69‑72. DOI: 10.1161/ CIRCULATIONAHA.122.059635. [71] Pan AL, Fergusson D, Hong R, et al. Spontaneous coronary artery dissection following topical hormone replacement therapy[J]. Case Rep Cardiol, 2012, 2012: 524508. DOI: 10.1155/2012/524508. [72] Hayes SN, Kim E, Saw J, et al. Spontaneous coronary artery dissection: current state of the science: a scientific statement from the 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J]. Circulation, 2018, 137(19): e523‑e557. DOI: 10.1161/ CIR.0000000000000564. [73] Kaadan MI, MacDonald C, Ponzini F, et al. Prospective cardiovascular genetics evaluation in spontaneous coronary artery dissection[J]. Circ Genom Precis Med, 2018, 11(4): e001933. DOI: 10.1161/ CIRCGENETICS.117.001933. [74] Andersen NH, Groth KA, Berglund A, et al. Non‑aortic cardiovascular disease in Marfan syndrome: a nationwide epidemiological study[J]. Clin Res Cardiol, 2021, 110(7): 1106‑1115. DOI: 10.1007/s00392‑021‑01858‑3. [75] D′hondt S, Van Damme T, Malfait F. Vascular phenotypes in nonvascular subtypes of the Ehlers‑Danlos syndrome: a systematic review[J]. Genet Med, 2018, 20(6):562‑573. DOI: 10.1038/gim.2017.138. [76] Templin C, Ghadri JR, Diekmann J, et al. Clinical features and outcomes of Takotsubo (Stress) cardiomyopathy[J]. N Engl J Med, 2015, 373(10): 929‑938. DOI: 10.1056/ NEJMoa1406761. [77] Collste O, Tornvall P, Alam M, et al. Coronary flow reserve during dobutamine stress in Takotsubo stress cardiomyopathy[J]. BMJ Open, 2015, 5(7): e007671. DOI: 10.1136/bmjopen‑2015‑007671. [78] Lichtman JH, Leifheit EC, Safdar B, et al. Sex differences in the presentation and perception of symptoms among young patients with myocardial infarction: evidence from the VIRGO study (variation in recovery: role of gender on outcomes of young AMI patients)[J]. Circulation, 2018, 137(8):781‑790. DOI: 10.1161/CIRCULATIONAHA.117.031650. [79] Cenko E, Yoon J, Kedev S, et al. Sex differences in outcomes after stemi: effect modification by treatment strategy and age[J]. JAMA Intern Med, 2018, 178(5): 632‑639. DOI: 10.1001/jamainternmed.2018.0514. [80] Hemal K, Pagidipati NJ, Coles A, et al. Sex differences in demographics, risk factors, presentation, and noninvasive testing in stable outpatients with suspected coronary artery disease: insights from the PROMISE trial[J]. JACC Cardiovasc Imaging, 2016, 9(4):337‑346. DOI: 10.1016/j. jcmg.2016.02.001. [81] Vaccarino V, Sullivan S, Hammadah M, et al. Mental stress‑induced‑myocardial ischemia in young patients with recent myocardial infarction: sex differences and mechanisms[J]. Circulation, 2018, 137(8): 794‑805. DOI: 10.1161/CIRCULATIONAHA.117.030849. [82] Reynolds HR, Shaw LJ, Min JK, et al. Association of sex with severity of coronary artery disease, ischemia, and symptom burden in patients with moderate or severe ischemia: secondary analysis of the ISCHEMIA randomized clinical trial[J]. JAMA Cardiol, 2020, 5(7): 773‑786. DOI: 10.1001/jamacardio.2020.0822. [83] Gulati M, Levy PD, Mukherjee D, et al. 2021 AHA/ACC/ ASE/CHEST/SAEM/SCCT/SCMR Guideline for the evaluation and diagnosis of chest pain: a report of the American College of Cardiology/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 Joint Committee on Clinical Practice Guidelines[J]. Circulation, 2021, 144(22):e368‑e454. DOI: 