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医院的躯体化症状诊治专家共识

专家共识 神经内科 · 2025 · 中华神经科杂志

摘要

综合医院的躯体化症状患者十分常见。患者对疾病过度关注而反复就诊易形成躯体化症状，持续性心理痛苦或功能受损易造成患者出现躯体症状障碍，常合并焦虑、抑郁等情绪障碍。躯体化症状的发病机制与生物、心理、社会因素密切相关，临床诊断需要综合考虑病史、临床表现、体格检查、实验室检查、神经心理评估与相关共病等要素。诊疗过程中，医生应重视病史及症状评估，结合药物和非药物治疗手段，以提高诊疗效果。为规范躯体化症状诊治，专家基于研究证据与专家经验，制订其诊治共识，以促进其规范诊断，提高诊疗水平。 躯体化症状是指患者感到躯体不适，但没有明显的器质性病变，或病变不足以解释其症状，因此也曾被称为“医学无法解释的症状”，通常与心理特质相关。躯体化症状在综合医院的各科室十分常见［1, 2, 3］，患者频繁辗转于综合医院的多科室，消耗大量医疗资源，加上综合医院医生易忽略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等因素，导致躯体化症状的识别率和治疗率降低。由于对躯体化症状的过度关注和担忧，持续性心理痛苦或功能受损造成患者出现躯体症状障碍（somatic symptoms disorder，SSD），且常伴有焦虑抑郁情绪问题，极大影响了患者的社会功能并增加了其经济负担。 躯体化症状在焦虑抑郁患者中十分常见。焦虑或抑郁患者首诊于综合医院，除了躯体化症状外，还存在对躯体化症状过度担忧的焦虑情绪，或存在抑郁的核心症状，如情绪低落、快感缺失或兴趣减退，被称为焦虑抑郁伴发的躯体化症状。焦虑抑郁情绪加重患者对躯体化症状的敏感度，导致疾病诊断和治疗的复杂性。因此，亟需提高综合医院医生对躯体化症状的识别和干预能力。 SSD指患者存在躯体化症状，并对这些症状产生过度担忧，或表现出过度的躯体疾病相关行为，导致显著的心理困扰、情感反应和功能损害。由于对躯体化症状的极度关注，患者常常否认情绪问题［4］，易导致过度医疗，增加医疗成本［5, 6］。SSD与躯体疾病之间既独立存在，也可共存或相互影响。SSD常与焦虑抑郁情绪障碍共病，心理情绪问题加剧患者的躯体化症状感受。因此，对SSD有效的诊治通常结合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以全面管理患者躯体化症状和心理状态。 本共识通过系统的文献检索、分析及专家讨论，探索躯体化症状及相关障碍的流行病学现状、发病机制、临床特点、诊断与评估及治疗方案，以提高综合医院医生对躯体化症状及相关障碍的识别与治疗水平。使用“躯体症状”“躯体化症状”“躯体症状障碍”“躯体形式障碍”“躯体痛苦障碍”“疼痛”“医学上无法解释的躯体症状”“功能性躯体综合征”（如肠易激综合征、功能性胃肠病、过度换气综合征等）“somatic symptoms”“somatization symptoms”“SSD”“somatoform disorders”“bodily distress disorder”“pain”“medically unexplained somatic symptoms”“functional somatic syndromes”（such as irritable bowel syndrome，functional gastrointestinal disorder，hyperventilation syndrome，etc.）等中英文检索词，在PubMed、Web of Science、Cochrane Library、Embase、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库、维普数据库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官网（https://www.nhc.gov.cn/）进行文献检索。检索截止日期为2024年6月1日。

流行病学现状

躯体化症状的发病率较高，在初级医疗机构门诊患者中的发生率约为20%~50%［7］。据美国精神病学协会统计，SSD的患病率约为1%~19%，其中女性患者更多见［4］。我国综合医院普通门诊中，SSD的诊断率为33.8%［8］。然而，临床对躯体化症状与SSD的识别率仍然明显偏低，导致患者的高致残率和医疗资源的高消耗［9, 10］。

