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准与规范丨子宫内膜癌基因甲基化筛查技术临床应用专家共识（2026版）

一、共识设计及整体技术路线方法

本共识设计与制订步骤依据2014和2023年发布的《世界卫生组织指南制订手册》以及《附录》 ［ 7 ］ ，2022年中华医学会发布的《中国制订/修订临床诊疗指南的指导原则（2022版）》 ［ 8 ］ ，同时遵循国际实践指南报告规范（Reporting Items for Practice Guidelines in healthcare，RIGHT）工具 ［ 9-10 ］ 。本共识的整体技术路线图见 图1 。  图1 本共识的整体技术路线

二、共识注册与计划书的撰写

本共识已在国际实践指南注册与透明化平台（https：//www.guidelines-registry.cn/）进行注册（注册号：PREPARE-2026CN508）。

三、共识工作组

本共识工作组由妇科肿瘤学、病理学、分子诊断学、流行病学等多领域、不同地域的专家共同组成。工作组成员按照职能划分为：指导专家组、编写专家组、执笔专家组。

四、利益冲突声明

本共识工作组成员均填写了利益冲突声明表，不存在与本共识撰写内容直接相关的利益冲突。

五、共识使用者与目标人群

本共识供各级医疗机构妇产科医师、肿瘤科医师及相关护理人员使用，目标人群为需进行子宫内膜癌筛查的有症状人群、风险增加人群及高风险人群。

六、关键问题的遴选和确定

首先通过系统检索国内外相关标准、指南和共识 ［ 11-14 ］ ，结合临床实践中的重点和难点问题，确定了本共识需解决的关键问题，主要包括：（1）子宫内膜癌筛查技术的适用性及优劣比较；（2）基因甲基化检测技术的规范化采样流程；（3）有症状人群的筛查策略及甲基化检测的应用推荐；（4）风险增加人群的筛查策略及甲基化检测的应用推荐；（5）高风险人群的筛查策略及甲基化检测的应用推荐；（6）不同筛查结果（超声、甲基化）下的临床处理路径。

七、证据检索及筛选

针对最终纳入的关键问题，系统检索相关证据：（1）以“子宫内膜癌”“筛查”“甲基化”“超声”“细胞学”“endometrial cancer”“screening”“methylation”“ultrasound”“cytology”及对应检索词为关键词，在Pubmed、Web of Science、Cochrane Library、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库等检索中英文文献，证据检索截止日期为2025年12月31日；（2）通过追溯相关参考文献和谷歌学术补充搜索。按照标题、摘要和全文的顺序逐级筛选文献证据；（3）优先纳入证据来源于国家或国际标准化组织等权威机构发布的指南、共识，或研究方法严谨、能够充分证明其结论的高质量原始研究（如荟萃分析、随机对照试验、大样本队列研究等）。

八、推荐意见形成

本共识由执笔专家组基于国内外证据撰写初稿，通过多轮面对面专家小组会及线上讨论会，共识专家对推荐意见进行讨论、评议和修改，再由执笔专家进行多轮修改，形成修改稿。在最后阶段的专家小组会后，采用改良德尔菲法请每位专家对每一条推荐意见进行投票。本共识设定：针对单条推荐意见，若同意票数达到或超过投票专家总数的80%，则对该条推荐意见达成共识。根据投票结果，将推荐意见分为两级：同意票数≥90%为“强推荐”；80%≤同意票数<90%为“推荐”。

九、共识的撰写和外审

执笔专家组撰写的各部分初稿确定后，并进行共识初稿整合，提交共识专家组进行审阅。根据反馈意见对初稿进行修改。最后确定的推荐意见交由共识指导专家完善和审定通过。

十、共识更新

共识工作组计划在3年左右时间内或当该领域出现重大突破性进展时对本共识进行更新。更新方法将按照国际指南更新流程进行 ［ 15 ］ 。

十一、传播与实施

共识发布后，共识工作组将主要通过以下方式对共识进行传播与推广：（1）在相关学术期刊发表；（2）在国内不同区域、不同学科组织共识推广专场，确保临床医师充分了解并正确应用本共识；（3）通过学术会议、微信、网络和其他媒体进行推广。 第二部分 推荐意见及说明