10.1161/CIR.0000000000001029. [84] Vallabhajosyula S, Verghese D, Desai VK, et al. Sex differences in acute cardiovascular care: a review and needs assessment[J]. Cardiovasc Res, 2022, 118(3): 667‑685. DOI: 10.1093/cvr/cvab063. [85] Chamsi‑Pasha MA, Kurrelmeyer KM. Noninvasive evaluation of symptomatic women with suspected coronary artery disease[J]. Methodist Debakey Cardiovasc J, 2017, 13(4):193‑200. DOI: 10.14797/mdcj‑13‑4‑193. [86] Keteepe‑Arachi T, Sharma S. Cardiovascular disease in women: understanding symptoms and risk factors[J]. Eur Cardiol, 2017, 12(1):10‑13. DOI: 10.15420/ecr.2016:32:1. [87] Rodriguez Lozano PF, Rrapo Kaso E, Bourque JM, et al. Cardiovascular imaging for ischemic heart disease in women: time for a paradigm shift[J]. JACC Cardiovasc Imaging, 2022, 15(8): 1488‑1501. DOI: 10.1016/j. jcmg.2022.01.006. [88] Taqueti VR, Dorbala S, Wolinsky D, et al. Myocardial perfusion imaging in women for the evaluation of stable ischemic heart disease‑state‑of‑the‑evidence and clinical recommendations[J]. J Nucl Cardiol, 2017, 24(4): 1402‑1426. DOI: 10.1007/s12350‑017‑0926‑8. [89] Mieres JH, Gulati M, Bairey Merz N, et al. Role of noninvasive testing in the clinical evaluation of women with suspected ischemic heart disease: a consensus statement from the 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J]. Circulation, 2014, 130(4): 350‑379. DOI: 10.1161/ CIR.0000000000000061. [90] Lau ES, Sarma A. Utility of imaging in risk stratification of chest pain in women[J]. Curr Treat Options Cardiovasc Med, 2017, 19(9):72. DOI: 10.1007/s11936‑017‑0568‑9. [91] Truong QA, Rinehart S, Abbara S, et al. Coronary computed tomographic imaging in women: an expert consensus statement from the Society of Cardiovascular Computed Tomography[J]. J Cardiovasc Comput Tomogr, 2018, 12(6):451‑466. DOI: 10.1016/j.jcct.2018.10.019. [92] Neumann FJ, Sousa‑Uva M, Ahlsson A, et al. 2018 ESC/EACTS Guidelines on myocardial revascularization [J]. EuroIntervention, 2019, 14(14): 1435‑1534. DOI: 10.4244/EIJY19M01_01. [93] Jansen T, Elias‑Smale SE, van den Oord S, et al. Sex differences in coronary function test results in patient with angina and nonobstructive disease[J]. Front Cardiovasc Med, 2021, 8: 750071. DOI: 10.3389/ fcvm.2021.750071. [94] Taqueti VR, Shaw LJ, Cook NR, et al. Excess cardiovascular risk in women relative to men referred for coronary angiography is associated with severely impaired coronary flow reserve, not obstructive disease[J]. Circulation, 2017, 135(6): 566‑577. DOI: 10.1161/ CIRCULATIONAHA.116.023266. [95] Reynolds HR, Bairey Merz CN, Berry C, et al. Coronary arterial function and disease in women with no obstructive coronary arteries[J]. Circ Res, 2022, 130(4): 529‑551. DOI: 10.1161/CIRCRESAHA.121.319892. [96] Araki M, Park SJ, Dauerman HL, et al. Optical coherence tomography in coronary atherosclerosis assessment and intervention[J]. Nat Rev Cardiol, 2022, 19(10): 684‑703. DOI: 10.1038/s41569‑022‑00687‑9. [97] Knuuti J, Wijns W, Saraste A, et al. 2019 ESC Guidelines for the diagnosis and management of chronic coronary syndromes[J]. Eur Heart J, 2020, 41(3): 407‑477. DOI: 10.1093/eurheartj/ehz425. [98] Lee C, Mnatzaganian G, Woodward M, et al. Sex disparities in the management of coronary heart disease in general practices in Australia[J]. Heart, 2019, 105(24): 