发病机制及易感因素

一、发病机制 躯体化症状的发生机制尚不明确，其发展受到生物、心理和社会多重因素的共同影响。 1.在生物学机制方面，可能存在脑结构、脑功能及自主神经系统的异常，例如：脑干网状结构功能紊乱、脊髓下行抑制功能障碍、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功能耗竭以及T细胞数量和功能变化等免疫系统异常。这些生物学变化可能引发脑局部退行性变化，进而促进各种心理或躯体化症状的发生［11］。 2.在心理机制方面，躯体化症状可能与述情障碍和继发性获益有关［12, 13］。述情障碍是指个体难以识别和表达自身情绪，而继发性获益则是指个体潜意识地利用躯体功能障碍来影响他人，从而获取实际利益［14］。 3.在社会因素方面，环境应激源如家庭冲突、工作压力以及缺乏社会支持等，可能加剧躯体化症状的表现。此外，社会文化对心理健康问题的期望和污名化，可能导致个体难以通过心理途径表达痛苦，转而以躯体化症状的形式表现出来。因此，社会动态在躯体化症状的发生、维持和严重程度中起着重要作用。 二、易感因素 （一）人格易感性 躯体化症状与特定人格特征密切相关。神经质人格通常表现为情绪波动大、焦虑水平高、对负性情绪和外界威胁敏感度强，这种人格特质影响个体的认知过程，容易放大对躯体化症状的关注和解释，更倾向于将正常的身体感受解读为疾病信号，忽视心理或情绪因素影响［15, 16］，加重躯体疾病先占观念和疑病倾向［17, 18］。 （二）早期创伤及应激性生活事件 童年期的创伤经历是SSD的常见诱发因素［19］。研究发现早期创伤或生活压力改变体内神经生物系统，影响基因表达水平，表明SSD与生活事件存在直接关系［20］。 （三）性别差异 女性比男性更容易出现躯体化症状与SSD［19］。这与社会角色与文化影响密切有关，因为女性的躯体化症状更容易获得家庭和社会的同情与重视［21］。 （四）社会文化因素 特定文化背景或低教育水平人群，由于病耻感等因素，倾向将注意力转移到看似合理的躯体化症状［4，19，22］。

临床特点

一、躯体化症状 患者躯体化症状的性质和部位往往含糊、多变且游走，不符合解剖分布。通常描述一些难以解释的症状，如“气在身体窜动”“轻按压身体即呃逆”“身体燥热又怕冷”“全身游走性疼痛”等症状谱系特点可表现单一症状或多个系统症状，也可以在同时存在躯体疾病基础上，呈波动性，病程迁延。 二、认知改变 患者不认同医生对症状的解释，而产生过度担忧与恐惧，且往往不理解甚至排斥精神心理方面的解释、治疗或转诊。 三、行为变化 患者反复就诊综合医院的各个专科，拒绝医生提出无躯体疾病基础解释，反复要求进行各项医学检查和治疗。 四、医患关系 患者躯体化症状未有效被医生识别或治疗缓解，容易对医生的信任度降低，或未满足其进一步检查，认为医生的水平不够，感到对其人格侮辱，医患关系易恶化。 五、伴躯体化症状的焦虑或抑郁 由于对医生的不信任、述情障碍或病耻感等，患者不主动叙述情绪症状，多次询问后发现躯体化症状伴随焦虑和抑郁情绪。