一、子宫内膜癌筛查技术

目前，可用于临床开展内膜癌筛查的技术主要包括超声检查、病理检查（含子宫内膜脱落细胞学、子宫内膜微组织病理检查）和基因甲基化检测技术。 （一）超声检查 超声检查是非侵入性评估子宫内膜病变首选的影像学检查方法 ［ 16 ］ ，其具有简便易行、经济、无创等优点；通过测量子宫内膜的厚度、内膜回声和子宫内膜血流，子宫腔内的异常回声（病变）、子宫腔内病变血流、病变分布特点、浸润深度等鉴别内膜病变良恶性。早期子宫内膜癌的超声征象与子宫内膜息肉类似，鉴别困难，易漏诊，需结合年龄、内膜或子宫腔病变回声、血流信号及子宫内膜与子宫肌层分界类型综合判断。子宫内膜良性病变的经阴道/直肠超声结果多表现为内膜及肌层边界清晰、典型内膜回声，而子宫内膜癌多呈现出内膜与肌层边界不清且内膜内部回声分布不均匀及较丰富的血流信号。对于绝经后女性，超声下子宫内膜厚度≤4 mm，对子宫内膜癌的阴性预测值>99% ［ 13 ］ ；当测量子宫内膜厚度≥5 mm时，子宫内膜癌发生风险显著升高，超声诊断的灵敏度、特异度和假阳性率分别为80.5%、86.0%和39.0%，应行子宫内膜活检 ［ 11 ］ 。对于绝经前女性，因其子宫内膜厚度受月经周期的影响，尚无公认的分界值。超声检查虽灵敏度高，但存在特异度低、阳性预测值较低和假阳性率较高等问题。因此，超声检查主要用于绝经后女性子宫内膜癌的初步筛查，而非单独筛查的首要方法。 推荐意见1：对绝经后有症状人群，推荐使用超声检查进行初步评估。（强推荐） （二）病理检查 子宫内膜组织病理学检查是诊断子宫内膜病变的金标准，可经诊断性刮宫或宫腔镜获取活检组织。诊断性刮宫是诊断子宫内膜病变和治疗异常子宫出血的有效手段。因在非直视下进行操作，诊断性刮宫存在刮取子宫内膜组织不全及对局部病灶的诊断有限等缺点，有较高的漏诊率。有文献报道，诊断性刮宫可能造成60%的子宫内膜病变漏诊 ［ 14 ］ 。此外，该方法为有创操作，短时间内可重复性差，并有导致子宫穿孔、出血、感染和周围脏器损伤等风险，不适合作为常规筛查手段。宫腔镜下子宫内膜活检被认为是诊断准确率最高的定向活检方法。目前，临床上推荐宫腔镜下定位活检或宫腔镜联合分段诊刮子宫内膜组织病理检查作为诊断子宫内膜癌的“金标准” ［ 12 ］ 。宫腔镜下活检可直接观察宫腔和宫颈管情况，在直视下对可疑病灶或微小病灶定位活检或切除，显著降低刮宫导致的漏诊，提高取材的准确性，并降低正常内膜损伤和子宫穿孔等风险。 通过微无创采样方法，如子宫内膜采样刷、宫颈刮片、阴道拭子和阴道棉条等，采集子宫内膜脱落细胞，结合薄层液基细胞学涂片技术进行细胞学检查适用于子宫内膜癌的早期筛查和诊断。此方法操作简便，在门诊无需麻醉即可完成，并能减少子宫内膜损伤、子宫穿孔、出血和感染的风险，标本满意度不受绝经年限和子宫内膜厚度影响 ［ 13 ］ 。子宫内膜细胞采集器有多种类型，多数指南推荐使用一次性子宫内膜抽吸装置和子宫内膜刷，其中子宫内膜刷采集足量的内膜细胞标本更具优势。目前使用较多的毛刷型采集器主要有Tao Brush、SAP-1和我国发明的Li-Brush。国内外大量研究均证明子宫内膜脱落细胞学检查筛查子宫内膜癌及癌前病变具有较高的诊断一致性，且标本取材满意度和接受度较高，未来有望作为子宫内膜癌筛查手段之一 ［ 17-18 ］ 。 子宫内膜微组织病理是利用子宫内膜采集器采集子宫内膜微组织进行组织病理学检查，是行之有效的子宫内膜癌筛查方法。子宫内膜微组织病理检查具有操作简单、微创、无需麻醉、无需扩张宫颈、痛感低等优点 ［ 14 ］ 。国外文献报道称子宫内膜微组织病理检查诊断子宫内膜病变的灵敏度、特异度和阴性预测值分别为75.3%、99.4%和94.9% ［ 19 ］ 。国内由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进行的一项大样本量研究显示，子宫内膜微组织取样满意率为81.2%，子宫内膜微组织病理检查筛查子宫内膜癌的灵敏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和阴性预测值分别为91.7%、100.0%、100.0%和99.3%，其与宫腔镜下子宫内膜活检鉴别子宫内膜良恶性疾病具有很好的一致性 ［ 20 ］ 。此外，该方法检测费用远低于宫腔镜活检，具有大规模推广筛查子宫内膜癌的潜力。目前，如何提高采样满意率，特别是对于绝经后或子宫内膜厚度不足的患者，是亟待解决的难题。此外，子宫内膜微组织病理诊断的规范化培训及推广也迫在眉睫。 推荐意见2：子宫内膜组织病理学检查是诊断子宫内膜病变的金标准。微无创方法取材后的薄层液基细胞学涂片细胞学检查或子宫内膜微组织病理检查可以作为子宫内膜癌筛查的有效方案。（推荐） （三）基因甲基化检测技术 DNA甲基化作为最早被研究的一种表观遗传学修饰 ［ 21 ］ ，与人类癌症关系的研究距今已有40余年历史。研究表明DNA甲基化参与驱动子宫内膜癌的发生，抑癌基因的高度甲基化是子宫内膜癌发生的早期事件 ［ 22-24 ］ 。因此，DNA甲基化标志物具有早期检测和诊断子宫内膜癌的巨大潜力 ［ 25 ］ 。近年来研究发现多个高甲基化基因与子宫内膜癌密切相关， 表1 展示了通过研究验证的各基因甲基化靶点组合检测子宫内膜癌的性能。目前，国内已有两款子宫内膜癌基因甲基化检测试剂盒获批上市，一款是通过中国人群子宫内膜癌临床样本的DNA甲基化测序锁定候选靶点，经超千例样本扩大测试，筛选出的三靶点组合半胱氨酸双加氧酶1（cysteine dioxygenase type 1，CDO1）、黏附连接相关蛋白 1（adherens junctions associated protein 1，AJAP1）和甘丙肽受体 1（galanin receptor 1，GALR1）基因。一项不同采样方法学的比较分析，宫腔采样子宫内膜脱落细胞基因甲基化检测子宫内膜癌的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the curve，AUC）为0.97（95% CI：0.95~0.99），灵敏度为96.0%，特异度为91.9%；另一款是人CDO1和CELF4基因甲基化双靶点组合的试剂盒。  综上所述，超声检查不能单独用于子宫内膜癌的筛查，可作为有症状人群、风险增加人群、高风险人群的初步评估。子宫内膜病理性检查主要包含组织病理学检查、子宫内膜脱落细胞学检查及子宫内膜微组织病理检查。子宫内膜脱落细胞基因甲基化检测是可进行微无创采样的一种更加有效的筛查方法，可有效弥补现有筛查路径的不足。在临床应用上，甲基化检测可结合临床最常用的超声检查方法，对有症状人群、风险增加人群、高风险人群进行精准管理，减少过多宫腔操作所带来内膜损伤和患者的经济负担。