1898‑1904. DOI: 10.1136/heartjnl‑2019‑315134. [99] Zhao M, Woodward M, Vaartjes I, et al. Sex differences in cardiovascular medication prescription in primary care: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J]. J Am Heart Assoc, 2020, 9(11):e014742. DOI: 10.1161/JAHA.119.014742. [100] Meyer MR. Chronic coronary syndromes in women: challenges in diagnosis and management[J]. Mayo Clin Proc, 2021, 96(4): 1058‑1070. DOI: 10.1016/j. mayocp.2020.09.023. [101] Bots SH, Groepenhoff F, Eikendal A, et al. Adverse drug reactions to guideline‑recommended heart failure drugs Heart Fail, 2019, 7(3): 258‑266. DOI: 10.1016/j. jchf.2019.01.009. [102] Sever P, Gouni‑Berthold I, Keech A, et al. LDL‑cholesterol lowering with evolocumab, and outcomes according to age and sex in patients in the FOURIER Trial[J]. Eur J Prev Cardiol, 2021, 28(8): 805‑812. DOI: 10.1177/ 2047487320902750. [103] Ibanez B, James S, Agewall S, et al. 2017 ESC Guidelines for the management of 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 in patients presenting with ST‑segment elevation: The Task Force for the management of 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 in patients presenting with ST‑segment elevation of the European Society of Cardiology (ESC) [J]. Eur Heart J, 2018, 39(2):119‑177. DOI: 10.1093/eurheartj/ehx393. [104] Collet JP, Thiele H, Barbato E, et al. 2020 ESC Guidelines for the management of acute coronary syndromes in patients presenting without persistent ST‑segment elevation[J]. Eur Heart J, 2021, 42(14): 1289‑1367. DOI: 10.1093/eurheartj/ehaa575. [105] Mehilli J, Presbitero P. Coronary artery disease and acute coronary syndrome in women[J]. Heart, 2020, 106(7): 487‑492. DOI: 10.1136/heartjnl‑2019‑315555. [106] Alam M, Bandeali SJ, Kayani WT, et al. Comparison by meta‑analysis of mortality after isolated coronary artery bypass grafting in women versus men[J]. Am J Cardiol, 2013, 112(3): 309‑317. DOI: 10.1016/j. amjcard.2013.03.034. [107] Hara H, Takahashi K, van Klaveren D, et al. Sex differences in all‑cause mortality in the decade following complex coronary revascularization[J]. J Am Coll Cardiol, 2020, 76(8):889‑899. DOI: 10.1016/j.jacc.2020.06.066. [108] Lobo AS, Cantu SM, Sharkey SW, et al. Revascularization in patients with spontaneous coronary artery dissection and ST‑segment elevation myocardial infarction[J]. J Am Coll Cardiol, 2019, 74(10): 1290‑1300. DOI: 10.1016/j. jacc.2019.06.065. [109] Akhter N, Milford‑Beland S, Roe MT, et al. Gender differences among patients with acute coronary syndromes undergoing percutaneous coronary intervention in the American College of Cardiology‑National Cardiovascular Data Registry (ACC‑NCDR) [J]. Am Heart J, 2009, 157(1):141‑148. DOI: 10.1016/j.ahj.2008.08.012. [110] Manzo‑Silberman S. Percutaneous coronary intervention in women: is sex still an issue?[J]. Minerva Cardioangiol, 2020, 68(5): 393‑404. DOI: 10.23736/ S0026‑4725.20.05203 - 2. [111] Nanna MG, Hajduk AM, Krumholz HM, et al. Sex‑based differences in presentation, treatment, and complications among older adults hospitalized for 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 the SILVER‑AMI study[J]. Circ Cardiovasc Qual Outcomes, 2019, 12(10): e005691. DOI: 10.1161/ CIRCOUTCOMES.119.005691. [112] 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介入心脏病学组 , 中国医师协 会心血管内科医师分会血栓防治专业委员会 , 中华心血管 病杂志编辑委员会 . 