评估

一、临床评估 1.根据患者临床特点、个人史及家族史、心理社会因素，以及躯体化症状出现后功能状态等，寻找躯体化症状线索。 2.首先结合病史、体格检查和实验室检查来评估躯体疾病，当患者明确存在躯体疾病，但躯体疾病无法解释其躯体化症状和功能损害时，应重点评估患者的躯体化症状及其严重程度。其次，躯体化症状可独立存在，也可以与躯体疾病共病，共病情况在临床更为常见，评估原则既要避免对躯体疾病的误诊和漏诊，同时防止过度检查和治疗对患者身心造成影响。 3.评估焦虑、抑郁等其他精神疾病。由于人格特征、不良认知模式、述情障碍和病耻感等因素影响，患者拒绝讨论情绪问题，否认存在精神心理问题。评估过程中，应注意循序渐进询问病史，获取其信任，同时察言观色，充分挖掘患者是否存在焦虑、抑郁、惊恐障碍等精神心理问题。 推荐意见：综合医院医生在接诊以躯体化症状为主诉的患者时，应建立良好医患同盟，从生物、心理与社会三因素全面评估躯体化症状，在筛查器质性疾病的同时，评估焦虑、抑郁及躯体化症状特征，并分析躯体疾病或躯体化症状与心理因素关系。 二、常用量表 （一）躯体化症状评估量表 1.患者健康问卷躯体症状群量表（Patient Health Questionaire-15，PHQ-15）［23］、症状自评量表（Symptom Check List 90，SCL-90）［24］以及躯体症状量表（Somatic Symptom Scale-8，SSS-8）［25］ 用于评估躯体化症状及其严重程度，对躯体化症状筛查和疗效评价具有优势。 2.躯体症状障碍-B标准量表（Somatic Symptom Disorder-B Criteria Scale，SSD-12）［26］用于评估患者心理和行为特征，了解躯体化症状的心理因素。 （二）情绪评估量表 患者健康问卷抑郁量表（Patient Health Questionnaire-9，PHQ-9）［27］、广泛性焦虑量表（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GAD-7）［28］、汉密尔顿抑郁量表-21项（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21，HAMD-21）［29］、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ilton Anxiety Scale，HAMA）［30］用于评估患者焦虑和抑郁情绪。 推荐意见：针对躯体化症状、SSD及焦虑抑郁情绪评估，综合医院医生可以选用躯体化症状评估量表（PHQ-15、SCL-90、SSS-8和SSD-12）与情绪评估量表（PHQ-9、GAD-7、HAMD-21和HAMA）进行快速筛查以及严重程度评估，以指导后续诊疗。

诊断及鉴别诊断

一、诊断标准 A.躯体化症状标准：一个或多个的躯体化症状，使个体感到痛苦或导致其日常生活受到显著破坏。 B.心理特征标准：与躯体化症状相关的过度的想法、感觉或行为，或与健康相关的过度担心，表现为下列至少一项：（1）对个体症状严重性不相称和持续性想法；（2）有关健康或症状的持续性高水平焦虑；（3）投入过多的时间与精力担心这些症状或健康问题。 C.病程标准：患者躯体化症状首次出现后，间断或持续存在，通常超过6个月。 A标准和C标准容易判断，B标准是躯体化症状与SSD诊断的核心条目，应特别关注。其中，SSD是一个症状综合征诊断，包括两大类疾病：一类是现有检查没有发现躯体疾病依据或部分躯体疾病早期没有找到客观医学证据；另一类是躯体疾病与躯体化症状相关，患者存在过度的认知与行为问题（符合B标准），此类可诊断躯体疾病与SSD共病。 二、伴躯体化症状的焦虑抑郁障碍 焦虑和抑郁常伴随多种躯体化症状。患者若同时有对事物或活动过度担心、害怕，应考虑焦虑伴发的躯体化症状。同样，患者除了躯体化症状外，还存在抑郁的核心症状，如情绪低落、快感缺失或兴趣减退，并符合抑郁诊断，则应考虑抑郁伴发的躯体化症状。 三、伴躯体化症状的其他精神疾病 临床上，如惊恐障碍、转换障碍和躯体变形障碍等均可出现各种躯体化症状，应注意加强原发病的识别与诊断。 四、伴躯体化症状的躯体疾病 躯体疾病可出现躯体化症状，应通过详细询问病史、体格检查及实验室检查等综合判断躯体疾病与躯体化症状关系。诊断过程中，避免漏诊躯体疾病，需定期随访观察。 五、共病问题 SSD可与躯体疾病共病，诊断躯体疾病的同时，注意排查SSD、焦虑抑郁等精神障碍，如同时符合诊断标准，应给予共病诊断。例如，当患者明确患躯体疾病，但该躯体疾病无法完全解释其躯体化症状及日常功能损害时，应同时诊断为躯体疾病和SSD或焦虑抑郁等共病障碍。 推荐意见：躯体化症状与SSD诊断应注意患者因躯体疾病或躯体化症状表现过度持久担心等心理特征核心标准，同时需关注伴躯体化症状的焦虑抑郁等精神障碍，重视躯体疾病与SSD和焦虑抑郁等精神障碍的共病问题，同时避免躯体疾病漏诊，加强对躯体化症状与SSD患者的定期随访。