二、筛查处理

尽管早期子宫内膜癌患者预后良好，但其诊疗过程，特别是传统的筛查与确诊路径，往往依赖于一系列侵入性的宫腔操作，如诊断性刮宫、宫腔镜下活检等。这些操作虽为诊断“金标准”，但对患者，尤其是年轻、有生育需求女性的子宫内膜及生育功能造成不可逆的损伤。子宫内膜脱落细胞基因甲基化检测技术作为一种高精度、微创乃至无创的筛查技术，可实现子宫内膜癌的早期识别与风险分层，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必要的侵入性检查，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和社会价值。为更好地规范基因甲基化检测技术在子宫内膜癌筛查中的应用，专家组提出以下共识： （一）规范化子宫内膜脱落细胞采样方案 利用基因甲基化进行子宫内膜癌筛查的采样通常应用子宫内膜采样器进行，该采样方法无需麻醉，在妇科门诊即可进行，操作简便、微创 ［ 36 ］ 。基因甲基化检测是将脱落细胞进行核酸提取，亚硫酸盐转化后进行PCR检测。子宫内膜脱落细胞规范化采样流程如下：（1）采样准备：准备好一次性子宫内膜采样器、无菌手套、口罩、碘伏消毒棉球、一次性扩阴器；（2）暴露宫颈：常规消毒后，用一次性子宫内膜采样器收集子宫内膜脱落细胞及微组织，采样器在外套管的保护下缓慢送入子宫底。然后，缩回外套管以露出采样刷头，并沿相同方向（顺时针或逆时针）旋转3~5圈；（3）最后，采样刷头被拉回套管并从子宫颈中取出，将采样刷放回细胞保存液中 ［ 37 ］ ；（4）若宫颈管萎缩狭窄，采样刷无法进入宫腔采样，可予以宫颈预处理后再次进行宫腔采样，如进行扩宫等预扩张处理方案。 推荐意见3：标准化、规范的细胞采样方案是内膜癌基因甲基化检测获取足量标本的有效措施保障。（推荐） （二）筛查人群及基因甲基化检测 根据《中国妇科肿瘤临床实践指南》（2025版）的建议，针对以下三类人群需开展内膜癌筛查 ［ 6 ］ 。不同风险程度的人群建议采取不同的联合基因甲基化检测的筛查措施。 1.有症状人群：有症状人群指存在与子宫内膜癌相关的临床表现，需立即进行筛查以明确诊断。主要包括：（1）绝经后阴道出血，被认为是子宫内膜癌最常见的症状，约90%的绝经后患者以此就诊。只有8%~11%的绝经后出血女性最终会诊断子宫内膜癌 ［ 38 ］ ，而且该人群的内膜癌发生率也会随年龄增加显著增长 ［ 39 ］ ，50岁以下女性不足1%，55岁女性上升到3%，80岁以上女性上升到24% ［ 40 ］ ；（2）异常子宫出血（abnormal uterine bleeding，AUB），表现为经期延长、经量增多、月经淋漓不尽或阴道不规则出血，其中仅0.3%患者最终确诊为子宫内膜癌 ［ 41 ］ 。因此，对异常子宫出血的女性实施筛查检测，可以精准分流出高危患者，减少大量诊断性刮宫和宫腔手术操作，具有重要意义 ［ 42 ］ ；（3）阴道异常排液，早期为少量浆液性或血性分泌物，晚期因肿瘤坏死感染可出现脓血性恶臭液体 ［ 43 ］ 。 推荐意见4：对有症状人群，推荐使用超声检查进行初步评估，联合基因甲基化检测进行筛查。（强推荐） 推荐意见5：超声无异常而基因甲基化检测阳性者需进行诊断性刮宫或宫腔镜下活检取材，再通过组织病理确诊；超声无异常而基因甲基化检测阴性者建议随访观察。（推荐） 推荐意见6：超声检查异常而基因甲基化阳性者均需进行组织病理学确诊；超声检查异常而基因甲基化阴性者，若为绝经后，仍需通过组织病理确诊，若为绝经前，则可仅行对症处理后密切随访。（推荐） 2.风险增加人群：风险增加人群指存在非遗传性危险因素，导致子宫内膜癌患病风险显著升高的群体。危险因素包括：（1）肥胖［体质指数（body mass index，BMI）≥28 kg/m²）］：子宫内膜癌是与肥胖联系最强的恶性肿瘤 ［ 44 ］ ，BMI每增加5 kg/m 2，发生子宫内膜癌的风险就会增加60%（95% CI：40%~60%） ［ 45 ］ 。（2）代谢综合征：已知胰岛素抵抗、高胰岛素血症、2型糖尿病和多囊卵巢综合征（polycystic ovary syndrome，PCOS）通过降低性激素结合球蛋白和胰岛素样生长因子1（insulin-like growth factor 1，IGF-1）结合蛋白的水平来促进子宫内膜增生。