中国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指南 (2016) [J]. 中华心血管病杂志 , 2016, 44 (5): 382‑400. DOI: 10.3760/cma.j.issn.0253‑3758.2016.05.006. [113] Gucun M, Kahyaoglu M, Celik M, et al. Predictive value of post‑procedural hyponatremia on contrast‑induced nephropathy in patients who underwent coronary angiography or percutaneous coronary intervention[J]. Acta Cardiol, 2022, 77(3): 215‑221. DOI: 10.1080/ 00015385.2021.1901022. [114] Shacham Y, Steinvil A, Arbel Y. Acute kidney injury among ST elevation myocardial infarction patients treated by primary percutaneous coronary intervention: a multifactorial entity[J]. J Nephrol, 2016, 29(2): 169‑174. DOI: 10.1007/s40620‑015‑0255‑4. [115] Han Y, Zhu G, Han L, et al. Short‑term rosuvastatin therapy for prevention of contrast‑induced acute kidney injury in patients with diabetes and chronic kidney disease[J]. J Am Coll Cardiol, 2014, 63(1): 62‑70. DOI: 10.1016/j.jacc.2013.09.017. [116] Li J, Li Y, Xu B, et al. Short‑term rosuvastatin therapy prevents contrast‑induced acute kidney injury in female patients with diabetes and chronic kidney disease: a subgroup analysis of the TRACK‑D study[J]. J Thorac Dis, 2016, 8(5):1000‑1006. DOI: 10.21037/jtd.2016.03.26. [117] Bush N, Nelson‑Piercy C, Spark P, et al. Myocardial infarction in pregnancy and postpartum in the UK[J]. Eur J Prev Cardiol, 2013, 20(1): 12‑20. DOI: 10.1177/ 1741826711432117. [118] James AH, Jamison MG, Biswas MS, et al. 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 in pregnancy: a United States population‑based study[J]. Circulation, 2006, 113(12): 1564‑1571. DOI: 10.1161/CIRCULATIONAHA.105.576751. [119] Roth A, Elkayam U. 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 associated with pregnancy[J]. J Am Coll Cardiol, 2008, 52(3):171‑180. DOI: 10.1016/j.jacc.2008.03.049. [120] Silversides CK, Grewal J, Mason J, et al. Pregnancyoutcomes in women with heart disease: the CARPREG II study[J]. J Am Coll Cardiol, 2018, 71(21): 2419‑2430. DOI: 10.1016/j.jacc.2018.02.076. [121] Keepanasseril A, Pfaller B, Metcalfe A, et al. Cardiovascular deaths in pregnancy: growing concerns and preventive strategies[J]. Can J Cardiol, 2021, 37(12): 1969‑1978. DOI: 10.1016/j.cjca.2021.09.022. [122] Elkayam U, Jalnapurkar S, Barakkat MN, et al. Pregnancy‑associated 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 a review of contemporary experience in 150 cases between 2006 and 2011[J]. Circulation, 2014, 129(16):1695‑1702. DOI: 10.1161/CIRCULATIONAHA.113.002054. [123] Oikonomou P, Tsonis O, Paxinos A, et al. Preeclampsia and long‑term coronary artery disease: How to minimize the odds? [J]. Eur J Obstet Gynecol Reprod Biol, 2020, 255: 253‑258. DOI: 10.1016/j.ejogrb.2020.10.061. [124] Regitz‑Zagrosek V, Roos‑Hesselink JW, Bauersachs J, et al. 2018 ESC Guidelines for the management of cardiovascular diseases during pregnancy[J]. Eur Heart J, 2018, 39(34): 3165‑3241. DOI: 10.1093/ eurheartj/ehy340. [125] 杨亚柳 , 李佳慧 , 孙艺红 . 如何看待 FDA 撤销“妊娠期不要 使用降胆固醇的他汀类药物的最强烈警告” [J]. 