治疗

“医生不是治疗疾病，而是治疗有病的人。”任何疾病都应以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来看待，给予患者药物治疗、心理治疗、物理治疗等全方位的治疗方案。对于合并明显抑郁或有自杀观念的患者，应及时转诊精神科，并耐心与患者沟通，避免引起患者反感甚至医患矛盾。 本文的证据质量和推荐强度分级遵循GRADE（Grading of Recommendations Assessment，Development and Evaluation）系统。证据质量：A级（高），非常确信真实的效应值接近效应估计量；B级（中），对效应估计值有中等程度的信心：真实值有可能接近估计值，但仍存在二者大不相同的可能性；C级（低），对效应估计值确信程度有限：真实值可能与效应估计值大不相同；D级（极低），对效应估计值几乎没有信心：真实值很可能与效应估计值大不相同。推荐强度：Ⅰ级（强推荐），明确显示干预措施利大于弊或弊大于利；Ⅱ级（弱推荐），利弊不确定或无论质量高低的证据均显示利弊相当。 一、药物治疗 药物治疗是目前治疗躯体化症状及相关障碍的常用临床方法，能快速缓解患者躯体化症状，改善焦虑抑郁情绪，患者满意度提高，医患关系和谐，治疗依存性增强。 （一）抗抑郁药物 抗抑郁药物中，选择性5-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selective serotonin reuptake inhibitors，SSRIs）、5-羟色胺-去甲肾上腺素再摄取抑制剂（serotonin-norepinephrine reuptake inhibitors，SNRIs）、去甲肾上腺素能和特异性5-羟色胺能抗抑郁药（noradrenergic and specific serotonergic antidepressants，NaSSAs）、三环类抗抑郁药（tricyclic antidepressants，TCAs）以及其他抗抑郁药物等是治疗躯体化症状与SSD等相关障碍最常用的药物。不同的抗抑郁药物在短期内治疗均有效［31］。 SSRIs类药物对疑病症及躯体变形障碍的疗效优于其他类抗抑郁药物［32］。多项随机对照试验（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RCT）研究结果表明，帕罗西汀在改善肠易激综合征和非心源性胸痛患者的躯体化症状中均显示良好疗效［33, 34］。艾司西酞普兰在治疗医学无法解释的症状中，疗效优于安慰剂，且具有良好耐受性［35］。此外，舍曲林、氟西汀、氟伏沙明及西酞普兰等药物对于改善躯体化症状均有治疗作用，但需要大样本量研究进一步验证［36, 37, 38］。 SNRIs类药物在改善躯体疼痛症状方面具有更优效果。多项研究结果均提示，文拉法辛和度洛西汀等SNRIs类药物通过抑制5-羟色胺和去甲肾上腺素再摄取，能够有效改善焦虑抑郁患者的情绪障碍及躯体化症状［39, 40］。一项研究比较了重性抑郁症（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MDD）患者伴有慢性疼痛的用药情况，发现度洛西汀在改善躯体疼痛方面有效，且依从性高于文拉法辛和艾司西酞普兰［41］。 NaSSAs类药物如米氮平，在一项RCT研究中对于改善MDD患者的躯体化症状与文拉法辛有相似疗效［42］。在一项包含11项RCT研究的荟萃分析中，TCAs类药物对于改善躯体疼痛症状有良好疗效［43］。阿米替林曾作为纤维肌痛综合征的首选治疗用药，能够显著降低患者的疼痛程度［44］。安非他酮可有效改善患者的疲劳症状［45］。阿戈美拉汀对于改善MDD患者的快感缺乏、躯体化症状和性功能障碍方面也展示出一定的有效性［46］。 推荐意见：抗抑郁药物中，SSRIs类药物可用于治疗疑病症及躯体变形障碍（Ⅰ级推荐，A级证据）；SNRIs类药物和TCAs类药物对于改善躯体疼痛症状具有一定疗效（Ⅰ级推荐，A级证据）；NaSSAs类药物改善MDD患者的躯体化症状具有与文拉法辛相似疗效（Ⅰ级推荐，B级证据）；安非他酮可有效改善患者的疲劳症状（Ⅰ级推荐，B级证据）；阿戈美拉汀可用于改善MDD患者的快感缺乏、躯体化症状和性功能障碍（Ⅰ级推荐，C级证据）。 （二）抗焦虑药物 抗焦虑药物5-羟色胺1A（5-hydroxytryptamine 1A，5-HT1A）受体部分激动剂和苯二氮䓬类药物常用于改善躯体化症状。5-HT1A受体部分激动剂通过调节5-羟色胺的神经递质传递发挥作用，多项RCT研究结果表明，丁螺环酮和坦度螺酮对改善功能性胃肠道症状有良好疗效，不良反应率较低［47, 48］，可单独应用或与抗抑郁药物联用［49, 50］。 苯二氮䓬类药物常作为联合用药，用以控制改善焦虑、失眠等症状。一项纳入24项RCT研究的荟萃分析结果显示，苯二氮䓬类药物对躯体化症状的改善明显比抗抑郁药物起效更快、疗效更好［51］。建议短期使用苯二氮䓬类药物，以避免产生药物依赖。 推荐意见：抗焦虑药物5-HT1A受体部分激动剂（Ⅰ级推荐，B级证据）和苯二氮䓬类药物（Ⅱ级推荐，B级证据）可用于控制改善躯体化症状及焦虑、失眠等症状。 （三）抗抑郁药物联合抗精神病药物或抗癫痫药物 长期存在的躯体化症状使得患者产生疑病观念，短期使用抗精神病药物可提高疗效、改善患者躯体化症状和情绪［52］。小剂量抗精神病药物可单独或与抗抑郁药物联合使用以改善躯体化症状［53, 54］。氟哌噻吨美利曲辛片是小剂量三环类抗抑郁药和小剂量抗精神病药的合剂，对治疗持续性特发性面部疼痛具有良好的疗效和安全性［55］。奥氟合剂（奥氮平-氟西汀）可快速改善躯体化症状及焦虑抑郁［56］。 抗癫痫药物通过调节GABA和谷氨酸水平，降低神经元的过度兴奋，从而改善躯体化症状。加巴喷丁、普瑞巴林及托吡酯等均证实可改善躯体形式障碍患者的躯体化症状［57, 58, 59］。加巴喷丁和普瑞巴林单用或联合抗抑郁药常用于改善纤维肌痛［60, 61］。托吡酯可改善躯体形式障碍患者的慢性疼痛［59］。 推荐意见：小剂量抗精神病药物单独或与抗抑郁药物联合使用常用于改善躯体化症状（Ⅱ级推荐，B级证据）。加巴喷丁和普瑞巴林常用于改善以纤维肌痛为主的躯体化症状（Ⅰ级推荐，B级证据）。托吡酯可有效减轻以慢性疼痛为主要特征的躯体化症状程度（Ⅱ级推荐，B级证据）。 药物治疗总推荐意见：药物治疗是我国目前治疗躯体化症状的常用临床方法。（1）抗抑郁药物对于改善躯体化症状有效，尤其是针对伴有抑郁情绪的患者，SNRIs类药物及TCAs类药物对于改善躯体疼痛症状效果明显。（2）抗焦虑药物对于改善焦虑相关的躯体化症状效果良好，5-HT1A受体部分激动剂可单独应用或与抗抑郁药物联合使用，若患者存在急性焦虑，可短期使用苯二氮䓬类药物以快速改善症状。（3）对症状严重或顽固的躯体化症状患者，可联合使用抗抑郁药物与抗精神病药物，抗抑郁药物联合抗癫痫药物对于改善躯体化症状及稳定情绪有效。 二、非药物治疗 （一）心理治疗 以躯体化症状就诊的患者很少愿意接受心理治疗，推荐时应注意与患者进行良好沟通，避免引起患者反感。认知行为疗法（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CBT）是改善躯体化症状的首选非药物治疗方案［62］，多项RCT研究及荟萃分析结果均证实CBT可有效缓解躯体化症状和焦虑抑郁情绪［63, 64, 65］。生物反馈疗法、催眠疗法同样对于改善躯体化症状具有一定疗效和良好的接受度［66, 67, 68, 69］。正念治疗在改善症状及生活质量方面具有良好效果，是一个潜在有效治疗方案［19，70］。 推荐意见：认知行为疗法（Ⅰ级推荐，A级证据）是躯体化症状非药物治疗的首选方案。生物反馈疗法（Ⅰ级推荐，B级证据）、催眠疗法（Ⅱ级推荐，B级证据）和正念治疗（Ⅰ级推荐，C级证据）也对改善躯体化症状具有一定疗效。 （二）物理治疗 物理治疗通过神经调控技术调节神经生物学机制环路异常来改善临床症状［71］。经颅磁刺激治疗对于改善躯体化症状、焦虑抑郁情绪及功能性运动障碍等具有一定疗效，且具有良好的安全性［72, 73, 74, 75］。迷走神经刺激术在改善中枢及外周疼痛障碍中也具有一定疗效［76］。针灸疗法在亚洲人群中常用于改善功能性胃肠病、肌肉疼痛以及不良情绪，配合药物治疗后疗效更佳［77, 78］。电休克治疗对于改善躯体形式障碍及难治性焦虑抑郁患者的躯体化症状有效［79］，但治疗前需详细评估适应证及禁忌证［80］。 推荐意见：物理治疗能改善焦虑抑郁障碍与SSD患者的躯体化症状。经颅磁刺激治疗可用于改善负性情绪、躯体化症状及功能性运动障碍（Ⅰ级推荐，B级证据）；迷走神经刺激术可用于改善中枢及外周疼痛障碍（Ⅱ级推荐，B级证据）；针对亚洲人群，针灸疗法常用于改善功能性胃肠病、肌肉疼痛以及不良情绪（Ⅰ级推荐，B级证据）。电休克治疗对于改善躯体化症状有效（Ⅱ级推荐，C级证据），但临床应用中需严格评估适应证及禁忌证。 （三）自我调节 运动疗法、太极、冥想和瑜伽等自我调节方法，能够减少心理社会等诱发因素，对改善症状和预防复发均有帮助。纤维肌痛综合征患者在接受运动疗法后，症状及生活质量均得到了不同程度改善［81］。太极运动在改善纤维肌痛综合征的症状方面与有氧运动治疗疗效类似［82］。此外，冥想和瑜伽对于改善肠易激综合征也具有一定的治疗效果［83］。 推荐意见：运动疗法、太极、冥想和瑜伽等对改善症状和预防复发均有帮助（Ⅱ级推荐，B级证据）。太极运动在改善纤维肌痛综合征的症状上具有良好疗效（Ⅱ级推荐，B级证据）。冥想和瑜伽对于改善肠易激综合征也具有一定的治疗效果（Ⅱ级推荐，C级证据）。 非药物治疗总推荐意见：心理治疗是非药物治疗中的首选方式，物理治疗和运动治疗等手段对疾病治疗存在一定效果。建议临床医生根据患者症状、性格特征及生活方式选择合适的治疗方法，同时可与药物治疗联用以增强疗效。 总之，躯体化症状的发病与社会心理因素关系密切，因此应采用生物-心理-社会医疗模式，结合药物及非药物治疗，为患者提供全方位、个体化的治疗，以更快缓解症状。本共识旨在为临床医生关于综合医院的躯体化症状诊治决策提供参考依据，促进规范诊断，提高诊疗水平。 执笔 杨渊（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陈新贵（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讨论小组专家委员会成员（按姓名拼音排序）白静（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毕晓莹（解放军海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蔡晓杰（北京医院）、常翼（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陈浩博（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陈龙飞（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陈文利（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陈新贵（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迟松（青岛大学附属医院）、崔芳（解放军总医院海南医院）、崔立谦（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邓方（吉林大学第一医院）、郭毅（深圳市人民医院）、胡盼盼（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贾建军（解放军总医院）、康文岩（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瑞金医院）、刘彩燕（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刘娟（解放军陆军特色医学中心）、刘学源（同济大学附属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罗本燕（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牟君（重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潘晓东（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潘永惠（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屈秋民（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邵宏元（山西省人民医院）、沈璐（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石静萍（南京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田晔（西安市第三医院）、汪凯（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王健（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王湘（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王贞（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徐广润（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徐运启（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杨渊（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郁金泰（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袁晶（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詹淑琴（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张红菊（河南省人民医院）、张宁（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张志珺（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钟莲梅（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周沐科（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周雯（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参考文献略 关注官微\n 杂志订阅\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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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 出处

中华神经科杂志. 综合医院的躯体化症状诊治专家共识[S/OL]. 2025.