这一事实引起了雌激素和IGF-1生物利用度的增加，导致促致癌PI3K-AKT-mTOR信号通路的激活，从而导致子宫内膜增殖 ［ 46 ］ 。考虑到这类代谢紊乱在女性人群中的高患病率，在选择子宫内膜癌患者的风险人群时，应将其视为重要的危险因素。（3）药物因素：无孕激素拮抗的雌激素作用，包括功能性卵巢肿瘤、绝经后单纯的雌激素替代治疗、乳腺癌患者长期应用他莫昔芬治疗和长期应用米非司酮等 ［ 47 ］ 。接受他莫昔芬治疗的乳腺癌幸存者则会增加患子宫内膜癌的风险。他莫昔芬与子宫内膜异常的发生率增加有关，包括增生、异型性和恶性肿瘤。这种发病率增加是剂量和持续时间依赖性的 ［ 48 ］ 。（4）其他因素：包括高龄、绝经延迟（>55岁）或月经初潮年龄早（<12岁），以及有不孕不育（风险增加2倍）或未生育相关人群。 推荐意见7：对风险增加人群，建议每年进行超声检查以监测子宫内膜厚度，对于超声未发现异常的患者，可以进行临床随访。（强推荐） 推荐意见8：超声检查异常需联合基因甲基化检测，如基因甲基化检测阳性，则需进行组织病理学确诊；若基因甲基化检测阴性，绝经后仍需进行组织病理学确诊，绝经前则可仅行对症处理后随访。（推荐） 3.高风险人群：高风险人群主要指因遗传因素导致子宫内膜癌发生风险显著升高的群体，包括：（1）Lynch综合征［遗传性非息肉性结直肠癌（hereditary non-polyposis colorectal cancer，HNPCC）］：Lynch综合征是一种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的DNA错配修复缺陷遗传病，影响MutS同源蛋白（muts homolog，MSH）2、MutL同源蛋白1（mutl homolog 1，MLH1）、MSH6和错配修复核酸内切酶（post-meiotic segregation increased 2，PMS2）基因 ［ 49 ］ 。患有Lynch综合征的女性终生发生子宫内膜癌的风险为25%~60%，并且患者比散发性子宫内膜癌女性更加年轻化 ［ 50 ］ 。（2）其他遗传性癌症综合征（如Cowden综合征）。Cowden 综合征PTEN突变的子宫内膜癌风险估计不一致，但认为终生风险增加。在两项大型研究中，14.1%和7.6%的女性PTEN突变携带者存在子宫内膜癌 ［ 51 ］ 。已有研究表明，PTEN突变携带者在70岁时发生子宫内膜癌的终生风险增加19%~28% ［ 52 ］ 。（3）家族史：有子宫内膜癌或结肠癌家族史的人群。对于遗传性已知突变检测呈阴性的女性，基于全基因组关联研究确定的遗传变异的多基因风险评分（polygenic risk score，PRS）的概念可能具有潜在意义，因为它可以预测患子宫内膜癌风险较高的女性 ［ 53 ］ 。即使未检测到特定的遗传变异，一级亲属患有子宫内膜癌也会带来双重疾病风险 ［ 54 ］ ，这种家族风险的很大一部分可以用常见的单核苷酸多态性来解释 ［ 55 ］ 。 推荐意见9：建议高风险人群每年进行一次超声检查联合基因甲基化检测进一步检查。（强推荐） 推荐意见10：超声无异常而基因甲基化检测阳性者需进行诊断性刮宫或宫腔镜下活检取材，再通过组织病理确诊；超声无异常而基因甲基化检测阴性者建议密切随访，以及遗传咨询和基因检测（推荐）。 推荐意见11：超声检查异常而基因甲基化阳性者均需进行组织病理学确诊；超声检查异常而基因甲基化阴性者，若为绝经后，仍需通过组织病理确诊，若为绝经前，建议密切随访、遗传咨询和基因检测。（推荐） （三）不同人群的筛查流程图 基于以上建议，针对不同人群进行子宫内膜癌筛查的处理流程图如 图2 , 图3 , 图4 。  图2 异常子宫出血等有症状人群的子宫内膜癌甲基化筛查流程 绝经后超声异常，若基因甲基化阳性，需高度重视，优先选择宫腔镜下定位活检明确病理诊断，避免漏诊  图3 肥胖、代谢综合征等风险增加人群的子宫内膜癌甲基化筛查流程 绝经后超声异常，若基因甲基化阳性，需高度重视，优先选择宫腔镜下定位活检明确病理诊断，避免漏诊  图4 Lynch综合征等高风险人群的子宫内膜癌甲基化筛查流程 绝经后超声异常，若基因甲基化阳性，需高度重视，优先选择宫腔镜下定位活检明确病理诊断，避免漏诊