中华心血 管病杂志 , 2022, 50(9): 851‑852. DOI: 10.3760/cma. j. cn112148‑20220402‑00235. [126] Winterfeld U, Allignol A, Panchaud A, et al. Pregnancy outcome following maternal exposure to statins: a multicentre prospective study[J]. BJOG, 2013, 120(4): 463‑471. DOI: 10.1111/1471‑0528.12066. [127] Garg J, Palaniswamy C, Lanier GM. Peripartum cardiomyopathy: definition, incidence, etiopathogenesis, diagnosis, and management[J]. Cardiol Rev, 2015, 23(2): 69‑78. DOI: 10.1097/CRD.0000000000000038. [128] Tanaka K, Tanaka H, Kamiya C, et al. Beta‑blockers and fetal growth restriction in pregnant women with cardiovascular disease[J]. Circ J, 2016, 80(10):2221‑2226. DOI: 10.1253/circj.CJ‑15‑0617. [129] Clark SM, Dunn HE, Hankins GD. A review of oral labetalol and nifedipine in mild to moderate hypertension in pregnancy[J]. Semin Perinatol, 2015, 39(7):548‑555. DOI: 10.1053/j.semperi.2015.08.011. [130] Pieper PG. Use of medication for cardiovascular disease during pregnancy[J]. Nat Rev Cardiol, 2015, 12(12): 718‑729. DOI: 10.1038/nrcardio.2015.172. [131] Halpern DG, Weinberg CR, Pinnelas R, et al. Use of medication for cardiovascular disease during pregnancy: JACC state‑of‑the‑art review[J]. J Am Coll Cardiol, 2019, 73(4):457‑476. DOI: 10.1016/j.jacc.2018.10.075. [132] Campbell KH, Tweet MS. Coronary disease in pregnancy: myocardial infarction and spontaneous coronary artery dissection[J]. Clin Obstet Gynecol, 2020, 63(4): 852‑867. DOI: 10.1097/GRF.0000000000000558. [133] "The 2022 Hormone Therapy Position Statement of The North American Menopause Society" Advisory Panel. The 2022 hormone therapy position statement of The North American Menopause Society[J]. Menopause, 2022, 29(7): 767‑794. DOI: 10.1097/GME.0000000000002028. [134] Baber RJ, Panay N, Fenton A, et al. 2016 IMS Recommendations on women′s midlife health and menopause hormone therapy[J]. Climacteric, 2016, 19(2): 109‑150. DOI: 10.3109/13697137.2015.1129166. [135] O′Neil A, Russell JD, Murphy B. How does mental health impact women′s heart health?[J]. Heart Lung Circ, 2021, 30(1):59‑68. DOI: 10.1016/j.hlc.2020.05.111. [136] Greaney JL, Saunders E, Santhanam L, et al. Oxidative stress contributes to microvascular endothelial dysfunction in men and women with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J]. Circ Res, 2019, 124(4): 564‑574. DOI: 10.1161/CIRCRESAHA.118.313764. [137] Rome D, Sales A, Leeds R, et al. A narrative review of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depression and heart disease among women: prevalence, mechanisms of action, and treatment [J]. Curr Atheroscler Rep, 2022, 24(9): 709‑720. DOI: 10.1007/s11883‑022‑01048‑0. [138] Chung S, Candelaria D, Gallagher R. Women′s health‑related quality of life substantially improves with tailored cardiac rehabilitation: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J]. J Cardiopulm Rehabil Prev, 2022, 42(4): 217‑226. DOI: 10.1097/HCR.0000000000000692. [139] Bittner V. Cardiac rehabilitation for women[J]. Adv Exp Med Biol, 2018, 1065: 565‑577. DOI: 10.1007/ 978‑3‑319‑77932‑4_34.
相关指南
- 糖尿病患者合并心血管疾病诊治专家共识 · 心血管内科 2021
- 稳定性冠心病基层合理用药指南 · 心血管内科 2021
- 中国心血管病一级预防指南 · 心血管内科 2020
- 中国心血管病风险评估和管理指南 · 心血管内科 2019
- 国家基层高血压防治管理指南(2020版) · 心血管内科 2021
- 冠心病合理用药指南(第2版) · 心血管内科 2018
- 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患者术后长期管理中国专家共识 · 心血管内科
- 冠状动脉微血管疾病诊断和治疗中国专家共识(2023版) · 心血管内科 2023
引用 / 出处
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 中国医师协会心血管内科医师分会. 女性冠状动脉性心脏病诊治的中国专家共识[S/OL]. 2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