三、总结及展望

通过子宫内膜癌筛查进行早期诊断是提高子宫内膜癌患者生存率和生活质量的关键。通过针对有症状人群、风险增加人群和高风险人群开展筛查和定期评估，可及早发现子宫内膜癌并进行有效治疗。同时，加强健康教育和提高大众对子宫内膜筛查的认知也十分重要。基因甲基化检测等新的分子检测技术快速发展，对于提高子宫内膜癌早期筛查率、增加患者依从性、减少漏诊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在临床应用过程中，其规范性需要进行统一。同时，其临床价值仍需要大样本研究数据的支持。 展望未来，子宫内膜癌的筛查策略将向“精准化”与“个体化”方向发展。一方面，以DNA甲基化为代表的分子标志物检测技术，结合高精度、微无创的采样方式，能够实现对不同风险人群的精准分层。未来可进一步优化甲基化靶点组合（如CDO1、AJAP1、GALR1等），并探索与超声检查、病理学检查的序贯或联合应用模式，以最大限度减少不必要的侵入性宫腔操作，降低患者身心负担与经济成本。另一方面，多组学技术（如液体活检、cfDNA甲基化分析）与人工智能辅助诊断模型的融合，有望显著提升早期病变的检出率与判读效率，尤其在资源不均地区具有重要推广价值。 此外，针对高风险人群（如Lynch综合征、Cowden综合征患者及有家族史者），需强化遗传咨询与基因检测，建立多学科联动的长期随访体系。对于代谢综合征、肥胖等可干预的风险因素，应将生活方式干预纳入一级预防策略，从病因层面降低疾病负担。最后，建议开展多中心、大规模的前瞻性真实世界研究，系统评估甲基化检测在不同场景下的卫生经济学效益与临床适用性，推动筛查路径的标准化与指南更新，最终实现子宫内膜癌的早诊早治与长期生存获益。 本共识制订专家组名单 共识指导专家： 陈刚（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妇产科 女性健康与妇产疾病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孔北华（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妇产科）；向阳（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 女性健康与妇产疾病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王建六（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妇产科）；王世宣（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妇产科 女性健康与妇产疾病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马丁（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妇产科 女性健康与妇产疾病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共识执笔专家： 周虎（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妇产科）；黄晓园（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妇产科 女性健康与妇产疾病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编写专家组成员（按照姓氏笔画排列）： 马晓欣（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妇产科）；王玉东（中国福利会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妇科）；王彦龙（厦门市妇幼保健院妇科）；王颖梅（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妇产科）；王薇（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妇产科）；尹如铁（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妇产科）；刘文华（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妇产科 女性健康与妇产疾病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任琛琛（河南省妇幼保健院妇科）；孙蓬明（福建省妇幼保健院妇科）；邢辉（襄阳市中心医院妇产科）；陈晓军（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妇产科）；李小平（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妇产科）；李奇灵（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妇产科）；李斌（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妇瘤科）；沈源明（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妇科）；宋珅（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妇产科）；吴琪俊（中国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吴鹏（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妇产科）；杨筱凤（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妇产科）；张正茂（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妇科）；张瑜（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妇产科）；张蔚（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妇产科）；范江涛（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妇产科）；金平（南方医科大学附属深圳妇幼保健院妇科）；周金华（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妇产科）；娄阁（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妇科）；高庆蕾（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妇产科 女性健康与妇产疾病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顾燕芳（无锡市妇幼保健院妇女保健科）；郭瑞霞（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妇产科）；栗妍（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妇产科 女性健康与妇产疾病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夏百荣（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妇瘤外科）；殷爱军（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妇产科）；梁志清（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妇产科）；鹿欣（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妇科）；程文俊（江苏省人民医院妇产科）；谭文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妇产科） 利益冲突 所有作者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参考文献（下滑查看）： [1]Crosbie EJ ,Kitson SJ ,McAlpine JN ,et al. Endometrial cancer[J]. Lancet, 2022,399(10333):1412-1428. DOI: 10.1016/S0140-6736(22)00323-3 . [2]Bray F ,Laversanne M ,Sung H ,et al. Global cancer statistics 2022: GLOBOCAN estimates of incidence and mortality worldwide for 36 cancers in 185 countries [J]. CA Cancer J Clin, 2024,74(3):229-263. DOI: 10.3322/caac.21834 . [3]Xia C ,Dong X ,Li H ,et al. Cancer statistics in China and United States, 2022: profiles, trends, and determinants[J]. Chin Med J (Engl), 2022,135(5):584-590. DOI: 10.1097/CM9.0000000000002108 . [4]史洵玮,王登凤,张国楠,等. Mayo标准评估为早期低危型子宫内膜癌患者术后淋巴结转移状况及其相关因素分析[J]. 中华医学杂志, 2024,104(10):736-741. DOI: 10.3760/cma.j.cn112137-20231017-00791 . [5]俞梅,向阳. 子宫内膜癌筛查进展[J]. 中华医学杂志, 2024,104(10):769-774. DOI: 10.3760/cma.j.cn112137-20231023-00868 [6]孔北华,向阳. 中国妇科肿瘤临床实践指南2025版.上卷(子宫内膜癌)[M]. 北京:中华医学电子音像出版社, 2025:40-45. [7]Vandvik PO ,Agarwal A ,Rylance J ,et al. Summary of WHO clinical practice guidelines for influenza[J]. BMJ, 2026,392:e087397. DOI: 10.1136/bmj-2025-087397 . [8]陈耀龙,杨克虎,王小钦,等. 中国制订/修订临床诊疗指南的指导原则(2022版)[J]. 中华医学杂志, 2022,102(10):697-703. DOI: 10.3760/cma.j.cn112137-20211228-02911 . [9]Song Y ,Alonso-Coello P ,Ballesteros M ,et al. A reporting tool for adapted guidelines in health care: the RIGHT-Ad@pt checklist[J]. Ann Intern Med, 2022,175(5):710-719. DOI: 10.7326/M21-4352 . [10]ACOG committee opinion no. 734 summary: the role of transvaginal ultrasonography in evaluating the endometrium of women with postmenopausal Bleeding[J]. Obstet Gynecol, 2018,131(5):945-946. DOI: 10.1097/AOG.0000000000002626 . [11]Cabrera S ,delaCalle I ,Baulies S ,et al. Screening strategies to improve early diagnosis in endometrial cancer[J]. J Clin Med, 2024,13(18):5445. DOI: 10.3390/jcm13185445 . [12]曹瑾瑾,李佳,李奇灵,等. 子宫内膜癌筛查策略[J]. 中国实用妇科与产科杂志, 2023,39(11):1062-1065. DOI: 10.19538/j.fk2023110102 . [13]魏丽惠. 重视子宫内膜癌的筛查[J]. 中华妇产科杂志, 2013,48(12):881-884. DOI: 10.3760/cma.j.issn.0529-567x.2013.12.001 . [14]李芳,张果,王建六. 子宫内膜癌筛查研究进展[J]. 中国妇产科临床杂志, 2025,26(2):152-155. [15]Vernooij RW ,Sanabria AJ ,Solà I ,et al. Guidance for updating clinical practice guidelines: a systematic review of methodological handbooks[J]. Implement Sci, 2014,9:3. DOI: 10.1186/1748-5908-9-3 . [16]Long B ,Clarke MA ,Morillo A ,et al. Ultrasound detection of endometrial cancer in women with postmenopausal bleeding: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J]. Gynecol Oncol, 2020,157(3):624-633. DOI: 10.1016/j.ygyno.2020.01.032 . [17]Erdemoglu E ,Serel TA ,Karacan E ,et al.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for prediction of endometrial intraepithelial neoplasia and endometrial cancer risks in pre-and postmenopausal women[J]. AJOG Glob Rep, 2023,3(1):100154. DOI: 10.1016/j.xagr.2022.100154 . [18]Frias-Gomez J ,Benavente Y ,Ponce J ,et al. Sensitivity of cervico-vaginal cytology in endometrial carcinoma: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J]. Cancer Cytopathol, 2020,128(11):792-802. DOI: 10.1002/cncy.22266 . [19]CruzGarcía AM ,PérezMorales E ,OcónPadrón L ,et al. Asymptomatic endometrial thickening in postmenopausal women: predictor of malignant pathology?[J]. J Obstet Gynaecol, 2023,43(1):2160928. DOI: 10.1080/01443615.2022.2160928 . [20]Zhang G ,Wang Y ,Liang XD ,et al. Microscale endometrial sampling biopsy in detecting endometrial cancer and atypical hyperplasia in a population of 1 551 women: a comparative study with hysteroscopic endometrial biopsy[J]. Chin Med J (Engl), 2020,134(2):193-199. DOI: 10.1097/CM9.0000000000001109 . [21]Hotchkiss RD . The quantitative separation of purines, pyrimidines, and nucleosides by paper chromatography[J]. J Biol Chem, 1948,175(1):315-332. [22]Karlow JA ,Miao B ,Xing X ,et al. Common DNA methylation dynamics in endometriod adenocarcinoma and glioblastoma suggest universal epigenomic alterations in tumorigenesis[J]. Commun Biol, 2021,4(1):607. DOI: 10.1038/s42003-021-02094-1 . [23]Caplakova V ,Babusikova E ,Blahovcova E ,et al. DNA methylation machinery in the endometrium and endometrial cancer[J]. Anticancer Res, 2016,36(9):4407-4420. DOI: 10.21873/anticanres.10984 . [24]Jones A ,Teschendorff AE ,Li Q ,et al. Role of DNA methylation and epigenetic silencing of HAND2 in endometrial cancer development[J]. PLoS Med, 2013,10(11):e1001551. DOI: 10.1371/journal.pmed.1001551 . [25]Ibrahim J ,Peeters M ,VanCamp G ,et al. Methylation biomarkers for early cancer detection and diagnosis: current and future perspectives[J]. Eur J Cancer, 2023,178:91-113. DOI: 10.1016/j.ejca.2022.10.015 . [26]Lai HC ,Wang YC ,Yu MH ,et al. DNA methylation as a biomarker for the detection of hidden carcinoma in endometrial atypical hyperplasia[J]. Gynecol Oncol, 2014,135(3):552-559. DOI: 10.1016/j.ygyno.2014.10.018 . [27]Herzog C ,Marín F ,Jones A ,et al. A simple cervicovaginal epigenetic test for screening and rapid triage of women with suspected endometrial cancer: validation in several cohort and case/control sets[J]. J Clin Oncol, 2022,40(33):3828-3838. DOI: 10.1200/JCO.22.00266 . [28]Wang L ,Dong L ,Xu J ,et al. Hypermethylated CDO1 and ZNF454 in cytological specimens as screening biomarkers for endometrial cancer[J]. Front Oncol, 2022,12:714663. DOI: 10.3389/fonc.2022.714663 . [29]Yuan J ,Mao Z ,Lu Q ,et al. Hypermethylated PCDHGB7 as a biomarker for early detection of endometrial cancer in endometrial brush samples and cervical scrapings[J]. Front Mol Biosci, 2021,8:774215. DOI: 10.3389/fmolb.2021.774215 . [30]Liew PL ,Huang RL ,Wu TI ,et al. Combined genetic mutations and DNA-methylated genes as biomarkers for endometrial cancer detection from cervical scrapings[J]. Clin Epigenetics, 2019,11(1):170. DOI: 10.1186/s13148-019-0765-3 . [31]Huang RL ,Su PH ,Liao YP ,et al. Integrated epigenomics analysis reveals a DNA methylation panel for endometrial cancer detection using cervical scrapings[J]. Clin Cancer Res, 2017,23(1):263-272. DOI: 10.1158/1078-0432.CCR-16-0863 . [32]vandenHelder R ,Wever B ,vanTrommel NE ,et al. Non-invasive detection of endometrial cancer by DNA methylation analysis in urine[J]. Clin Epigenetics, 2020,12(1):165. DOI: 10.1186/s13148-020-00958-7 . [33]Wever B ,vandenHelder R ,vanSplunter AP ,et al. DNA methylation testing for endometrial cancer detection in urine, cervicovaginal self-samples and cervical scrapes[J]. Int J Cancer, 2023,153(2):341-351. DOI: 10.1002/ijc.34504 . [34]李莉,谢涵,胡婷,等. 不同采样方法在子宫内膜癌甲基化检测辅助诊断中的效能比较[J]. 现代妇产科进展, 2023,32(12):881-884. DOI: 10.13283/j.cnki.xdfckjz.2023.12.001 . [35]蔡炳昕,李浏钰,刘博,等. 禾蔻安双基因甲基化检测在子宫内膜癌筛查中的应用价值[J]. 兰州大学学报(医学版), 2024,50(7):28-36. DOI: 10.13885/j.issn.1000-2812.2024.07.004 . [36]Norimatsu Y ,Yanoh K ,Hirai Y ,et al. A diagnostic approach to endometrial cytology by means of liquid-based preparations[J]. Acta Cytol, 2020,64(3):195-207. DOI: 10.1159/000502108 . [37]Wang T ,Jiang R ,Yao Y ,et al. Endometrial cytology in diagnosis of endometrial cancer: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of diagnostic accuracy[J]. J Clin Med, 2023,12(6):2358. DOI: 10.3390/jcm12062358 . [38]Moodley M ,Roberts C . Clinical pathway for the evaluation of postmenopausal bleeding with an emphasis on endometrial cancer detection[J]. J Obstet Gynaecol, 2004,24(7):736-741. DOI: 10.1080/014436104100009394 . [39]闫晔,王颖梅,王寅丹,等. 基于2004—2017年中国肿瘤登记年报数据的我国子宫内膜癌发病和死亡分析[J]. 中华医学杂志, 2024,104(10):721-728. DOI: 10.3760/cma.j.cn112137-20231017-00784 . [40]Clarke MA ,Long BJ ,DelMarMorillo A ,et al. Association of endometrial cancer risk with postmenopausal bleeding in women: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J]. JAMA Intern Med, 2018,178(9):1210-1222. DOI: 10.1001/jamainternmed.2018.2820 . [41]Sabbioni L ,Zanetti I ,Orlandini C ,et al. Abnormal uterine bleeding unrelated to structural uterine abnormalities: management in the perimenopausal period[J]. Minerva Ginecol, 2017,69(1):75-83. DOI: 10.23736/S0026-4784.16.03944-7 . [42]Narice BF ,Delaney B ,Dickson JM . Endometrial sampling in low-risk patients with abnormal uterine bleeding: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synthesis[J]. BMC Fam Pract, 2018,19(1):135. DOI: 10.1186/s12875-018-0817-3 . [43]Sonoda Y ,Barakat RR . Screening and the prevention of gynecologic cancer: endometrial cancer[J]. Best Pract Res Clin Obstet Gynaecol, 2006,20(2):363-377. DOI: 10.1016/j.bpobgyn.2005.10.015 . [44]Raglan O ,Kalliala I ,Markozannes G ,et al. Risk factors for endometrial cancer: an umbrell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J]. Int J Cancer, 2019,145(7):1719-1730. DOI: 10.1002/ijc.31961 . [45]Aune D ,NavarroRosenblatt DA ,Chan DS ,et al. Anthropometric factors and endometrial cancer risk: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dose-response meta-analysis of prospective studies[J]. Ann Oncol, 2015,26(8):1635-1648. DOI: 10.1093/annonc/mdv142 . [46]Nead KT ,Sharp SJ ,Thompson DJ ,et al. Evidence of a causal association between insulinemia and endometrial cancer: a mendelian randomization analysis[J]. J Natl Cancer Inst, 2015,107(9):djo178. DOI: 10.1093/jnci/djv178 . [47]Tempfer CB ,Hilal Z ,Kern P ,et al. Menopausal hormone therapy and risk of endometrial cancer: a systematic review[J]. Cancers (Basel), 2020,12(8):2195. DOI: 10.3390/cancers12082195 . [48]Fleming CA ,Heneghan HM ,O′Brien D ,et al. Meta-analysis of the cumulative risk of endometrial malignancy and systematic review of endometrial surveillance in extended tamoxifen therapy[J]. Br J Surg, 2018,105(9):1098-1106. DOI: 10.1002/bjs.10899 . [49]Chambuso R ,Kaambo E ,Rebello G ,et al. Correspondence on “Cancer risks by gene, age, and gender in 6 350 carriers of pathogenic mismatch repair variants: findings from the Prospective Lynch Syndrome Database” by dominguez-valentin et al[J]. Genet Med, 2022,24(5):1148-1150. DOI: 10.1016/j.gim.2022.01.006 . [50]Ryan N ,Morris J ,Green K ,et al. Association of mismatch repair mutation with age at cancer onset in lynch syndrome: implications for stratified surveillance strategies[J]. JAMA Oncol, 2017,3(12):1702-1706. DOI: 10.1001/jamaoncol.2017.0619 . [51]Pilarski R ,Stephens JA ,Noss R ,et al. Predicting PTEN mutations: an evaluation of Cowden syndrome and Bannayan-Riley-Ruvalcaba syndrome clinical features[J]. J Med Genet, 2011,48(8):505-512. DOI: 10.1136/jmg.2011.088807 . [52]Nero C ,Ciccarone F ,Pietragalla A ,et al. PTEN and gynecological cancers[J]. Cancers (Basel), 2019,11(10):1458. DOI: 10.3390/cancers11101458 . [53]Holcakova J ,Bartosik M ,Anton M ,et al. New trends in the detection of gynecological precancerous lesions and early-stage cancers[J]. Cancers (Basel), 2021,13(24):6339. DOI: 10.3390/cancers13246339 . [54]Win AK ,Reece JC ,Ryan S . Family history and risk of endometrial cancer: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J]. Obstet Gynecol, 2015,125(1):89-98. DOI: 10.1097/AOG.0000000000000563 . [55]Bafligil C ,Thompson DJ ,Lophatananon A ,et al. Association between genetic polymorphisms and endometrial cancer risk: a systematic review[J]. J Med Genet, 2020,57(9):591-600. DOI: 10.1136/jmedgenet-2019-106529 . 版权归中华医学会所有。 未经授权，不得转载、摘编本刊文章，不得使用本刊的版式设计。 除非特别声明，本刊刊出的所有文章不代表中华医学会和本刊编委会的观点。 (编辑:罗   茜) (初审:梁明修) (终审:张晓冬)  长按识别二维码，访问官网，免费下载 封面图来源于AI生成，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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